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统治世界之梦（1）
从查理大帝到谷登堡（800—1500）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歌德
查理大帝和文化精神——持刀剑的基督——皇帝的继承人查理
查理大帝（742—814）是日耳曼三四个具有才干的统治者之一，是他，第一个向往世界帝国，这是无数日耳曼人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是今天再次占领了他们心灵的梦想。这一梦想不时诱使查理大帝开始征战邻邦，一再获胜。然而，虽非他本人所愿，他却是使日耳曼民族分裂的种子。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法兰克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犹如1000年以后的俾斯麦，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只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身上，而且在8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知识尚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关于查理的历史虽然只有很少文字记载，然而对子孙后代还是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们可以想象，庄严的法兰克国王正襟危坐，努力学习，掌握了读书本领后，他开始试图书写类似德文文法那样的东西。当他的亚琛宫廷用优美的拉丁文装饰起来后，他已收集了不少古老的日耳曼民间传说，记录了一些日耳曼历史。圣博尼费斯等其他大人物从来不和稍微脱离教规的人说话或共桌进餐，但是查理大帝在穆罕默德侵略法兰克后不久就给哈伦·阿尔·拉希德写信和送礼物去，在偶然的戎马倥偬间隙，他常常说：“让我们做些使今天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吧，不要让别人指责我们白白浪费光阴！”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责任感和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日耳曼人享有过的威信。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这样的话比任何战役更有生命力，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和足以使后辈仿效并得到鼓励的力量。
查理大帝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乐观，用开阔的视野看世界。他喜欢讲话并讲得很好，语句清晰服人。虽然他性格专横急躁，但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认为他和蔼可亲。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少孩子，但在他60至70岁期间，他还生了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女儿，为了能与她们终生为伴，他不答应她们出嫁，但允许她们自由谈情说爱，并认她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孙辈。他曾经为一个爱妻的亡故而悲哀了好几年。他的妻子曾丢失过一枚魔术戒指，他常常在亚琛皇宫她丢失戒指的水池旁边长时间地默坐。
世界对查理大帝的思想早就有所察觉，至少有一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81年，查理大帝从伦巴德出发夺取意大利几年以后，战争已稍事平息，他重新访问了这个国家，当他站立在一座代表千年文化的古老的纪念碑前时，他深深地被这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和相比之下他自己民族的愚昧无知、缺少文化这一事实所震动。不像今天的野蛮主义者，查理大帝承认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虽然这个国家有可能被武力所征服。这位条顿族的第一个皇帝把意大利的核桃树和杏树移栽到他自己北方的花园里去，这一事实最有力地说明了日耳曼人是如何地向往着美丽的南方。与此同时，为了更崇高的任务，查理大帝在他40岁时，不畏旅途艰险，亲自骑马越过1.2万英里，去学习这个被征服了的国家的文化与精神。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比萨、帕尔马穿过阿尔卑斯山，带回自己宫里五六位从事文学和传奇创作的学者，给予他们与亲王一样的俸禄及充分的创作自由。享有这种待遇的人即使在社会上也令人另眼相看，因为当时连高级官员都得不到充分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他严格控制贵族，不断地派出暗探——经常是一名教职人员和一名文官，到男爵的庄园去看看他们是否荒芜了给他们的领地。
查理大帝比较轻易地征服了伦巴德和巴伐利亚，但为了征服萨克森，他却花了30年的时间，并且即使在征服后，也只在短暂的时间内维持他的统治。出于日耳曼人的预感，这个实际上分裂为很多部落的强大的民族抗拒法兰克人，更反对查理大帝企图借以征服他们的基督教。日耳曼人第一次互相在战场上厮杀。因为萨克森人狂热地坚持古老的信念，禁止信仰基督教，违者处死，而法兰克人决心以自己手中的刀剑，把基督教强加于他们。即使查理大帝不惜一次杀戮4500名萨克森人，这也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
这一切使查理大帝陷入严重的冲突之中。萨克森人不禁要问，自由、平等在哪里？新的信仰不是这样向他们许诺的吗？一次，一个被俘的萨克森贵族维杜肯特与查理大帝在一起吃饭，虽然两人坐在不同的桌子上，维杜肯特还是看见了在他们面前台阶上的一些乞丐。
