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吉尔》序言

I

美国的一位评论者最近表示[2]：以流离失所的劳工阶级人物作为男主角，是英国战后小说里程碑式的特征。《吉尔》则包含了这项特征的首个例证。如果真是这样（它听起来很像时尚追踪者的评价），这本书或许还能让人们对历史保持着充足兴趣，从而证明它再版的合理性。但话说回来，如果真是这样，我必须申明它属于无心之举。1940年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本能地淡化各种社会差异，而不是加以夸大。我这位男主角的出身背景，尽管是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不是故事的着眼点。

事实情况是，那年秋天的牛津大学尤其不存在这些传统的归类区分。当时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美国读者可能需要这方面的提醒）。征兵年限仍然还是二十岁及以上，但大家都知道，过不了多久就该轮到十九岁和十八岁的人了。与此同时，适龄服兵役的本科生最多只能指望学习三到四学期：如果他们希望自己随即成为军官，每周就要用半天时间跟不穿军装的军官培训队员一起操练（过些时候他们再换上军装，并且每周操练一天半）。

当时的大学生活极其简陋。战争前的学习生活模式已经瓦解，在某些方面则是永久消失了。每个人交纳的费用相同（像我们这种情况，是每天十二个先令），吃同样的饭菜。由于英国食品部的规定限制[3]，大学城内几乎完全无法提供堪称丰盛的食品和酒水。学校的各式庆典，例如校庆舞会，在这段时期也始终处于停办状态。因为汽油限量，所以没有人开车。因为布料限量，想穿得风雅入时也很难。我们屋外的煤舱里还有煤，但等到燃料开始限量供应后就很快用完了。我们吃过早餐后就去博德利图书馆预约借书，然后找个地方排队买蛋糕或买香烟，这已经变成了常规惯例。

每个学期也还有新人露面，却几乎没有所谓一年级新生的说法。新老区别也变得很模糊。传统的学生类型，例如唯美派和乐天派，也都被无情地磨灭了棱角。年轻一点的教师们多半在打仗服役，比他们年长的不是过于忙碌，就是居家距离太远，所以没办法和我们接触来往——实际上，这所大学的人经常跟其他学校同一位导师，但他们从来都不会交往碰面。或许最难以表述的，是对未来几乎全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迫在眉睫的两难处境：是教书还是当公务员，是投身工业界还是去美国，是做出版还是当记者。这样一来，人们几乎不会产生任何职业理想。国家事态正变得如此糟糕；打赢战争获得和平，显然还是遥不可及的事；费力展望自己在战后的前景，差不多就是在瞎荒废时间。

这时的牛津已经不再是迈克尔·费恩和他那些精美装帧书籍的时代，也没有查尔斯·赖德和他的鸻鸟蛋。[4]尽管如此，牛津仍然具有一种鲜明特质。温馨感的匮乏，由于愚蠢行为的减少而获得了平衡补偿。[5]无论在学院典礼还是本科生的铺张奢华程度上，这种状况都有所体现（我还记得自己在战争结束后某一天去牛津，看见有位本科生身披天蓝色斗篷、长发及肩的模样，立刻意识到这一切又重新开始时，是怎样地震惊）。我觉得，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的视角变得更真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矜骄自负原本稀松平常，但一桩桩事情把我们无情地打回原形。

II

我跟诺埃尔·休斯合住一个套间。我们俩先前在第六学级[6]共同度过了两年目无尊长的时光。跟我同一导师的那位同学和我先前并不认识，他是个面色苍白的大块头，说话时布里斯托尔口音很重。他每次只要一发脾气，紧接着就会爆发出怪诞尖利的笑声。诺曼对自己从来不加约束，也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约束。我们听完九点钟的课回寝室后，如果看见他还穿着睡袍，并且已经错过了约莫九十分钟前的早饭，正在闷闷不乐地撕扯一块干面包，喝着不加奶的茶，那都不是稀罕事。他就算知道我去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或许是听了布伦登[7]关于传记的讲座），也完全打不起精神来：“那货就在浪费时间……我比那货强多了。”他眼睛盯着自己的空茶杯。当他准备伸手再拿茶壶倒水时，会把杯中的茶叶渣胡乱泼进炉箅，把本来烧得就不够旺的火苗浇得更小。他还会像发表格言警句一样，郑重宣称：“绅士嘛，从来都不喝残酒。”

