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藩篱：英国脱欧日记
久别之后，回到以前住的位于伦敦西北区的居民点，路过当地的小学，我注意到一个变化。我的许多从小认识的朋友曾在这儿就读，最近——由于家人生病，我们必须回英国待一年——我刚给我的女儿注册入学。这所学校在一栋非常漂亮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红砖建筑内，很长一段时间接受“特殊扶持措施”——由名为“教育标准办公室”的学校检查机关做出的评判——在公立学校中得分最低。许多家长获知这样的评判后，自然会惊慌，安排他们的孩子转学；其他家长，凭自己的眼睛看到教育标准办公室——他们主要依靠数据——无法从人的角度看到的东西，对他们的意见存疑，让孩子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还有别的家长，也许英语阅读能力欠佳，或家里不上网，或从未听说过教育标准办公室，更不曾老想着查看他们的网站。
我的情况是，我比别人更熟悉这一带的过往：多年来，我的弟弟在这儿教一个为移民儿童开办的课外活动班，我十分清楚这所学校有多优良，素来如此，它多么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才到这个国家不久。好了，一年以后，教育标准办公室正式评定它为“优良”，照我对街坊四邻的了解，这个结果将意味着更多中产阶级——一般是白人——家长会愿意承担他们眼中的风险，迁入这片学区，送他们的孩子来这儿上学。
如果这个进程像在纽约那样发展下去，白人中产阶级的人口将增加，与居民点整体的士绅化同步，“学区”划分的界限将缩减，最后，经过若干年，这所学校的学生将基本属于同一类人，仅有少量来自不同的背景，到那时，监管机构终于会给予它最高的评分。但在我以前住的这片居民点，尚未出现此类情形，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因为这儿有着漫长、辉煌的多元化的历史，汇集了任何能想到的不同种类的人——不过这一点并非我路过时注意到的变化。
当时，我自成一格的自由派的多疑态度聚焦在别的事上：我注意到围起来的栅栏。这所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学校，百年来用铸铁栏杆标示学校的外围，认为那样已经足够，如今铁栅的竖条之间添加了长长的竹片似的东西，上面还爬满近两米高的植物，挡住视线，让人们从街上看不见操场，因而也看不见玩耍的孩子。我回到家，给学校治理委员会里的几位家长委员发了一封义愤填膺的邮件：
自（昨日）返家后，我第一次路过该校，注意到学校周围竖起了一道木制屏障——想不到更好的措辞。为此我深感痛心。我在这片地区住了四十年。十年前，我眼见犹太学校外筑起围墙，过了几年轮到伊斯兰教徒的学校。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外面会竖起一道墙。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谁要求的，怎么做出的决定，家长们是否感到满意，它——对外宣称——的用途是什么？“安全”？“隐私”？或别的原因？
一封义愤填膺的邮件，充满自由派的多疑态度。相反，我收到的回复通达客气。给出的理由是“隐私和污染”，尤其“污染”是“目前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地方议会要求学校采取对策。再说，操场许多部分是水泥地，植被给这片场地的外观增添了几分柔和色彩，事实上，这些家长委员并未想到，这项新举措在路过的人看来竟可能觉得奇怪或体现出防范之心。我重读了一遍我的邮件，对将它发送出去感到羞愧。什么样的心态导致我如此负面地看待一个简单的门面上的变化？
我习惯了变化：在这一带，变化屡见不鲜。山岗上的那所老文法学校成了欧洲最大的一所伊斯兰教徒学校；以前的犹太会堂变成清真寺；以前的教堂，现在是私人公寓楼。一波波移民和中产阶级化的趋势，如公共汽车般在这儿的街道上川流不止。但在我的心目中，我把这所当地的学校认定为一种象征。若说近来我们发现在英国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这便是我们英国人在容许把物质现实变成象征符号时会不自觉地做出奇怪的反应。
