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个破碎的家庭的故事
一、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敝县地主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三公子。整整十三年前发生了一件疑案，其父不幸惨死，当时，这件案子使此公遐迩闻名（直到现在敝县还有不少人提起他）。关于此案的详情，容我以后再慢慢道来。现在关于这位“地主”（敝县的人都这么叫他，虽然他一辈子几乎不曾在自己的庄园里住过）我要讲的只是，这位做父亲的虽然是个怪人，却屡见不鲜，这类人不仅十分恶劣而又荒淫无耻，而且糊涂透顶，不过，这类人尽管糊涂，在经营自己的家产上却十分精明，不过，也似乎仅限于此而已。比如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几乎是白手起家，他这地主再小也没有了，东奔西颠，走家串户地吃白饭，死乞白赖地赖在人家家里当食客，可是当他撒手人寰的时候，居然积攒了十万卢布现金。与此同时，他毕竟一辈子仍是全县最糊涂的浑蛋。我再重复一遍：倒不是说他笨；这类混账东西多半相当聪明、相当狡猾——我只是说他浑，而且是一种特别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浑。他结过两次婚，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乃前妻所生，其余二位，伊万和阿列克谢，乃续弦后所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发妻出身于一个相当富有的名门望族——贵族米乌索夫家，他家也是敝县的地主。这么一个妆奁丰厚的姑娘，千娇百媚，而且聪明伶俐（这类聪明伶俐的小姐在我们当代并不少见，但是过去也已屡屡出现），怎么会下嫁给这么一个没出息的“草包”（当时大家就这么叫他）呢？个中道理我就不便多说了。要知道，我还知道一个小妞，还在上上一代的“浪漫派”时代，她就谜一般爱上了一位先生，而且一爱就是好几年，本来满可以稳扎稳打、风平浪静地嫁给他，什么时候嫁给他都成，可是她却异想天开，自己给自己编造了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于是便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登上一道类似悬崖的高岸，从上面纵身一跃，跳进了一条又深又急的大河，因而香消玉殒，这全是她毫无道理地自找的，唯一说得出来的原因就是她想学莎士比亚的峨菲莉亚[5]。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她早就看中和喜爱的这道高岸，不是那么风景如画，假如那地方不过是一处平平淡淡的平坦的河岸，那么她的投河自尽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应当认为，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在最近两代或三代人中，这样的事或与这同类的事曾经发生过不少。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也庶几近之，无疑是流风所至，起而效尤，也可能是那“受禁锢思想的愤懑”[6]。她也许想显示妇女独立，反抗社会环境，反对自己家族和家庭的专制，而她那招之即来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姑且假定就一刹那吧，似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尽管被人谥为食客，却仍旧是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最勇敢而又最玩世不恭的人，尽管他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个亡命徒和小丑。富有刺激性的还有这事必须以私奔告终，这简直使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开心极了。至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碰到这类意外的艳遇，就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巴不得一步登天，为此让他干什么都行；攀龙附凤，结一门好亲，又能拿到一笔陪嫁，这让他太神往了。至于双方的爱情，无论是新娘方面，也无论是他这一方面，好像根本没有，尽管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长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因此，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此公毕生极端好色，只要随便什么女人向他招招手，他就会立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唯有这女人在情欲方面却提不起他的任何特别的兴趣。
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在跟他私奔以后便立刻看清了她对自己的丈夫只有轻蔑，没有任何其他感情。因此这桩婚事的后果便非常快地显示了出来。尽管她娘家甚至相当快就自认倒霉，默认了这桩婚事，分出一笔陪嫁给这位私奔的小姐，可是他们夫妻间却开始了最杂乱无章的生活，而且天天大打出手。有人说，这位年轻的太太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相比，表现出了无比的高尚和崇高。现在得知，她一拿到钱，他便立刻一下子把她的钱全部拿走了，总数达两万五千卢布之巨，因此，这几万卢布从那时起对于她简直就等于扔到水里一样。有座小村庄和一处相当好的在城里的房子，也列入她的陪嫁之列，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变着法儿想把这些财产过户到他自己名下，而要做到这点，只要立一纸适当的文据就行，单凭他夫人对他的蔑视和厌恶，单凭这一点，他就不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无耻勒索和苦苦哀求，来激起她对他的蔑视和厌恶。单凭她心里对他腻味透了，不想跟他纠缠，他就能如愿以偿。但是，幸好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娘家出面干涉，才限制了这个巧取豪夺的无耻之徒。据确讯，这两口子经常大打出手，但是，据传，动手打人的不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而是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这女人性格暴躁，脾气一点就着，她说打就打；长得黑黑的，而且天生力大无穷。最后，她终于离家出走，抛弃了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跟一个穷得要命的神学校的教员私奔了，把一个三岁的孩子米佳留给了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抚养。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在夫人出走后便立刻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张宴席，大肆酗酒，而在吃喝和玩女人之暇，差点没跑遍全省，眼泪汪汪地逢人便诉说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抛弃了他，还告诉别人任何一个做丈夫的都羞于为外人道的床笫细节。主要是，能在大家面前扮演一个被愚弄的丈夫这一可笑的角色，并且绘声绘色地大肆描写自己被愚弄的细节，他似乎为此感到很愉快，甚至很得意似的。有些说话爱带刺的人对他说道：“您呀，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倒像升了大官似的，尽管您悲悲戚戚，但样子还挺得意。”很多人甚至补充道，他还挺高兴他这小丑换了副模样，为了招人笑，甚至还故意装出一副他没发现自己滑稽可笑的模样。谁知道呢，不过他这样做也许纯属天真。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他那私奔的妻子的行踪。原来，这可怜的女人在彼得堡——她跟那个神学校的老师辗转来到了这个首善之区，无所顾忌地实行起了彻底的妇女解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立刻忙活起来，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去彼得堡——去干什么呢？——当然，他自己也说不清。说实在的，说不定，他当时说去也就去了；但是，他一旦拿定了这主意，便立刻认为自己特别有权在行前重新酗酒无度一番，以壮行色。就在这时候，他太太的娘家得讯：她在彼得堡不幸去世。她死得似乎很突然，死在一个阁楼上，有人传说，她死于伤寒，又有人传说她是饿死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得知他太太去世的消息时正喝得酩酊大醉；据传，他当时跑上大街，快乐得向上苍举起双手，连声高呼：“如今解放啦！”[7]可是又有人说——他像小孩一样号啕大哭，而且还说他一直哭到让人看着都可怜，尽管此公十分可憎。很可能，两种情况都有：他既因为自己获得解放而高兴，又为解放他的人失声痛哭——二者混杂在一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坏蛋也比我们通常对他们的看法要天真得多和淳朴得多。我们自己亦然。
二、甩手不管长子