诺曼一见面就开始着手扰乱我的整体心性和各种念想。关于守时、谨慎、节俭或得体等个人品质，任何表示尊重的做法，甚至是言语，都会引来他像米高梅电影片头那只雄狮般的咆哮吼叫，或被他指责为布尔乔亚思想；装腔作势讲求礼貌，会引来他宛如天籁之音的一段合唱假声；装腔作势的善感多愁，会导致他建议你“给它写首诗呗”。有好几周时间，我窘态百出地沿着各条可以预想到的战线进行抗击：好吧，就算它真的虚伪。虚伪也有必要的吧，否则怎么办，如果每个人都……几周过后我就放弃了。诺曼对所有人都这样：这一点并不影响大家喜欢他。确实，他把最好笑的讽刺挖苦都留给了自己。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也许诺埃尔除外），相比值得喜欢的东西，他更清楚自己不喜欢什么。然而，当我们正在调整适应的时候，诺曼却对自己的新环境彻底加以排斥。刚开始时，这一点增加了他对我们的影响力：但随着时间推移，又逐渐让他变得格格不入。实际上，他一直等到战争爆发后跟随教友会[8]的一支队伍进入波兰，似乎才真正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很快就创造出“约克郡学究”这个虚构角色。这是我们诸多偏见的化身。他说话时语气乏味而又贪婪，这个挖苦对象的原型是我们的导师盖文·伯恩。“你们正在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噢，小伙子。”“哎，可是你们必须量入为出呐。”“周日刚跟院长饮过茶——我告诉他我最近正在读他的书。”“永远要抓住机会给人留下好印象。”“你文章讨论的是哪个剧本？”“《李尔王》啊。你知道吗，我已经写过《李尔王》了。”“好的。”“好的。”这种喜剧形式给诺曼带来的情感宣泄机会很可能比我要多。因为他曾经就读于布里斯托尔文法学校，在已故的R.W.莫尔手底下讨过生活。但是我却已经完全适应了享受奖学金那一年的氛围，也喜欢按照这个模式继续下去。我想象不出我们在盖文·伯恩心目中是什么模样。他当时的健康状态已经挺糟糕（1942年去世），在面对我俩时就像是看待一对白痴乡巴佬，如果要求得太高，可能就会翻脸耍赖。我在本科时接受的最高学术赞誉是：“只要解释到位，拉金先生就能领会内容含义。”

在头两个学期，我们交往的朋友多数是本学院以外的人。诺曼在王后学院有一帮伙计，而我是跟其他的考文垂老友一起，或者跟抹大拉学院的弗兰克·迪克森和基督教堂学院的迪克·基德纳去欣赏晚场爵士乐。不过，圣三一学期[9]刚开始的时候，先前一直在宿舍告示栏旁边随意浏览的诺曼，终于看到一个新名字出现，他立刻欢呼起来。新来的人名字叫艾米斯。

“我有次在剑桥闲逛时遇见过他……他这个人棒得要命。”

“他怎么棒了？”

“他会打枪。”

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有天下午，我们正穿过灰扑扑的一号四方院时，有位金发年轻男子从三号台阶[10]走下来，然后停下了脚步。诺曼立即伸出右手比划成枪瞄准他，嘴里发出一声咳嗽般的短促爆破声，代表枪响了——不是真实的枪响声，而是星期天下午那些九便士影剧院老旧磨损的影片声轨里录制的枪响。