我格外珍视这所不起眼的学校，把它视为一种象征，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它集合了各种不同背景的孩子，有家境相对富裕和贫穷的，有伊斯兰教徒的小孩、犹太小孩、印度教徒的小孩、锡克教徒的小孩、新教徒的小孩、天主教徒的小孩、无神论者的小孩、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孩，以及那类虔诚笃信普拉提的人的小孩，他们全都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在同一片操场上一起玩耍，互相交流他们的信仰——或没有信仰，我走过时，经常向里张望，从而获得一种至关重要的象征性的安慰，确信自己童年成长的环境尚未完全消失。如今，那所犹太学校看上去犹如诺克斯堡。那所伊斯兰教徒的学校与之相去不远。我们这所不起眼的本地学校是否也将藏身于藩篱之后，脱离外界，把自己孤立起来，猜忌多疑，一味顾虑安全而回避更广大的社区？
两日后，英国人投票赞成脱离欧盟。当时我在北爱尔兰，与我的公公婆婆在一起，他们两位是宽厚、温和地支持保守党的北爱尔兰新教徒，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我发现自己与他们在一项政治议题上立场相同。我在那所学校门口所感到的震惊，此刻在他们硕大的电视机前又袭上我的心头，我们一同目睹了英国筑起藩篱，将自己与欧洲其余地方分隔开，却几乎未考虑到这个决定对北部和西部的苏格兰及爱尔兰同胞意味着什么。
此后很多人撰文，批评大卫·卡梅伦和鲍里斯·约翰逊两人的做法极其不负责任，但如果我在伦敦，在自己的床上醒来，我想我不会把矛头全指向鲍里斯和大卫。不，那样的话，我第一想到的会是大体上如何解读这个结果。这次投票意味着什么？它真正涉及的问题是什么？移民？不平等？有史以来的排外心理？主权？欧盟的官僚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阶级战争？
但在北爱尔兰，人们清楚地看到，有一样是这次投票绝对、丝毫不涉及的东西，即，北爱尔兰，如此一来，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异常举动背后的自我中心主义，它让这个长期饱受蹂躏的小国变成保守党内部分歧的附带受害者。还有苏格兰！简直不可思议。两个原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不会没有读过英国史，竟能如此鲁莽、完全不计后果地将来之不易、维持了三百年的联合王国推入分裂的险境——旨在满足他们个人职业上的野心——这是那天早上在我看来更严重的一项罪行，更甚于退出长达几十年的欧洲盟约，确切来说，欧洲盟约是这整件事的催化剂。
“保守派”这个称呼不再适合他们俩：所谓“保守”，至少包含处事小心和保护祖先遗产的意思。称他们为“纵火犯”感觉更准确。相比之下，迈克尔·戈夫和奈杰尔·法拉奇是真正的右翼思想倡导者，有清晰的行动计划，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前一位瞄准好似特洛伊木马的“主权”，从这一空洞的象征内必当跳出一个不受约束和管制的金融行业。于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辞职的后一位似乎由衷地执迷于种族观念而不能自拔，同时坚决要让英国不但在人口可否自由流动的问题上，而且在从气候变化到控制枪支、遣返移民等一系列议题上，与欧洲主流划清界限。[12]
一次公投放大了一套本就有缺陷的体制——民主——最坏的方面，把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议题引入一条非常狭窄的解决途径。表面上是强化——终极民主！非此即彼！——实际操作时却造成一种具有危险误导性的简化。连许多投票支持脱离欧盟的人结果也感到他们投的票没有准确表达他们的心情。他们投票的动机五花八门，同样，留欧阵营里大体也是派系林立。
选票上这个只能两择其一的问题，让人近乎滑稽地变得有些不可理喻。一位母亲仍住在原来街坊的友人，描述她的母亲和一位同辈的伦敦北部的左派人士隔着花园围栏所进行的对话，这位左派人士向我朋友的母亲解释，她本人投票赞成脱欧，为的是“把那个讨厌的卫生大臣赶下台！”哎呀，和这个堂堂大国上下的诸多民众一样，我也渴望除去那位简直人如其名的杰里米·亨特，但结果表明，一场公投远不能一锤敲定上千枚歪斜的钉子。
