序　面对世界，讲好中国新叙事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正如同浩荡江水，在人类面前滚滚东流。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流行。截至2021年5月31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7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55万例。疫情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结局。2020年11月11日，“史上最重要的美国大选”结束后，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以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烙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有可能连任。

特朗普是这个历史性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突然登上历史舞台，又在2021年“制造”了一片混乱后离开。特朗普是否因疫情暴发而无法成功连任，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特朗普所带来的问题和麻烦，也不完全是过去这几年全球动荡的原因。准确地说，这些现象和问题互为因果——全世界尚未从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危机仍以各种方式延续着，导致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横行。这不仅导致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也让全球治理机制陷入空转，以致各方在2020年抗击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缺乏足够的合作意愿，直到疫情暴发大半年后，才诞生了一个“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这个世界在动荡中艰难前行，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忆的历史性时刻。

随着拜登接替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迎来巨大的转折。全球又将进入一个微妙的节点。联合国和WTO（世界贸易组织）将何去何从？全球能否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中走出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处？历史迎来了另一个转折点。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浮出水面。此时，我们有理由对过去的一些观察进行总结，以便为将来的一段时间提供历史借鉴。

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和全球化智库（CCG）的许多同事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此类动荡和变化。过去几年里，我们开展了“智库外交”，多次访问美国国会、各大智库和商会，与各路专家、企业家和美国前政府官员进行深入交流。我们与特朗普政府的保守派和对华强硬派官员当面沟通，与其重要智囊团同台辩论，与其决策团队和精英人士进行交流。这一阶段既是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时期，也是美国政治极为混乱的时期。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白宫竟有89%的幕僚出于各种原因发生更迭，人事动荡、政治指责、丑闻和令出多门的混乱政策充斥着华盛顿。

在历年来的交流中，我们目睹了美国政治局面的各种变化，其中既包括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也包括美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动荡。我们寄希望于本书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帮助读者梳理美国政府、智库与商会等组织的历史关系，并了解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脉络。随着拜登宣誓就职，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我们适时总结过去4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深入了解中美关系的走向，为推动中美关系（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回暖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

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化智库除了走访美国、拜访当地智库外，还多次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巴黎和平论坛和世界经济论坛等知名的全球公共论坛。在这些论坛上，全球化智库回应了各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和问题，解释了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同时提出了有关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因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题，全球化智库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特别咨商地位”，这是对我们以民间智库的方式推进全球沟通和交流的认可，也是对我们继续前行，努力推进全球各方达成共识的官方鼓励。本书会对我们参与全球性论坛、推动民间和官方对话交流的努力进行详细介绍。

同时，本书通过回顾全球化智库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参加或主办的各种交流会、辩论和餐会，试图探寻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并构建一个相对正面的中国形象？这也将是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中国并没有掌握全球话语权，而且中国近年来在国外（或者说在西方）的形象很难称得上正面。仅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2020年上半年来说，中国为全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经验。但是，诸多西方国家不但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时间进行准备，反而对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回以阵阵嘲笑与指责。例如，《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2月3日，也是中国抗疫最困难的时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超越国界的合作与协调。当中国的疫情稍有缓解，开始向世界各国伸出援手，提供必要的医疗物资时，国际上却传来了各种杂音。2020年3月26日，在中国向英国提供的医疗物资和派遣的联合工作组抵达的前两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扭曲事实的恶毒报道，标题是《中国的掩盖和谎言让新冠肺炎成为全球威胁》。

很难说西方媒体（包括它们的社交媒体）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了真正客观的立场。同时，西方国家的部分决策者毫不掩饰对中国体制的无端指责，造成了西方世界从官方到民间对待中国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敌意。特朗普多次故意将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命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写成“中国病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2020年3月25日G7（七国集团）视频峰会中坚持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导致G7未能达成共同声明。直到2021年1月28日，拜登政府才专门发布相关政策，禁止“中国病毒”及类似词语出现在官方叙事中。

遗憾的是，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官方的表述，这种不顾事实、将中国妖魔化的局面并不是一纸禁令就能扭转的。这似乎是一个“传统”。早在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在中国暴发时，《时代周刊》封面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典”病人的肺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报告与一面中国国旗相叠的图片，标题是《“非典”国家：这一传染病如何改变中国》。17年之后，类似的报道再度出现在西方媒体上。

