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1666
4 决定命运的一年
醉酒的人依然醉着，肮脏的人依然肮脏；那些不义和贪婪的人，依然执迷于他们的恶行；哄骗、说谎、谩骂、诅咒、违反安息日戒律、傲慢、嫉妒、沉溺肉欲，这些惹怒上帝、挑衅上帝的罪过……在伦敦屡见不鲜……
——托马斯·文森特《城市中上帝的可怖之音》[1]
像一条被践踏的蠕虫，伦敦和它的人民挣扎着恢复了生机。瘟疫改变了他们，但他们活了下来，走动着，交谈着，交配着，到1666年1月，一切似乎恢复常态。城市的上上下下回响着婚礼和洗礼的钟声。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和伊丽莎白·莫尔（Elizabeth More）、乔纳森·佩里（Jona-than Perry）和玛丽·斯坦福（Mary Stanford）、约翰·帕吉特（John Pagitt）和玛丽·约翰逊（Mary Johnson）在阿尔德门圣博托尔夫堂举行了婚礼。[2]约翰和玛格丽特的女儿萨拉·基佩（Sarah Keepe）、查尔斯和玛拉的女儿安妮·博马尔（Anne Bomar），以及安妮的儿子约书亚·德夫特（Joshua Defft）在舰队街的圣布莱德教堂接受了洗礼。[3]自前一年的6月以来，1月2日，每周《死亡布告》公布的瘟疫死亡人数首次低于100。
德鲁里巷的药剂师威廉·博赫斯特在病毒暴发期间身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于他而言，目前疫情的缓解证实了他的理论。几个月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疫情的走向，为感染者提供治疗，并记录他们的症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预测疫情将在1666年继续缓解。他在《疫病论》（Loimo-graphia）中写道：“瘟疫的尾巴很长……来来回回，增增减减，直到完全消失。”这本书在之后成为关于大瘟疫的重要著作。在前一年9月的高发期，伦敦每周死亡人数超过7000，但到今年1月，这个数据降到了90左右，人们很容易认为危险已经过去。
对于那些逃离伦敦的人，疫情好转的迹象无疑鼓舞着人心。一整个月，大批商人、牧师、医生和工匠陆续返回首都。伦敦的富人区，如考文特花园和威斯敏斯特，还依然空空如也——“没有宫廷人员，也没有贵族”——市中心的许多商店重新开张了，交易再次进行，“镇上又熙熙攘攘了起来”。[4]1月8日，伦敦市和威斯敏斯特的治安法官接到王室敕令，必须确保“……几个住过病患的屋子里的床上用品以及其他物品都在室外得到充分晾晒，所有房间重新粉刷，墓地要用两英尺厚的土覆盖起来”。[5]新市长托马斯·布鲁德沃思（Thomas Bludworth）于前一年10月上任，就职仪式仓促且简单，他下令对伦敦市进行烟熏消毒。
城市的清洁工作进行着，分散四处的英国各派势力已准备好返回首都。1月20日前，财政部已从避难时的无双宫搬回白厅；海军委员会从格林尼治回到了塞辛巷；到了月底，国王、约克公爵以及宫廷的大部分重要人物，都离开了他们在牛津的住所，动身前往汉普顿宫，打算尽快返回白厅。尽管像圣奥莱夫哈特街教堂仍有“这么（多）坟墓”，“高垒在瘟疫死难者的墓地上”，[6]国王还是执意要回到伦敦。他给在法国的妹妹亨利埃塔的信中说道：
我让妻子留在牛津，但希望两三个星期后能把她接回伦敦，其实伦敦的瘟疫已经几乎平息了。然而女人们害怕“瘟疫”二字，所以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设想一切疫情都消除了。[7]
对托马斯·文森特来说，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容易了。这名清教徒牧师在疫情暴发期间留在首都，他的一些家人染病丧生。他认为，许多逃离的人没有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深刻反思。在文森特看来，罪人皆未留意上帝的警告。他控诉道，有些人受贪婪驱使，“回到家中，继续忙着俗事，拼命工作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他们丝毫没有去“借着这次审判以及上帝神明的庇佑来提升（自己）”。更有甚者，正如文森特所见，“因前段时间没机会，也不方便实施罪恶行径，现在越发变本加厉地造孽”。[8]
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教区执事协会职员约翰·贝尔（John Bell）将1665年暴发的瘟疫与之前的瘟疫进行比较，他断言，“所有瘟疫”都是由“人的罪孽”导致的。[9]然而，与文森特不同，贝尔认为，当前瘟疫的根源来自最深重的罪孽——弑君。他在《伦敦的追忆》（London's Remembrancer）中问道：“难道这个国家不该期待上帝对它的人民做出最大的审判吗？他们杀害了自己的合法君主。”[10]1666年初，一个名为“E.柯特”的印刷商收集了自前一年瘟疫暴发以来所有的《死亡布告》，将它们编辑成册，准备在他位于奥德斯门街的印刷厂作为死亡警示出售。柯特是托马斯·柯特（Thomas Cotes）的儿子，也许是侄子，托马斯·柯特一直负责印刷17世纪早期的舞台剧本（包括莎士比亚的《第二对开本》）。柯特只是个“印刷商，而非布道者”，但他呼吁读者感念上帝“对你我的仁慈，让我们依然存活，在恐惧和战栗中自我救赎”。他继续写道：“啊，不要以为死去的人比我们这些幸存者罪孽更深！”并补充说，不悔改的话，“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死去”。[11]柯特将这个册子命名为《伦敦之可怕显圣——本年度〈死亡布告〉全集》，并在其中敦促他的同胞：
……通过上帝仁慈的援助，找到自己心中和头脑中的障翳，净化自我，荡涤灵与肉的污秽；这样，上帝会用他无限的温柔与怜悯来回报这座罪恶的城市，使我们 的家园重返安康。[12]
作为一名不信奉国教的牧师，这场瘟疫让托马斯·文森特可以自由地布道，谴责罪行、鼓吹忏悔，但随着官方牧师开始返回教堂，他的行动被遏制了。贵格会的集会经常遭到民兵的袭击；异议分子和反君主的文学作品受到压制；不奉国教者也时常被官员搜捕。就在这一年，17世纪晚期最著名的异教者约翰·班扬（John Bunyan）因参加非法宗教集会被关押进贝德福德的一所监狱。他利用在狱中的时间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题为《罪人受恩记》（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并开始编写一本内容丰富的宗教小册子，后来取名为《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托马斯·埃尔伍德描述了自己的一次被捕经历，让我们得以一窥宗教异见者的遭遇：
