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民歌的起源

中国是个民歌大国，遍布九州的歌谣体裁丰富、曲调动人，经典曲目数不胜数。南音北调终有源头，早在上古时期，华夏民族的先民们便已经学会用歌声抒情记事、驱灾祈福。

北方歌谣的开端，与爱有关。《吕氏春秋·音初》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为北音。”故事里吞下燕卵的女子是有娀氏之女简狄、帝喾的次妃，而她唱的这句“燕燕往飞”便是北方民歌的前身。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颛顼的侄子，论起帝喾对音乐的热爱，一点儿也不比他的长辈少。据说他热爱乐舞，让他的乐师咸黑创作了《九招》《六列》《六英》。这些乐舞，声音皆如天乐一般动人。除了乐舞，他也重视乐器的制作，他的孙子有倕便打造了许多乐器。有倕是当时有名的能工巧匠，后人因为他双手灵巧又称他为巧倕。在他的手里，诞生了诸如钟、管、箎、鼓以及吹苓等乐器，可以说他几乎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乐队。此外，帝喾不仅自己热爱音乐，而且他的儿子契的诞生也与音乐有关。

帝喾一共有七位妻子，天上三位，人间四位，简狄是他在人间的第二位妻子。简狄和妹妹住在九层高的楼台上，每每用餐便有鼓乐相伴。一日帝喾遣燕子去探望，燕子嗌嗌鸣叫、声音悦耳，简狄姐妹便拿玉筐扣住燕子。但没想到，燕子向北飞走，只留下两枚燕卵，简狄便哀伤地唱着“燕燕往飞”，又吞下了燕卵，感孕生下了契。后来，舜命契帮助禹一同治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上，赐姓子氏。”因为治水有功，契又有教人之才，他便被封为大司徒，封地就在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唱的便是这段历史，因此商人的图腾便是玄鸟。

南方民歌的开端，也是因为爱。《吕氏春秋·音初》中写道：“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涂山氏是大禹的妻子，她唱的那句“候人兮猗”便是南方民歌的开端。

据说大禹为了治水，到了三十还孑然一身。等他治水到涂山的时候，便向天祝祷，如果他能有婚配，便请上天给他启示。正这样说着，便有一只九尾白狐路过。涂山一代有传说，“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见到了白尾狐便可以成家室。大禹十分开心，认为是个好兆头。果然，他便与一位叫女娇的涂山女结为了夫妻。

洪水凶猛，为解水患，禹在婚后没几天便离家治水，史书上记载，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涂山女十分思念大禹，便在涂山南坡远远地眺望大禹的去处，凄婉地唱着：“候人兮猗，候人兮猗”。这首歌便是南音的开端，后世《诗经》与《楚辞》皆受其影响，就连汉赋亦如此。所谓“南音导其源，楚辞盛其流”，说的便是这首《候人歌》。

《国语》中师旷论乐时曾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简狄唱的既是自己的爱情，又是商人的起源；女娇唱的既是自己的等待，又是诗辞的先声。“燕燕往飞”，“候人兮猗”，南音北曲由此而来。

在这两首民歌之后，也陆续出现过其他题材的上古歌谣。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民歌总是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生活在延续、文明在传递，便有民歌。譬如现在，劳作时有劳动号子，叫卖时有叫卖小调，山歌烂漫，更是遍布大江南北。上古时期也是如此，除了有简狄与女娇唱的两首歌谣外，还有描绘狩猎、劳作、祭祀等不同生活场景的上古民歌。

狩猎是先民极其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因而便产生了以狩猎为题材的古老歌谣。在《吴越春秋》中曾记载了一首名为《弹歌》的狩猎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八个字组成的四组动宾结构的短语简洁明了地把“砍断竹子”“连接成形”“打出弹丸”“追捕猎物”这一原始捕猎过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歌谣句式简单、节奏明快，两字一句的短促节奏恰恰与弹射猎物、追捕猎物时的紧迫感息息相关。虽然《弹歌》不如后世歌谣那样曲调细腻婉约、旋律华美动人，但其言语间质朴又强烈的生命力却通过这八个字有力显现。越王勾践想要了解弹弓之术，便向深得楚琴氏造弩真传的射箭能手陈音请教。陈音的回答，便是这八字歌谣。可见，原始歌谣虽然言简意赅，但背后所延续的文字与音乐的力量却是不可估量的。

