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陈嘉庚回忆录（2）

四八 许案与叶渊

福建同美汽车公司，川走由同安城至集美，资本二十余万元，由新加坡同侨投资，于民国十年开办，通车后略有利益。同溪汽车公司，由安溪至同安城，资本三十余万元，由南洋安侨投资，因董事多意见，无利可获。倡办时集美校长叶渊亦参加。民十八年许卓然到同城见陈延香（同美董事）言拟代某民军筹饷三四万元，要向同美、同溪两车路公司息借，招陈君来集美与叶君商借款事。叶君答同溪车路公司重要董事住厦门。三人约定越早八点在集美下船往厦。许陈两人复回同城。越早两人均未到，叶君乃先行留一名片托车站人交许陈二君云，伊在厦门太史巷街丰益钱庄等候。约近午间许陈始到，渡海至高崎村转坐汽车，来厦至美人宫换坐人力车，到太史巷街口下车步行，陈君在前已入丰益内，许君随后。甫将入门，枪声连响，许君倒于门内，乃移往鼓浪屿医院，有顷而亡。陈叶二君均往探视，而凶手逃走无踪。丧家乃指陈叶二君为主谋，即控于法庭，所以致此者系同溪车路意见人，含恨叶君主动也。陈德麟，集美人，在师范科未毕业即来新加坡，在余分店管财，侵逃七百余元回梓赋闲。屡向叶君求职业，叶君知其在洋无状拒绝，由是对叶君无好感，乡校人多知之。许君被刺移往医院时陈德麟适在厦，亦到医院探视然后回乡。在电船中多人议论许事，陈德麟眩巧好言，谓该事伊知情，究实所谓知情，乃受伤后入医院等项而已。即有人往告许家，于是同安县派役拘捕，审问无据。其时许家主持人硬欲加罪叶君，然乏实证可据，不得不利用陈德麟为凶手，造作一篇供词，谓与叶渊同谋，伊任凶手等云云。严刑酷打极其惨苦，使不得不依词认罪。陈德麟既诬服后，移往漳州张贞处囚禁。张君时以师长镇守漳州，在闽南已炙手可热，与许卓然、秦望山为党友，故许案主持人张秦二人为主脑也。

四九 许案之结局

叶渊、陈延香均被禁厦门监狱，厦门司法官权属中央，张秦鞭长莫及，乃谋将叶君移漳州，借词审问，屡向厦官交涉引渡，实欲置之死地。余乃电南京国府胡汉民、古应芬二君，请急电厦法官阻止移漳，故张秦目的莫达。后胡君复令将案移至杭州裁判，于是叶君乃往杭州，余杭州分店为担保二万元得免狱禁，而陈延香、陈德麟亦均移杭。讼案判决复翻，纠缠两年余，结果三人均无罪释放。然对方复极力运动，利用军人势力，将再上控。迨闽人民政府发动后，又指叶君曾参加，于是叶君乃辞卸集美校务，而往广西任省府秘书。当叶君被诬时，余即电张君勿冤枉陷害，并云“昔邓禹将兵百万，未尝妄杀一人，子孙兴盛”，至与秦君电，则以集美学校关系闽南及南洋教育，请勿诬害。彼等均置不理，更悉力钻营，且靠人势焰武必欲诬杀为快，余在洋适遭世界不景气，不能回梓设法妥人办理校务，致数年间集美学校如无舵之舟，乏人主持，成绩退化。所可痛者，同为闽南人，既明知叶与许风马牛不相及，必欲硬干到底，既不计冤诬必归无效，又不顾社会教育之损失，欲逞其昧良之心，致死友真凶竟逍遥法外也。

五〇 广西与华侨

广西省自北伐成功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先生极力整理军政，对交通教育实业尤形注意。缘地方素贫，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乃派代表来南洋鼓励侨胞投资开发。广西侨民不多，富商又少，故代表不得不向闽粤人劝勉。数年间计派来多次，每次均曾访余。然余不能以敷衍报其诚恳，乃直言此事之无效。其理由有二：其一富侨决不肯单独运资亲往经营；其二如设有限公司，招股提倡者恐乏信用。就此公私两事而言，虽在闽省创办，闽侨亦未必响应，况非故乡更觉困难。有潮商某君等曾往广西应承，欲大规模招股投资，在新加坡成立机关，登报鼓励，结果经年，招不上国币二十万元，该公司由是搁浅不前。又有客籍侨胞在霹雳埠颇有资望，亦应承要招集百万巨款，在马来亚各报发表，经过吉隆坡、新加坡到处热烈欢迎，且在新加坡总领事馆宣誓就职。于是遂带秘书等同赴广西，不久回洋，亦是空雷无雨。叶采真先生任省府秘书，最后当局以彼为闽南人，且与余深交，备费数千元，派其南来招闽侨投资，先到安南十余日然后来新加坡。嘱余负责提倡，余仍如前言直告不讳，叶君不信，云经过安南已略有头绪，诸侨商咸言若余肯出倡办，就安南一地要招数十万元易如反掌，言之凿凿可据。余问某某富侨曾言此乎，云无之。余云其他不负责人安可轻信。叶君仍是不信，将往马来亚各埠及荷印宣布使命，计奔波数月将回国，复经新加坡云，某处表同情要筹得若干，某处亦应承拟组公司投资。余答君归去便知是泡影。叶君仍不以余言为然。最后余告叶君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余与君交接十余年，君是否认余好妄言乎？”叶君答：“极相信所言必实。”余云：“既如是何能信诸侨能投资乎。”叶君回广西后，如何复命，余虽不知，但广西政府从此灰心不复盼望南侨投资矣。余详载此段事，未免菲薄华侨轻诺寡信，抑或虚妄欺骗，虽非尽然，然亦颇多如此。我国内外同胞，若不觉悟过去虚伪错误，猛省改善，讳病忌医，华侨决不能投资救国。至详细理由可阅余在重庆，马寅初经济学社年会，演讲“华侨投资问题”便知。

五一 改良华侨丧仪

民国光复以前，马来亚华侨每年或每两年有一次迎神赛会，装作戏剧马队合棚弄狮弄龙弄蜈蚣大锣鼓旗帜等，而尤以新加坡为最。光复后此事稍杀，大不如前之愚迷。乃不知谁人作俑，将上言游戏娱乐之诸项参加于运柩葬仪之中，由是互相效尤，闽粤虽装饰不同，皆不免违背主哀之义。余每于途中遇见，为之羞愧痛心，无地自容。盖此地各国人民皆有，观瞻所系，为人鄙笑指斥，甚为国人之耻。又如死后不葬留柩多日，宴客赌博，热闹终夜，种种陋习为全球所未有。民十七年余主席福建会馆，乃传集开会，议决改革丧事铺张，及宴饮赌博，并规定死后不得留棺过七天。此乃侨民私约规章，非当地政府之法律。福建会馆无权干涉私人，唯有责成各区负责人，每逢丧事亲往劝诚，并登报劝告侨众，颁发规则贴于丧宅。从此以后颇生效力，全马来亚皆随而改良矣。