当然，可以想象得出这样的人会怎样抚养自己的孩子和怎样尽父亲的责任。在他这样一个父亲身上也就发生了该发生的事，即他完全、彻底地抛弃了他跟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所生的孩子，倒不是因为对孩子有气，也不是出于夫妻反目成仇的什么情绪，而无非是因为把他完全忘了。当他眼泪汪汪，逢人便哭诉，把大家弄得烦透了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宅第变成了一座淫窟，这个三岁的小男孩米佳便由他们家的一名忠仆格里戈里抱去照看，要不是格里戈里当时关心他，很可能，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再说又发生了这样的事：起初孩子他姥姥家也似乎把他给忘了。他姥爷，也就是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本人已经谢世；他那位孀居的夫人，即米佳的姥姥，搬到莫斯科去了，病得很重，孩子的几位表姐又都出嫁了，因此几乎有一整年，米佳只能住在仆人格里戈里家，住在他住的下人的小木屋里。话又说回来，即使他爸想起他（他不可能当真不知道他的存在），也会把他再打发回小木屋去的，因为有了这孩子，毕竟碍手碍脚，使他不便闹得太乌烟瘴气。但是又出了一件事，已故的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后来他接连许多年都侨居国外，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在米乌索夫家是个特殊人物，人很开明，是个一身洋气的京派人物，而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西欧派，而在他行将就木前则是一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自由派。在他为事业奔走的一生中，他曾与许多当时最自由的自由派有过交往，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与蒲鲁东[8]和巴枯宁[9]都曾有过私交，他在浪迹天涯的晚年特别爱回忆和叙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那三天的情况[10]，还暗示他差点没参加巷战。这是他对青年时代的一个最感快意的回忆。他有独立的财产，照过去的算法，约有一千名农奴。他那上好的领地就坐落在敝县县城的近郊，同敝县那座著名的修道院[11]毗邻。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当时还很年轻，他一得到这份遗产，就立刻跟这座修道院打起了打不完的官司，为争夺某条河的捕鱼权和某处林地的砍伐权而对簿公堂，确切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跟“教权主义[12]者”打官司，他甚至认为这是自己的公民义务，是抗御顽劣的一种责任。当他听说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遭遇之后（不用说，对这个堂妹他是记得的，从前甚至很注意），他又打听到堂妹身后还留下了个孩子，名叫米佳，尽管他年轻气盛，对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感到十分气愤和蔑视，还是干预了此事。直到这时，他才头一回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见面。他向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他愿意承担抚养这孩子的责任。后来，他又一再向别人说（借以说明此事的特点），当他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提起米佳的时候，此公居然摆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似乎压根儿不明白什么孩子不孩子的，甚至还似乎很惊讶，他在他家的某个地方还有个小不点的儿子。即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夸大之处，但毕竟好像是那么回事，与事实庶几近之。但是，说真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这一辈子就爱做假，就爱突然在您面前演出一个您完全意想不到的角色，而且，主要是，他这样做，有时毫无必要，甚至对自己直接有害，比如，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话又说回来，这个特点许多人都有，甚至绝顶聪明的人也一样，更不用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办这件事很热心，甚至（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一起）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因为他母亲身后毕竟留下了一笔小小的遗产——房屋和田地。米佳也的确搬到这位堂舅家去住过，但是这位堂舅尚未成家，又因为他把从自己庄园上到底能拿到多少钱这事好不容易弄清和得到保证之后，又立刻急匆匆地重返巴黎，准备在那里从此长住下去，于是便把这孩子托付给了一位自己的表姑，一位莫斯科的太太。后来他在巴黎住惯了，竟忘了这孩子，特别是上面提到的那次二月革命来了，使他大惊失色，这革命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使他终生难忘。后来那位莫斯科太太死了，于是米佳便转到这位太太的一个业已出嫁的女儿手里。看来，他后来还曾第四次改换门庭，易巢别栖。现在我对此已无意细谈，再说，关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而现在只能限于对他作一些最必要的介绍，因为不这样做我的这部小说就无从下笔了。
第一[13]，这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14]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三位公子中的一位，他从小就确信他多少总有点财产，只要他一成年[15]，经济上也就独立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是乱糟糟地度过的：中学没有念完，后来又进了一所军事学校，后来又去高加索，在军队里混到了一官半职，因为决斗又被降职，后来又混到了一官半职，他又花天酒地，挥霍了颇多一笔钱。他开始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手里拿到钱是在成年之后，而在此以前他已债台高筑。他第一次知道并且见到自己的生父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已在他成年之后，当时，他是特意来到敝地，来跟父亲说清楚关于自己应得的财产问题的。看来，他当时就不喜欢他父亲；他在父亲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后来就匆匆地走了，从父亲手里拿到了一小笔款子，并且与父亲达成了某种有关今后如何取得庄园收入的交易。至于这庄园（这事值得注意）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大价值，他这次费尽心机也没能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儿打听到。当时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注意到，初次见面就注意到（这点必须记住），米佳对自己财产的看法是过甚其词的、错误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另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而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仅仅是，这年轻人没脑子，天不怕地不怕，爱感情用事，凡事沉不住气，爱吃喝玩乐，只图眼前，能捞点什么就行，一捞到手就会立刻心满意足，尽管捞到的东西在手上时间不长。正是这一点被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利用了，他利用一些小恩小惠，间或寄一点钱去敷衍敷衍他，于是最后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四年后的某一天，米佳终于失去了耐心，再一次来到了敝县县城，准备同父亲一了百了，希望这事有个了结；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忽然发现他已经一无所有，甚至算都算不清，他已经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儿拿走了多少钱，把自己财产的全部所值都拿走了，甚至还倒欠他一些也说不定；根据某年某月某日他当时自愿签订的某某某某契约，他已经无权索取更多的东西了，等等，等等。年轻人大惊失色，怀疑其中有诈，是个骗局，几乎勃然大怒，而且好像失去了理智。正是这一情况引起了一场飞来横祸，叙述这一飞来横祸正是小说作为开场白的第一部的主要内容，或者不如说，这就构成了小说第一部的框架。但是，在言归正传之前，我还必须讲一讲米佳的两个兄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公子的情况，同时说明一下他俩的身世。
三、续弦和续弦后生的孩子