……我去参加一次贵格会集会，在奥德斯门附近的“公牛与大嘴”驿站。突然，一队士兵（属于城中训练有素的部队）叫嚣着冲了进来，领头的人叫罗斯威尔少校，是个药剂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顶着教皇党人的不良名号。他一走进房间，就让身后的一两队火枪手拿枪指着我们，我猜，他们是想吓唬人。
然后他宣布，非贵格会教徒可以离开……士兵们来得太早了，那时候我们的人还没聚齐。无关人士走后，偌大的屋子里就只剩我们几个为数不多的人，显得势单力孤，在他们眼前一览无遗，随意就可以把我们挑出 来……[13]
文森特在哈克斯顿的住所离新教堂墓地很近，墓地如今十分拥挤，他饶有兴趣地观察，“许多人把时间浪费在……喂养和保存他们的身体上……完全没有时间去认真考虑如何拯救他们的灵魂”。在他看来，“一旦他们认为（瘟疫的）危险已经过去，就会比以往入睡更快；他们的行为仍然和以前一样，甚至更糟”。[14]但是他对人性非黑即白的看法并没有揭示出真正的悲剧，那些现在回到伦敦或当时留下来的人饱受创伤：他们的生活因亲人离世而支离破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拼命地工作”，在一片狼藉中创造新的生活。
年初，书商米切尔一家回到了他们在伍德街的家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再次做起生意。他们在瘟疫中失去了大儿子，他曾被寄予厚望。意外的是，他们很快发现，大儿子的未婚妻贝蒂·豪利“实际上爱着”他们的小儿子迈克尔，“胜过他的兄长”。[15]二十二岁的迈克尔和二十岁的贝蒂于2月结婚，他们心心念念想要与生意邻伴豪利一家联姻，愿望终于达成。坎特伯雷大主教给他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允许这对夫妇在圣费斯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主体内的一个独立教区教堂），或者伦敦桥附近老鱼街的圣玛丽抹大拉教堂举行婚礼。[16]这对新婚夫妇将搬到泰晤士街一带，距离双方原先的家都很近，步行即可到达。他们的新住所最初是给大儿子和贝蒂的，如今成了迈克尔开始做男装生意的地方。
泰晤士街是伦敦最热闹的街区。街道沿泰晤士河北岸延展，街边点缀着一个个码头，尽显伦敦市的特色。从伦敦塔丘经过伦敦大桥一直到贝纳德城堡，这条街上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开着林林总总的商店——有寡居的鱼贩玛丽·贝拉米（Mary Bellamy）、牛油蜡烛商托马斯·罗斯（Thomas Rosse），还有理查德·斯皮尔（Richard Spyre），他做男装生意，也是金胡普酒馆的房东，酒馆用“加纳利群岛产的白葡萄酒”和英镑支付房租。伦敦大桥附近还有不少救济院，为至少三十个贫困居民提供住所。遥远的西边有许多印刷厂，紧挨着贝纳德城堡。街道空间狭窄，总是挤满了人和推车。偶尔，某个莽撞的马车夫想在街上穿行，他很可能卡在人流里，被“街头小混混”戏弄一番。尽管迈克尔和贝蒂的生活因迈克尔兄长之死蒙上了阴影，但他们有了新家，并开始在这个繁华的商业枢纽做生意，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
他们未来的邻居安妮·马克斯韦尔（Anne Maxwell）最近也遭遇了亲人的离世，正整合资金开始新的生活。她住在一栋有九个壁炉的大房子里，离贝纳德城堡不远，[17]丈夫是受人尊敬的印刷商大卫·马克斯韦尔（David Maxwell）。然而，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七八年，1665年，她成了寡妇。面对悲剧，像当时的许多遗孀一样，她继续着家里的生意。印刷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文本需要由单个字符排版组成，然后将墨水涂在软皮垫上，再拍到排好的文本上，最后放入印刷机，印刷过程中需要拉一根坚硬的木杆，以确保油墨充分接触到纸张。自15世纪30年代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以来，几乎一直这样操作。安妮·马克斯韦尔没有学徒，但她拥有两台印刷机，而且似乎也不用那么费力地找活干。事实上，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她从一个重要客户那里收到两份待出版的手稿，这个客户就是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第一部作品题为《实验哲学观察》（Ob-servations upo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以她现有的许多关于世界自然秩序的理论为基础，探索了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的内部运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书中对光学和显微成像揭示物体“真相”的能力提出质疑，并认为，任何依赖于感官的实验都存有缺陷，因为感知在不断变化。第二部作品是卡文迪什的冒险故事《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该作品此后被视为最早的科幻小说。在写给读者的话中，卡文迪什声称自己“……和其他任何一名女性一样充满野心”，她继续说道：
……虽然我不能成为亨利五世或者查理二世，但我会努力成为玛格丽特一世。虽然我没有力量、时间和契机像亚历山大和恺撒那样征服世界，我也不想成为他们某一个的情妇，命运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但我已经创造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责备我，因为每个人都有能力这样做。[18]