五二 “九·一八”与南洋之抵制日货

民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四省，余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发电欧洲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及美国总统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线自此发生，将造成将来世界纷乱。余明知开会发电虽无丝毫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至联络抵制事项，出于不得已下策，任何激烈牺牲，亦往往不能持久，盖由居人篱下，当地当局不但不表同情，尚屡以法律裁制，或袒护对方也。日本有一家炭公司，在新加坡托华侨某君代理，销路颇好，“九·一八”发生后，我侨抵制日货甚形剧烈，该代理不得不取消定办之炭。日本炭公司代表南来，详述发动侵占东四省，完全为少壮军人主动，若诸老成政治家绝不赞成，恐将来引起世界大战。又谓山东归还中国，少壮派已生不满，后来复加以华盛顿会议，议定海军五五三限制，则更愤怒不堪，故主张缓和之政治家屡被暗杀。彼等急欲侵略中国，以破坏国际条约，第因前年日本东京大火灾，损失惨重，故暂中止，现已恢复原状，所以此辈，不顾将来危险遂发动此祸矣。

五三 闽南水灾捐

民二十四年，福建漳、泉等处多水灾，而尤以泉州及近处为甚，于是泉绅等来电，求新加坡闽侨汇资救济。余乃以福建会馆名义，募捐国币八万余元，然将付托何机关或何人主持施赈颇觉为难。盖吾闽远不及广东，如粤属逢有灾难，因素有组织慈善机关，可立即备资救济，然后向中外募捐，信用成绩素著，负责劝募者可安心进行。若吾闽省则不然，福州厦门均无此种机关，前有一两次因灾捐款，而施赈方面多生弊端，为捐资者所不满，故闽省逢有灾难，南侨不能救济。此次付托之人不得不慎重，后不得已乃托驻泉李师长主持，并副以数位绅商共同办理。蒙李师长按灾情轻重酌衷支配，泉州居多。而泉州绅商意见不一，有主张将款计口施尽者，有主张灾情已过，将款办工业做工赈者，纷议莫决，结果不知用途如何。依理该款既为水灾劝募，应立即施尽于灾民，以副南侨捐资之义，不宜迟滞或转作他用也。

五四 闽省禁止师范学校

闽南私立男女师范学校多所，自陈仪主闽政后，命令禁止不许开课，只留集美一校。其理由为程度参差，拟归省立办理。师校为教育基本，程度参差或不妥，省府收归统办俾可一律改善，实教育之幸。然省府不但要充分容纳生额，尚须各区分设，俾有志贫生不致向隅，方可裁止诸私立学校。否则，程度虽参差，岂不较善于无耶？然禁止后经过多年，而省立师范仍只福州一校，学生数百名，已属杯水车薪。而闽南师范学校仅有私立集美一校，民二十五年冬亦下令禁止。余函电请求保留无效，乃电南京教育部长详言理由，后来电准每年招生一班。此乃敷衍了事，余实无限愤慨。若言成绩集美绝不让于省立，若言普遍收纳闽南有才志贫寒子弟，则远胜于省校，况集美校又有关于南洋华侨学校之师资，重要如是，而乃加以摧残，是诚何心也。

五五 闽建设厅才难

七七抗战将发生之前，闽建设厅长陈君极欲尽其职务，欲兴办多项事业，农矿海利尤加注意，可惜素乏经验，难免反遭损失。余到永安时有人报告，前陈厅长任内曾在某处开矿，损失百余万元，现已罢歇，余颇信为事实。缘前该厅长曾向集美学校建议，由省府备资派遣是届水产学校全班毕业生，往日本留学。又欲租集美第二渔船，订期六个月，每月租金六千元，在闽南捞鱼。两事余均不许，并详告其原因。一为日本无意容纳水产留学生，即肯亦有名无实，徒费无益。前有日本高级视学官来台湾视学，并到厦大、集美参观，受集美校长招待，即要求容纳水产留学生与日生同课，后回复许可五名，仅此而已，再后要求续派，概行拒绝。至集美第二渔船每月租金六千元，比现在往上海捞鱼，可长两千多元，六个月共可长利一万余元，而省府逐月或须亏蚀七八千元。该船前在闽海经验两月，知之已稔。余不贪得一万余元，而使省府亏损四五万元也。闽政府自来委任建厅长政绩无闻，敷衍了事者有之，营私舞弊以政治做营业者亦有之，除是之外，则有上言计划错误者，岂非建设才难乎？

五六 汪精卫小孩弄火

民十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外国已承认。汪精卫在法国遥与南北诸不服从者，互相利用，煽动反对。余与林君义顺联名发电劝止无效。李石曾君将往法国，途过新加坡，余告以汪事，渠云，彼亦常劝其勿参加政治活动，谓：“依你性质，最好做一学者，若要参加政治，无异小孩弄火。”后来余每追念李君，真善知人矣。至汪之左右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陈春圃等，余知其皆属碌碌庸常，笨拙无价值可言。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有年，未见其做何有利民生事业。来新加坡时在会场演说，及对记者言，渠等如何辛劳服务，每夜工作至午夜后方得就寝。南洋商报记者来访，详述其所言成绩，余答：“此亦如前日山东省之梁国有，捐赠政府三千万元，各报多为宣传，究实乃不兑现。”记者发表后，坡中某报付京报告，则寄一长函来此登载哓哓自辩。褚民谊来洋多次，余识之已久。在南京任行政院秘书长，地位何等重要，乃亲为女运动员执鞭，且拍照登载日报，谄媚妇女不顾国体，人格更觉可知。陈春圃抗战前与同伴七八人来新加坡，寄宿英旅馆，膳宿日费坡币百余元，无非浪费我国民膏血。某党员在怡和轩俱乐部设宴招待，陈春圃演说各项，不但极无条绪，且亦无何价值，彼乃认为关系严重，再三吩咐“切勿向外人言”，更足显其幼稚无知。汪精卫自身既奸庸愚昧，而主要徒党亦昏愦鄙陋如一丘之貉，结果自归惨败，无地自容，敌人虽利用彼等做傀儡有何益哉！

五七 对王正廷之劝告

王君正廷任我国外交高级官员多年，余久耳其名，尚未识面。抗战前南来始会见，云此次系私人来南洋游历，先到马来亚再往荷印，其目的要知华侨状况，如政府待遇、经济、商业、教育、社会状况等。及游荷印后将回国，复经新加坡，对报界记者谈话言荷印各埠华侨商会，近来将组“商会联合会”，以资团结，极赞其美举，谓：“我华人每被洋人视同散沙。荷印华侨既能联合团结，不但有益商业，其他各事当然亦可获益，希望马来亚华侨当如荷印华侨团结。”余乃往见王君，先述：“阅报劝告侨胞诚意，至深感谢。然王君此次虽私人南来考察，与政府社会方面定有关系。闻平素做事多务实，不似其他官僚常存敷衍。唯对南洋情形尚未深知，或有误会，无益此行，故特贡献所知，希望王君明白华侨底细，冀有补救办法，庶不虚此一行。兹就团结二字言，华侨所有组织大都形式上而已，若言内容实际乏价值可称。如各商会联合会，马来亚十余区自十年前已组织联络，按年轮流在某埠开会，至今已久，绝无实际利益可言，徒有形式上之应酬而已。荷印今始倡议，将来料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空言团结，仍属散沙，此则甚可痛耳。”王君云：“我不知侨胞如是泛散，要当如何方能达到团结？”余答：“余意甚难，所可望者祖国政府能治理良好，领导人民团结，为华侨做模范，则华侨当然响应。若祖国政府不能领导人民团结，欲望华侨先行，则无异缘木求鱼，希望先生回国后请政府改善，则华侨受赐无限矣。”