那位年轻男子立刻做出反应。他手捂胸口，痛苦得龇牙咧嘴，又抬起一只胳膊撑住拱廊，然后全身开始慢慢向下瘫软，手指在石柱表面抓挠滑落。眼看他就要趴倒在堆满一地的脏衣服上面了（按照詹姆斯·阿加特的描述，牛津大学洗衣房当时的作息规律是每两周收一次衣服，每三周再送一次。所以这地方通常都会堆满了刚洗好或正准备运走的一包包衣服），却马上站直身体，向我们快步跑了过来。“我一直在练这个，”等我们刚刚互相介绍完毕，他就说道，“听。这是你在山谷里开枪的声音。”

我们俩仔细听着。

“这是你在山谷里开枪时，子弹从岩石上面弹飞的声音。”

我俩又听了一遍。诺曼抑制不住迸发出一阵尖利爽朗的笑声，表明他很赞赏。我却默不吭声。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眼前有个人比我更富才华。

当年认识金斯利的人都无法否认，他主要的过人之处就是这种想象摹仿的天才。这不是BBC《综艺时光》（Variety Hour）节目里的那种“模仿”技巧（虽然他曾经非常滑稽地模仿过节目里的一名男子，而后者模仿了一辆汽车从羊群当中开过去的场景）。他的模仿，是要用一种最快捷的方式让你领会到某件事有多么恐怖，或是多么乏味，多么荒诞——从同乡发小（“恁瞅这件事哈……恁瞅是咋回事啊”），到爱尔兰男高音（“日破儿西桑，天近黄昏”）、大学社区服务管理员（“请继——续，先森”），还有某位用英语播报东线简报的俄罗斯电台播音员（“十厄门迫击炮”），他能把声音憋得速度很慢很怪异，简直让人无法听懂，然后再突然调整回清晰正常的状态（“阿倍儿倍儿拉呣弗呣弗……冯帕卢斯将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模仿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宽。他在战后写给我的一封信结尾里说：“见面记得提醒我，我给你表演《恺撒和克里奥派特拉》。”电影始终是他绝妙的表现题材：包括黑帮片（有大量枪战内容），尤其是某一版模仿秀，他把剑桥英语系的老师全都给编排进去了；其次是失业题材电影（大多数是默片）；U型潜艇电影（“我们击中了！”[11]）；还有亨弗莱·鲍嘉拿手电在地窖里四处查看的电影桥段。战争结束后某一天，金斯利、格雷厄姆·帕克斯、尼克·罗素一同蹓跶着去“羊羔与旗帜”酒馆[12]。这时有位男子骑着摩托车过来，显然跟他们要去同一个地方。他把车停靠在不远处马路牙子旁边。当时他已经迈过人行道、朝着酒馆拱门走过去一段路了，金斯利（我估计他这会儿正闲得无聊）开始模仿他的摩托车发动又熄火的声音。那名男子呆若木鸡地站在路中央，回过头来死盯着自己的车子，然后走回去蹲下身检查。几分钟过后他走进酒馆，满脸都写着郁闷。金斯利的压轴戏，则需要极度高超的技巧，我只听到过两次。这个表演里涉及的角色包括三名陆军中尉、一名格拉斯哥的司机，还有一辆抛锚后死活发动不着的吉普车，地点是德国某个地方。我每次听的时候都笑到不行。

从这时候起，我所有的朋友似乎都在大学里出现了。有一张照片是第二年夏天在阳光普照的草坪上拍的。它让我回想起，在我们的日常交流当中，金斯利的那些哑剧让我们了解到多少新东西。趴在照片前景位置的是金斯利本人。他的脸扭曲成了一副可怕的面具，手里还拿着一把无形的匕首。我在附记里写道：“日本兵。”不过我忘记起因是什么了。爱德华·杜坎恩正在用牙咬拉一只无形手雷的拉环（《在敌人后方》，金斯利模仿的俄国纪录片之一）；诺曼和大卫·威廉姆斯正在表演“初来乍到”的常规节目；[13]沃利·威德森的大拇指扣在裤腰上，摆出僵直古怪的姿势（“俄国军官”——这也是《在敌人后方》的一部分吗？）；大卫·怀斯特（“罗马尼亚军官”）则有意表现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每个罗马尼亚列兵的口袋里，都揣着某一位罗马尼亚长官的口红。其他人则是在表演永恒不衰的黑帮枪战场面。