从泰晤士街东边步行五分钟，稍微深入市区，就是一条繁忙的街道。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有鱼贩、屠夫、箍桶匠、卖葡萄酒的、做“钩眼扣”的。街上住着另一个受前一年瘟疫影响的家庭。根据作家及历史学家约翰·斯特里普（John Strype）的说法，他们所住的巷子原先叫“红玫瑰巷”，但长期以来，屠夫们把烫煮工序进行的地点设在那里，“用动物的下水（内脏）做布丁”，这个地方后来就改叫“布丁巷”了。如果要找一条典型的17世纪的伦敦街道，这条巷子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挂满生意招牌——有“玫瑰”“鱼”“蓝锚”“金色干草包”和“泥水匠之手”——木结构房屋高耸在上方，许多商店兼作住宅。这里充斥着刺鼻的气味，浓烟滚滚，人们辛苦劳作。沿小巷有一片有围墙的房屋，被称为“鱼场”，中年丧偶的托马斯·法里纳（Thomas Farriner）和女儿汉娜住在那里，房子里有五个壁炉、一个炉灶。[19]
法里纳是一名面包师。1665年，他失去了相伴二十八年的妻子汉娜，[20]然而，她的死因尚不明确。据记载，一个名为“哈娜·法默”的人死于瘟疫，于1665年9月4日在白教堂区的圣玛丽教堂下葬，距离布丁巷1英里。汉娜未出嫁时的姓氏是马修斯，所以这个“哈娜·法默”和朱迪思·马修斯（Judith Mathews）和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在同一天下葬令人心生疑惑，[21]但我们不能确定她就是法里纳的妻子。我们所了解的是，在失去妻子之后，法里纳似乎运气不错：随着军粮供应商再次回到首都，他接到任务，为海军提供“船用饼干”。
海军的军粮办事处设在东史密斯菲尔德，在伦敦塔的东北方向，离布丁巷只需步行十五分钟。库存由不同级别的军粮供应官员、供货商和办事员监管，受军粮总管丹尼斯·高登（Denis Gauden）领导。塞缪尔·佩皮斯作为军粮监管长官，最近建议对舰上的“出纳”制度进行改革，即每艘海军舰艇上都设专人，负责舰上的财务和粮食订购。在持续的压力下，佩皮斯在瘟疫期间一直留在伦敦市，只是在海军委员会出于安全考虑转移时，才跟着去了格林尼治，即便是撤离后，他还是经常返回城里。与国王、约克公爵和他在汉普顿宫廷的许多上级一样，他渴望重新融入政治生活。1月28日星期天，他穿上几天前从主祷文巷买的天鹅绒外套，准备前往汉普顿宫。他带上所有文件，乘坐出租马车穿过城镇，与即将同行的布朗克勋爵会面。
布朗克出身于爱尔兰贵族。后人主要以皇家学会第一任主席的身份记住他，但在佩皮斯和其他同代人眼里，他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数学家，同时也算是一个带有丑闻性质的公众人物，他与一个名叫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的女演员陷入了情感纠葛。这天，布朗克在其伦敦以西的住所等待佩皮斯的到来，然后两人一同乘坐他的四匹马拉的马车。这个月上旬，佩皮斯描述了以如此方式穿过小镇的兴奋之情：“人们看到贵族的马车来到小镇，都盯着看。各处提行李的都向我们鞠躬。乞丐竟上来乞讨！”[22]这一天，马车突然在布雷恩福德停下。如果当时行李员和乞丐在附近的话，他们肯定有一出好戏可看了。佩皮斯解释道：
因为需要如厕……我走进一家开着门的旅店，找到办公的地方（厕所），就用了起来。周围没有人，只是在我进去之后听到一声狗吠，我很担心，想着我要如何安全地回去，于是从腰带上解下剑和鞘，拿在手里，但我后来并没有用到它们，我安全地回到了马车上，但在这期间，我丢失了腰带，在来汉普顿宫之前我从来没弄丢过它。
在汉普顿宫，佩皮斯等了一段时间，会议结束后，国王和约克公爵走了出来。佩皮斯逐个亲吻他们的手，国王也“非常亲切地握了握”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佩皮斯又看到国王和公爵，国王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佩皮斯先生……非常感谢你这一年来的工作，你放心，我对此非常清楚。”公爵也对他十分满意，说他看了佩皮斯关于出纳管理的建议，并表示“会这样下达命令”。不到一年以前，国王对佩皮斯还不很面熟，而现在，佩皮斯已经受邀与王室成员同行，进行私下的交谈，“远离宫廷，进入田野”，然后才返回王宫。[23]
次日，约翰·伊夫林来到王宫，王室兄弟俩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感激之情。伊夫林在描述他与国王的会面时写道：
……国王陛下跑向我，以最亲切的方式向我伸出手，让我亲吻，不断感谢我对他的忠诚和关心，特别是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众人皆纷纷逃离岗位。他说他对我充满谢意，并曾几度担忧我能否度过危险，也非常认可我的工作。
随后，他们私下里谈起关于伊夫林职责的话题。伊夫林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激之情，他记录道：“公爵走到我面前，非常亲切地拥抱我，说如果他知道我会面临如此险境，就不会让陛下将我派到那个位置上。”[24]
像伊夫林、佩皮斯、布朗克以及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两名绅士一样，许多人蜂拥到汉普顿宫去拜见国王和公爵。威廉·佩恩爵士、威廉·考文垂爵士、曼德维尔勋爵（Lord Mandeville）、乔治·卡特雷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约翰·门尼斯爵士（Sir John Mennes）、威廉·巴顿爵士，以及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蒙克都去了，还有遇上麻烦的桑威奇伯爵。据佩皮斯描述，桑威奇“愁云满面……上嘴唇上的胡须比平时长”。1665年的军事行动惨败后，桑威奇在宫廷里就失势了，此时他很明白，佩皮斯最好不要和他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曾经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导师/门徒关系已日渐紧张，几近崩溃。第二天，约克公爵和阿尔伯马尔公爵主持了一场关于海军事务的会议。会议期间，桑威奇迟到了，看起来“心绪不佳……几乎一言不发”。没人为他腾位置，于是佩皮斯把自己的凳子让给了他，然后坐到“另一个给他让出来”的位置上。桑威奇不久将以大使的新身份前往西班牙，佩皮斯非常清楚，他必须结交新的盟友，与曾抨击过他以前导师的人成为朋友，如威廉·考文垂爵士。