五八 清衣冠之遗留

清灭亡我中国，为我祖先深仇大敌，将我祖制全发剃作辫发，服装亦变为长衣马褂，此二者均为清胡人制度，绝非我中华民族自来所固有。民国光复后辫发裁去，不恢复全发之古制，而与世界各国同属短发，诚属妥善。惟满制长衣马褂，则仍保留不改，甚至认为通常礼服，当局之气馁妄从，违背革命真理，保存亡国风气，其弊何可胜言。至改革服制式样，如不恢复古制，亦不尚法西洋，自可研究妥善体式，取其经济与便利，则耳目一新，可除腐旧。否则虏服仍存，丑态依旧，不但世界无此服装，为人指点讪笑，且依附阶级陋习，更非平等制度。如学校教师可穿长衣马褂，学生则不可；高级军官可穿长衣马褂，下级士兵则不可；店东职员可穿长衣马褂，而劳动工伙则不可。世界无论何国有是理否？民九年集美学校修理电机，该发动机不上百马力，乃该技师只令工人开视工作，自己全不出手，不一点钟完竣，留校午饭，余与校长伴食。回厦后则大不满意，谓受我辱待，与其工人同席。如此骄傲自高，莫非因其身穿长衣马褂乎？技师亦劳工之列，有何高贵可言也。后来新加坡余树胶制造厂中电力发动机二千余马力，凡有损坏请政府电气局总技师来看，每次单身自来，脱去外衣，亲手查验，盖亦尽其义务而已。若论新加坡电力厂与厦门电气局比较，则不啻小巫与大巫，余由是更感长衣马褂之贻害。民廿三年曾著论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并函请南京政府立法院限期禁除无效。民廿七年复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又不蒙采纳。越后余到重庆，曾参加开会摄影，林主席蒋委员长均到，合诸参政员及各院部要人二百余人，服装有长衣马褂者，有单穿长衣者，有中山装，有西洋装，亦有西式礼服，有军服，及蒙古西藏等服，及其他便服等，真所谓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现政府及参政会对清长衣马褂，虽不与余表同情，然余深信必有一日可达目的也。

五九 妇女服装应改善

我国妇女衣服，各处互异，政府既无规定，普通服制多由人民自由变更，故到处多殊，数十年来更常演变，大都由上海倡起，不久便风行中外，时髦屡易，损失之巨难以数计。自改服旗袍以来，身长无限，有至脚踵者，而袖由长变短，现竟变至无袖，长裤改作短裤，现亦有短至露腿者，不特美观未见，而且不耐寒冷，对卫生上实属有碍。若延安中共妇女服装，则短衣长裤，与男服略有分别，为其便于工作，及节约朴素。以我国人之贫寒，质朴勤俭最为首要。如苏俄革命后，耐苦十余年，穿破衣服，食黑面包，乃能成其富强。我全国妇女，如欲勤俭节约，则可短衣长裤，以苏俄为模范，此在乡村中可无问题。若城市殷裕之家，无须劳动工作，不肯短衣长裤，则可仿效西装，长衣束腰，袖长至肘，衣长过膝已足，裤长亦须过膝，若服裙者则衣短，而裙束在衣之外。妇女此种服装，既较经济亦更美观。若云何必模仿西装，是则所见未广。我国古代女裙亦束于衣外，况男子衣服已多仿西装，何必独限妇女，既不能恢复古制，则当取维新、经济、美观、大同、有恒五项为主要。民国光复后，希望政府对诸不良事项，实行改革，然诸多失望。即就男女衣服而论，政府当局亦应代民众设想，务求经济便利，朴素雅观，命令倡行，表示维新气概。余久欲向政府建议，无如前所提革除长衣马褂，不蒙采纳，故仍有怀莫达也。

六〇 跳舞营业之毒害

马来亚前有青楼妓女，虽住市区内，然另有街巷，不与良家眷宅混杂，不特良家远避，而妓寮亦不敢杂溷良家住所。后来政府禁止青楼，至今二十余年，虽有暗娼，亦匿居偏僻处所，至于日间更不敢显露头面。自民廿几年顷新加坡开设一跳舞厅作俑，既往上海雇来舞女，又向本坡招诱华侨女子参加，俄而小坡跳舞厅相继效尤设立，由是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到处创立，而尤以“跳舞学院”最发达。政府放任而不取缔，坐视华侨腐败，以益市面繁荣。市中到处唯见唇红口丹之冶容，异服奇装之妖态，车水马龙，炫耀于道，堂堂皇皇，毫无羞耻。美其名曰“舞女”，夸其技为时髦。且住处多与良家混杂，泾渭不分，致令贫寒女子垂涎羡慕，合污同流，廉耻羞恶，扫地无余，良莠传染之害日甚一日。不但血气青年受其迷乱，便是中年老辈亦多乐此不疲，至以舞场为营业者之计划，则网罗周备，诱惑多端，夜舞、日舞、酒舞、茶舞，时时可舞，事事可舞。问津之人以其名称异于青楼，畏长惧内较免罪责，然而既入迷途，积重难返，轻则精神耗削，事业荒废，重则离异破家，囹圄亡命，种种恶果，日有所闻，不一两年全马来亚到处都有。余睹此情景，痛心疾首，挽救无术。闻菲律宾新加坡跳舞亦甚盛，然市内禁绝，凡跳舞厅须设于离市区五英里外。乃呈函坡督详述跳舞营业之祸害，请其设法限制，如不能禁绝，亦当效菲律宾办法，并禁止日舞、茶舞等奇祸。函呈后即接回札，云已收到，再后久无消息，约经六个月之久，复接一函云：“君某月日之函，政府现正考虑。”不久欧战发生，无复消息矣。或云：“跳舞在欧美已普遍化，若谓我国不可仿效，未免过于顽固。”然凡事当先论利害，若利害参半，或利多害少，取而仿效，尚有可言。若此跳舞营业，有百害而绝无一利，直是卖淫变相，为祸害青年陷阱。若必以欧美风化为比拟，无论是否变本加厉，且我之国计民生，未能望其项背，安可专学其娱乐，如胎毛未干，便欲学毛羽丰满之高飞，其贻害岂胜言哉！又如法国巴黎人，常在大庭广众中，男女互抱，狂吻特吻，几同无知鸡犬，是亦欧俗之尤，我国亦当取而效之乎？至于苏联社会主义，男女自由，为全世界最平等及最新国体，如互抱狂吻之风，鸨业跳舞之害，绝不通行，我国民何不取而之效乎？

六一 南侨救乡运动第一次

吾闽自李厚基任督军时代，孙总理在广州委任闽人党员八司令官，组织民军，以闽南人居多。由是各组机关，树旗招兵，所需军械粮食都系就地征派。始则善意劝募，为保护治安经费，后则强迫硬派，无复情理，所招军士又多属无业恶徒。迨至意见发生，则各立门户，抢劫勒赎，割据地方，强抽捐税。且强迫种烟，按亩重征，若不举行，则每亩硬收烟税若干。由是民穷财尽，地方纷乱，盗贼如毛，尤以闽南为甚。民十二年冬菲律宾闽侨发起组织救乡会，派王泉笙等三人为代表，来新加坡见余云，本人代表学界，彼两人一代表报界，一代表商界。其使命系向英荷等属各埠闽侨请组织救乡机关，然后择期举派代表，到香港或菲律宾开会。现全菲闽侨均同意进行，彼特到新加坡征求组织，然后往马来及荷印同样举行。余问其是否拟定救乡办法条件，及带来何项手续。据云都未有，要如何办法，须待各代表开会时议决。余云，贵处既热诚提倡，且距故乡较近，必先有调查状况，及计划拯救办法，譬如需财若干，需人办理抑或他项，从何方面起手，略具条件，再待各代表开会修正。兹若虚泛无绪，茫无把握，但欲各处先组机关，授权代表赴会，恐多未明白，难收实效。因代表远途赴会，侨领恐不能亲行，愿往之人则未必有决定之全权。王君等不以余言为然，辩论不休，余则告以此系余个人见解勿怪。此间有福建会馆，主席及司理某某希往请他办理。迨后召集开会竟乏效果。王君等往马来各埠，据日报登载多有组织救乡机关。后几月余往荷印，适与王君等相遇于泗水。及王君回菲，订期约各处派代表到菲律宾开会。闻马来亚及荷印均无举派，到者概系菲属而已，至于救乡事则空雷无雨耳。