“看来您的基督生活很贫困，”维杜肯特嘲笑这位幸运儿，“难道要我向那几位已经被你饿死的基督低头吗？”查理大帝面红耳赤。编年史记载下了这段话。
查理大帝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人物时已快60岁了。应当时受到重大压力的教皇的请求，查理大帝进军罗马，把教皇的敌人打得粉碎。教会将在古老的圣彼得教堂为这位高贵的法兰克人举行一个圣诞庆祝会，这样的活动在没有征服者的和平日子里还未举行过。
当查理大帝在祭坛前做完祷告站起来时，教皇突然把一顶金色皇冠戴在这个头发已经灰白的条顿人头上。一群显然是事先隐藏好的罗马骑士随即高呼：“万岁，查理，上帝加冕于你，庄严的罗马皇帝，万岁！”接着，教皇向查理俯下身去。据查理传记记载说，他当时由于惊愕，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据说事后他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有这样的安排，他将不跨进教堂的大门。正如预料的那样，他的政治观点很快与拜占庭发生了冲突。教皇赶紧把这次行动庄严地称为“罗马皇帝的身份从希腊人到法兰克人的转移”。
这是800年的圣诞节……他征服过三个民族，一生明智地与教会友好相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对晚年生活相当满意。现在这位曾经相当虔诚地匍匐在圣彼得教堂做祷告的皇帝，被突然加在他头上的除了象征世界强权实际上毫无意义的皇冠真有点弄得不知所措了。采取这一做法的教皇可有意识到这件事将给历史带来的后果吗？在未来的五个世纪内，所有的德国统治者都以罗马给查理加冕为借口为自己的野心辩护。如果查理当时于惊讶中把教皇的手推开，拒绝接受异族的皇冠，就像恺撒大帝在同一城市处于同一位置时所做的那样，德国的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也可能它的接班人和恺撒大帝的接班人一样，以他们先祖的名义继续统治国家，而我们今天将用类似“卡尔”这样的名字，来代替“恺撒”。
那么这位上了年纪的征服者查理大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难道这个条顿人在这个特定的圣诞之夜不会想起他那为教皇牵着马笼头的父亲丕平吗？非常可能的是这个12岁的儿子当时在场，这一情景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因为这里含有一个警告。这个伟大的儿子自己很少利用教皇，也不传见教皇。现在他也成了教皇恩惠的受益者，这种恩惠可能有损于他，给他的继承人带来更大的不利。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条顿人受到罗马皇帝继承人的加冕，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继承人？难道这就是查理梦想的世界帝国吗？对于这位命运之子来说，它确实来自梦境，来自祈祷。
日耳曼人的悲剧、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了。迄至当时为止，由于无权的基督教徒的思想将通过教会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危险来自思想精神——但这还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当这两种势力联合在一起时，第一个罪恶同盟就出现了；那么两者能同时发展，互相支持吗？或者必然是一方征服另一方？那么谁将获胜？
德意志中世纪的历史将对此做出回答。
内心不安宁——罗马及其王朝
在德国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与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围绕着三个运动向前发展：教皇反对皇帝，平民反对贵族，游吟诗人反对骑士。经过700年的激烈的斗争，大约在1500年，精神的阳光一度驱散了乌云，自由和艺术犹如古代的神像，出现在天际，大放光芒。可是不久乌云重新蔽日，直到300年以后，精神又重见天日。上述三个运动在斗争中均涌现出出类拔萃的人物。游吟诗人是瓦尔特·冯·德·福格尔维德；平民是谷登堡；在皇帝与教会的斗争中则出现了主要依靠思想精神的力量统治国家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
德国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是一部悲剧。在这部我们以后将称之为德国中世纪的伟大的悲剧的序幕中，我们听到的乐曲的大部分将是低沉的。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别的国家穿插进来的，打断了当时斗争的光明、宁静和优雅的旋律，但为数不多。德国人的性格和中世纪出现的问题是如此合拍；始创时期的努力和神秘的暴力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此，德国人一直梦想领导世界，并且至少在给世界带来不安宁上，他们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再对中世纪回味无穷，今天又希望依靠暴力与思想精神两个因素再次建立他们的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作用消失了。
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没有比在中世纪表现得更淋漓尽致的了。当时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尚未像后期那样尖锐对立，双方都有武器，也有思想，因此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历经300年而胜负难分。他们彼此唇枪舌剑，这就暴露了德国人为自己的欲望寻找哲学根据，使其披上合理外衣的私心。那些皇帝梦想统治世界，必须寻找一个道义上的借口；他们无止境地扩张欲望，必定出于浮士德式的动机，而残酷的统治则必然裹上一层神秘的轻纱。