许多赞成留在欧盟的左派选民的第一反应是这件事的全部症结都在移民。当数字统计出来，按照阶级和年龄所做的分析结果公布于众后，一场工人阶级的民粹主义革命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不过那样一种革命无论怎样总让中产阶级自由派百思不解，他们往往既在政治上天真幼稚，又对工人阶级怀有深情。那一整天，我打电话回家，发邮件，和许多伦敦人——或至少我认识的那部分伦敦人——一起，试图消化我们所感到的巨大冲击。“他们干了什么啊？”我们互相倾诉，有时指那些领导人，在我们看来，他们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指民众，言下之意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现在我禁不住认为，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有所作为，不管什么作为，恰是某种初步的目的所在：新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它让人觉得不管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它，可这次投票献出了一份难得的意外收获，让一套在更多情况下如蒸汽压路机般长驱直进的制度出现混乱的破裂。但就连最乐观的左派解读——将此次事件理解为针对紧缩政策和此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崩溃而做出的一种多少经过考虑的暴力反抗——也无法否认由这场运动和投票本身所致且伴随而来，似已被释放的日常种族主义。
在许多基于个人叙述的回顾中，我想加入两则轶事，消息来源是我出生于牙买加的母亲。投票一周前，一名光头仔在威尔斯登跑到她面前，用德语冲她高喊“德意志高于一切”，仿佛将人拉回七十年代末。投票结束后的次日，一位在基尔本大道购买床单和毛巾的女士，站在我母亲和其他半打原籍别处的人的近旁，自说自话地扬言：“喔，现在你们全得回家去啦！”
你干了什么，鲍里斯？你干了什么，大卫？然而说到我们唯我独尊的领导人轻率地点燃了导火索，这里面包含着一层不怎么令人愉快的背景，即我们自身以伦敦为中心的唯我独尊论，在我看来，那是同样实际存在的情况，已变成另一种障翳，也许正和鲍里斯这类人盲目的个人野心一样，教人难以识破。我对公投结果深感震惊——许许多多伦敦人似乎也有同感——这种心情表明，不管怎样，我们必定一直被蒙在鼓里，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成什么样。
动身前往北爱尔兰的前一晚，我和几位老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是伦敦北部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工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在声称工党失势给英国独立党的原因为工党“过于汉普斯特德[13]化、而不够贴近赫尔[14]”时举例提到的代表正是他们，不过当然，实际上，我们早已被银行家和俄罗斯寡头的漫天抬价赶出了汉普斯特德。用餐时，我们斟酌着英国脱欧的事。伦敦北部每张餐桌前的人大概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但结果，我们无法深入透彻地权衡这件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绝不相信脱欧有可能变成现实。很明显，这是错误的选择，我们显而易见是对的——不然呢？
放下这个问题后，我们一起转而哀叹年轻一代的左派审查或压制他们认为在某些方面错误的言论或观点的奇怪趋势：封杀平台、安全空间及其他等等。对此，我们的看法又都正确无误。但接着，从角落一张沙发传来声音，我们中最聪慧的那位，当时正在给出生不久的宝宝喂奶，等到我们个个停止高谈阔论后，补充道：“那种作风，还不是从我们身上学去的。我们总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对的。在一项议题上站在正确的一方。追求这一点甚至胜过干任何实事。正确始终是最重要的。”
在投票结果出来后的几天里，我多次想到这番洞见。我不停阅读自豪的伦敦人写的文章，自豪地谈及他们的城市文化多元、外向开放，与北部这些狭隘排外的地方截然不同。那样讲听上去没错，我亦希望事实的确如此，但我亲眼所见的证据提供了反例。真正在这座城市过着多元文化生活的人是那些子女在各种族混杂的环境下受教育的人，或是生活在名副其实的混居环境里的人，住在公共住房或少数一向为各种族混居的街坊，那种地方不再像我们主观意愿以为的那么多。