六二 救乡运动第二次

民十七年马来亚槟城埠，某惠侨倡议救乡，在槟城先开会，举派若干人为代表来新加坡。动身时电知新加坡闽侨诸会馆，故多派人往码头迎接。并预告马来亚诸埠闽侨，均派代表约期同来。假怡和轩俱乐部三楼开谈话会，强邀余参加。诸代表有主张训练乡团若干人者，有主张与民军合作者，亦有主张造铁路利交通，兴实业，开矿产，则民生有赖，盗匪自消，方是根本解决者。所言各有理由，而不计事实能否办到。余则云：“凡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顷所言练乡团及与民军合作，以闽南之广，不但不能普及，不能满各乡侨之意，反恐画虎成狗，增添许多匪徒。试问华侨有何忠诚人才可负职责。至于兴办各事业，谈何容易，不但无许财力，亦缓不能济急。以余鄙见吾侨果有救乡真诚，则负担相当金钱，按马来亚闽侨力能办到者而行，办法极简单而有效。依光复时经验，现南京政府已成立，可发电或派代表磋商，请派若干军队驻闽南清乡治匪，订若干月可以肃清，每月吾侨补助若干军费，如此较靠得住。若要实行此事，必须筹有相当金钱，方可向政府商议。余按如需一师兵，每月补励至多国币十万元，至迟一年治平，计一百二十万元。政府如实行及治理有效，我则逐月汇交，否则，停止汇寄并与交涉。此款数目可由马来亚闽侨担认。”然诸代表不置可否便散会，余从此不再与闻，余早知倡起者骛名，非实事求是。盖槟城代表来新加坡，何必分电各会馆，往码头迎接，其虚荣心可以想见。续后数月各埠代表回去，复来开会数次，纷纷不一，结果咸归泡影。而巧妙收场之议决案，则转归新加坡福建会馆办理，其理由新加坡为马来亚首府，福建会馆为闽侨各会馆领袖。余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然救乡事大，公义所在不得不承受，即乘诸代表未归召集开会。余言：“贵代表数月来开会多次，救乡无妥善办法，故移责本会馆，究竟诸君是欲卸责任，抑欲与本会馆合作？”诸代表云：“系请贵会馆领导合作。”余言：“既如是本会馆无他权能可以领导，唯有如前谈话会余所主张，侨胞负责出钱，要求南京政府派军兵负责治安而已，如同意赞成方有办法。”于是全体赞成，乃议决募捐坡币一百万元，新加坡卅万元，槟城十五万元，余分摊各埠至足数。余云：“此次救乡系由槟侨爱乡热诚提倡，目的若达，功德无量，然不可如前菲律宾空雷不雨，不但贻笑中外，反致有误家乡。各埠认捐数目应限期募足，请由槟城先行劝募，至迟两星期内起手，一个月募足，成绩如何来函报告。本会馆立即传达各埠及新加坡同时举行，均于一月内募捐足额，再传集开会选派代表赴南京。”全体代表均举手赞成。越日各代表回去，过后十余日槟城绝无消息。余乃致函查问，亦无确实回答，并不见报纸登载募捐工作，余复行函责问，竟复无价值了事，此为第二次救乡之结果也。

六三 救乡运动第三次

民国廿三年，南洋闽侨救乡运动死灰复燃，其时闽南匪氛已大减少，唯安溪及内地尚有骚扰。提倡者为新加坡闽侨，素志阴险，人格不讲，每利用时机欺人扬己，不察者则受愚罔。盲从之流，不但坠其术中，并不计将来利害，附和奔走，举动若狂。余曾向两三位热心人忠告无效，或且以余为破坏救乡，盖反对者独余一人耳。至倡议条件，不但救乡，且向中央政府要求闽南十县做自治区，创建设银行兴办各种实业并模范村，计划确是伟大可观。新加坡各日报均用大号字标题，并详细登载，由是南洋及闽南诸日报多有转载，谓此回闽侨确能造福桑梓，闽南民众多有额手称庆，眉飞色舞者。在新加坡传集马来亚各区代表，开会两次议决，派三位代表，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各一位，并筹旅费一万余元。中外报纸既先宣传，三代表及秘书随后前往，先到南京请愿，然后回闽视察，如安溪铁矿、龙岩煤矿，均有查勘，闽南有名城市均往游历。到处空巷欢迎，爆竹震耳，荣耀得意莫可言喻，历时数月方始回洋报告，此一回之救乡责任便已告一段落矣。过后多月复召集马来亚闽侨开会，为建设银行募股，按实备资本国币五百万元（时坡币七十余元申国币一百元），新加坡举多位代表向全马劝募，经过月余未达数额。再后气衰志馁，日形无味，前纷纭两年余，结果归于解散。此为南洋闽侨第三次救乡之效果也。

六四 救乡运动失败之原因

南洋闽侨三次提倡救乡，无益而反有损，盖每次都为虚荣心所误。语云：前车覆，后车鉴，深愿华侨无论为国为乡，若虚荣乏诚，决定失败。兹余按次述其失败原因如下。第一次救乡失败之原因，盖由于提倡者拟自居盟主地位，且未考察真因，计划办法，任其无根之理想，轻率欲召集远处英荷等属派代表参加，此其失也。第二次救乡亦成泡影，则为倡议人好名乏实，初时轻于传集开会，后来既无办法则捐资请政府负责，实至善可靠办法，彼首倡者既有财力，若肯以身作则，先认捐两三万元何事不成，无如诚意不足，素非慷慨，故归失败耳。至第三次倡议救乡已乏价值，唯办法与前异，而以要求自治及模范县模范村，建设银行，振兴实业，夸张虚构欺蒙同侨，存心原本狡诈，立意为己名利，绝无实事救乡之念，只欲炫己才干，愚弄他人，其失败固无待言。此第三次闽侨救乡，较前两次同为无利而加有害也。所痛者多位有财力侨商，对银行均有承认购股。曾告某友可认三万元，该友答我安有财力，彼云免兑现名誉可得，社会之坏即在明知其非而不谏止，甚至助桀为虐之乡愿耳。海外闽侨逐次对救乡热烈举动，若不贻误桑梓，损失尚属无妨，无如虚荣影响易招外侮，如陈仪之轻视闽人亦即由是也。余阅报载陈仪在某处演说云“闽人希望南洋闽侨运资发展，利益民众，迄今年久，究有何效，多属空雷无雨，他省免倚靠侨资，其民生更形安定云云”。审此足见陈仪藐视闽侨，而鱼肉闽民之有因矣。