除狩猎外，农耕也是华夏民族主要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农耕文明下亦产生了与田野劳作有关的古老歌谣。其中许多歌谣含有亘古不变的道理，从那时传唱至今。我们常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句话出自《庄子·让王》。其实在庄子之前，古老的歌谣便唱出了这样的智慧。传说在尧帝时代，民间流传着“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的歌谣，演唱者一边歌唱一边击壤伴奏，因而这首歌谣便被称为《击壤歌》，是一种山村农夫们在闲暇之余唱的农事歌曲。在这首歌谣中，前四句都是平直单纯的大白话，将农耕文明下上古先民依照自然、规律作息的勤劳生活直白展现，兴于自然、不加矫饰。最有意趣的是最后的反问：“我做的这些无非是顺应天理、取足大地，与统治者贤德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由此可见，远古先民已经开始在歌谣中传达对人生、对政治颇有深度的思考，民歌在当时已然有了起兴的意味与意识。

同样对处世哲学与人生态度颇有思考的民歌还有商末的歌谣《采薇歌》。薇，是一种长得像豌豆的野菜，又叫野豌豆、大巢菜。它对生细长的叶子，结出又细又弯的豆荚。薇原本不是名贵的食材，它之所以被赋予了别样的风骨与含义，是因为一对用生命求“义”的兄弟——伯夷与叔齐。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与叔齐是孤竹国的王子，伯夷是长子，叔齐是三子，两人为了让贤纷纷从孤竹国出走，一路流浪。彼时商纣王残暴不仁，两人听说周国西伯侯姬昌是个重仁义的人，便慕名而去。但没想到，赶到周国时姬昌已经薨逝，姬发正用车子装着文王的木主要去讨伐商纣。等到纣王鹿台自焚、姬发称王后，武王听说伯夷、叔齐的贤德便想请他们出山做官。兄弟两人深感耻辱，便躲在首阳山，日日采薇而食，义不食周粟。“举世浑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伯夷和叔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但他们尊崇仁义、视权贵为敝屣的高尚品德却与《采薇歌》一同代代传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隐士的精神与文脉在歌声中悄然接续。

伯夷叔齐选择隐居，同一时期的箕子却选择了背井离乡。箕子是个奇人，周武王用来治理国家的“洪范九畴”便是他传授的。箕子原本是商纣王的重臣，但他渐渐地愈发不能接受商纣的治国理念。《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王倒行逆施，箕子无奈装疯被囚禁，等到武王将他放出来后，他便背井离乡去了朝鲜。后来，经过商朝的故土，箕子见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商朝遗民听后，无一不伤感落泪，这便是有名的《麦秀歌》。

上古时期与政治抱负、处世思考有关的民歌并非都如此哀伤，亦有反映一派政通人和、清明盛世的动人歌谣。传唱至今的《卿云歌》产生于禅让的故事，一日舜行祭礼，突然间疾风发屋，电闪雷鸣，舜便知道是上天在暗示应当有新的人王出现，行禅让典礼让位于治水有功的大禹。在那个仪式上，卿云显现，舜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唱道：“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灿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和气普庆，卿云兴焉，《卿云歌》里体现的崇高精神与亘古天道，或许正是康德所谓的“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首歌谣被代代传唱，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还曾被定为国歌，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时常能听到卿云灿烂、萦回缭绕。

上古时期亦有许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歌谣。艺术来源于生活，千年前的生活方式与如今大有不同，从这些古老的歌谣中我们能看到许多有别于后世的生活图景。《周易》中记载了三首短小的上古歌谣。分别是《屯·六二》《中孚·六三》和《归妹·上六》。其中，《屯·六二》唱的是抢婚的故事：“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一群骑着高头大马的男子像匪寇一样冲来，不为别的，只为抢走美丽的姑娘结为夫妻。《中孚·六三》是一首悲壮的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战争结束，凯旋而来。但是战争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擂鼓示威，有的坐卧休息，有的悲恸哭泣，还有的引吭高歌，短短几句唱出战士百态。《归妹·上六》是一首有趣的歌谣：“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据说上古时期的贵族在婚后有一特定的习俗，女方要拿着筐去采摘果物，男方则要用刀去割羊取血，歌谣唱的便是这一仪式的场景。这三首歌谣皆是简单直率的二言形式，或许与上古时期劳作的节奏韵律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即便言辞简单，其中却蕴含了无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当我们吟哦这些语词时，生命力仍然透过字词，跃然而出。

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上古时期，诗皆能入乐，乐亦能配诗，相和成歌谣。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其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歌谣的历史源远流长，上古先民在歌声中逐渐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