会议结束后，两名伟大的日记作者乘坐布朗克勋爵的马车返回伦敦。伊夫林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这次旅程，只是说他因为“身体不太好”回家了。然而，佩皮斯却回忆了他们“绝妙的对话”，说他认为伊夫林“非常可敬”。[25]许多年后，佩皮斯去世时，伊夫林称他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勤勉而好学”，并说“近四十年来，他一直是我特别的朋友”。[26]他们的关系是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建立的，这不免让人设想，也许这次归家的旅途已播下他们长久友谊的种子。一路上，他们表达了对“宫廷的虚荣和恶习”共同的蔑视，正如佩皮斯所说，“这种现象极其可鄙”。[27]他们有太多话题要讨论了。瘟疫中的逃亡并没有对宫廷中日益沦丧的道德起到约束作用，那些言行失检和婚外韵事已广为流传。然而，最紧迫的问题还是与荷法两国的战事进展。
不出所料，路易十四在1月正式向英国宣战。这一决定并非没有问题——在法国，法国国王在自己的圈子里就遇到了切实的阻力，人们不支持对君主制国家发动战争。法国海军尚未成熟，但正在发展壮大，其主要港口位于法国南部的土伦。在英国，对夏季战事的准备工作正稳步进行。早在1月，全国各地都发布了公告，命令所有海员在2月20日之前回到舰上，并承诺会付薪资，即使是之前没请假就离开的人也可以领。任何未能返回的人都将被逮捕，面临军事法庭的判决。英国的目标是拥有一支由“一百艘坚固舰只”组成的舰队。由于许多舰只在前一年的战争中被损坏，造船厂正忙于准备和修理。资金非常紧张，但议会拨款的新资助正好派上了用场。
随着桑威奇大人的倒台，乔治·蒙克和鲁珀特亲王受命联合指挥1666年的战事。作为瘟疫蔓延期间留在伦敦的少数指挥官之一，蒙克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坚称，留在首都应对鼠疫才是他为国效力的最佳方式。然而，他只犹豫了很短的时间。2月，鲁珀特和蒙克正式被提拔为海军总司令。约克公爵在给两人的信中宣布：
我在此任命我最亲爱、最挚爱的堂弟鲁珀特亲王，以及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蒙克）为联合海军上将和皇家舰队总司令，我意愿授权并要求你们担负起指挥皇家舰队的职责，同时进行管理与调配，并执行我的兄长国王陛下和我下达的所有命令和指示……[28]
他们将以“皇家查理号”为旗舰。2月13日，几名曾在鲁珀特亲王手下服役的海军指挥官为他举行了晚宴，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并在一片欢呼声中表明了追击荷兰人的决心。[29] 2月19日，佩皮斯向蒙克、财政大臣威廉·佩恩爵士和约翰·门尼斯爵士汇报了海军账目状况。海军欠债“23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军械开支、照顾伤病员的费用，或者从1665年8月1日至12月31日的工资），但现在只有“150万英镑可供支付”。
与此同时，经由秘密外交渠道，国务大臣阿灵顿勋爵（他颇不寻常，和查理第一个私生子的母亲生了一个孩子）通过加布里埃尔·西尔维乌斯爵士（Sir Gabriel Sylvius）斡旋，与荷兰谈判和平协议。西尔维乌斯爵士是查理二世宫中的贵族，与奥兰治家族有着密切联系。2月，谈判的信件由一名叫亨利·布阿特（Henri Buat）的法国信使送到了荷兰共和国。为了达成和平，英国向荷兰索要20万英镑作为保险金，并要求让奥兰治家族年轻的威廉王子（查理妹妹的儿子，查理的外甥）担任重要职位。布阿特将和平协议夹在一堆信件里，其中有一封信指示他在协议被拒时该如何行动。信中示意发动一场政变，推翻约翰·德·威特和他的拥护者，恢复奥兰治家族的执政地位。德·威特原本是否会同意和平协议不得而知，因为布阿特不仅递交了有关和平协议的信件，一不留神把整批信件都给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布阿特要求归还信件，但为时已晚。那份预谋奥兰治政变的秘密文件已经被看到了。这一失误要了布阿特的命，他后来被荷兰人当作叛徒处决了。这也坚定了德·威特的决心，反对与英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
2月初，伦敦的瘟疫死亡人数降到了56人。《公报》——现在是唯一的官方报纸——正式从牛津搬到了伦敦。穆迪曼在牛津的任期即将结束，他对《公报》的控制权似乎基本上被阿灵顿勋爵的秘书约瑟夫·威廉姆森夺走了，那时威廉姆森开始担任编辑的工作。《公报》被重新命名为《伦敦公报》，承印者叫托马斯·纽科姆（Thomas Newcomb），他直接在泰晤士街的“国王学院大楼门房值班室”[30]里进行印刷。纽科姆是个精明的家伙，1648年，他娶了印刷商约翰·拉沃斯（John Raworth）的遗孀露丝（Ruth）为妻，从此进入泰晤士街的印刷行业。1653年，露丝生下双胞胎后就去世了。但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纽科姆的生意并没有停止。其间，他印刷了官方战事报道，以及政府新闻期刊《政治信使》（Mercurius Politicus）和《大众情报者》（Public Intelligencer）。纽科姆似乎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印刷商，而更接近于出版商和管理者。17世纪70年代的记录显示，他负责监管该报的大部分生产：不仅给作者和出版社的调查员支付薪水，还付稿酬给法语翻译。[31]
威廉姆森从欧洲大陆和英国各地的一系列线人那里获得消息，而邮政总局的詹姆斯·希克斯会定期拆开私人信件来收集材料。这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1666年3月，一个名叫乔·卡莱尔（Jo Carlisle）的线人写信给威廉姆森说：“我觉得上次寄给您的信被截获了，因为我在穆迪曼先生的《公报》上看到了同样的话。”7月，一个心怀不满的线人请求希克斯不要让前一封信中的信息在“任何报纸”上出现。[32]并非所有人都对《公报》上的内容感到满意。约翰·伊夫林于2月2日致函威廉姆森时写道，被送上岸的病人数量应该登报，[33]但威廉姆森没有照做。
这期以“伦敦公报”的名称面世的首刊上，有一篇关于2月1日国王和宫廷人员返回白厅的报道。2月6日出版时，上面写道：“这一天，国王陛下和公爵殿下从汉普顿宫回到白厅，健康状况良好，全城欢腾。”文章接着描述道，城市里人们敲响“钟声，燃放烟花，以及开展其他公开的欢庆活动……大家翘首以盼的福祉终于回归”。[34]国王的归来让人们满怀期待地在白厅“忙前忙后”。[35]
一般来说，人们在回忆以往的生活时，总是更关心成人世界的战争、政治和浪漫情事。若非在过往事件既定的叙述中十分重要，孩子常被遗漏。然而，查理二世的宫廷里充满了新生命的气息。直至1666年，正如佩皮斯所详细描述的，查理“有许多广为人知并得到承认的私生子”：除了他最年长的孩子十六岁的蒙茅斯公爵，还有九岁的查尔斯·菲茨查尔斯（Charles Fitzcharles），他的母亲是女演员凯瑟琳·佩吉（Catherine Pegge）；他还和长期交往的情妇卡斯梅恩夫人生有三岁的查尔斯·菲茨罗伊（Charles Fitzroy）、两岁的亨利·菲茨罗伊（Henry Fitzroy）、一岁的夏洛特·菲茨罗伊（Charlotte Fitzroy），以及圣诞节后刚在牛津默顿学院出生的乔治·菲茨罗伊（George Fitzroy）。