六五 助款兴集校

集美学校创办时，余原意不求外助，迨至民廿二年不得已乃向相知者请其补助，李光前逐月坡币六百元，陈文确国币五百元，七七抗战后集美距离厦门隔海数里，飞机大炮时常来炸，损失之巨无须多赘。民廿八年余乃主动在洋拟向集美诸学生，募捐国币二百万元，按八十万元做修理费，余做基金，定每生最少捐国币一百元，坡币十发五元，不向外人募捐，而巨港校友，竟向商友捐几千元，结果共捐国币二十三万余元。陈六使（集美人，亦集美学生）捐公债券一百万元，系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利息每年六万元，做集校基金。余至重庆知战事。未易解决，集校修理尚迟，乃将捐款参加“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国币二十五万元，全年本息六厘，做集美学校基金，该公司资本一百万元。李光前所认月捐至民廿九年春停止，换捐坡币五万元，系麻坡及实吊远胶厂押款，逐月可收利息坡币三百七十五元为集美校费。

六六 回国就学须注意

集美师中等学校，自民国七年开办以来，南洋华侨学生前往肄业者不少。集美系乡村学校，不但与城市远隔，不染繁华，而自来校规严格提倡朴素，禁止学生浪费，虽距厦门市不遥，然学生无故不许请假离校。为此缘故，间有富侨子弟，生性好动，或被人招诱，或不耐拘束，转学上海及其他繁华城市者亦属不少。其转学原因，必有相当理由函禀其父兄，该父兄身居海外，虽被欺骗多无由知悉。至上海华侨学生之浪费，有月开数百元者，若百数十元可算为俭省。有某君之子留学上海，不到一年费款两千元，及知其浪费亲往召回，须再清还校费旅费衣服费等数百元。其浪费最烈者即是跳舞。跳舞之祸害甚于毒蛇猛兽，我国抗战胜利后，内政方针第一件须禁绝跳舞，否则，执政之腐化庸污，无建国精神可知矣。我南洋侨胞如要遣子弟回国就学，尤希格外注意为幸。

六七 反对西南异动

民廿五年西南将异动之前，陈济棠派某财厅长林某，来南洋探访侨情意向。新加坡总商会特开欢迎会，会长谄媚演说，称广州政府为父母官长，该代表满意回报。秋间发动叛变，余乃联络各界假总商会开侨民大会，表决趣向，结果大多数反对异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于是余乃以大会主席名义，发电劝广州陈济棠，广西李白黄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等语。陈复电辩论，余复去电责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广西复电甚长，约三百字，亦多解释理由，余回电仍善意婉劝忠告，请勿与贪吏叛逆陈济棠合污。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等云云。

六八 购机寿蒋会

同年秋蒋公五十寿辰，南京发起捐资购机祝寿。我国驻英大使电新加坡总领事，劝马来亚华侨捐飞机一架，国币十万元。总领事向余提议，余云：“居留政府对募捐例须请准方可进行，况飞机属军械品能否许可未可知。窃思如蒙许可，须联络全马来亚，庶小埠市不致向隅。”乃向当地政府请求，即获准许，出余意料之外，由是感觉英政府对我国方针已变，心中无任欣慰。总商会传集各界会议，举余为主席，宣传驻英大使电，按全马捐十万元购机一架。余按马来亚诸大埠俱能独捐一架，其他小埠不免向隅，余经请准当地政府，联络马来亚各埠合作。即决议成立“购机寿蒋会”，登报并通函全马十二区侨领，到吉隆坡开会，计捐国币一百卅余万元（其时坡币约六十余元申国币一百元），概汇交南京购机。

六九 七七抗战侨民大会

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事变，马来亚华侨多埠发起募捐救济祖国难民。新加坡爱国侨胞，自余询问以落后为言，余答：“战事尚未显明，若可息事则无须筹款。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期间亦必延长多年。开会筹款当有相当计划，不宜急切轻举贻误成绩。可将此意告总商会，预向当地政府接洽，许可于必要时开侨民大会。”越至八月十三日战事已发动。即由总商会登报传单，订十五日开侨民大会，捐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十四日英政府华民政务司佐顿君邀余谈话。问：“明天赴会否？”余答：“赴会。”“将举汝为主席否？”答：“不知。”佐君又云：“经典总督议定，此会当由你负责，因本坡华日侨民众多，政府甚为关怀，并附带四条件为明天会场要旨。（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此乃中立国应守规例。（二）不得提议抵制日货。（三）款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四）款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又云：“总督经发电询驻华英大使，待复告知。”余归后即电南京外交部长，速与英大使接洽，款切须交政府机关，华侨方能信任多筹，全马侨胞亦可统一汇交不致分散生弊也。

七〇 新加坡筹赈会成立

八月十五日侨民大会开会，举余为大会临时主席，余即将昨日华民政务司佐顿君所示四条宣布，言我侨如要筹款有成绩，当注意遵守。即通过本会名称曰“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规定委员三十二名，闽十四，潮州九，广州四，琼州客帮各二，三江一，由各帮自选。大会授权委员会行事，再由委员会选主席及各职员，议决后余即宣布：“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然要希望好成绩，必须有人首捐巨款提倡，此为进行程序所必然。昨经叶玉堆先生自动认义捐国币十万元（时坡币五一五申国币一百元），余则承认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两千元。”

七一 闽侨宜多捐

越日召开委员会，举主席及职员，举余为主席，议决办事处设怡和轩俱乐部。所有捐款概作义务捐送，不收政府公债券，不得另设其他筹款机关，凡募捐款项，概汇交中央政府行政院收赈（此系总督接英大使复告）。至募款分特别捐及常月捐两种，各帮自动极力进行，并于市区外劝设分会三十余处，以期普及侨胞。规定坡中三大游艺场，每两三个月为筹赈事轮开一次，其他复有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报效、游海等募捐手续。特别捐每年复向华侨捐一次或两次，每次降减甚多，亦有不肯续捐者。至常月捐除较成宗外，若月薪甚麻烦，店东多不负责，越久越稀故成绩无多。抗战经年之后，常月捐大半靠货物捐，树胶每担一角逐月三万余元，他如米、糖、鱼、枋木、什货等约五六万元。特别捐、常月捐、演剧、游艺及各分会八九万元，共每月义捐坡币十七八万元。论输款，闽侨较有成绩，诸募捐员及出资之人，往往以他帮为言，及闽侨开会余常告以闽侨应多捐理由。抗战重要在出钱出力，我闽省出兵力不及他省，我闽侨应多出钱，以补省内出力之不足，劝捐员务希以此勉励。至于抵制日货事，成绩颇佳，剧烈且持久，此系另一部分热诚侨胞负责工作，虽身入囹圄不辞。然英政府大不似前严格对待抵制工作者，又如各货捐实犯其法律，我侨虽私相授受，而彼知之甚稔，且全马仿行多年如是，不但未有禁止，亦绝未来干涉，其特别优容，使余铭感无任也。

七二 侨生与祖国

华侨在南洋所生子弟统称侨生，光复前学校甚少，侨生未受祖国文化，故对祖国观念极微。此次抗战严重，关系祖国存亡，彼等多不注意，虽巨富之家捐些须金钱亦难。新加坡一家闽侨生，资产千余万至二千万元，屡向募捐结果仅二千元。粤籍一侨生资产数千万元，亦不捐一钱，彼在各埠有药材行，风闻有人倡议抵制，不得已捐出一万元。南京失陷前，政府卫生部来电请组医生队回国救伤，新加坡筹赈会登报招聘，结果印人四名，来自祖国之医学未卒业生二名，而侨生竟无一人。查马来亚侨生，在香港及新加坡医学校卒业者颇夥。据诸医生言，侨生医生现乏相当医业者不少，如以薪俸每月五十元，雇在药房服务极容易，而征聘回国月薪加数倍，则无一人肯参加。有此不幸皆由未受祖国文化所致也。