并不是说金斯利成了我们的主导者。实际上，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忍受幽默大师出名后的常见命运：他根本没办法让别人相信他也有严肃的时候。金斯利“严肃的一面”体现在政治领域。在举办“援助俄罗斯周”活动的那些日子里，当锤头镰刀和英国国旗一起飘扬在卡尔法克斯的时候，他成了大学劳工俱乐部《简报》杂志的编辑。他在这个职位上，还出版了我的一首诗。（第二首诗由于不大隐晦地表现了隐晦内容，结果被编委会抨击为“病态而不健康”。）一旦他进入争论状态，会（故意）显得非常惹人气恼。当他遇到那些认为应当搁置政党政治、直到战争结束的人们，情况更是如此。有些时候，他会在同一天晚上成为同一批人开怀大笑和激烈谩骂的目标。这个劳工俱乐部的联谊室位于高街[14]，我去参观过一两次，还在那里喝过咖啡，一直喝到他们收工下班。我对他那些信念的共识程度仅限于此。

我们在爵士乐方面没有任何分歧。吉姆·萨顿和我在家时曾经小规模收集过唱片，并且都带到了牛津（他当时住斯莱德街，后来被发配到阿什莫林博物馆[15]那一带），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听到自己最喜欢的声音。那时在牛津还不大能够听到现场演奏的爵士乐，直到1941年牛津大学爵士韵律俱乐部成立，并为公众提供了即兴演奏节目。根据弗兰克·迪克森的建议，我在阿科特唱片店和罗素唱片店（当时还是分开的两家）发现了好些罕见的绝版唱片。我们宿舍里始终会有一台留声机在播放爵士乐，不是在这个房间，就是在另一个房间。金斯利的热情立刻被点燃起来。我估计我们当时用心聆听了大约百十来张唱片。这种早期钻研解剖的激情，人们通常只会留给地位更为崇高稳固的艺术形式。“这就是第二段乐句里苦苦哀求的部分……”“她唱的其实是‘恁么说这意思是……’”“罗素的演奏直接跳到了沃勒[16]的第一节，你从尼克店里选来的那张唱片里能听到。”“贝歇特[17]的技巧真是无与伦比……”“你说这小号是不是精彩绝伦……”“罗素的技法是不是美轮美奂……”罗素，查尔斯·艾尔斯华斯·“小家伙”罗素（1906年出生），杰出的单簧管和萨克斯演奏家。稍微换个说法[18]，他就是我们的斯温伯恩，我们的拜伦。我们把他演奏的所有唱片都买回来，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唱片。而且我们确实还梦想能得到美国科莫多公司[19]出品的同一类唱片。有个家伙刚被征召到国家商船队，就做了一件很出名的事。他在纽约找到了科莫多音乐店。那家“店主”把他介绍给“某个帮忙制作这些唱片的家伙”；没错，斜靠着柜台的那位还真是……很久以后，金斯利承认他给罗素寄过一封乐迷来信。我说真够滑稽的我给艾迪·康顿也寄过一封。我俩心怀戒备地看了看对方。“那你收到回信了吗？”“没有——你呢？”“没有。”