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佳脱手以后不久就续弦了。第二次婚姻持续了大约八年。这位续弦的太太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也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姑娘，是他从外省娶来的。当时，他跟一个犹太佬合伙承揽了一桩小小的包工活，到该省去了一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虽然爱吃喝玩乐，又喝酒，又胡闹，可是他从不置自己的投资于不顾，而且总是一本万利，马到成功，当然啰，在做法上也几乎总带点儿卑鄙。索菲娅·伊万诺芙娜是一名“孤女”，从小父母双亡，是一个行为不端的教堂助祭的女儿。她在一位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沃洛霍夫将军的遗孀）那座富有的宅第中长大。这位老夫人既是她的恩人，也是她的养母，也是她的折磨者。详情我不知道，只听说这名养女温柔敦厚、逆来顺受，有一次钻进储藏室，在钉子上拴了根绳子，想要上吊自尽，被人救了下来——她受不了那位老太太刁钻古怪的脾气和她那没完没了的数落和责备。其实，这位老太太并不坏，只是因为闲得无聊才变成了一个叫人受不了的横行霸道的人。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登门求亲，人家打听清楚他的底细以后，就把他轰了出去，于是他又像头一次结婚时那样建议这孤女与他私奔。如果她能及时了解他的底细，知道更多的细节，可以肯定，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他的。但是问题是隔了一省；再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又能懂得什么呢？她只知道与其继续待在她的恩人身旁，还不如跳河自杀的好。于是这个小可怜儿便将女恩人换成了男恩人。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这次没拿到一文钱，因为将军夫人大发脾气，非但什么也不给，还诅咒了他俩；但是他也并没指望这一次能捞到什么，这位黄花闺女美貌异常，这就足以使他心满意足了，主要是她的纯洁无邪使他这个至今只知道猥亵地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感到惊愕。“这双纯洁无邪的眼睛当时像剃刀似的割破了我的心。”后来他令人恶心地呵呵笑着说道。不过，对于一个荒淫无耻的人，连这也只能激起他的肉欲。因为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没有因这桩婚事而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他对妻子也就不客气了，而且利用她似乎有“负”于他，利用他几乎使她“免于悬梁”的“救命之恩”，此外，还利用她非凡的温驯和逆来顺受，甚至置最寻常的夫妇相敬之道于不顾。一些坏女人居然当着他妻子的面到他家欢聚，并且纵酒狂欢。还有个特点我要说一说，那个用人格里戈里一向阴阳怪气，又笨又爱认死理，过去恨透了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太太，这回却站到新太太一边，保护她，而且为了她还经常不懂规矩地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吵架，有一回，甚至还驱散了他们的聚众欢宴，把那些前来寻欢作乐的不像话的女人统统赶跑了。后来，这个不幸的、自小被人吓怕了的年轻女人犯起了一种类似神经性的妇女病，这种病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农妇身上倒也常见，得这种病的女人被称为爱哭闹的疯女人。因为这病，再加上可怕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病人有时甚至会失去理智。不过她还是给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生了两个公子，伊万和阿列克谢，第一个是婚后第一年生的，第二个则在三年之后。当她一命归天之时，阿列克谢这个小男孩还不满四岁，虽然说来奇怪，但是我知道他后来一辈子都记住了他母亲的模样——不用说，恍恍惚惚，如在梦中。她死后，她的两个孩子的遭遇，同他的头生子米佳几乎一模一样：他俩又被父亲完全忘记了，被弃之不顾，又落到了那个格里戈里手里，住进了他的小木屋。那个横行霸道的将军夫人，也就是他俩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在小木屋里找到了他俩。当时，她还在人世，这八年来，她始终忘不了她受的这份窝囊气。这八年，关于她那“索菲娅”的生活处境，她手头一直有十分可靠的情报，后来听说她有病，她身边发生的事简直太不成体统了，将军夫人曾有两次或者三次，公然对她的女食客们说：“她这是活该，因为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让她受这份洋罪。”
索菲娅·伊万诺芙娜死后过了整整三个月，将军夫人忽然亲临敝县县城，而且直奔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住处；她一共才在敝县这小城待了大约半小时，可是却办成了许多事。到达时恰逢傍晚，她已经有整整八年没见过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见他喝得醉醺醺的。据传，她一见到他，二话不说，就立刻赏了他两个响亮的大耳光，揪住他的头发从上到下使劲拽了三次，然后又二话不说，移驾直奔小木屋去看那两个孩子。只一看，她就发现他俩非但没有洗脸，而且穿着脏衣服，于是她就立刻给了格里戈里本人一记耳光，并向他宣布，她要把这两个孩子带走，然后把他俩领出来（原来穿什么现在还穿什么），裹上花毯，让他们坐上轿式马车，一直带到她居住的那个城市。格里戈里是一位忠仆，他虽然挨了一记耳光，可是没说一句粗话，而且还把老夫人一直送到马车跟前，向她深深一鞠躬，庄严地说，她“收留了这两个孤儿，上帝会酬谢她的”。“说到底，你是个窝囊废！”将军夫人临走时向他喝道。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考虑了这事的前因后果后，认为这是件好事，所以后来立下字据，正式同意了将这两个孩子归将军夫人抚养，没有拒绝任何条款。至于他挨了两记耳光，他还跑遍全城，到处宣扬。
赶巧，此后不久，将军夫人死了，但是她在遗嘱里留下话，留给这两个小不点儿每人一千卢布，“作为他们的养育费，这些钱一定要全花在他们身上，不过有个条件，够他们用到成年也就成了，因为对于这样的孩子，有这样一点施舍也就绰绰有余了，如果有人乐善好施，那就让他们自己慷慨解囊好了”，等等，等等。这份遗嘱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听说，其中的确有这一类奇怪的内容，措辞也别具一格。老太太的主要继承人是该省的首席贵族[16]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然而此公以清廉著称。他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一下子就猜到要他拿出钱来抚养他自己的孩子，那是办不到的（虽然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只是在此类情况下故意拖延，有时甚至还扼腕叹息、声泪俱下），波列诺夫只好亲自过问抚养这两个孤儿的事，他尤其爱上了他们两人中的那个小的，即阿列克谢，因此阿列克谢长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在他家长大的。这点，下笔伊始，我就要请读者诸君注意。这两个年轻人受到一些教育，也上了几年学，因而对一个人终身感恩不尽，此人是谁呢？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这是一位非常高尚、心肠非常好的人。眼下，这种人就很难遇到啦。他把将军夫人留给他们的每人一千卢布保存起来，原封未动，因而到他俩成年时这笔钱利滚利，本息相加，已达到每人大约两千之数；他抚养他俩花的是自己的钱；他在他俩身上的花销当然已远远超出了每人一千。他俩是怎样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就不来细说了，我只想说明一些最主要的情况。不过，关于二哥伊万，我只想指出，他逐渐长成为一个阴阳怪气的、城府很深的少年，他并不胆小，而且远非如此，但是从十岁起他就似乎懂得，他俩毕竟是住在别人家，是靠了别人的恩惠长大的，他俩的父亲是个下三烂，连提到他都嫌丢人，等等，等等。这孩子很快，几乎从儿时起（起码人家都这么说），就表现出一种勤奋好学的非凡品质。个中底细我也说不清，反正不知怎么一来，他几乎才十三岁就跟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家分开了，进了莫斯科的一所中学，进了寄宿学校，师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总角之交，一位富有经验、当时又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后来据伊万本人说，这一切盖出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一心向善”，他热衷于一种学说，即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必须受业于一个天才的老师。不过话又说回来，当这个年轻人中学毕业，考上大学之后，无论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还是那个天才的老师，都已不在人世。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没有交代清楚，那位横行霸道的将军夫人遗留给孩子们的本金，加上利息，已经增加到大约两千之数，而且由于要办各种各样在我国不可不办的手续，加上一再拖延，所以他们迟迟未能拿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年轻人在上大学的头两年吃了不少苦，因为他不得不在这段时间里一边学习，一边自己养活自己。必须指出的是，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向他父亲写信告穷——也许是出于矜持，出于他对父亲的蔑视，也许是由于冷静和明智的考虑，因为理智告诉他，从他爸爸那里是绝对得不到任何认真的接济的。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年轻人一点也不着急，后来终于找到了工作，先是教课，每小时二十戈比，后来又奔走于各报馆编辑部，写稿餬口，写些十来行的小文章，报道街头见闻，署名“目击者”。据说，这些小文章写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因此很快被采用了，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个年轻人很能干，也很聪明，远胜过我们那部分为数众多、永远受穷、不幸的男女学生。两大京城[17]的莘莘学子，通常从早跑到晚，踏破了各家报馆和杂志社的门槛，除了千篇一律地请求给他们一些法文翻译和抄抄写写的工作以外，什么好办法也想不出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自从跟各家报馆认识以后，就从未跟他们中断过联系，在他读大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就各种专题发表许多才华横溢的书评，因而在文学界也小有名气。