实际上，除了“非典”这类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的其他政策也很难获得全面、客观的解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在发起之初，它被西方形容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说中国打算用其扩大自身在欧亚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中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互联网政策也是遭西方抨击的重灾区。在对待中国企业方面，大量中国企业被指责“偷窃技术和情报”。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西方也常常被描述得非常阴暗邪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的银幕上就出现过一个叫作“傅满洲博士”的超级反派，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人的最恶劣的想象。直到2007年的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3》，由周润发饰演的海盗“啸风”仍保留着“傅满洲”的经典造型：两撇细长的黑色髭须从上唇吊下来，形象猥琐且凶恶。

美国的皮尤研究所在2019年12月对全球34个国家心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对象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是正面的，负面的形象认知则占41%。其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被调查的西欧国家中，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是负面的。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一趋势进一步恶化。2020年10月，皮尤研究所对14个西方国家的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达到“历史最高”，有61%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很糟糕”。

中国的形象在海外如此糟糕，是很多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成长既非通过殖民掠夺，也非通过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来攫取利润，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样的经济奇迹无法用西方惯常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有限责任政府，中国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具有天然的义务和责任。这也造就了西方体制和中国体制之间的极大不同。西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认知模糊不清，导致其媒体报道、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常常出现对中国的错误判断和结论。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造成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不良印象的原因是，长期的信息误差导致西方受众对中国有认知偏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蜜月期”，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常常是浪漫化的，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神秘古老、充满原始风情的国度。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和深入，产生了许多西方国家熟悉的“现代病”，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加上地缘政治原因，所谓“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新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西方对中国原有的想象破灭，只能基于中国的问题重构对中国的认识。

第三个原因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恐惧。西方国家既担心中国的迅速发展导致全球资源被重新分配，又担心中国强大后建立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化世界秩序，还担心西方从此失去世界秩序上的话语权，成为“中国体系”的附庸。它们往往依据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特征，以及自己的殖民历史认知来构建它们想象中的“中国霸权”，形成非理性的判断。

面对中国的海外形象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意识到，要改变西方的话语霸权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关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我们仍需要面对和解决，而不能采取逃避的方式。只有自己彰显存在，提供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推动受众认知的多元化，进而建立外部对中国行为的正面认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全球化智库在多年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总结出以下对构建中国海外形象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

第一，要正面面对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话题，要用事实与数据进行说明、澄清和解释。除了常规的官方宣传路径，我们应该扩大民间的声音，利用西方的新闻、社交媒体、公共话题平台，尽量使用西方国家的语言，以文字、视频等方式说出许多事情背后的逻辑以及隐藏的真相。即使这样的声音很容易被大量反华的声浪淹没，我们也仍需要努力做到发出声音，在互联网上留下印记。我们曾经参加西方的公共论坛式辩论，曾经与美国最保守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哈德逊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们进行讨论，曾经与主流西方媒体面对面进行交流。不可否认，我们的这些做法遭遇过一些阻碍，甚至有时候遭遇误解。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发出了中国的声音，特别是中国民间智库的声音。

第二，我们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责难时，需要主动提出议程，就问题给出建设性方案，不能为了辩论而辩论，不能拘泥于在讨论中说服对方。我们在参加国外论坛时常会面对类似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用建设性的态度跟对方商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更加激烈的观点冲突，甚至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自身也需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提供公共产品，掌握话语的主动权。

第三，要习惯使用西方语境下的表达方式，用有实际内容、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内容——用西方传播学的名词来形容，要具备“接近性”（proximity）和“人情味”（human interest）这两个新闻报道要素，要懂得如何进行议题设置，既要主动掌握话题，又要实现逻辑自洽，提升说服力，还需要立场鲜明，不惧怕引发争议。如何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又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将是一项值得深入开展的工作。

过去几年里，我们和全球化智库的同事一直朝着上述方向努力。也许在当前的大趋势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仍然希望，大家一起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形成历史的合力，为发出中国的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本书既是我们围观历史的记录，也是我们努力尝试总结和推广的经验。也许它能为我们在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一些思考和帮助，在这里特别拿出来与各位读者分享。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秘书长 苗绿博士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