每个学期结束时都会有人离开。有时候这是一种假警报：爱德华·杜坎恩在1942年离校，还从出租车后窗愉快地向我们挥手道别。可是等到下学期他又返校了。原来他眼疾手快地吞下了一枚大头针，而后被飞速送进医院抢救过。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一去不复返。诺曼被分配到炮兵部队。反讽的是他发现，自己所在那个团的食堂到晚饭过后就变成了练习左轮手枪的靶场。金斯利被分配到信号兵部队。他刚去不到一个小时，有位少校就批评他把手插在裤兜里。周围的朋友仍然很多，但同龄人却越来越少。我跟一年级新生断了联系。听别人说，他们当中有个“名叫韦恩的人”[20]。许多年过后，约翰告诉我说，我俩在这段时期的交情，仅限于有一次吃午饭时短暂而激烈地讨论过阿尔伯特·艾蒙斯的《布吉舞曲》[21]，还有乔治·克雷布[22]的诗歌。果真如此，当初我可谓错失良机。

尽管如此，我在最后一学期临近时遇见了布鲁斯·蒙哥马利。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在一大堆攻读人文专业的本科全修生里，友谊往往不邀而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并非如此：布鲁斯兼具了多国现代语言—演出剧场—古典音乐—兰道夫酒店的混合格调，这与我格格不入。当然，我以前和他遇见过几次，但几乎从未想到他是本科生。他跟我这样的本科生不是同一种感觉。他佩戴防空队员徽章，手持一根拐杖，傲然往来于学院楼（文学专业区）、兰道夫酒吧和威灵顿广场住宅构成的三角区域之间。他在第一年里跟阿兰·罗斯一起上过导师辅导课。他们注意到导师上课前的第一个动作是给桌上的一只小闹钟拧紧发条。有天早晨他们趁着导师迟到，替他把给发条拧紧了。这导师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所以我至今都能理解那天为什么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时阿兰早就参加海军去了，而布鲁斯跟我一样，算是某种幸存者。但我并没有因此在他面前变得更自在。他像“奥斯丁先生”一样，有一台大钢琴；他还写过一部名为《浪漫主义与世界危机》的书，起居室墙上的一幅画也是他自己画的。他是技艺娴熟的钢琴演奏者、管风琴演奏者，甚至还会作曲。那年复活节假期里，他花了十天时间写作，使用J型笔尖和银质笔杆，写出了一部名为《镀金苍蝇案》的侦探小说。这本书在第二年以艾德蒙·克里斯平的名字发表，而他从此展开了多项成功事业里的一条新途径。

然而，在这令人生畏的外在形象之下，布鲁斯还有不易被察觉、极其轻率可笑的地方。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酒吧高凳上聊天，笑得东倒西歪。没错，我并不觉得温德罕姆·刘易斯多有意思，可他是布鲁斯当时最喜欢的作家。我对《伯沙撒王的盛宴》[23]的赞赏始终有所保留，但是很愿意读约翰·迪克森·卡尔、门肯和《同情女性》[24]。作为回报，我给他播放比莉·霍利戴[25]，还劝他扩大一下经常光顾的酒馆范围。有天晚上，学监闯进了其中一家酒馆，我被学监的助手们在侧门那边抓住：可是，布鲁斯只是信步迈入貌似后厨的某个地方，对里面那位熨衣服的人道个歉，然后一直等到风波结束后才出来。后来他责备我：“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主动出击呢？”

我有时候疑心布鲁斯究竟有没有对我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创意刺激。我们在此后三年里接触颇为频繁，而我的写作也体现出空前绝后的连续性。即使在最后一学期，差不多再过几周就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着手写一部无法归类的小说，并且命名为《柳墙风波》[26]。布鲁斯和狄安娜每天深夜从纳庇尔勋爵大楼[27]里回来后，都会去读它。或许他丰沛而睿智的伊壁鸠鲁式享乐精神是我亟需的催化剂。

III

《吉尔》其实是那年秋天开始动笔写的。当时我二十一岁，花了大概一年时间。它在1946年出版时，并没有引发任何公开的评论。金斯利那时已经回到牛津。他写信说他非常喜欢这本书，还说书页装帧让他想起了《信号培训手册：电报与电话通讯》，或可能是《西塞罗演讲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在考文垂大街某家店里见到过一本，就摆在《赤裸不羞涩》和《穿高跟鞋的伊夫妮》中间。