公爵和公爵夫人有许多合法的孩子。年纪最大的是三岁的女儿玛丽，她很健康，然后是两岁的剑桥公爵詹姆斯，之后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个生日的安妮。1666年初，公爵夫人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无疑是去英国北部的旅途中怀上的）。除了王室兄弟以外，桑威奇伯爵也有一群孩子，从蹒跚学步的幼儿到十几岁的青少年；鲁珀特亲王的情妇弗朗西丝·巴德（Frances Bard）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儿子。
在这个生育力旺盛的宫廷，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孩子，那就是王后本人。1666年初，凯瑟琳确实怀孕了。查理大张旗鼓地班师回伦敦的四天后，2月5日，王室医生威廉·夸特雷曼（Dr William Quatremaine）写信给国务大臣约瑟夫·威廉姆森。信中，他为交流上的延迟而道歉，并解释说：“如果我知道该说什么，我早就写信给您了。我希望能有更好的消息告诉您，但目前只有王后流产的消息。”他向威廉姆森保证，“这证明王后有生育能力，应该能缓解些失落的苦闷”。他继续说，“既然土壤是肥沃的，那么毫无疑问，只要精心栽培，今后定会结出成熟的果实”。[36]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其实凯瑟琳已经有过好几次流产了。这次流产当天负责照料的是克莱克医生，两三周后他告诉佩皮斯：“他的手上有王后排出的胎膜和其他血管，和其他能生育的女性的一样完美。”[37]
2月16日，凯瑟琳和侍女们回到了白厅。佩皮斯2月19日见到她，说她看起来“很漂亮，在我看来比以往更有活力”。[38]无论对牺牲的御马官以及刚刚失去的孩子感到多么悲伤，她都藏了起来。这对王后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伤痛，但此时此刻，她的生育问题对国家算不上多么重要。查理有很多合法继承人：他的兄弟詹姆斯诚然是下一任君王的人选，但由于两人岁数相差无几，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下一代，不少身体康健的候选人正等候着——尤其是查理的侄子，两岁的剑桥公爵詹姆斯。
冬去春来，又有一件事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引起骚动：关于犹太人的弥赛亚的传言。就算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收到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回信，这封信也没能被保存下来。然而我们了解的是，疫情后，皇家学会刚搬回到伦敦不久，就对犹太人的迁徙产生了兴趣，特别关注一个在朱迪亚地区出现的弥赛亚似的人物——学会同时还讨论了佛罗伦萨的一项能摧毁船舰的新发明，拟定了研究瘟疫的决议，并送给桑威奇伯爵一架望远镜，让他带去西班牙。3月13日，奥尔登堡写道：“据说这个伪国王……并不打算表现弥赛亚的尊严或权威，而只是想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39]
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书商约书亚·柯顿（Joshua Kirton）开始出售弗朗西斯·波特（Francis Potter）的《对于数字666的解读》（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umber 666），这本书再度受到追捧。它首次出版于1642年，剖析了《圣经》中的兽名数目，以及这个数字与世界末日和1666年之间的联系。佩皮斯2月份买了这本书，第二天又回到书商的店里，在那里听到了一个传言，这个传言他其实已经听到过两次了：
传言说，镇上的一个犹太人扬言，任何人只要有相关消息，就给10英镑，打探有关某个目前在士麦那的人，他在近两年内臣属于东方的君主们，特别是那个号称世界之王的伟大君王，就像我们臣属于英格兰国王一样，有这个人的消息就能得到100英镑的回馈。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弥赛亚。
那天，他在日记结尾处沉思道：“……1666年定有大事发生，但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天知道！”[40]
在荷兰，类似的故事也上演着。有报道称，“犹太人匆匆离开阿姆斯特丹，奔向他们的兄弟会，对新的弥赛亚充满期待……一个平淡无奇的傻家伙，面包师的儿子”。[41]英国的一个千禧年信徒纳撒尼尔·霍姆斯（Nathaniel Holmes）写道：“人们的口袋里装满了信件，手里拿着《公报》，耳朵里充满了报告和消息，眼睛清楚地看到犹太人停下了生意，收拾行装，踏上征程。”[42]人们对于犹太人的运动和沙巴太·泽维（Sabbathai Zevi）在波斯的活动极感兴趣，其根源还是因为基督教教义中有关弥赛亚第二次降临与回归的说法。人们对此感到忧惧：2月份，乔治·卡特雷爵士好几天都闭门谢客，他陷入忧虑，担心“灾祸会降临整个王国”，认为“一切都会落空”。[43]那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如果重读一下著名占星家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1651年写的小册子《君主制或非君主制》（Monarchy or no Monarchy），可能又会平添新愁。利里的小册子里有详尽的插图，预言英国将会有一段接受审判的时期，届时将战火纷飞、疾病肆虐。
安妮·马克斯韦尔在泰晤士街的印刷厂里出版了一部短篇作品，名为《一封新的关于犹太人的信》。这本小书由荷兰的彼得鲁斯·塞拉留斯（Petrus Serrarius）创作，他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也是欧洲文学中许多犹太故事的创始人。连同这本书，1666年初出版了至少六部关于犹太人活动的著作。这些作品——诸如《基督教世界的奇迹》《伟大的奇迹——由犹太人的先知、著名的内森创造》和《上帝对以色列子民的爱》——通常关注这个弥赛亚人物，以及新“犹太之王”沙巴太·泽维，书中讲述了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夺取土耳其王位的计划。塞拉留斯的作品通过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消息，他认为：