但是，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大得多的读者圈子里突然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因此一下子就有非常多的人提到他，并且记住了他的大名。这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已经大学毕业了，正准备用他那两千卢布出国深造，这时他忽然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甚至赢得了不是专家的普通人的注意，而该文谈到的问题显然是他完全不熟悉的，因为他攻读的是自然科学。该文写的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即教会法庭[18]问题。他在分析当时就此问题已经发表的若干意见的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是语气以及结论，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十分精彩。当时，许多教会中人简直把该文作者当成了自己人。然而突然之间与教会派遥相呼应的不仅有非教会派[19]，甚至无神论者也鼓掌叫起好来。到后来一些脑子快的人终于认定，这篇文章只是一种粗鲁无礼的闹剧和嘲弄罢了。我之所以特别提到此事，乃是因为该文及时地传到了我县近郊的那所著名的修道院[20]，该修道院对于当时议论纷纷的关于教会法庭的问题一直很关心——这篇文章传来以后，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一看到作者的名字后便产生了兴趣，因为他就是在本县出生的，“就是那个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儿子”。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时候，作者本人忽然亲临敝地。
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缘何要光临敝地呢？我记得，当时，我也曾几乎有点不安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这次十分要命的光临，使他成了某事的始作俑者，引起了严重后果，这使我以后百思不得其解，因而这事成了一个几乎永久的悬案。一般说，这也的确匪夷所思，这么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自尊心这么强，行动又这么谨慎，会忽然枉驾光临这么一个不成体统的家庭，去找这么一个父亲，而且这父亲一辈子都无视他的存在，不理他，也不记得他，即使儿子向他要钱，他也无论如何不会给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一辈子心惊胆战，生怕他的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谢什么时候会跑来找他要钱。就是这个年轻人居然住进了这样一个父亲的家，而且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而且你好我好，相处得不能再好了。这最后一点不仅使我，而且使许多其他人都感到特别惊奇。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一门远亲，是他前妻的堂兄，当时也恰好从他已经完全定居的巴黎光临故土，又回到敝县，住进了他自己的近郊庄园。他对这年轻人异常感兴趣，他跟这年轻人认识后，有时内心不无隐痛地跟他唇枪舌剑，彼此斗智；我记得，正是他对这个年轻人感到最为惊奇。他说：“他的自尊心很强，任何时候都能挣到钱，他现在就有钱立刻出国——他到这里来干吗呢？大家很清楚，他找他父亲并不是来要钱的，因为他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肯给的，喝酒和纵情酒色他又不喜欢，可是这老家伙却离不开他，他们相处得可好啦！”这倒是实话；这个年轻人对老人甚至具有明显的影响力；虽然这老人脾气非常坏，有时候甚至存心气人，可是有时候倒几乎开始好像有点听他的话了；老人甚至连言语行为有时候也变得老实点了……
直到后来才弄明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此来部分是应他大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之请，前来替他办件事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就在这次前来敝县的几乎同时，生平第一次见到和认识了他大哥，因为一件要事，多半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有关，还在他动身离开莫斯科之前就与他大哥书信往来了。这到底是件什么事呢，读者到时候自会完全知道个中底细。话虽然这么说，甚至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的情况之后，我还是感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个谜，而他的光临敝县，仍乃匪夷所思。
我还要补充一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当时似乎是充当一名他父亲和他大哥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人的角色；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当时已打算跟父亲大吵一场，甚至跟父亲正式对簿公堂。
我再说一遍，当时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生平第一次团聚，有些家庭成员还是生平第一次见面。只有小儿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一个人先行到达，在敝地已经住了约莫一年了，因此他比他的两个哥哥都来得早。正是这个阿列克谢，我很难三言两语把他说清楚，特别是在小说正文开始前的这个点题式的开场白里。但还是必须给他写上几句，作为引子，起码为了预先说明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即从我这部写他的小说的第一幕起，我不得不让我的这位未来的主人公先穿上见习修士的长袍，然后再把他介绍给读者。是的，他当时在敝县的那座修道院里已经住了约莫一年了，看来他准备在这里闭关静修一辈子。
四、三公子阿廖沙
他当时才二十岁（他二哥伊万当时二十三岁，他俩的大哥德米特里则为二十七岁）。我先要申明，这个年轻人阿廖沙绝不是一个狂信者，起码，依我看，他甚至也绝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还是把我的意见全部说出来吧：他不过是一个早熟的怀有仁爱之心的人，应该说他之所以热衷于进修道院这条路，那是因为唯有这条路使他心悦诚服，向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说吧）能使他的灵魂挣脱世俗仇恨的黑暗，飞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理想。而这条路之所以使他心悦诚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遇到了一个在他看来不同凡响的人——敝县那位著名的修道院长老佐西马。他那颗如饥似渴的心，像初恋般热烈地爱上了这位长老。然而，我无意争论，应当说，他甚至从孩提时代起就很怪，当时就更怪了。顺便说说，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母亲死的时候他才三岁多一点，可是后来他却一辈子记住了她的模样，她的脸和她的爱抚，“她站在我面前就像她还活着”。这样的回忆是能够记住的（这，大家都知道），甚至年龄更小些，甚至只有两岁，都记得住，但是在以后的整个一生中，这些回忆仅仅像呈现在黑暗中的一些光点，仿佛从一大幅油画上撕下来的一角，除了这一角以外，整幅画都黯然失色，烟消云散了。他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他记得有一天傍晚，夏天，静悄悄的，洞开的窗户，落日的斜晖[21]（他记得最清楚的便是这一束斜晖），室内的墙角供奉着圣像，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他母亲跪在圣像前，在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又是尖叫，又是哭闹，两手搂着他，紧紧地抱着，都把他抱疼了，她替他祈祷圣母，她伸直两手，把他举起来，举向圣母像，似乎在祈求圣母的庇护……这时，保姆突然跑进来，惊恐地把他从她的手里抢了去。就是这幅画面！就在这一瞬间，阿廖沙记住了自己母亲的脸：他说，就他记忆所及，他感到这脸是疯狂的，然而又是十分美丽的。但是他很少向别人公开这秘密，也不喜欢向别人提到这段回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性格不甚外向，甚至也不爱说话，倒不是不信任人，也不是因为胆小或者性格忧郁、孤僻，甚至恰好相反，而是由于另一种原因，由于一种类似内心的忧虑，这忧虑纯属他私人的，与旁人无关，但对他却十分重要，正因为此他才似乎常常把别人给忘了。但是他是爱人的：似乎毕生对人都坚信不疑，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他头脑简单，缺少心眼儿，为人太天真。他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在说话，在提醒人们注意（而且以后一辈子都这样），他不愿意对别人品头论足，他也不愿意以指责别人为己任，他决不会指责别人。甚至好像他对一切都听之任之，对旁人毫无责备之意，虽然他也常常因此而痛苦、伤心。此外，他在这方面甚至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荣辱不惊，威武不屈，甚至在他很小的时候也这样。他十九岁时前来看父亲，简直就像落进了一座肮脏的淫窟，而他依旧玉洁冰清，白璧无瑕，当他觉得实在不堪入目的时候，也只是默默地走开，但是毫无轻蔑之意，也丝毫无意责备任何人。他父亲从前曾做过人家的食客，对别人是否看不起他十分敏感和多心，因此看到儿子来，他起初是不信任的，甚至有点阴阳怪气（说什么“别瞧他总是不声不响，鬼念头可多了”），但是很快，最多不超过两星期，他就开始十分经常地拥抱他和亲吻他，诚然，当时他喝醉了酒，酒后眼泪汪汪而又多愁善感，但是毕竟看得出来，他爱儿子是出于真心，也爱得很深，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用说，是从来不曾这样爱过任何人的……