对时下许多住在伦敦的人而言，按说属于他们生活中多元文化和跨阶级的方面，实际体现为他们雇佣的人——保姆，清洁工——为他们倒咖啡和开出租车的人，要不然，则体现为少数在私立学校遇见的尼日利亚亲王。残酷的事实是，伦敦处处正在筑起藩篱。围绕学区，围绕居民区，围绕生活。英国脱欧带来的一个有利后果是终于公开展露了一道在英国社会酝酿了三十年的深刻裂痕。北部与南部之间、社会阶级之间、伦敦人和伦敦以外的人之间、富裕的伦敦人和贫穷的伦敦人之间、白人、棕色人种和黑人之间的距离是实际存在的，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正视，而不仅是那些赞成脱欧的选民。
公投结束后，在立刻歇斯底里地给那些支持脱欧者画像——我自己尤其热衷于此——其间，我踟蹰了一下，想起我的女儿在那所接受特殊扶持措施的学校就读那年，我在操场上注意到的一位年轻女士。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她是个妈妈，但至少年轻十五岁。经过几次走在她后面上山、回到我住的房子后，我推断出她的家就在我自己从小长大的那片小区。我会注意到她是因为我的女儿碰巧特别喜欢她的儿子。下一步自然是相约一起玩耍。
可我并未迈出那一步，她也没有。我不知该如何捅破那层隔膜，我感觉她似乎对我怀有畏惧和厌恶，不是因为我是黑人——我看见她和别的黑人母亲愉快地交谈——而因为我是中产阶级。我的家在她所住小区的对面，她见过我打开这扇锃亮的黑色屋门，正如我每天看见她走进那幢统建房的楼梯井。这种令人忐忑的经历，存在于我童年的回忆中，但当时的情况是相反的。我可以邀请住在那栋宽敞华丽、带庭院的房子里的女孩来我们狭小拥挤的公租房吗？后来，我们搬到一间位于威尔斯登富人区的十分舒适像样的公寓，如此一来，我可以去住在基尔本贫民区一间简陋公寓里的朋友家做客吗？
一般来说，答案是可以。难免有点紧张，并偶有令人窘迫的时刻，往来中闹出洋相或瞥见近似悲剧的家庭境遇——尽管如此，但答案还是可以。假如“风险”这个说法适于描述不仅只在象征意义上、还在实际中走入他人的生活，那么过去，我们依旧人人愿意冒此“风险”。但在今天这个不同于以前的英国，走进他人的生活，至少给我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她也有同感。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变得太大。
这栋又高又窄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房子是我十五年前买下的，从小到大，我的中产阶级友人拥有的正是这类房子，但现在，它贵得离谱，我担心她会认为我实际付了那样的天价而成为屋主。她的公寓和我的房子，实际相隔不到两百米，但象征的差距远不止于此。我们要跨过这道鸿沟，才可能把我们的孩子约在一起玩耍，但实现不了，因为我根本不敢开口相邀。
严重的不平等分化了社区，一段时日后，这些裂缝大到使整个体系开始崩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曾一度是受损的一方，但可能没有谁失去的能像白人工人阶级那么多，他们真的一无所有，甚至无法因受到公认的打击或被认定是受害者而在人们眼中享有道德制高点。左派完全以他们为耻。右派仅视他们为实现自己个人野心的有用工具。有人指责我们现今目睹的这场麻烦的工人阶级革命愚蠢——事发当日我自己也这么叱骂——但多花点时间审视这场革命，我们认识到，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体现出天赋的才能。他们凭直觉发现敌人的弱点，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中产阶级左派如此乐于站在正确的一方！而那么多失去地位的工人阶级选择了明目张胆、不知羞耻地站在错误的一方。
在英国，我们历来有笑话穷人的传统，说他们“苛待自己”“投违背自己利益的票”。但新自由主义派的中产和上层中产阶级也没少自欺，生活在自己镀金的伦敦监狱里。假如你认为那样讲言过其实，去诺丁山看看那些私家保安车，由住户出钱，慢悠悠地在街上来回巡逻，停在一栋栋价值两千万英镑的宅邸前，害怕的可能是波托贝洛路另一边统建住房里的居民仍留着不走。或是上萨伏伊酒店，瞅一眼经典鸡尾酒单，上面提供的最便宜的饮料售价一百英镑（最昂贵的叫作赛泽瑞克——据称是全世界最贵的鸡尾酒——标价五千英镑）。离奇的时代。