这种良心上的疑虑不安使德国人甚至不能尝到征服的丝毫甜头。如果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促使他们梦想统治世界，那么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表现在他们大规模的徙迁，准备与异族同化，以及为自己的野心和贪婪寻找道义根据，等等）就是促使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法国人的十字军东征也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英国人甚至今天还在吹嘘他们的出征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德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仍是在这场皮影戏中唯一相信自己借口的人，因为浪漫而不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安宁镇静。世界上最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大利人，只要一行动，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而德国人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甚至今天它使德国人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译注）以及他们推崇备至的尼采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以后，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的很大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
如果梦想统治世界的欲望驱使他们向东出征，如果教皇当时居住在波兰的维斯杜拉河，而不是意大利的特韦雷河，那么德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些，他们最终可能获得彻底胜利——他们在这几个世纪内征服了东部大片土地便是证明。可是德国的贵族，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对南部广阔的原野垂涎欲滴，他们不仅仅对那里的肥沃土地和阳光充满兴趣，而且感到有一种安详宁静的精神力量在吸引他们。这种精神力量是他们的秉性所缺乏的。当德国皇帝们到罗马去获取统治世界的皇冠时，希望获得这种得不到的精神的欲望也在增强。他们感到这里的人民在过去甚至在衰落的情况下，也有一种优越于征服者的精神力量，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欲望，使他们统治世界的梦想落空了。
向往南方——统治世界的梦想——亨利四世——卡诺莎城堡的悲喜剧
各国君主希望加强自己小王朝的力量——德国人这种和犹太人共有的家族观念，在查理大帝死后，很快就导致了帝国的四分五裂。甚至在他活着时，他就决定把这个国家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他的继承人能力很弱，仿效他们的父亲，使原来已经一分为三的国家又一次分裂。
就这样，这个在1000年左右被称为东法兰克的日耳曼帝国设置了大量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语言不同而设下的国界。因为1000年来，条顿人一直在他们的亲王中间选择国王，由他们自己在他们中间选择继承人。从此以后，德国的国王和皇帝都是由有既定选举权的亲王选举出来的，因而他在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亲王们组成的共和国的终身主席。通过外交手腕、机遇或打胜仗，他可能最终在王朝中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由于缺乏宪法，德意志帝国国会和王储会议的影响，也就是说德国个别亲王对帝国事务的干扰，始终存在着。
历代皇帝在争取罗马的地位中已精疲力竭。这些发生在意大利的中世纪的战役大都没有明显地影响全局的结果，因此本书将侧重那些能清楚地反映德国人性格的人和事。罗马离德国是如此遥远，这一事实首先提醒了三位奥托大帝，后来德国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如此，由于需要外国的承认，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宏伟前途时，眼睛始终盯着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他们一直担心被人看不起，这种恐惧和自卑感驱使他们不断行动。即使今天在为了取悦外国人而发表的长篇讲话中，也必然掺杂着威胁和指责。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物质；德国人并不为生活富裕和轻松去征服别的国家，而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别人优秀，强迫别人接受他们令人讨厌的生活方式。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德国的人，生活中如果没有听众便无法忍受。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己内在价值的人，总是希望听到外界肯定自己的话。