不管这年轻人出现在哪儿，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而且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就这样。自从他来到他的恩人和养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以后，他竟赢得了他家所有人的喜爱，他家简直把他当成了他们的亲骨肉。然而他进这家人家的时候还很小，年纪这么小，人家是决不会认为这孩子是别有用心地耍滑头，玩花招，或者拍马屁，招人爱，让别人喜欢他的。可见，他特别招人喜欢的天赋即寓于他自身之中，可以说是出自天性，并非做作，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他在学校里的情形亦然，不过，看起来，他似乎应属于这样一类孩子，这类孩子常常激起同学对他的不信任，嘲笑他，说不定还恨他。比如说，他常常若有所思，似乎跟大家隔着一堵墙似的。他从小就爱躲到一个角落，独自看书，然而他的同学们却十分喜爱他，在他整个上学期间，他简直可以被称为全校的宠儿。他很少淘气，甚至也很少快活，但是所有的人只要看他一眼，就立刻看出他根本不孤僻，相反，他为人稳重而且开朗。在他的同龄人中间，他从来不爱出风头。也许正因为这点，他从来不怕任何人，然而孩子们却立刻明白，他完全不是以自己的无所畏惧而自豪，瞧他那样，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勇敢和无所畏惧似的。他从来不记仇。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人家欺负他以后才过了一小时，他又回答人家的问题了，或者他自己先跟人家说话，他那神态是如此友好和开朗，似乎他俩之间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任何口角似的。这倒不是说，他这时的神态显示似乎是偶然忘记了，或者存心一笑置之，不咎既往，而是压根儿不把这当回事，这就使孩子们口服心服，喜欢起他来了。他只有一个特点使全校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所有同学，都爱取笑他，但是这并非出于恶意嘲笑，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开心。他身上的这一特点就是奇奇怪怪的极端怕羞和纯洁无邪。他不能听到人家谈论女人时用的某些词和说的某些话。不幸的是，这些词和这些话在学校里根深蒂固。灵魂和心地都很纯洁的男孩们，几乎还是孩子，就经常在教室里私底下谈论连大兵都不常谈论的事情、画面和姿势，甚至高谈阔论。此外，大兵们在这类事情上还有许多事不知道和不明白，可是我国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这样小的孩子们对这类事却早已耳熟能详了。道德败坏的事在学校里也许还没有，也没有真正的、道德败坏的、发自内心的玩世不恭，但他们却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还常常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显得高雅、帅，才是好样的，值得模仿。他们看见“阿廖什卡[22]·卡拉马佐夫”一听到人家谈论“这事”就立刻用手指塞紧耳朵，有时就故意围在他身旁，使劲把他的手掰开，对准他的两只耳朵大声说脏话，他则使劲挣扎，坐到地板上，趴下，捂住耳朵，他在干这一切的时候既不说话，也不骂人，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同学们的欺负。然而，到末了，大家也就不再逗他了，也就不再管他叫“小姑娘”了，而且在这方面对他还不无歉意。顺便说说，他的功课在班上永远名列前茅，但也从未名列第一。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死后，阿廖沙又在省立中学待了两年。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夫人因为丧夫之痛无法排解，因此在他死后便几乎立刻携同全家（全是女性）去了意大利，而且要去很长时间，不会马上回来。于是阿廖沙就到了另外两位太太家里，这两位太太他过去从未见过，大概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亲，但是凭什么条件他能去她们那儿，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个特点，甚至是他的一大特点，这就是他从来不去想他是靠谁的钱养活的。在这点上，他正好同他的二哥伊万·彼得罗维奇相反。伊万·彼得罗维奇在上大学时勤工俭学，自食其力，过了两年穷苦生活，而且他从小就痛苦地感觉到他依赖他人为生，是靠恩人的救济才免受冻馁之苦。但是我们对阿廖沙性格中的这一奇怪的特点，也不能太苛责了，因为任何一个对他稍有所知的人，一旦产生这类疑问，便会立刻相信，阿列克谢不外是类似疯教徒[23]那样的青年，即使他忽地得到大宗财产，只要有人向他开口，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把这笔财产送给他，或者捐献出去做好事，或者，说不定，干脆就把这笔钱送给一个狡诈的骗子，如果这人伸手向他要的话。一般说，他似乎完全不知道金钱的价值，当然，我不是说字面上不懂。如果大人给他一点零用钱（他从来不主动要），他或是一连好几星期都不知道拿这钱怎么办，或者满不把这钱当回事，一眨眼就不知道花哪里去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在金钱方面和在恪守资产阶级信义方面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他在仔细观察了阿列克谢以后，后来，有一次，说了下面一段言简意赅的话：“我看，他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您假如不给他钱，把他一个人置于一个百万人口的陌生城市的广场上，他也无论如何不会完蛋的，绝不至于冻馁而死，因为霎时间就会有人给他饭吃，霎时间就会有人给他住处，即使别人不安排，他自己也会霎时间找到一个安身之地，他一定毫不费劲就能做到这点，而且一点不用低三下四，而安排他食宿的人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负担，相反，引以为乐也说不定。”
他中学没念完，还差整整一年，可他蓦地向那两位太太说，他忽然想到有件事，要去找他父亲。那两位太太很舍不得他，不肯放他走。车票倒花不了几个钱，他想把表当掉做路费，但是太太们不许（因为这是恩人的家属出国前送给他的礼物），而是非常阔气地给了他许多钱，甚至还给他添置了一些新衣服和新内衣。可是他把这钱的一半都退给了她们，说他一定要坐三等车。他来到敝县县城后，他父亲就唠唠叨叨地问他：“书没念完，回来干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据说，他当时神态异常，若有所思，大家很快就发现，他在到处寻找他母亲的坟。当时，他自己也差点承认，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此。但是促使他回来的缘由未必仅限于此。很可能，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怎么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促使他突然心血来潮，强烈地吸引着他，使他走上这条新的、陌生的，却是势所必然的路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也说不清他把他的第二位太太埋哪儿了，因为把棺材掩埋好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到她坟头去过，再加上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压根儿不记得当时把她埋哪儿了……
再顺便说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在此以前，他已经很长时间不住在敝县县城了。第二位妻子死后，过了三四年，他就去了俄国南方，最后到了敖德萨，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据他本人说，起先他结识了“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犹太佬”，到后来不仅犹太佬把他奉为上宾，“甚至正儿八经的犹太人也对他以礼相待”。不难想见，正是在他一生中的这一时期，他发挥了他本人攒钱和捞钱的本领。他之叶落归根，重返故里，那是在阿廖沙来此以前总共才两三年的事。他过去的老相识发现他变得苍老极了，虽然他根本还不是一个那么老的老头。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比从前高尚些，反而变得更加无耻了。比如说，这个过去的小丑居然无耻地想把别人也变成小丑。他不仅跟从前一样喜欢玩女人，甚至还似乎变得更加让人恶心了。他很快就在敝县开设了许多新的酒店。看得出来，他手头的钱也许多达十万，或者略少于此数。敝县的许多城乡居民立刻纷纷前来向他借债，不用说，必须有万无一失的可靠财物作抵。最近以来，他似乎变得皮肉松弛，似乎开始失去平衡，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甚至陷入一种稀里糊涂的境地，做起事来丢三落四，有头无尾，东抓抓，西挠挠，似乎没了主心骨，而且越来越经常地喝得烂醉如泥，要不是那个仆人格里戈里（当时他也变得老态龙钟了）有时候几乎像个家庭教师似的看着他，那么，说不定，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就难免会遭到许多特别的麻烦。阿廖沙的到来甚至从道德方面也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个未老先衰的老人的早已荒芜的心灵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苏醒了。