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风云

1937年时，我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笔科研经费，得以前往日本和中国工作一年，从事我在中日关系领域里的研究课题。

年初，我抵达了日本。在那里停留了数月之后，紧接着又去朝鲜和中国东北，旅行了两个星期，做了一些调研考察。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之时，我和妻子已经在北平城里安置好了一个舒适的小窝。对我们夫妇来说，这次返回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重归故里的亲切温馨。

在北平古城里，还居住着当年与我们一起学习汉语时的旧日同窗，也有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老同事、老朋友。那个时候，抗日战争（编者注：此处抗日战争，指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全国性抗日战争。下文同。）尚未正式爆发，古城的生活是春意盎然、令人流连忘返的。

埃德加·斯诺当时也住在燕园里，正在埋首撰写《红星照耀中国》那部书的初稿。

新闻记者、访问学者、住校学生，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人们，常常凑在一起聚会，分外热闹。

好像是在四月份前后吧，欧文·拉铁摩尔找到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我们俩应当设法去延安看看。

听到这个建议之初，我感觉似乎难度颇大，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念头，而是开始积极动手，寻找可行的方案。

去陕北考察的建议，实际上与我的研究课题也相当吻合。尤其是当时朝野内外一度盛传，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进行谈判，打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同建立一个轴心。鉴于此，我就更有必要亲身前往，做一番调查核实了。

五月份，正值繁花似锦的时节，各种事件却重重叠叠，不断涌现。我首先去了一趟南京，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一轮采访。接下来，对陕北的考察，似乎就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且势在必行了。

回溯1937年的头几个月里，我当时尚在日本停留，因此更多关注的，是那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当时的高潮性事件，是二月份的日本全国大选。选民们表现出支持政党、反对军方的强烈情绪。

但是，出身皇族的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ye）组阁后，成立了一个无党派，或者说反对政党派的“国家联盟”。最后，在6月3日那天，他正式宣告了内阁的诞生，赤裸裸地拒绝了民主选举的方案。

那年六月初，我在北平和天津所做的一系列公开讲演中，均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近卫文麿的内阁所代表的，实质上是一个战争内阁。

记得在春天抵达北平后，我所遇到的中国朋友们还都争辩说，来自日本的压力，并没有那么明显嘛！

然而，等到了六月初，我们离开北平前夕，人们的情绪显然就不再那么乐观了。

抵达延安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不过谁也无法确定，究竟会在哪天爆发罢了。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令人琢磨不透。直到后来，大家才逐渐看清楚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怀揣着期望，切盼南京政府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行为。

从中国国内来看，由各方势力割据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必须要予以平定。广东已被南京所控制住了，因此，广州至汉口的铁路线，得以迅速完工。

与广东毗邻的广西省的领导人物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地方势力中最坚决主张抗日的人士。他们早已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而在此时，他们似乎也与南京携手合作了。

5月11日，平津地区的领导人宋哲元将军突然离开北平，回到他的家乡山东省乐陵县，在那里隐居了长达两个月之久。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他试图逃避开巨大的压力。

由于日本阴谋策划在华北地区进行扩张，宋哲元将军面临着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仅就这种巨大压力本身而言，便早已撕下日本对外界声称自己是合理的、克制的那张假面具了。

从中国方面来说，宋哲元将军的被迫隐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显示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所做出的更强硬的抵御态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京政府对北方那些半自治势力的领导人，已经逐渐增强了掌控。

促成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蒋介石和延安的领导人之间，显然已经建立起了某种新型的关系。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悬念。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内战（编者注：指四一二政变到全国抗战前夕的时段），眼下是否真能为了阻止日本进犯而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携手并肩？

如果这种前景果真能够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将领所逮捕的蒋介石总司令，通过他与周恩来的谈判，已经导致中国内政的巨大转折出现了。

首屈一指的变化，当属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本人所带来的改变。东北军将领的揭竿造反，已被证明是个强有力的举措。这次造反打乱了蒋介石长期以来固步自封的方针策略，迫使他不得不接受在全国上下迅速蔓延的抗战情绪，改变其对日不抵抗却全力以赴肃清共产党的做法。

果真如此吗？1937年春天时，观察家们尚不敢确定。许多迹象都显示出，形势有朝着这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作者注：有关这段转折时期的多棱镜现象，可参考1944年纽约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 New York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12章。）

但另外一些迹象，则令人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断定。因此，人们又觉得，顶多也只能如此这般地做一番猜测罢了。

下列这些表面现象，可以算是足够清晰的一些迹象。

那年的1月6日，南京方面关闭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剿匪司令部。

二月份时，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控制了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后，也并没有重新对共产党开火。

国民党在2月15日至21日召开其三中全会代表大会时，共产党递交给国民党的倡议书，也被公之于众了。

3月15日，共产党发表的一份长篇宣言，提出了国共双方进行直接谈判的要求。假如两党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在此时已经启动了，那么，双方肯定都执行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假如谈判已经在进行之中了，那么，双方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五月底时，我带着这些疑问，抵达了南京。在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务核心人物陈立夫进行采访时，我的疑问得到了答复。

当然，对陈立夫的访谈，不能算作最理想的资料来源。因为，与其采访他，远不如采访一个曾直接参与了国共谈判的人物为佳。

与陈立夫的沟通颇为艰涩。他在透露信息时，采取了显而易见的防范姿态。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权是至高无上的。他接连不断地重复强调说，共产党必须要接受此点才行。

够了。只能到此结束了。陈立夫没有给我提供丝毫暗示，国共谈判究竟在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毫无疑问，至少我已经确信无疑，两党之间的谈判，已在进行之中了。

返回北平后，我迅速整理好行装，准备前往延安的旅行。

此时，旅行的队伍中，已经不仅仅是我与欧文·拉铁摩尔两个人了。菲立浦·贾菲（Philip Jaffe）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Agnes）早就对远东事务兴趣浓厚。这对夫妻正在进行周游世界的环球之旅，最近刚刚抵达中国。当他们听说了我和欧文·拉铁摩尔的计划后，便非常积极地表示，想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前往陕北探险。

我的日志是从旅行出发那天才开始记录的。因此，我没有记录下来在行前所做的那些细节策划，也没有记录下来这次旅行是如何由初始的两个人演变成了四个人的。

我记得，埃德加·斯诺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建议，并且帮助我们联络了一些人，因为那些人能够协助我们前往延安。

斯诺那时的妻子佩吉·斯诺（Peggy Snow），也叫海伦，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正在延安停留。斯诺曾希望，他的妻子能够跟随我们，一同返回北平。

（作者注：那段时期，尼姆·威尔斯女士在延安采访已经长达五个月之久了。她的作品《红尘》Red Dust记叙了二十四位共产党领袖的自传，是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主要资源。该书195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出版。）

我们的旅行路线是从北平搭乘火车，先到太原，再从那里穿越山西省，一路南下，然后渡过黄河，再换乘陇海线火车，抵达西安。

出发之前，曾有人警告我们说，要想在西安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前往陕北，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之事。因此，究竟如何才能穿越重重封锁线，北上延安，仍然是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