正是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安心理和冲动，使他们的领导人忘乎所以，而置地理概念于不顾。或者，难道真是由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为他们提供了一大片可以定居的土地，就像流浪的条顿部落在民族大迁徙时的情景一样？的确，要统治这样一大片土地，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当德国的边界还经常受到来自法国和斯拉夫的威胁时，这支军队怎么能长期驻扎在那里呢？当时阿尔卑斯山的通道还很少，北边的人妄想统治阿尔卑斯山南部，怎么能实现呢？
即使那时的政治家也必须承认，教皇道义上的保护实际上毫无意义，除非某人能控制米兰和西西里。德国历代皇帝恐怕也很难推翻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竟无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关于南方的美梦，其结局又如何呢？强大的奥托大帝经过长期统治及多次战役后带回德国的又是什么呢？当他最后回到德国时，已快60岁了，他占领了某些千里以外的土地，但为时很短。
但是他还有第二项成就——在他南下时，他让他的儿子入赘拜占庭。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意义。
奥托大帝死后，罗马—德意志的美梦迅速破灭，并逐渐演变成悲剧。奥托大帝的儿子和孙子为奥托大帝的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两败俱伤。他们两个人都被统治世界的野心所驱使，而且两人都有一个外国母亲，这两个外国母亲分别利用自己的儿子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美梦，两代人都付出了代价，丧失了自己的荣誉、国家的利益、个人的才华，甚至生命。两人都还在比较年轻时就在罗马附近衰萎死亡。奥托二世是唯一葬在圣彼得教堂墓地的德国皇帝，他的墓地成了显示大德意志野心的标志。成千颗德国人的心也随之埋葬在这里。
统治世界的梦想和德国人普遍要求南下的欲望，使得年轻的德国在国内外都面临危险。象征权力的皇冠掌握在教皇手里，他将德国人浪漫主义的渴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对整个德国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比他对任何别的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所产生的大得多。德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宗教界反对并抗议教会日益世俗化的斗争遍及全国，最后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个斗争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出现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由信仰和野心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两重性使德国成了一个独特的矛盾重重的国家，任何具有王室爵位的国家的历史都不能与之比拟。从此以后，德国的皇帝们一直称他们自己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那么，罗马教皇又算什么？很明显，他也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且是罗马人，不是德意志人。他怎么能忍受异族亲王先他而占据皇位呢？为什么法国人或英国人没有设想过建立法兰西或英吉利罗马帝国呢？诚然，教皇需要一个世俗庇护人。德国人对他又威胁又奉承的态度使他深信德国人需要他。统治世界的梦想使德国人对皇冠爱不释手，而教皇则以毕生的投资换取了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别的比较缺乏幻想的民族是不会向他提供的。
这种情况在德国下一个王朝——奥托大帝的继承人法兰克人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亨利四世（1050—1106）在位时这一斗争达到了顶峰。
这里讲述的是另一位德国皇帝，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和某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使他时而潦倒失败，时而意气风发。在德国权力与精神的斗争中，他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罗马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的真名叫希尔德布兰德，是日耳曼的后裔。他身材瘦小，相貌丑陋，皮肤黝黑，当代人贬称他为“神圣魔鬼”。他比亨利四世大近30岁，天生聪明过人。他不重钱财，对女人则又另当别论。他虽出身低微，却野心勃勃，能轻易对付他所看不起的人。他曾严厉指责他的顶头上司出卖圣职、道德败坏。他如果出身王室，肯定将是一个征服者。
亨利是国王的儿子，但却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他傲慢无能，时而专横跋扈，时而妄自菲薄；喜怒无常，而又好色，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性格。当这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儿年轻人有所醒悟时，庄严的命运也随之丧失了。
新教皇认为他可以轻易地对付这样一个国王，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其他的亲王越来越不服从亨利，并准备废黜亨利时，他更觉得有恃无恐了。一个暴发户对王室后裔本能的仇恨使他为所欲为。亨利对此大发雷霆，让德国教会理事会免除他教皇的职位。教皇的回应是宣布把国王革出教门。对教皇来说，国王的禁令毫无作用；可是对国王来说，被开除出教会却有严重的影响。