他常常端详着阿廖沙，对他说道：“你知道吗？你跟她很像，跟那个疯女人。”他就是这么叫他的亡妻，叫阿廖沙的母亲的。那个“疯女人”的小小的坟头终于由那个用人格里戈里指给阿廖沙看了。他把他带到敝县县城的一座公墓里，在这座公墓的一个僻远的角落，指给他看一块生铁铸成的，虽然不值钱，却是正正经经的墓碑，碑上甚至还镌刻着死者的姓名、身份和生卒年月，下部还镌刻着一首古老的、中等人家的坟墓上常用的四行诗。令人惊讶的是，这块墓碑居然出自格里戈里之手。是他亲自把这墓碑立在这个可怜的“疯女人”的坟前的，而且花的是他自己的钱：在这以前，他曾多次向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提到过这坟的事，而他的主人却嫌他烦，挥挥手，不仅懒得去管坟的事，甚至也不愿再提自己的过去种种情况，最后他终于去了敖德萨。阿廖沙在母亲的坟前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特别的伤感；他只是注意地听完了格里戈里就立碑缘起所作的郑重其事而又颇有道理的讲述，他低着头站了一会儿，后来就走开了，没说一句话。从那时起，也许甚至有一整年他都没去上过坟。但是，这个小小的插曲也对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作用甚至还很别致。他突然拿出一千卢布，送到修道院请求追荐自己妻子的亡魂，但是他要追荐的不是那个“疯女人”，而是他的发妻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也就是动不动揍他的那个女人。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向阿廖沙大骂修士。他本人远不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说不定他从来就不曾买过一根五戈比的蜡烛插到圣像前。像他这样的主儿常常会奇怪地爆发某种突如其来的感情和突如其来的想法。
我已经说过他颇有点老态了。当时他的相貌显示出某种足以清楚地表明他花天酒地度过的一生的特征和本质。除了他那双小眼睛下面两长条肿起的下眼袋以外（他那双小眼睛永远是厚颜无耻的、多疑的和嘲弄人的），除了在他那又小又肥的脸庞上布满的深深的皱纹以外，他那尖尖的下巴颏下面还挂着一个大喉核，椭圆形，肉巍巍的，像是挂了个小钱袋，这就使他的外貌显得更让人恶心了，一副色眯眯的模样。再加上一张淫荡好色的大嘴巴，厚嘴唇，一张嘴就可以看到那黑黢黢的、几乎蛀尽了的牙齿的残根。每次，他一开口说话，就唾沫横飞。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自己也颇喜欢取笑他那副尊容，虽然，他对他那副尊容似乎还感到很得意。他最得意的是他的鼻子，不很大，但很秀气，鼻梁很高：“真正罗马式的，”他说，“连同我这喉核，真是一副地地道道古罗马贵族衰败时期的容貌。[24]”他对此似乎颇为得意。
阿廖沙在寻访到母亲的坟墓之后不久，就向父亲宣布，他想进修道院，而且修士们也答应收他为徒。他在说这话时解释道，这是他的最高愿望，因此恳请父亲恩准。老人早就知道，当时正在修道院里修道的佐西马长老对他这个“文静的孩子”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当然，这位长老是他们那里最正儿八经的修士。”他说，默默地、若有所思地听完了阿廖沙的话，然而，他对儿子的这一要求好像完全不感到惊奇似的。“嗯，我的文文静静的孩子，那么说，你想到那里去啰？”他已经半醉，突然微微一笑，脸上的笑容拉得很长，醉态可掬，但仍旧透出一丝狡猾和醉后的狡黠。“嗯，我早就料到啦，到头来，你会走这一步的，这你能想到吗？你一直想到那个地方去。好吧，大概，你名下还有两千卢布，这就算是你的‘陪嫁’了，我的天使，我永远不会撇下你不管的。即使现在，如果那里有什么花费，我也会替你付的。嗯，如果人家不要，咱何必硬给人家呢，是不是这理儿？你花钱呀就像金丝雀似的，一星期才啄两粒……嗯，你知道吗，有座修道院，它在城外单有一个小镇，那里尽人皆知，这镇上住的全是‘修道院的老婆’，那里的人都这么叫她们，我看，这老婆呀，不下三十来个……我去过那里，你知道吗，怪有意思的，不用说，别有滋味，换个新鲜嘛。不过让人倒胃口的是俄国味太重，压根儿就没有法国的小娘们儿，其实搞她三两个算得了什么呢，有的是钱。[25]有人要——就会来。嗯，这里倒没什么，这里倒没修道院的老婆，修士倒有二百来个，规规矩矩，全吃素。我承认……嗯，那么你要去跟修士当徒弟啰？我倒真有点舍不得你去，阿廖沙，你信不信，我喜欢上你了……话又说回来，这倒是个机会：你可以替我们这些罪人祷告祷告，我们在这里作了许多孽。过去，我老琢磨：将来有谁会来替我祷告祷告呢？人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的好孩子，这方面我笨透了，兴许，你不信，真是笨透了。你知道吗，尽管笨，这问题我还是老在想，老在想，自然，也只是偶然想想，并不是老想。我在想，我要死的时候，总不至于鬼忘了用钩子来钩我走吧。[26]于是我想：钩子？他们哪来的钩子？用什么做的？铁的？这钩子是哪里打的？他们那里难道也有工厂？修道院的修士一定以为在地狱里，比如说吧，也有天花板。我倒愿意相信当真有地狱，不过这地狱可不要有顶部；这样显得高雅些，开明些，像路德[27]说的那样。其实有没有顶部还不是一样？这个该死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嗯，要是没有顶部，也就没有了钩子，一切也就去他妈的蛋了，这倒让我又拿不准了：到时候谁来用钩子把我抓走呢？因为，要是没有鬼来抓，那又成何体统呢？世界上的真理到底在哪里呢？这些钩子，Il faudrait les inventer，[28]特意为了我，为了我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阿廖沙，我这人多么死不要脸啊！……”
“不过那里倒真没钩子。”阿廖沙端详着父亲，低声而又严肃地说。
“是的，是的，只有一些钩子的影子。我知道，知道。有一位法国人曾经这样描写过地狱：‘j'ai vu l'ombre d'un cocher, qui avec l'ombre d'une brosse frottait l'ombre d'un carrose.’[29]我的好孩子，你怎么知道没有钩子呢？你到修士那里待上一阵子，你就不会唱这调调了。话又说回来，你去吧，去那儿好好修道，你会悟出个道理来的，然后再回来告诉我：因为心里有了把握，知道了阴间到底是啥样的，再到那里去，心里就踏实多了。再说，你住在修士那里总比住在我这里体面些，我这里只有一个喝醉酒的糟老头子和一些臭娘们儿……虽然你是天使，什么破玩意儿也招惹不了你。说不定到那里去也一样，任何东西也触动不了你，因此我才让你去，因为我希望是这样。你的脑子并没有被鬼吃掉。你那股劲儿着一阵，火灭了，病治好了，也就回来了。我一定等着你：要知道，我感到，你是人世间唯一不戳我脊梁骨的人，你是我的好孩子，要知道，这点我感觉到了，我不能不感觉到这点！……”
他说着说着，甚至不胜唏嘘起来。他爱动感情。他既爱发火，也爱动感情。
五、长老
也许，读者诸君中有人会认为，我为之立传的这个年轻人是个病态的、精神恍惚的弱智型少年，是个萎靡不振的幻想家，是个病恹恹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其实大谬不然，阿廖沙当时是个十九岁的少年，英俊潇洒，脸色红润，眉清目秀，焕发着健康朝气。当时，他甚至可以说很漂亮，身材匀称，中等偏高的个儿，深褐色的头发，椭圆形的脸，脸形端正，虽然稍微偏长，两只深灰色的眼睛，分得很开，但是目光炯炯，若有所思，看上去很文静，城府也很深。也许有人会说，红扑扑的脸蛋并不妨碍同时狂信和信奉神秘主义呀；可是我倒觉得，阿廖沙甚至比任何人都现实。啊，当然，他在修道院里是完全信仰奇迹的，但是，依我看，奇迹从来不会使一个现实主义者晕头转向，并不是奇迹让一个现实主义者接受宗教信仰的。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只要他不信奉上帝，任何时候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和本领不相信奇迹，即使面前的奇迹是不容反驳的事实，他也宁可不信自己的感觉，决不承认这是事实。即使他承认这是事实，也只是承认这事实很自然，不过在此以前他不知道罢了。现实主义者的宗教信仰不是产生于奇迹，而是奇迹产生于宗教信仰。一个现实主义者一旦信奉了宗教，那他从他的现实主义出发也就必定承认奇迹，耶稣的门徒多马宣称，若非亲见，他总不信，后来他看见了，于是他说：“我的主，我的神！”[30]难道是奇迹迫使他相信的吗？很可能不是，他之所以信，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乐意信，甚至还在他说“若非亲见，我总不信”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信了。
也许有人会说，阿廖沙天性愚鲁，智商不高，中学都没念完，等等。他中学没念完，这话不假，但是说他天性愚鲁、智商不高，那就大谬不然，有欠公允了。我简单地再重复一遍我在上面说过的话：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条路使他心悦诚服，向他一下子呈现出了使他的灵魂冲出黑暗走向光明的全部理想。而且他或多或少已经是属于当代的青年，也就是说，天性淳厚，追求真理，处处寻找真理和相信真理，一旦相信了就全心全意地立刻为真理而奋斗，要求尽早去建功立业，为了建功立业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虽然，不幸的是，这些青年并不懂得，牺牲生命也许是在许多这类情况下要求作出的牺牲中最最容易的一种，比如说，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牺牲五六年光阴，去进行艰难困苦的学习，去钻研学问，哪怕仅仅充实自己，为真理服务，为自己心爱的伟大志向、为建功立业服务——连这样的牺牲，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往往几乎是完全办不到的。阿廖沙则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但是仍旧渴望尽早建立功德。他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之后，便立刻惊讶地确信，灵魂不死和上帝都是存在的，因此便立刻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道：“我要为灵魂不死而活着，决不半途而废，决不中途妥协。”