诚然，那张鸡尾酒单只是又一个愚蠢的象征，但它是这个时代和地方的产物。有一段时间，伦敦兴起一股拜金热，对我们其余旁观者而言，难以在这样的象征中找到任何安乐、和睦，甚或幸福生活的迹象（什么样幸福的人需要在别人的注视下点一杯五千英镑的鸡尾酒？），不过至少，当人富到这等程度时，可以利用过去曾被伦敦北部资深马克思主义者称作的“虚假意识”，自如地骗自己相信自己是幸福的。“虚假意识”那套陈年靠不住的替代品将不再适合描述这个国家里失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生活艰难，无幸福可言，并且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
我深深相信，除去真正意识形态上信奉右派的人和反对欧盟充当全球资本主义爪牙的高尚的左派人士，大多数投票赞成脱欧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出于愤怒、伤痛和失望，推波助澜的还有多年来政府和媒体蓄意操控的某些低落的情绪和本能冲动。写下下面这句话令我感到痛心：谷歌记录显示，大量英国人在投票后的几小时内搜索“什么是欧盟？”，可见很难否认，我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履行其民主职责时令人遗憾地疏忽轻率。
无论人民怎么投票，我们必须谛听他们的心声，但在投票时表现的无知，不应被称道或狡辩抵赖。除了无知以外，在做出一个重大举动时不认真考虑这个举动对其他人的影响，本身就不对，在这次事件上，影响的是位于你们北面和西面的全体有主权的国民，更别提欧洲其他地区。但我看不出投票赞成脱欧的人有任何特别卑劣的动机。
我们在大声有理地谴责那些思想错误的种族观的同时——它们导致几百万人要求“他们”离开“我们”，把工作机会、公共住房、医院、学校和国家还给我们，或许也该审视一下过去三十年并自问，是什么样的立场态度一直容许另一个阶级的人在幕后暗中施展手腕，确保“他们”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相遇，而在实际生活中毫无交集。富有的伦敦人，不管支持工党还是保守党，总能够从多元文化和跨阶级关系中拣选出符合他们的类型，训责全国其他地方的民众心胸狭隘，同时却又把他们自身朴素的优点排除在外。我们会常常在街上与“他们”擦肩而过，坐进他们开的出租车，在他们异国风味的餐厅吃他们的食物，但事实上，他们多半不在我们的学校就读，也不出现在我们的社交圈内，他们非常难得走进我们的住所——除非是来干活，改造我们永远改造个没完的厨房。
在英国别的地方，人们确确实实和新来的移民过着密不可分的生活，因他们而被削减工资。他们确确实实得在一届紧缩开支的政府下争夺资源，于是，最容易的做法是将医院没有床位归咎于隔壁那户移民来的人，或是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一套间接的官僚体制，电视上那些煽动人的蠢货不停向人灌输，是因为这套官僚体制，所以国民保健体系经费不足。在这种虚伪和欺骗的氛围下，当身边尽是腐败和贪污，贫穷的工人阶级难道还应当做个“好人”吗？当人人都在筑起藩篱时，生活在露天里的岂不是真正的傻子？
时下，新闻更迭的速度之快让人感觉一切将要失控，很多人开始讨论再举行一次公投，若那样的话，必然将加深许多失去地位的人原本的怀疑，让他们相信，只有我们，富有的、持正确观点赞成留在欧盟的人，做出的决定才真正有效。不行：这是我们的船，显然我们必须坐在同一条船上。但承认我们各自都有该负的责任，不等于为那些在这个可耻的昨夜担任逍遥音乐会指挥、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人开脱。卡梅伦和约翰逊已经主动或被迫自食其果，戈夫步他们的后尘，可无能至极的杰里米·科尔宾——尽管众叛亲离——拒不退让。倘若事实上，他果真不仅在支持留在欧盟的运动中无所作为，还有份“故意破坏”——如下院议员、在“为了英国，留在欧盟”运动中担任工党党团主席的菲尔·威尔逊声称的那样——那么科尔宾彻底辜负了才刚把他大举推上台的年轻选民[15]。他必须辞职。