七三 马来亚筹赈会议

马来亚原分十二区，抗战后各区均组织筹赈会，然无总机关领导，不但筹汇不能一致，亦无可比较及激励成绩。各区侨领能原谅同情者虽多，而偏忌自高者不无其人。故对于召集开会事，余不得不慎重考虑，但求能一致进行，绝不计是否领导名称。故思变通办法，函请各区会准国庆日，派代表到吉隆坡（该埠为全马中区）作谈话研究会。议题为：（一）“所筹款项是否概作义捐？”因南京政府宣布汇款概给回公债券，菲律宾已接受，马来亚诸区亦有接受者。（二）至本年终，全马按捐筹若干，各区如何分配承认。（三）所筹款项是否一律汇交行政院？（四）不组织总机关及举临时主席。计四条议案。及开会时代表百多人各区均到，多数主张须举一临时主席，正式开会，乃举余为临时主席。余言义捐不应换取公债理由，“如可取公债，则资本家及稍成数者将免损失，大多数劳动界捐出一元数角，则白牺牲，其他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等什捐零毫碎如何办理，故新加坡筹赈会经通过，概作义捐不取公债。至公债事项待后另行劝募。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于是全体决议不取公债。第二项认捐数目案，决议至年终坡币一千万元，新加坡负担三百万元，余各区分摊。第三项决议概汇交行政院。第四项诸代表谓虽不设总机关，亦当设一通讯处，俾可与中央政府及马来亚各区会通消息，乃举余为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余将离新加坡来吉隆坡时，已知孔祥熙院长由欧回国，国庆日可抵新加坡，即留函报告：“马来亚义捐，至年底可募国币二千万元，救国公债须待新年方能进行，至多亦二千万元。”彼接函后即发电来吉隆坡祝开会成功，并谢侨胞热诚义举。

七四 虚荣终失败

南京政府对敌抗战后，首次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按新加坡四千万元（包括全马），付交余及其他两人函件并证书。余按此办法不妥，必乏成绩，盖三人均闽侨，而粤侨未有，且以新加坡一处领导全马亦不可能。余即复函开释缘由，提议“新加坡须添增粤侨某某三人，马来亚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他十一区各有筹款机关，领袖某某请各直接寄交诸手续”云云。总领事闻知余接公债证书消息，即与新加坡、吉隆、霹雳侨领暗中联络，一面向本坡政府要求立案，成立马来亚募公债机关，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云余不肯负责募公债，他等以为募数千万元公债易如反掌，其意要居此虚荣功。政府即派广东交涉员刁作谦南来帮助，向坡督及华民政务司运动，结果拒绝要求，仍委筹赈会由余负责办理。盖彼等如何努力向当地政府运动，余绝不与闻，念均属义务，甚愿相让，无如坡政府不肯。可叹者我外交官及数侨领，在此国家危险时代，尚不自量力而犹醉心虚荣也。

七五 劝募救国公债

民二十七年春，政府复派募债员南来，其时余亦以首期义捐已办妥，应进行劝募公债，然仍必由新加坡发动较为有效。但须先觅有人认购巨额，方能影响本坡及全马。乃向数位富侨提议未遂，余不得不自己负责。于是召集侨民大会，宣布募债缘由。“政府发出五万万元救国公债，分配马来亚四千万元，余按不能如数办到，然至少亦须接受半数二千万元，庶免过负政府期望。以二千万元核计，新加坡区应负担六百万元，此项巨款非全侨努力不能足数。余经济有限为诸君所知，然为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愿购十万元（汇水坡币五十一元半申一百元）。”于是在场认购二三十万元。再后积极进行，至秋间结束仅五百余万元。而马来亚诸区虽有进行或观望不前，或成绩不佳，后经政府及余再三催促，延至年终截止约一千余万元。统计全马一千五百余万元。盖我国政府公债人则时未曾推行海外，而上海市公债时价，每百元常行五六十元，南洋华侨银行素不肯典押我国公债，有此种种阻碍，故推销困难。况义捐劝募逐月进行亦一原因。回忆暹罗华侨对公债事，因南京政府托某银行办理，该行在暹京无何势力，又不自量力，不让总商会接办，致诸侨商袖手观望，故无成绩可言。缘许时暹政府尚未排斥华侨，若付托得人数百万元或可办到也。

七六 闽代表来洋筹款

七七抗战后冬月，闽省府派数代表来，系闽南人，萨镇冰亦同来，云：“要筹款二百万元救济闽省，否则，夏末青黄不接，惨状难言。”余告以“现下绝难办到，理由有三，抗战后侨民大会及本坡政府约定统一机关，凡所收款概须汇交行政院，一也。国庆日全侨在吉隆坡开会，决定义捐坡币一千万元，限本年底筹足，新加坡数额须三百万元，现尚捐筹未足，二也。中央政府责成马来亚华侨，须认购公债四千万元，余按至多承受二千万元。在吉隆坡开会时，余主张待新春开始劝募，而各区代表多欲同时与义捐并进。然俗语云针无两头利，新加坡公债须负责五六百万元，必待新春开募，且不知若干日月方能筹足，三也。以上三件事均系全马议决在先，万万不可违背失信，私为闽省筹募，此乃最易知明白事项，望诸代表原谅”。而诸代表有不明白之人，纠缠月余不休，且听人怂恿，谓闽侨另筹确有效果，余告余既负总筹赈汇交中央政府之责，无论如何在新年夏季内绝无办法，他闽侨言可另筹，汝可请他另立机关劝募，何必纠缠不满。后诸代表往吉隆、怡保、槟城，到处如新加坡应酬招待，各埠均许筹国币五十万元，系股份式做兴办农业之款，（时坡币五一五申国币一百元）并有侨领同诸代表来新加坡，要余赞同亦认五十万元，共二百万元，使诸代表不致空手回去。余云：“做事须务实，若轻诺寡信，他日空雷无雨，反贻害本省，此等事余决不效尤。试问贵区会议定救国公债额数过期数月已募若干？”该侨领答：“尚未起手。”余则驳以“何故迟延，可见未有把握故尚迟延。新加坡应摊五六百万元，开募月余仅二百余万元，尚欠之额不知须延迟至何时，且大半靠闽侨负责。贵区迄未动作，兹又欲增加省款，非至两败俱伤不已。在平时对故乡事犹当脚踏实地，何况抗战严重期间，已许中央筹募公债战费，安可迟误失信。无论如何必待数月后公债募有把握，方可筹及省项”云云。该侨领无言可答，而诸代表中难免有含不满之意者，及余回国尚有余言也。

七七 筹备南侨总会

七七抗战后，菲律宾李君清泉来函，言：“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余复函谓：“新加坡乏相当之人请转商香港较妥。”越后又接荷印吧城庄君西言来函，嘱余在新加坡组南侨总会，所言目的与李君同样，余辞以乏相当才望，不敢接受。越年（民廿七年）夏末，忽由新加坡总领馆转来重庆孔行政院长电，云：“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余以国府命令当然接受。于是登报并通函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2]、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处、各筹赈会、慈善会、商会，订十月十日国庆日，派代表来新加坡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并限定大埠十二名，次八名，又次六名，旅费各自备，附列重要议案，（一）总会名称；（二）地址；（三）举主席及职员；（四）各埠会承认常月捐义款每月若干；（五）各代表提案。须于开会前七天交到本筹备处。