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形势使年轻的亨利迅速地成熟起来。如果他向教皇忏悔赎罪，把难题推到教皇方面去，情况又会如何呢？“巴黎值得一去”，另一个叫亨利的国王亨利六世在500年以后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亨利四世出发到意大利去，希望以忏悔的方式击败他的敌人。为安全计，他带了妻子和孩子同行。格列高利此时在他北方的朋友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卡诺莎城堡暂时隐居。
形势发展得近乎喜剧。两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在追赶谁。亨利，这位漂亮的头戴王冠的26岁的德国皇帝的儿子，来到了地上满是白雪的城堡院子里，很明显，他是单独来的。一位神甫下来迎接他，亨利恳求教皇接见并原谅一个已经认了罪的人。根据习惯，他只穿了一件长绒衬衣。他一定觉得很冷。而此时在楼上，出身低微的手工匠的儿子坐在盖有拱顶的暖阁里，由城堡女主人，一位有权势的贵妇人陪伴着，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他已经56岁了，丑陋，却有气派，他权欲熏心，已经当了4年教皇了。
格列高利肯定马上意识到，他必须做出让步。如果他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便应该尽快地结束这一荒唐场面。但格列高利让他的敌人受尽精神上的侮辱，让亨利在室外足足等了三天。他不能原谅亨利优雅高贵的出身和年轻。第三天他来到城堡的院子，恩赐给这个忏悔者一个“犹大的吻”。
1077年1月的这场令人怵目的情景，反映了两个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争的不是领土，而是人心，他们都希望能得到世界的好感。在这场斗争中，当时的屈膝者胜利了。他的同时代人也不认为忏悔是耻辱，他们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已够重的了。亨利回来后，发现对他怀有敌意的亲王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阴谋，但是人民站在他这一边。
教皇在这场斗争中输了。“卡诺莎事件”7年以后，亨利在罗马加冕为德皇，格列高利在孤独中死去。亨利晚年的大部分时光消磨在与其儿子的大搏斗中。但是亨利是在格列高利死后很久，才在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感中突然去世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的这场斗争，与其说是争夺权力的实质，不如说更多的还是为了争夺在精神上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以德国人典型的方式把统治世界的权欲与精神使命混合在一起了，精神和权力的斗争在他们两人身上绝不是简单地以一方为代表，而是双方都含有两种因素。
几十年来所有力量被毫无目的地挥霍掉，似乎德意志帝国不存在农民和自由民，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原本却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设计的。
巴巴罗萨——德意志不过是一个属国——巴勒莫的棺
腓特烈一世（约1123—1190）曾以他的意大利名字“巴巴罗萨”载入史册。“巴巴罗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红胡子”。他的政绩不能使他流芳百世，而他的红胡子、他个人的勇气和他反对市民的坚定性，使他成了德国历史上一位受人爱戴的统治者。他的出名，完全由于一次机遇。德国传说中最早的皇帝是查理大帝，他在一个魔洞中睡着了，胡子长得穿过了桌子，等待着再一次苏醒。到了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才在这一传说中以巴巴罗萨代替了查理大帝。
巴巴罗萨带领他的军队六次出征意大利，他在那里一共度过了15年，与他的先辈一样，他在意大利浪费了很多资财而一无所获。对他来说获得罗马皇冠也意味着统治世界，因此他必须控制意大利北部。
根据历史记载，在那个时候，德国人出于统治的需要，就发明了很多惨无人道的酷刑。1160年巴巴罗萨包围克雷马后，命令把被俘的市民放在篮子里吊到城墙上，甚至夜里强迫他们举着火把。在拷打刑讯方面，德国人在中世纪就超过所有其他的民族。对骄傲而独立的米兰人民的大屠杀或流放是由巴巴罗萨命令或至少是得到他默认的，这引起了他的同时代人的极大恐慌。
他发起的一切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在这次出征过程中他差一点在小亚细亚的一条河里淹死），没有给德国带来丝毫的贡献；但他决定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位诺曼底公主成婚，这次联姻给他带来的一个孙子，却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这就是腓特烈二世（1194—1250）。
腓特烈二世很年轻时就接了位。在所有的德国统治者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从查理大帝到查理五世，他继承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这个秘密在于他出生在西西里，并在那里去世。他在位38年，但在德国只生活了10年。在他身上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因为这一光辉人物而认为德国人南下的愿望是上帝为了解决德国的冲突而做的特别安排。