在英国，当我们把一所学校划归为需要特殊扶持措施时，一部分比较乐观的中产阶级妈妈——我自己亦在此列——一边喝着早晨的咖啡，一边咕哝：“喔，特殊扶持措施其实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将必须采取一些对策。”如今需要特殊扶持措施的是英国——这场一直存在的危机已然暴露——与其再去掩盖这个烂摊子，我们倒不如开始努力建设，改变现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更换“首脑”——像对付每一所评分不及格的学校一样——然后帮助剩下的左派人士做好战斗准备。欧洲给予英国人民的权利和贸易保护制度，无论多不完善，眼下必不可被法拉奇派提出的英国主权这套无稽之谈所取代，若那样的话，如同一个断了两条臂膀、残废的圣乔治[16]，拾起他的剑，一瘸一拐地去和欧盟这条龙较量，从明显处于劣势的位置，重新协商所有我们过去花了几十年达成的条款。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际，有人看到法拉奇得意洋洋，穿着一双英国国旗图案的鞋子，参加一个私人露天聚会，同到场的有鲁伯特·默多克和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后者的儿子拥有《伦敦晚旗报》和《独立报》，还有当时正在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利亚姆·福克斯，他们关起门来讨论公共事务。到我完成这篇文章时，法拉奇已辞职，他说，“我要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在英国，奈杰尔之流是过客，但鲁伯特之流永久不衰。我和我英国同胞的生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时刻被一个固定的、非民选的百万富豪阶层所主宰，他们拥有报纸和大部分电视台，法拉奇之类的荒唐人物通过这些媒介轻松崛起，从而左右选举和影响政策。另一条十分有用的教训：战后英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会被人民集体推翻，或被几个不怀好意的演员所践踏。因此，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全民保健体系、提供公立教育和公共住房这些开明的自由派的主张，如今需要有一个政党愿意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下重新把它们提出来，但那个政党是否依旧还能够担得起“劳工”[17]一名，我们得拭目以待。
新近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恰是因为这套沿袭的制度——住房、教育和医疗——固然，有些是来纯粹享受好处的。但绝大多数是来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送他们的孩子上我们的公立学校，他们交他们在英国该交的税，他们努力进取。到海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或逃离因战争——其中许多我们本身有份插手——而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么做显然不是犯罪或罪过。在英国，我们是否依旧知道，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哪些是必需条件和怎样实现，现在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
投票过后几天，我去了法国，给我在纽约大学的学生教授他们夏季在巴黎的课程，我以为在这么短时间内去教课绝非易事。一下火车，我前往一家餐厅吃饭，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一位同事，出生于波斯尼亚的作家亚历山大·黑蒙。我点了一杯饮料，激动地宣称英国脱欧是“一场天大的灾难”。小说家易夸大其词。黑蒙叹了口气，苦笑着说：“不，仅是‘一场灾难’而已。战争是天大的灾难。”经历过南斯拉夫血腥的主权崩溃，让人有了一个参照系。那样规模的一场欧洲大战，是英国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私下里避免遭遇的，成立欧盟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预防那样的战争。我们会不会在这条标明“灾难”的路上继续走得更远，也取决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