七八 南侨总会成立

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到者一百八十余人，唯香港及暹罗代表最少。其原因香港粤侨十居八九，自抗战以来年余，尚未组筹赈机关，故无举派代表参加，只有闽侨一部分派两代表而已。至暹罗商业最盛者为暹京曼谷。华侨亦最多，其时暹亲日派执政，禁止华侨捐款汇寄祖国，故代表无法选派。唯暹京外诸埠秘密派人参加。新加坡华侨无相当大会堂，乃假距市五英里“南洋华侨中学校”礼堂为会所。布置颇堂皇，并拍有声电影。祖国重庆及各省主席，或战区司令长官，多来电祝贺。开会时举余为临时主席。各处代表演说后，越日正式开议。对第一条名称决议曰“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次办事处地址在新加坡。三举余为正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四各埠会承认常月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规定坡币三十元申国币一百元）。又议决一条谓政府如派任何官吏南来，须先征本总会主席同意，由主席函知各属会方得招待。其他议案及规则颇多。

附录一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专刊弁言

本年五月中旬，寇陷厦门，难民逃鼓浪屿。鼓浪屿中西各界即组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而福州救济会陈肇英、陈培锟、林知渊等君来电要求华侨电请中央派兵援闽，并筹汇赈款，当时庚曾复电云：“华侨不便过问中央军政，请自行设法，至救济事，待必需时当即进行。”旋接菲律宾李清泉君函电，倡议召集各埠侨领在香港或新加坡开会，讨论援救华南事宜，吧城庄西言君亦来函表示此意，而集议地点则主张以新加坡为适中。庚对李庄二君之征询，概用函复：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而不同意牵涉军事政治。至以新加坡为集会地点一问题，庚鉴于马来亚情形之复杂，及过去召开联合会之经验，深感诸多困难，未敢接受。此函复后，即未有再通消息。事隔两月，至七月三十日，忽接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文云：“陈嘉庚先生，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复，电谕，孔祥熙世。”庚即电复如下：“重庆孔院长鉴，来电悉，菲荷各属，前曾对庚建议，集星组织机关，意在请求中央援闽，及研究筹款成绩，然关于军事，庚不赞同，若筹款则可，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激励督促，如赞成，乞电示奉行，陈嘉庚叩世。”来函函电而外，又复沉寂，约廿日上局总领事过访，称接孔院长电，委查召集各属侨领来星开会事，庚乃将经过情形一一详告，数日后高总领事再接孔院长电，通告各驻地领事，传知南洋各属侨领来新加坡开会，其范围包括菲律宾、香港、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婆罗洲、马来亚等，于是庚忝居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分属东道，乃负责筹备一切，并订双十节日为开会日期，虽日期仅余三十多日，唯南洋各地侨胞均早已闻讯，有意奉行我政府命令者，选派代表参加，自不至如何逼促也。大会之期既届，最先到者为菲律宾代表。其他各埠代表相继奔临，至为踊跃，暹罗因环境关系，未便公然多派代表，然暹京、暹南、暹北，亦均有人出席，香港华侨财力，以粤侨为最，不意粤侨出席者竟无一人，苏门答腊各埠参加，独首府棉兰与其近属，乃反放弃，查系前时各设机关，未有联络，迨大会前夕，方组总机关，故不及举派代表，其他数处来函，称因事未便派代表，唯愿拥护大会一切决议案，并愿加入总会为会员。至于上述暹罗一地，因环境所限，爱国侨胞不能充分显示其精神，然此后抗战前途愈呈光明时，则该地环境自能随以转变，以该地侨胞之众，将来筹款成绩当不至逊于马来亚。他如香港粤侨，去国最近，观感最切，富庶又为华侨冠，今后亦不能多所贡献，另有若干地方组织欠完善或事阻未克参加者，尤希速谋改进，加入总会，以通声气而收宏效，此次出席代表，计四十五埠，凡一百六十八人，实南洋华侨史上所未有，亦云盛矣。大会既告闭幕，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会中重要文件，兹已编成报告专书，爰将经过情形，摘述梗概，以弁简端。廿七年十一月。

附录二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通启

吧城庄西言君前向孔院长建议：南洋各属侨胞应推派代表集新加坡开会，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使筹赈购债汇款及其他救亡工作得收统一行动之效，而加速进展。菲律宾李清泉君亦持此主张，二君曾先后以函电询庚，唯间涉军政问题，故庚未尽赞同。日者，庄君重提此议于孔院长，孔院长乃电征庚意，并承高总领事过访面商，庚即以集会目的如在研究筹赈购债汇寄信款及国货问题，当甚赞成为答，现此事经拟进行，至领导机关云者，乃各侨领集思广益，组总会以相联络，而非操事权于少数人或个人，各埠侨胞自应明白此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服从政府指导，而体庄李二君之意，俾斯会得告成功也。南洋各属包括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以地理位置言，新加坡实居中心，以华侨人口言，马来亚亦居多数，庄李二君所以主张召集各属华侨代表会议，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于新加坡者，盖即以此。自卢沟桥战事发生，我南洋八百万侨胞，奔走筹款，不遗余力，而时至今日，义捐公债成绩，合计不过国币六千余万元，平均每人负担七八元而已，视敌国国民“七七”一日献金四千余万元，相去霄壤，能不惭愧！以吾侨财力与敌侨较，盖远过之无不及，而国家遭遇之痛苦，又十百倍之，乃物质上为助于祖国抗战者若是其微，则中间显有许多亟待改善之缺点，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一。敌自一九零五年战胜俄后，跃为一等国，欧洲大战又假以造成富强之机会，于是黩武穷兵，蓄志侵略，积极谋我，垂数十年，“七七”变起，敌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夺我华北，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鉴于最后开头已至，毅然发动全国长期抗战，一年余来，愈战而我之人力愈强，愈战而我之物力愈充，最后胜利属我，已为理势所必至，列邦所共许矣，然最后胜利云云，究非时间所能幸致。而宜以长期抗战争取之，此欧美军事专家所以有“时间为日本之敌，中国之友”之论也，是则今后敌我兵连祸结，历三年五载而不休，或亦意料中事，而欲支持我之长期抗战，并保证最后胜利之属我，则军事上之机械部队，尤当加紧整顿。国防建设，尤当充分完成，凡此种种，皆有待于后方国民之协助，华侨安居海外，独免流离转徙之苦，天职所在，更宜感愤惕厉，黾勉有加，使输款益臻普及，而无复见不出钱之人，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二。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间接增厚国家经济力至大，数月前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闽粤海疆，受制益甚，而各该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是吾侨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以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母兄弟姐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者，泰半恃此，然中国银行仅设分行于新加坡，其他南洋各属尚付阙如，则除新加坡及其附近各埠外，他处侨胞寄汇信款之困难，仍未解决，是项困难不及早解决，直接固足以影响吾侨故乡之经济，而内汇锐减，间接亦足以影响祖国抗战之前途，倘新加坡成立一相当机关以通南洋各属侨胞声气，而金融亦设法由此流转，使僻远侨胞同感交通之便利，则于国于家，皆有大益，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三。抗战军兴，我政府迅集巨大人力开辟西北西南等省交通线，铁路公路，双管齐下，期使内部脉络相连而远达邻境，以解除敌人锁海之威胁，及今战区难民内移者达数千万人，而丰富资源亦得赖以开发，奠建国之基于风雨飘摇之日，启复兴之运于河山破碎之时，操心弥苦而抱志弥坚，努力愈大而收功愈著，将来寇氛一扫，转贫弱为富强，特俯仰问事耳，吾侨爱国，素不后人，则于建国复兴之大业，何可袖手旁观，而不速图自效耶？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四。综上四端，实有召集南洋各属华侨代表会议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之必要，孔院长所以深致关怀者，盖亦同感，现各大埠由孔院长或领事直接通令准备，其他政令难及之区则由庚代为传知，并订本年国庆日为开会日期，凡已正式成立筹赈机关之大埠，应请从速举定代表以便来会。而该埠辖内之各小埠分会或支会皆属之，不必另派代表，例如马来亚分十二区，每区有一筹赈会，大会仅承认各该区筹赈会推派出席之代表，其余各该区内诸小埠之筹赈分会或支会如另有代表，则大会不能接受，若各埠会不能推派代表参加者，则其所属之分支会便可直接派代表出席，其职权概与各埠会代表同，此外若干不相统属之小埠或偏远孤僻之地，应请迅自组织机关与大会直接联络，除修函奉达外，特另文刊登各埠报纸，如函有未达，仍希自动示悉，并举代表依期参加，至大会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经交托各驻地领事馆代发，请就近询取，或函索即寄。