1963年我再次通读这本书的时候，略做了一些删减，但什么都没有增加，也没有改写。除了间或增添一两个词汇，并少许补充略微有碍风化、初版时被出版商剔除的内容。我希望，它在将来仍能配得上那一份依照传统习惯而惠及少年之作的厚爱包容。

1963

IV

十二年过后，[28]当我再次看到这篇序言以及它所介绍的故事，不禁为这个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历史文献而感到吃惊——不仅是因为那些明显之处，比如说约翰认为两周有一英镑的零花钱就足够了，等等，而是因为它记录了一种业已销声匿迹的牛津生活模式本身。如果换作现在，克里斯多弗和他的朋友们就不会费神去穿戴学生袍服，或担心学监们在权力范围内的滋扰折腾，伊丽莎白的来访时间也不会限定在下午两点和晚七点之间。对于已经真正搬进大学住的姑娘们，今天的学校主管据说已经佯装不知，他们知道如果进行规范约束，就会引发抗议。确实，由于女子大学的名额有限，有些男校已经开始招收女生。实际上人们都在疑心，大学制度还能否维持下去：一批又一批笃信社会主义或半吊子社会主义的政府已经大幅削减了大学依靠投资或证券而获得的收入。大学住宿区所面临的人工费用和其他开支上涨，同样也在造成损害。更有甚者，实际上没有人想住在这里面：教师和学生都更愿意一边有家庭生活、房子和太太，另一边则是公寓和情人。最后，左翼力量激起的怒火正努力将牛津全体学生联合成同一股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将对大学制度以及它的本源精神满怀敌意。最近有一位先前跟我同学院的校友说，他估计十年以后就会发生状况。

我最初写出类似序言时的想法，是要表明我本人的牛津生活跟小说主人公颇为不同。然而，这么些年过后，我可以看到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他感同身受。有位作家说，后一代的牛津学生喜欢我的诗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的表述对象，是那些正在经历痛苦转变，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上流资产阶级的人”。尽管这句话里包含了进取的意味，所以颇让人受用，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对它予以否认。感谢我父亲的慷慨大度，我的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占用过公用资金或其他资金来源。我的生活态度跟1940年几乎毫无二致——我是资产阶级，这毫无疑问，但既非上流，也不是小资。也许这样的结果是，我可以就此被赋予更大的想象能力，从而创作出我的男主角。

最后再说一句，既然这本书最初的出版商已经去世，那么我不妨解释一下：很可能正因为他的显著影响，《吉尔》才能在考文垂大街的那家商店赢得一席之地。雷金纳德·阿什利·卡东，这位神秘莫测的人物，整个三十至四十年代都在福琼出版社（Fortune Press）担任社长。他把自己的出版活动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诗歌，另一类是当时被认定为色情读物，通常带有同性恋意味的作品。在我这本书护封上打广告的其他书名，都是《向上爬的男孩》《野蛮男孩》《一个男孩的青涩日记》等。他在前一年出版过我的一部诗集（他的出版目录里还包括狄伦·托马斯和罗伊·富勒）。后来我有些自暴自弃地扔给他这部小说，是因为当时好像没有哪家出版商对它感兴趣。他肯定没读过作品就同意出版了，因为后来印刷厂的人拒绝排印，似乎让他吃了一惊。我们唯一一次见面，就是在维多利亚车站旁边某家茶馆里谈论这件事。他当时言之凿凿地对我说：要是被人以淫亵罪告上法庭，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为了出版这两本书，我只付过这杯茶水钱。）不管怎样，当时在诗歌稿酬比普通稿酬更低的情况下，作为此类著作的出版商，他值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为他留下一笔附注。如果有人要写福琼出版社在四十年代，还有范特西出版社和马韦尔出版社在五十年代的各种壮举，以及它们对英国诗歌的影响，那将是一项有意思的研究。我刚刚想到，我很可能是在这三家出版社都出过书的唯一一位作家。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