正如他一经认定灵魂不死和上帝都是不存在的，他就会立刻变成一名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只是工人问题，或者所谓第四等级问题，而主要是个无神论问题，无神论的现代体现问题，正是不要神而建造巴别塔[31]的问题，不是为了从地上通到天堂，而是为了让天堂降临人间）。阿廖沙甚至觉得，再要照过去那样生活是奇怪的和绝对办不到的。《圣经》上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就把一切分给他人，还要来跟从我。”[32]于是阿廖沙就对自己说：“我不能就拿出两个卢布以代替‘一切’，也不能只是去做礼拜以代替‘跟从我’。”也许，在他儿时的回忆中还存有关于敝县县城近郊那座修道院的某种模糊的记忆，也许他母亲曾带他到那儿去做过礼拜。也许，日落时分圣像前的那束斜晖也起了作用，当时，他的得了疯病的母亲曾把他举起来，举向圣像。若有所思的他这次回到我们这里来也许只是为了看看：现在是拿出一切，还是仅仅拿出两个卢布。接着便在修道院里遇见了这位长老……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长老就是佐西马长老；但是必须在这里先交代几句，说说我国修道院里的“长老”到底是怎么回事，[33]遗憾的是要这样做我感到自己不够资格，也没有把握。不过，我想姑且一试，用三言两语说些皮毛：第一[34]，专家和资深人士说，我国，即我们俄罗斯的修道院里出现长老和长老制，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甚至还不到一百年，可是在整个信奉正教的东方，尤其在西奈和圣山[35]，早就存在一千多年了。有人肯定说，长老制在远古时期也存在于我们俄罗斯，或者说想必存在，但是由于俄罗斯所受的灾难，鞑靼人的统治，长时间的兵荒马乱[36]，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后，过去与东方的交往中断了[37]，于是长老制就在我国被遗忘，长老也就后继无人了。直到上世纪末，这一制度才由一位伟大的、被人们称为苦行者的帕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38]及其门徒重新恢复，但是直到今天，甚至几乎过去了一百年，这一制度还只存在于为数甚少的修道院里，有时甚至还几乎受到压制，被当作是俄罗斯闻所未闻的新发明。在我们俄罗斯有一座著名的隐修院，叫科泽尔斯克的奥普塔隐修院，这一制度在该修道院尤为盛行，至于这一制度在敝县近郊的这座修道院里到底是由谁创立的，又是在什么时候创立的，我就说不清了，但是，据称，该院的长老制已经延续了三代，佐西马长老就是其中的第三代，但是他体弱多病，已经差不多快要死了，至于他死后由谁来接替，还无人知晓。这问题对我们修道院很重要，因为敝县的这座修道院直到当时尚无特别的著名之处：该院既无圣徒的圣骨，又无有求必应的显灵的圣像，甚至也没有与我国历史有关的足以彪炳史册的传说，也没有足以诉诸竹帛的对祖国有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功劳。它之所以香火不断和名闻全国，正是因为有长老；许多朝圣者成群结队，不远千里，从俄国各地络绎不绝地前来敝县，为的就是能够亲眼见到他们和亲聆他们布道。那么，究竟什么是长老呢？长老——这就是把您的灵魂纳入自己的灵魂，把您的意志纳入自己的意志的人。您一旦选定了长老，就应当清心寡欲，完全弃绝一切，绝对服从他。这样的苦修，这所可怕的生活学校，一个立志修炼的人是自愿接受的，他希望通过长期的苦修之后能够最终战胜自己，控制自己，直到最后，经过毕生的皈依修持，终于能够达到完全的自由，即自心清净的自由；要避免这样的命运：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都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这一创造，即长老制——并非从理论上推断出来的，而是源于东方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实践。师事长老，不同于通行于我们俄罗斯修道院里的惯常的“师徒关系”。这里规定所有诚心修持的人必须向长老忏悔，而且要常年不断，持之以恒，还规定师徒之间必须保持牢不可破的约束关系。比如，有人传说，有一回，在基督教的远古时代，有一名见习修士，没有完成长老交给他的修炼任务，便离开了修道院到另一个国家去，从叙利亚到了埃及。在那里，他长期将功补过，做了许多大的功德，最后终于有幸受尽苦难，殉道而死。在教会已经尊他为圣徒并掩埋他的遗体的时候，助祭高呼：“点到名字的人出去！”[39]——这时，躺有这个殉道者遗体的棺木猛地离开了原地，被推出了教堂，如是者三。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位殉教的圣徒曾破坏了师从关系，擅自离开自己的长老，因此，尽管他立了很大的功德，没有长老的恩准，他也不能得到宽宥。直到他原来的长老恩准他脱离师从关系，那时，他才得以殡葬。当然，这一切仅仅是古老的传说，但是还有件事，殷鉴不远：我国当代有一位修士过去曾在圣山隐修，突然有一天，长老命令他离开圣山（他一直深爱圣山，把这里视同圣地，视同静谧的隐修之所），让他先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再回俄罗斯，回北方，回西伯利亚：“那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待在这里。”这位修士大失所望，十分伤心，便到君士坦丁堡去拜见普世大牧首，恳求他恩准，解除他的师从关系，可是这位普世宗主教却说，虽然他身为普世大牧首，不仅不能解除他的师从关系，而且普天之下也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权力，足以解除他的师从关系，既然长老已经吩咐他这样做，那就只有这个吩咐他的长老才有这样做的权力。由此可见，长老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无边的和不可思议的权力。这也就是我国的许多修道院里长老制最初几乎受到压制的原因。但是，在民间，人们却十分尊敬长老。比如，许多老百姓和许多显贵都纷纷前来参拜我们这座修道院的长老们，拜倒在他们脚下，向他们忏悔自己的疑虑、自己的罪孽、自己的痛苦，请求他们给予忠告和教诲。看到这情形后，反对长老制的人便大叫大嚷地说（还加上其他种种指责），这是专制和独裁，是轻率地玷污忏悔这一圣礼，虽然见习修士和俗家弟子向长老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灵魂完全不是一种圣礼。然而结果却是长老制站稳了脚跟，并渐渐地在俄罗斯各个修道院里生根开花了。这话也许不假，这件能使人的精神状态由受奴役转而获得自由且直到精神完美的、经过千余年考验的武器，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因而也可能使某些人不是进而谦虚谨慎、克己自重，而是走向它的反面，像魔鬼般自命不凡，因而套上锁链，而不是获得自由。
佐西马长老年约六十五岁，出身地主，在很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在高加索当过尉官。毫无疑问，他心灵上的某些过人之处使阿廖沙钦佩不已。阿廖沙就住在长老的修道室里，长老非常喜欢他，让他跟自己住在一起。应当指出的是，阿廖沙当时住在修道院，并未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随意出入，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出去几天都成，即使穿修士服，那也纯出自愿，为的是在修道院里不显得与众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喜欢穿修士服。他的长老法力无边，而且名闻遐迩，也许，这也极大地影响了阿廖沙年轻的想象力。许多人都说佐西马长老多年来有求必应，接待了许多来访者，这些人找他来忏悔自己的心事，渴望从他那里得到忠告和医嘱——他的心接受了众多的坦白、认罪和有切肤之痛的忏悔，以至于最后获得了一种洞察幽微的能力，任何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来访，他只要一看此人的脸就能猜到：此人前来所为何事，他需要什么，甚至能猜到究竟是什么痛苦在煎熬着他的良心，他在来访者尚未开口之前就能知道这人的内心秘密，这就使来者感到惊奇、尴尬，有时几乎感到惊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廖沙几乎每次都发现，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头一次来找长老进行密谈，进去的时候常常满怀恐惧和不安，可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却几乎总是神采飞扬，喜形于色，连最忧郁的脸也会绽开幸福的笑容。使阿廖沙钦佩不已的是长老对人根本不严厉；相反在待人接物上几乎总是一副笑模样。修士们说他总是一心向着罪孽较重的人，谁的罪孽最重，他就最爱谁。甚至直到长老快要去世的时候，修士中还有些人恨他，嫉妒他，但是这些人已经为数不多了，而且他们也只能三缄其口，虽然他们当中也不乏在修道院里非常著名、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有一位非常老的修士，他曾许愿决不妄言，而且是一位持斋异常严格的修士。但是终究绝大多数人无疑都站在佐西马长老一边，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全心全意地、热烈而又真诚地爱他；有些人还对他几乎怀有一种狂信。这些人干脆说，然而并非完全公开，说他是圣徒，并说这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了，由于预见他快要圆寂了，于是便盼望立刻出现奇迹，以及在最近的将来修道院将因死者而名扬天下。对于长老的无边法力，阿廖沙是深信不疑的，正如他对棺材从教堂里飞出去的那事深信不疑一样。他看到，许多来访者带着生病的孩子或者成年的眷属，央求长老替他们摩顶，为他们祈祷，这些人走后很快就回来了，而且有些人第二天就回到了修道院，眼泪汪汪地在长老面前跪下，感谢他治愈了他家的病人。是真的治愈，还是病情自然好转——这对于阿廖沙是不存在疑问的，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师父的精神力量，师父的名声似乎也就成了他自己的胜利。尤其使他心跳，使他似乎满脸放光的是长老出去接见一群守候在隐修区大门外、来自普通老百姓的朝圣者，他们从全俄国汇集到这里，就为了能够见到长老，接受他的祝福。