……他们现在来到先知圣扎迦利的墓前，为自己对他犯下的罪过哀叹；同样，他们将来也会去耶稣基督的坟前，他们的祖先曾将他钉上十字架。那时，荣耀之王将会出现，这个犹太王沙巴太·泽维，以及所有其他的王，都将臣服于他。[44]
人们对于这个沙巴太的真实性有诸多疑惑：他是真正的弥赛亚吗？是先知吗，还是魔鬼的走狗，或者只是个骗子？他们生活在世界末日吗？显而易见的是，从英国皇家学会和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到世界各地的千禧年信徒以及读者大众，人们对波斯和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充满兴趣，从未停止。
3月21日，一个年轻人被授予国王内廷侍臣的职位，他开始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产生怀疑。虽然还有一年才能正式就职，但这个颇为显赫的身份（还有其他几个人享有同样的职位）可以让罗切斯特伯爵和国王有时间单独相处。可能是在1666年的春天，伯爵加入了后来被称为“快乐帮”或是宫廷智囊团的行列。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剧作家乔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ge）很可能这段时间也在宫廷里，他对伯爵的影响很大。他还沉浸在他1664年的剧作《浴盆之恋》（Love in a Tub）的成功之中，该剧于当年2月在汉普顿宫的斗鸡场剧厅上演。
妮尔·格温也可能是这个小圈子的一员。瘟疫暴发那年，她行踪不明，但后来约翰·伊夫林1666年的日记中提到，那年，国王开始与一名女演员交往。伊夫林很不认可贵族阶层将女演员作为情妇的做法，他写道：
……（我）现在很少去公共剧院，原因有很多……
现在（之前从来没有，直到现在）污秽下流的女人被允许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进行表演，招惹一些年轻的贵族和花花公子，做他们的情妇，甚至成为某些人的妻子。
他继续写道：“目睹了牛津伯爵、R.霍华德爵士、鲁珀特亲王、多塞特伯爵，以及一名更为显耀的人物落入她们的圈套，使他们高贵的家族蒙羞，摧残身心。”[45]甚至连佩皮斯都一面谴责布朗克与阿比盖尔·威廉姆斯有染，一面在1666年初也享受着女演员伊丽莎白·克内普（Elizabeth Knepp）的陪伴。有一次，佩皮斯演奏六孔竖笛，让她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来助兴。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作为一个国王，查理二世很不严肃。他每天步行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对他个人的批评也十分宽容，不加惩罚。他的滥交行为已广为人知，因而君主的神秘性以及君主为神之代言人的理念在人们心中进一步瓦解了。马尔格雷夫伯爵（the Earl of Mulgrave，1666年时他只有十几岁，是“绅士志愿军”的一员）1685年回顾查理的统治时说道：“他不能按预先的设想扮演好国王的角色，哪怕一刻也不行，无论是在国会上还是在会议上，无论是言语上还是姿态上，这就让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将所有荣誉和礼节视作无用和矫饰，任其沦丧。”[46]或者，正如乔治·埃瑟里奇后来在他的戏剧《风尚先生》（The Man of Mode）中所写：“形式和仪式，这些原本用以维系品质和荣耀之所在，如今竟被弃如敝屣、置若罔闻，实在有失体面。”[47]
越来越明显的是，查理似乎成了公开支持通奸的君主。宫廷里的人带着情妇四处招摇，其中一些实在出身低贱。当然，以往宫廷里也有恶习；但现在不同的是，这些行为广为人知，作恶的人也毫不避讳，根本没打算维持体面。查理执政的蜜月期在1666年结束，他开始被视作满脑子淫欲、贪图享乐的人。罗切斯特伯爵在后来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总结了当时的氛围，他描述道：“他的权杖和他的阴茎一样长；她能晃动这根，就能玩弄那根。”[48]当时，桑威奇伯爵习惯性地把约克公爵夫人称为“彻头彻尾的荡妇和干脏活的”，[49]卡斯梅恩夫人无数次被叫作妓女，宫廷上下几乎没有谁能免遭谴责。
宫廷里纠缠不清的关系经常导致性病，这一点也不奇怪。早在1664年，就有传言称这种疾病由鲁珀特亲王传遍宫中。佩皮斯在日记中记录了亲王接受一种穿孔手术，以缓解头部疼痛。实际上，鲁珀特头上的伤更可能是造船厂的一次事故造成的，当时，一件器械砸中了他。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另一个版本。性病患者在一些店里接受水银治疗，如皮革巷的弗克兹夫人那里。他们会戴上熏蒸面罩，呼吸汞蒸汽并排汗。几年后，即1678年7月，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e，后来的多塞特伯爵）描述了他在著名的熏蒸馆的经历：
我承认，我非常讶异，自己居然在七个月内从喉咙里灌下这么多的水银，但比起罗伯茨夫人（她是好几个宫廷人物的小情妇），这也不算什么……她所忍受的甚至让被诅咒的灵魂对自己的痛苦一笑而过，这至今无法描述，让人难以置信。[50]
然后，他又写到了范肖先生——可能就是《佩皮斯日记》中提到的那个“狡猾无赖、身无分文的家伙”[51]——他当时也在熏蒸馆里：
他身上的疱疹比我们都要严重，碍于面子，他向他的夫人假称得了坏血病。这个下流污秽的流氓居然在高丝佩尔治好了病……他是这世上最无可救药的禽兽。[52]