腓特烈二世21岁继承皇位后，一开始就取消两项他曾向教皇许下的誓言。他既不交出西西里岛，也不进行十字军东征。教皇就把他逐出教门。对此，腓特烈二世采取了他的前人从未想到过的做法。他既不动武，也不忏悔，但却挫败了教皇。他把教皇训令的副本分送给所有欧洲亲王，同时决定拯救耶路撒冷，因为他现在已可以不受教会的管辖了。腓特烈二世就像一名东方的棋手，而不是一名德国将军那样，对埃及苏丹王进行了访问。他能说六种语言，也会说阿拉伯语，因为他是半个摩尔人。两国领导人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两人彼此惊讶地问道：这200年来的争争吵吵都为的是什么呀？结果苏丹王同意把圣地都交给腓特烈二世，只留下庙宇。不过在庙宇里也允许基督教徒做祷告。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18年，其间只有短时间中断。这两位领导人还签订了一项切合实际的贸易条款。为了进一步羞辱教皇，腓特烈二世把所有的神职人员派离耶稣圣墓教堂，把一顶所谓的世俗皇冠放在圣坛上，然后走进去，把皇冠戴在头上。他带了少数随从回到罗马，迫使教皇取消禁令。这是所有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流血最少和最成功的一次，领导这场斗争的却是一个比所有的异教徒更不信教的德国人。
德国对腓特烈二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属国。当他知道他的儿子与其他的德国亲王阴谋勾结反对他时，他回到了北方，把叛逆的儿子抓起来处死了，然后又让儿子以国王的身份下葬了。他有很多孩子，因为他有四个妻子和很多妃子。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表面上让人想起查理大帝。实际上，腓特烈二世更容易激动，常常凭主观的好恶行事。他会突然反对某个儿子，只因为这个儿子做了些使他不高兴的事；对待妇女也冷热无常，这大概是他从小失去母爱，并被迫接受婚约所致。很明显，在很多儿子中，他喜欢那些长得漂亮英俊的。
这个皇帝竭尽一切努力，把美的东西搜集在自己周围。这样做是很聪明的，环境使他自己也变得高尚起来了。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的宫廷修建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前250年，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建筑，光辉灿烂，犹如其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米西奈斯（Maecenas Gains，前70—前8，罗马政治家及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者。——译注），对于自己赞助的事业，特别是写作，除了积极支持外，还能身体力行。他的一本猎鹰训练术的书，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上面有很多段落为他亲笔所写。不管源出何处，很多有用的发明是由他介绍进来的，如阿拉伯数字（只是近代才输入欧洲的）和第一篇关于年轻的意大利的诗篇；他还在没有黄金的时候效仿古代迦太基的模式。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是个猎鹰能手，没有比打猎更使他着迷的了，为此，德国亲王们经常抱怨他的缺席，因为他们已经惯于和他一起出去分享狩猎的乐趣。
他是在西西里岛长大的，那里的生活使他有可能接近伊斯兰教的圣贤，而不是有学问的修道士。他对所有的宗教表现出充分的宽忍。他自己并不信教，但却常常向狂热的基督教徒称赞伊斯兰教的安详宁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比较倾向伊斯兰教，迷信而且又是个宿命论者。他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写道：“好好学习。这样你们可以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君王的生死同于普通人。”但他认为自己还是神圣的后裔，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出生在霍亨斯陶芬家庭，而因为自己是天才。这种近乎伏尔泰的精神，要求他做出很大的努力和付出很多时间，即便如此，他还能分出精力去研究各种东西方的艺术知识和学问。这些知识反映在他的思想和宫廷的布置中。
他的德国人的性格表现在他与一个条顿骑士的终身友谊上。这个骑士是图林根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羡慕的智慧和忠诚、力量和善良，因此被称为“德国人”。根据腓特烈二世这个朋友同时也是首相的性格来看，他一定有个对手，或至少一个陪衬，这就是另一个最后终于欺骗了这位德国皇帝的部长，一个意大利人。腓特烈二世在他晚年的这些阴暗的日子里，可能会批判自己关于南方的思想和改变对北方的看法。
腓特烈二世外表充满知识分子气息，这与他的性格相一致，特别是他年轻时期就开始秃顶和近视。一个阿拉伯作家写道：“如果是一个奴隶，他一点也没有价值，而作为一位国王他太有价值了。”一个访问者描写道：“他有时用蛇一般的眼睛凝视人。”这一描写一定是非常真实的。总之，腓特烈二世是德国除了查理大帝以外，唯一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德国皇帝。
他不是从他的前任手中接过皇位的，57岁逝世时也没有继承人。他死在他热爱的巴勒莫，并埋葬在那里。当人们从炎热的太阳下走进停放他的大理石棺椁的天主教堂时，不禁感到凉气袭人。
普鲁士人——瑞士的兴起——自由瑞士
从加洛林王朝到大革命，法兰西800多年来实际上没有经历真正的朝代变革，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不断的你争我夺的斗争比较起来，瓦卢瓦和波旁王朝的建立就微不足道了。德国各公爵家族之间不仅在皇室选举时彼此倾轧，即使在平时，他们之间的没完没了的钩心斗角也往往打断个别朝代的统治。由于没有统一宪法规定他们要为皇室征集兵员，因此他们犹如今天的独裁者，其私人军队对皇室形成了持续的威胁。在斗争中他们组成各种联盟。13世纪，正当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际，法国却已做好了登上国际舞台的准备，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而政权比较稳固。对于法国人来说，任何可能对于皇帝的尊严和罗马继承人产生的天生的嫉忌心理，一开始就消失在他们集中建设自己的文化的过程中了。德国人是在国外遭到失败后才开始注意建设自己的文化；法国却是在巩固了自己的文化后，再走向国外。因而两个强大的相邻国家在较长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直到13世纪，法国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向意大利。