他们匍匐在他面前，哭泣，亲吻他的双脚，亲吻他站立的土地，大声号哭，女人们则把自己的孩子抱起来，举向他，把有病的疯女人领到他跟前。长老跟他们谈话，替他们念简短的祷词，祝福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去。近来，由于常常犯病，他变得越来越衰弱了，因此只能有时候勉强走出修道室，于是朝圣者们在修道院里等他出来，有时往往一等就是好几天。为什么大家这么爱他，为什么大家匍匐于他面前，一看到他的脸便感动得哭泣？——这对于阿廖沙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噢，他非常清楚，对于逆来顺受的俄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被劳动和不幸所煎熬，主要是被永远的不公平和永远的造孽（自己造孽和世人造孽）所折磨——对于他们来说，再没有比朝拜圣地或见到圣徒，跪倒在他面前，向他顶礼膜拜更大的需要和更大的安慰了。他们认为：“尽管我们有罪，尽管我们做得不对，尽管我们受到诱惑，但是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毕竟还有圣徒和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这说明真理尚未在世上灭绝，由此可见，将来，真理还是会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就像上天宣布的那样，真理终将降临整个大地。”阿廖沙知道，老百姓就是这么感觉的，甚至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明白这道理，至于长老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圣徒，那个持有上帝真理的人——他对此毫不怀疑，他自己是跟那些哭哭啼啼的庄稼汉和抱着自己的孩子，把孩子举向长老的他们的有病的女人站在一起的。阿廖沙深信，长老圆寂后必将给修道院带来非同凡响的声誉——这一信念在阿廖沙心中根深蒂固，也许甚至比修道院里的任何人更甚。总之，最近，某种深深的、内心的狂喜，像火焰般在他心中越来越旺地燃烧起来。至于这位站在他面前的长老毕竟只是一个人，这点也没有使他感到困惑：“反正他是神圣的，他心中藏有能使大家复活的秘密，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定将在人间确立真理，于是大家就都成为圣徒，大家将会相亲相爱，既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既没有高高在上的人，也没有等而下之的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真正的基督的天国必将降临人世。”这就是阿廖沙内心梦想的。
阿廖沙两个哥哥的回乡在他身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而在此以前他完全不认识他们。他同大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熟悉得较快，也较亲近，虽然大哥比他的另一个兄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回来得晚些。他非常想了解二哥伊万，但是，伊万已经回家住了两个月，他俩虽然经常见面，但是仍旧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阿廖沙本来就不爱说话，似乎在等待什么，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启齿，尽管阿廖沙起初也曾发现伊万长久地、好奇地注视着他，但似乎很快也就把他置诸脑后了。阿廖沙不无困惑地注意到了这点。他认为二哥对他的冷淡是因为他们年龄悬殊，尤其受教育程度相差太大的缘故。但是阿廖沙也想到了另一面：伊万对他兴趣不大也许是出于他完全不知道的原因。他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伊万心事重重，在思考着某个很重要的心事，似乎在追求某一目标，也许这目标很难达到，因此他才无暇他顾，这似乎就是他望着阿廖沙时心不在焉的唯一原因。阿廖沙也曾想到：该不是因为有点看不起他吧，该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无神论者看不起一个笨头笨脑的见习修士吧。他深知二哥是个无神论者。即使二哥当真看不起他，他也不会见怪，但是总带有一点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惊惧和不安，等待有朝一日二哥会跟他亲近起来。大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二哥伊万怀有极深的敬意，并常常以一种特别的热忱谈到他。正是从大哥那里，阿廖沙才打听到了把他的两位兄长引人注目地紧紧拴在一起的那件重要事情的细节。在阿廖沙看来，德米特里盛赞二哥伊万显得有点匪夷所思，大哥德米特里与二哥伊万相比，差不多是个一字不识的大老粗，把两人放到一起，无论是个性还是脾气，似乎适成鲜明的反差，也许，再也想不出另外两个人能比他俩更不相同的了。
也就在这时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全体成员在长老的修道室里举行了一次会晤，或者不如说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这次家庭会议对阿廖沙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召开这次会议的理由，说穿了，是假的。当时，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同他父亲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之间因遗产和财产清算引起的纠纷，看来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两人的矛盾尖锐化了，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似乎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首先开玩笑似的想出了这个主意，让大家到佐西马长老的修道室里碰碰头，尽管并没有请长老直接出面调停，毕竟这样做可以规规矩矩地好歹谈出个结果来，再说长老的地位和面子总还能起点开导与和解的作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来没有拜访过长老，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因此他当然以为，他们是想用长老来吓唬他；但是因为近来他在同父亲的争吵中做了许多过火的事，他在私心深处正对自己暗自谴责，所以也就接受了这一挑战。应该顺便说到的是，他并没有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那样跟父亲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县城的另一头。恰好，当时住在敝县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特别欣赏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这一主意，而且抓住了不放。他是一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一个自由思想派和无神论派，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为了逢场作戏，寻寻开心，他居然十分起劲地参与了此事。他突然想要看看修道院，看看“圣徒”。因为他同修道院很早以前发生的争执还在继续，那场关于双方领地划界，关于某处树林的伐木权和某处鱼塘的捕鱼权等等的官司仍拖延未决，所以他急于想利用这机会，借口说他想亲自同修道院院长谈出个结果来：能不能设法彼此友好地结束这场争执？一个来访者抱有这样的好意，比一个仅仅出于好奇的游客——修道院接待他自然会更加用心，更加客气。基于对以上情况的种种考虑，修道院很可能对有病的长老施加了某种内部的影响。近来，长老几乎足不出户，从不离开修道室，甚至因病连普通的访客也一律谢绝。结果是长老同意了，并且约定了日期。“是谁指派我来给他们分家的呢？”他已是笑吟吟地对阿廖沙说。
阿廖沙得知这次约会后，觉得很尴尬。如果说涉讼和发生争执的两造中有谁郑重其事地看待这次聚会，那无疑只有大哥德米特里；其他人所以前来不过是逢场作戏，而且说不定还会有污长老清听——阿廖沙就是这样理解的。二哥伊万和米乌索夫前来是出于好奇，这种好奇也许还十分粗俗，他父亲此来则是为了当小丑，演戏。噢，阿廖沙虽然嘴里不说，但对他父亲的为人还是心中有数和十分清楚的。再说一遍，这孩子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老实巴交、胸无城府。他心情沉重地等待着那个约定的日子。无疑，他私心深处非常盼望所有这些家庭纠纷好歹能够有个了结。然而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长老：他替他，替他的名声担忧，生怕有人出言不逊，伤害了他，尤其是米乌索夫那种高雅而又文质彬彬的嘲笑，以及满腹经纶的伊万那种居高临下、欲说还休的嘲弄——这一切他想起来都觉得害怕。他甚至想冒险给长老打声招呼，跟他说说就要到这儿来的这些人的情况，但是他想了想，没有作声。只是在约定的日期的头天晚上，通过一个熟人，给德米特里捎了句话，说他非常爱他，希望他能履行诺言。德米特里想了想，因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答应了他什么，只能回了一封信，说他一定尽力克制自己，决不会在“卑鄙恶劣的行为面前”沉不住气，又说他虽然非常尊敬长老和二弟伊万，不过他坚信，这里一定给他设下了什么陷阱，或者想演一出令人齿冷的滑稽剧。“然而我宁可闭上嘴，默不作声，也绝不会漠视对这位圣徒应有的尊敬，因为你是如此敬重他。”德米特里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短信。阿廖沙收到这封信后，并没有感到十分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