3月底，宫廷被迫进行沉痛哀悼，葡萄牙传来消息说王后的母亲路易莎·德·古斯曼（Luisa de Guzmán）已于2月27日去世。路易莎是她女儿婚事的强力推手，她们母女之间的联系尤其紧密——凯瑟琳出嫁不久后，路易莎写了很多信给她，其中一封写道：“我必须告诉你，我爱你，你走后我很孤独，这于我而言是莫大的折磨。”圣詹姆斯宫的王后礼拜堂里贴着告示，邀请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为王后死去的母亲祈祷。凯瑟琳得到消息后，开始和侍女们一起正式服丧。她们穿着黑色衣服，“头发不经装点，十分朴素”。佩皮斯认为，卸下装扮的卡斯梅恩夫人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普通得多”，[53]这与彼得·莱利在考文特花园画室里描绘的神女般的宫廷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至少从3月开始，这位在荷兰学艺的艺术家就来到伦敦，创作两个系列的画作。第一个系列作品他已经画了好几年，是对宫廷贵妇的浪漫演绎。按照约克公爵夫人的指示，这一系列画作名为《温莎美人》（Windsor Beauties），描绘当时的一些显贵女性：公爵夫人本人、卡斯梅恩夫人、弗朗西丝·斯图尔特、格拉蒙特伯爵夫人，以及其他八个人。每个女性都以一个古典神话人物为原型，比如弗朗西丝·斯图尔特的形象参照了贞洁的狄安娜女神。虽然不同的人物赋予了每个人独特的形象，但她们的面部特征却大同小异：厚眼皮、长鼻子、嘟嘴。
第二个系列是十三幅洛斯托夫特战役指挥官的宏伟画像，由约克公爵委托制作，他要把画作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系列名为《洛斯托夫特的旗手》（Flagmen of Lowestoft），画像包括约克公爵、鲁珀特亲王、乔治·蒙克、托马斯·阿林爵士、乔治·艾斯丘爵士（Sir George Ayscue）、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约翰·哈曼舰长、约瑟夫·乔丹爵士（Sir Joseph Jordan）、约翰·劳森爵士、克里斯托弗·明斯爵士（Sir Christopher Myngs）、威廉·佩恩爵士、桑威奇伯爵、杰里迈亚·史密斯爵士（Sir Jeremiah Smith）和托马斯·泰德曼爵士。与《温莎美人》不同，海军将领们的画像十分写实，每张脸都显得独一无二、充满个性。在莱利的画笔下，乔治·蒙克体态圆润，目光可畏，发型自然；约克公爵身材精干瘦长，戴着浓密的假发；克里斯托弗·明斯爵士面色红润，留着浅棕色短发。创作这些画作是为了庆祝英国大败荷兰，彰显英国海军的威力。然而，莱利非常忙碌，到了4月，鲁珀特亲王和乔治·蒙克已经在为出征进行最后的准备，他还只是“画好了一些人的头部，而有些才刚刚开始”。[54]
在皇家铸币厂，另一名在荷兰学艺的工匠在为鼓舞英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工作。约翰·罗蒂埃是一名荷兰金匠的儿子，由于在“石头雕刻和切割”上的高超技艺，他和他的兄弟一同受邀来到英国。[55]事实上，整个罗蒂埃家族都技术精湛、受人尊重。该世纪后半叶，其家族成员皆在西班牙、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造币厂担任职务。伊夫林称赞约翰·罗蒂埃的作品“可与古人的石刻和金属雕刻作品媲美”。佩皮斯参观了他在铸币厂的工作坊，写道：“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精美的浮雕作品，上面的图案如此细微而精致。”[56]洛斯托夫特战役后，他受命打造一枚战斗纪念章。在淡出了1500年之后，征服海浪的不列颠尼亚女神将作为勋章的装饰图像——女神要以谁的样貌来刻画呢？宫廷里最美的女人弗朗西丝·斯图尔特再合适不过了。几个月后，作品完成了，佩皮斯见后评价说：
在金匠那里，我看到了国王的新勋章，上面是斯图尔特夫人面庞的微缩图像，这大概是我见过的制作最精美的东西。最妙的就是，他竟然选择她的脸来代表不列颠尼亚女神。[57]
不列颠尼亚女神端坐于海浪之上，这一形象至今仍保留在英国的钱币上。到了4月，保卫英国海域的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4月5日，举行了一天的斋戒，埃塞克斯教区牧师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了我们海军的胜利。”[58]伊夫林在日记中也提到了斋戒日，他推测这场“恶战”“无疑会在法国人的秘密煽动下开始，目的是削弱各国和新教的利益”。[59]宫廷之外，四十三岁的汉娜·伍利（Hannah Woolley）于4月16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了婚礼。她是一名女性礼仪书籍作家，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的新任丈夫比她大一两岁，也失去了配偶。婚礼期间传来一个消息，国王的私物存储间管理员——或王室皮条客——托马斯·奇芬奇（Thomas Chiffinch）突然死亡。报道称他“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病得也不重，但没到七点就死了”。随着瘟疫再度蔓延，人们谣传他可能感染疫病，但他身边的人认为他丧命于“胸口的一个脓包”，估计是个囊肿或脓疮。[60]
4月22日，有消息称，英国以前的重要盟友德国的蒙斯特主教已被法国人说服，投靠了荷兰。[61]英国仍然只能发代薪券给海军，所以很难招募到自愿入伍的海员。伊普斯威奇和雅茅斯的长官选派了些“恶棍和不良少年，完全不适合参军”，因此受到训斥。每个郡都有待完成的指标，但很多人为了逃避服役藏了起来。有一次，骑兵队被派去追捕埃塞克斯森林里的逃兵。即使舰员已经上了舰，他们还是可能会逃走——托马斯·莱恩（Thomas Lane）在威廉·伯克利爵士的“迅捷号”上服役，因“当逃兵”受到指控；还有一些蓄意破坏的行为，一个叫威廉·提勒（William Tiler）的人在舰船的炮手舱里纵火。[62]
1666年春，当塞缪尔·佩皮斯为这幅肖像端坐在那里时，他抱怨道：“为他［艺术家约翰·海尔斯（John Hayls）］摆这个姿势，我要把脸转向肩膀，脖子都快断了。”
1656年，威廉·凡·德·维尔德（Willem van de Velde）的插画“伦敦号”战舰，当时该舰船刚出现于公众视野。
罗伯特·胡克的跳蚤插图，选自出版于1665年的《显微图谱》。
当时的一幅雕刻画，描绘医师解剖一具死于鼠疫的尸体。图片选自1666年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的《病虫之解剖》（The pest anatomized）。
约翰·邓斯特尔（John Dun-stall）描绘的1665年瘟疫景象。插图表现人们逃离伦敦以及掩埋万人坑的恐怖场景。
埃莉诺·妮尔·格温：卖橘子的小贩、女演员、王室情妇。
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查理二世。罗切斯特伯爵很精彩地描述他为“快活君王，下流又卑劣”。