附录三 大会开幕主席陈嘉庚先生致辞

（由同上专刊转载）

总领事，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今日适在我国国庆日举行此会，蒙推兄弟为临时主席，兄弟忝居东道，亦不客气接受。两月前得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拟邀各属侨领集星开会，组织领导机关，其最大目的在增加筹款效率，今日诸位踊跃光临，足见大家奉行政令甚诚，要求团结甚切，将来群策群力，加强后方工作，必有良好收获，可以断言，现在谨将经过各情，约略报告一下。

一 孔院长来电垂询三问题

本年七月卅日接汉口孔院长来电称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在新加坡组织领导机关，电文中提出三问题征询兄弟意见。

（甲）领导机关有无组织必要，（乙）环境能否许可，（丙）如何组织始有成效。兄弟对此三问题，抱如下见解。

第一条，兄弟认为组织领导机关，确属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事业，若有组织，能合作，当然有益无损，若无组织，不能合作，则散沙之弊，实所难免。以兄弟经验而言，如前年马来亚购机寿蒋运动，若无组织总机关，不但成绩将减弱，而且各区内之小埠亦将不能统一区会机关，其领导者何人，所筹款数若干，亦皆无由得知。又如抗战以来，若非在吉隆坡举行联合研究会，组设通讯处，则各埠汇款亦不能统交行政院，义捐亦不能概免换公债券，义捐公债数目不得而知，全马组十二区筹赈会及领导者何人，国内政府亦必不能获悉。政府既不知若干区会及领袖为谁，则劝募公债事宜，无从委托，或委托不得其人。种种弊端，势且因而发生。若全南洋各属华侨，能推诚合作，共同设立总机关，则其收效之宏，更不待赘。故兄弟认为领导机关，必须组织。

第二条，属于环境问题，兄弟接孔院长电时，曾先用口头通知当地政府，后复写函正式奉告，已不成问题。

第三条，如何组织始有成效，此条兄弟有两项见解，一、若由政府命令侨领组织，当然较有成效，二、各属侨领集会如何组织，方有成效，对于前者政府已命令各驻地领事召集，兄弟不过负责筹备而已，对于后者则端赖今日到会诸领袖贡献高见，兄弟识见有限，惟望大家集思广益，俾组织周密，办法妥善，以完成抗战后方任务，而尽国民天职。

以上所言，即兄弟对孔院长来电所提三问题之见解，兄弟复孔院长电及对高总领事面商内容，除军事政治不谈外，当然承认组织领导机关有必要，反过来说，兄弟若复电认组织领导机关为无须，将不免有三失误。

甲、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

乙、除军事政治外以必要而欺为非要，对政府郑重垂询为不诚。

丙、妄自菲薄，误认海外华侨无觉悟心，无团结力，以自侮辱，诸位试设身处地，究竟可否放弃此职责，而设词推诿了之乎，兄弟知在座各代表必能共体此意，而不轻易放过此机会，至会后有成效无成效，完全视我各代表之精神态度为转移，按南洋华侨八百万人，而出席代表不出二百人，则每人实代表四万余人，我侪所负责任，不外指导宣传出力工作，增加筹款效率，事轻易举，不难办到，绝非挟泰山超北海之类也。

二 从利害研究有无组织总机关必要

凡事无论大小，必须先审利害，以为进退，如害多利少，当然不可干，如利害参半，则放弃亦可，如明明利大而害小，甚至有利无害，乃欲借故反对，意气用事，在国家无事时，尚且不宜，况今日何日，今事何事，稍能爱国者，何忍出此，致蹈违反政府之命令可乎？今次大会所损失者，不过诸代表须花费多少耳，然所费无多，平日备资游历，尚可增长见识，况目的乃为祖国服务乎！至成立总机关后每月应开之费，除报纸多能尽义务外，余者该处自能负责，亦免支取筹赈会分文。

三 大会筹备之经过

甲、孔院长电高总领事请各属侨领集星开会后，本筹备处立即印发通启秩序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托由各驻地领事转寄各埠侨领，如菲律宾、香港、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亦有一部分由本处直接寄交各埠商会或筹赈机关，共计五六千件，想各属侨胞均已接到，不至遗漏，此外并在各属埠登报通告或七八天或十余天。

乙、敝埠华侨未有相当地点，可为此次大会会场，故假座华侨中学礼堂，因距离坡中较远，各代表来往实较不便，请原谅，至略事布置，一为尊敬国家政令，一为各属侨领聚首一堂，机会至为难得，故外表上不能不稍求隆重，至所有物料多属假借或报效者，工作人员亦多自动尽义务，所费实属不多。

丙、筹备以来，前后，接到我国府林主席、蒋总裁、汪副总裁、孔院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之训词，及各省主席，各处机关之贺电，计若干件，容请总领事及兄弟并记录宣读。

丁、各属代表共列报一百七十余名，填具履历者虽多，而未填者亦属不少，凡已填者本处俱依报制表，至未填者则无法代填，亦希原谅，如函件遗失或本处疏忽误漏，希即通知，以便补入。

戊、各属代表最先到者为菲律宾，其他或舟或车，络绎不绝，亦有本早方到者，因时间无定，或事前未有通知，又寄寓旅馆多处，到本处招待欠周，深失东道天职，无任抱歉。

四 大会之意义

我海外华侨寄人篱下，所有行动应受当地政府法律限制，若对我祖国政府，则绝对自由，因我国政令不能施行于海外侨胞，凡集会结社，无论何人肯否遵行，均可自由主张，故此次代表大会，虽由我行政院孔院长命令召集，而通过何项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惟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

五 华侨捐款及公债，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每月扯七百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二千万元，合计每月可二千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费每日二百五十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几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当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六 华侨不应对祖国政府随便干请

我祖国政府自来优待海外华侨，凡事多可直接用函电向国府省府往来，若在国内人民，则情有所见制，级有所必经，当然无此权利，但我政府既特别优待华侨，我华侨自应慎重从事，不可苟且，此尤兄弟所深自警惕者，况抗战时期，军事政治问题，千头万绪，非我海外华侨所能明识，若轻信人言，随便干请，必至动多失宜，在我政府既重视吾侨财力之贡献，遇有请求，不许则有失侨胞之意，迁就则或有损无益，所以吾侨机关如不慎重从事，随便干请，实使政府左右为难，今日举行大会开幕礼，总领事及各位代表，尚有许多宝贵意见要贡献，兄弟不敢多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