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不断进行东征，斯拉夫人利用德皇到罗马去朝觐的机会，积极扩张领土。约于1250年，条顿骑士征服了后来成为普鲁士领土的大片土地。
这些侵略活动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尚不明显。17世纪，这些由当地人和侵略者杂居而产生的后代——东部人开始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如果德国皇帝在中世纪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扎根于西部地区——勃艮第和佛兰德斯，那么德国西部凭着天赋的优势可能会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德国人没有如此做，相反，盘踞在易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诸侯不受德皇的任何管辖，独立性越来越大，并不断出征斯拉夫部族。经过之后几个世纪的混合繁衍，出现了一支被称为普鲁士人的民族，它是古代好战的普鲁士部落的后裔，但只是接受了这一部落的一部分血液。移民商人的贸易精神与它的好战精神一样，永久地渗透进了他们的血液里。这支民族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却又庸庸碌碌，在一大片干旷难耕的草原上，他们必须勤俭节约地生活。后来东部人向富于幻想的德国西部进行了暴风雨般的进占。
各个时期的国王在东部的发展中影响并不大。1400年左右，他们逐渐放弃了统治世界的念头，不再为意大利和德国统一的问题烦恼忧虑，而是一心巩固自己的小朝廷。哈布斯堡王朝在这方面率先做出榜样。如果说哈布斯堡在德国历史上比其他王朝更负盛名的话，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统治时期特别长。哈布斯堡在德国或奥地利统治了600多年，直到最后一个皇帝逃离维也纳，哈布斯堡各代皇帝中除了查理五世外没有出现多少伟大人物。
当时，哈布斯堡还只是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他们为皇室建立的最初功勋至今仍有巨大意义。他们对瑞士人的压迫引起了瑞士人的反抗。腓特烈二世以他的鹰一般的目光，看出了这些牧民和农民特有的力量，因此他同意并承认瑞士人有权保卫自己和反抗哈布斯堡的粗暴压迫。
一个王朝的光辉是多么容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啊！除非它有几个显赫的人物。有谁还记得哈布斯堡的第一个国王？他在马尔希河战役中击败了波希米亚国王，然后占领了奥地利，并于1291年在一片赞扬声中死去。但是至少很多人听说过同一年在瑞士卢塞恩湖边平坦的阿尔卑斯吕特立草地上，几十个穷苦的农牧民团结起来反对封建朝廷的故事。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是由那些被出身高贵的骑士们谑称为“牛娃”的人以及瑞士伯尔尼、苏黎世的镇民一起发动的。他们反抗比他们强大百倍的王公贵族，这一光辉的事迹被写成很多歌曲、戏剧、电影和传说。为什么它流传得如此广泛而不被人们遗忘呢？
因为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因为处境比萨克森人、弗里斯人还优越的人也起来反抗朝廷了。这个弱小的民族知道如何做出决定，如何战斗。这是因为加在一起也只有阿尔卑斯的一个山谷那么大的地方的人团结起来了，他们起先只有来自三小长条土地的人，后来是八条，再后来是十三条。这是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瑞士、当时是三个最古老的州之一的地方，是当时唯一建立了民众政府的州，在德国亲王们的蹂躏下，在欧洲复苏了1000多年来的古代共和思想。这是因为这个当时德国最小的公国之一的瑞士，居然能在此起彼伏的历史风暴中坚持团结，甚至能和别的民族结成联邦，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有着几个民族、说着几种语言的国家，能够捍卫自己，不由个别人或民族统治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榜样。
就这样，日耳曼的瑞士为法国和美国树立了如何建立民主的榜样。在其他日耳曼人始终默默忍受德国亲王的种种统治时，这是唯一捍卫了日耳曼荣誉的部落。1000年来日耳曼人经历过两次小小的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至今仍保持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这支弱小的部落经过了短时期的胆战心惊的自由后，最后又重新由一位各方面都比较强的领导人领导。然而长期以来，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四周由阿尔卑斯山的中圣哥达群峰环绕，即使在已有火车和飞机的现在，仍扼守着许多重要驿道。他们长期以来经受着沉闷与闭塞的考验，对于这支唯一有着政治传统、四分之三的居民操德语的日耳曼人后裔所经历的困难，外界是难于理解的。在这一片深山峡谷和村镇中，日耳曼自由，犹如其最初从这里发生的那样，找到了它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