彼得·莱利绘制的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画像。这幅肖像完成几年后，公爵夫人因乳腺癌芳年早逝。
“人与人的差异远远超过人与兽的不同。”17世纪60年代末期，第二代罗切斯特伯爵约翰·威尔莫特在画中手拿桂冠，将它置于他的宠物猴的头顶上方。
第一代桑威奇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出自莱利的《洛斯托夫特的旗手》系列。
1666年之后的几年中，戈弗雷·内勒（Godfrey Kneller）绘制的艾萨克·牛顿的肖像。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坐在右侧，正在主持一次会议，有男人也有女人。这幅雕刻画是她的著作《想象铅笔画自然图集》（Natures Pictures drawn by Fancies pencil to the life）的卷头插画，1656年。
约翰·弥尔顿的肖像，出自1675年《失乐园》第二版。
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肖像，彼得·莱利绘于大约1670年。1686年，她宣称：“我如此渴望声名，正如我生来便是英雄。”她终其一生确实成就了这一点。
画作《四日海战》（The Four Day's Fight），由亚伯拉罕·斯托克（Abraham Storck）绘制。乔治·艾斯丘的“皇太子号”在右侧搁浅，米希尔·德·鲁伊特的舰船“七省号”在左侧。
从伦敦的某个城门看伦敦大火，背景是着火的圣保罗大教堂。
从城市东边的伦敦塔码头观察大火，可看见前方的伦敦大桥。
雕刻画插图，画面上是燃烧的城市，出自威廉·利里的《君主制或非君主制》。书中有几个预言英国未来的景象，这是其中之一。其他景象包括海战、啮齿类动物的感染、大规模掩埋尸体、溺水，以及河流被鲜血染红的景象。
玛丽·戈德弗里（Mary Godfree）的墓碑在2014年新教堂墓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这是横贯铁路公司在伦敦利物浦街站的挖掘项目。1665年，成千上万人死于瘟疫，玛丽是其中之一。
横贯铁路公司在利物浦街站的挖掘中出土的头骨。
“伦敦号”水下残骸上取回的一只系鞋带的皮鞋，考古发掘由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主持，仍在进行中。
尽管如此，在4月23日圣乔治日，鲁珀特亲王和乔治·蒙克在白厅亲吻了国王和公爵的手，全城都在燃放烟花，他们作为1666年战事的指挥官，正式启程前往舰队。和他们一同出征的是一群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其中许多人参加过洛斯托夫特战役。当然，桑威奇伯爵（当时他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西班牙）和约翰·劳森爵士（十个月前去世了）不在其中。
一整个月，国家的通信内容都以海军事务为主，新募的海员都前往诺尔河的集合点。其中一人是巴尔萨泽·圣米歇尔（Balthasar St Michel）——他的姐夫塞缪尔·佩皮斯称他为“巴尔蒂”。他将加入约翰·哈曼舰长的“亨利号”，担任点名官。在日记中，佩皮斯（他从未高看过巴尔蒂）表示，能有关系如此亲近的亲戚执行海军现役任务，他感到既焦虑又自豪。大量额外供给的需求涌向军粮办事处：牛肉、装水和啤酒的铁皮桶、运送铁皮桶的帆船，以及用于区分不同中队的“旗帜和饰带”。[63]最不寻常的是，“皇家查理号”向查塔姆造船厂的彼得·佩特（Peter Pett）发去消息，命令他“派一名砖匠，带上四百块砖和灰泥，要足够覆盖‘皇家查理号’上厨房的空间”。[64]
舰队正在伦敦集结，纳撒尼尔·霍奇斯却想着其他事情。瘟疫期间，内科医师学会的大部分人都逃走了，霍奇斯却留了下来。在他位于沃尔布鲁克区沃特灵大街的住所，他作为伦敦市的医疗顾问仍坚持工作，监督着一小队医生，其中不少人都献出了生命。最近议会已经休会，以防止在一个地方聚众“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及风险”，但是人们都认为，伦敦的瘟疫“因上帝的仁慈，已经基本平息了”。[65]现在，瘟疫已蔓延到周边地区，伊普斯威奇、科尔切斯特、雅茅斯、诺里奇和格雷夫森德受灾尤其严重。在这种形势下，霍奇斯给一个熟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达了他在这个时期作为一名医学专家的精彩洞见。根据自己治疗瘟疫的经验，他阐述了“疫病的初发和恶化，以及疫病的症状和疗愈”，并详细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疾病的复杂性。其中很多内容都收录在六年后出版的《恶魔之症》（Loimologia）里，他对伦敦瘟疫之年的这本记录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封信的末尾，他提到了在抗击瘟疫中失去的同行，令人动容：
……在这个备受尊崇的学会中，如此多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这场水深火热的战役。那些因公殉职的人无疑将被人们缅怀，永垂不朽；而那些在上帝的眷顾下逃离死神的人，将名声远扬，流芳百世。[66]
他另外花时间撰写了《医学和药剂学的辩护：向医学行业和医学专家致歉》（Vindiciae medicinae et medicorum: an Apol-ogy for the Profession and Professors of Physic）一书，于1666年出版。该书驳斥那些“伪药剂师……（以及）无知的庸医”——[67]这些人欺骗患者——使用假的化学疗法，同时也警告同行们，不该死守着错误的迦林古法医疗术。他认为，真正的医生应该介于两者之间。
如果疫情在舰队舰员间暴发，再多的药物也无法避免灾难性的后果。瘟疫在“公主号”上小规模暴发，人们说这是“由女人带来的”。[68]于是，在夏季战役初期就有了一个当务之急，即清除船上的女人。海军上将约翰·门尼斯曾写信给佩皮斯，抱怨舰上“全是女人，纷纷扰扰”，“女人的衬裙和男人的马裤一样多”。鲁珀特和蒙克在诺尔河执掌舰队后，向外寄了一些信，其中一封要求托马斯·阿林“遵守后续指示，把所有的女人都送到岸上，不要让她们再上舰”。[69]
5月8日，伊夫林动身前往谢佩岛的昆伯勒小镇，登上“里士满号”护卫舰驶向诺尔河，与鲁珀特亲王和蒙克将军商讨军务。在那里，他看到了“世上最恢宏的舰队……正为迎击荷兰人蓄势待发”。[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