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办厂：瓜分危机下的知识分子自救

1896年，长江南北的苏州和通州出现了一件奇事——两位状元要在当地兴办纱厂。当年年初，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派张謇和陆润庠在通州、苏州设立商务局，并在苏州和通州设立纱厂。陆润庠是20多年前的状元，张謇则在此前两年金榜题名。士农工商，传统士大夫居四民之首，如今状元却要屈身于被视为末流的工商业，不可谓不奇。

究其缘由，要从当时的时局说起。张謇办大生纱厂时正值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正发生激烈巨变。短短十余年，“风云变幻，殆如百岁”，中国大地被维新变法、庚子国变、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等事件轮番冲洗，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风雨飘摇。风云际会，社会思潮涌动远超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大肆经济殖民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是旧事，到1911年，中国的通商口岸从5地增加到了50余城。据统计，1894年之前，西方在华投资只有2亿～3亿美元，而1895-1902年在华投资办厂金额增至15亿美元。到1914年一战前夕，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2.5亿美元，20年激增10倍。国门洞开，瓜分危机迫在眉睫。

张謇筹办纱厂的前一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放开了外资在华设厂的诸多限制。为父丁忧的张謇闻之，在日记中悲愤不已：“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中日两国国运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纷纷反思并借鉴日本经验。在列强的疯狂入侵中，张謇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工商业的认知，工业被他提到了首要地位。1895年，暂别官场的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建议各省设立商务局，发展工商业，“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

历史学者伍贻业认为，张謇的选择，一是时代使然，举国上下震恐若狂，新局势使旧土壤里萌生出了新人物和新事业。二是地理和家庭背景。张謇所在的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出海口附近，当地盛产棉花，家庭手工业发达，其家族中又有经商历史，因此耳濡目染。

棉铁主义，与列强争利

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创办企业，除了对利润的追逐，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反抗列强经济入侵的宏愿。这一点与出身有关，这些人多兼有工商业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不仅在产业里躬耕践行，更有政治家的视野。

张謇的“棉铁主义”主张就体现了这一特性，他自陈“謇于棉铁，固向持积极主义者”。1910年，张謇提及实业发展应重视“至刚至柔”两大产业：“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开幕。謇既与各行省到会诸君子，发起联合研究会，乃哀光绪一朝之海关贸易，……而始得所趋。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至柔惟棉，至刚惟铁，神明用之，外交内治裕如，岂惟实业。”

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重工业发展钢铁，轻工业重视棉纺，张謇抓住了近代发展民族工业的关键。但在南通，张謇毕竟没有发展钢铁产业的条件，他将钢铁产业寄希望于当时张之洞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自己则投身“至柔”之中。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也是列强入侵最为深重的部门。经济史学者严中平统计过，1871-1873年，中国从外洋进口的棉布价值约3200万元，棉纱37791担，过了20年，到1891-1893年，进口棉布价值增加到了4491万元，棉纱涨到了704877担。20年里，外洋的棉布进口量增长仅三成左右，但棉纱进口量却增加了近20倍。

这组数字除了体现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深，还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棉布和棉纱的需求差异，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环节卷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程度不一。

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纱，效率低于手工织布。研究者统计，一个农妇每织一匹布，需要3～4个劳动力纺纱才能供应上。而西方机器生产的棉纱价格低，色泽、韧性和品相都较土纱更好，不易断头，因此很快被织户所接受。相比而言，中国劳动力众多，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织布成了许多家庭副业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机布较之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反而不明显。

市场对机纱和机布的不同反应，给中国棉纺织业带来的改变首先是纺与织的分隔——土布仍有市场，农民仍然在大量生产织布，由于机纱织布优于土纱，农民织布的棉纱大量采用了机器生产的棉纱。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一方面瓦解了中国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纺纱环节，同时又为个体小农的小家庭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生产原料，促进了它的发展。

在距离上海不到三百里的南通，机纱的渗入程度也颇为深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南通每天可销洋纱20大包，每年当地农村用于织土布而购买的洋纱总价达到40余万两。到甲午战后，全国范围洋纱进口速度增长更快，输往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洋纱占当地市场用纱量的93.7%和86.4%。

在南通设立纱厂具有反经济侵略的对抗意识。大生纱厂得名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反映了张謇对工业的认知。在张謇看来，近代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御侮自在其中矣”。

大生纱厂建立的章程《厂约》中也提及：“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产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强烈的与列强争利、保护国内市场的倾向跃然纸上。

无论是从纱厂的名字还是宗旨都能看出，发展机器生产，改变国家命运，繁荣经济，泽被地方，是张謇在南通发展的初衷。

为什么是南通？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集中于六大中心城市，“江苏之上海，无锡，通崇海，山东之青岛，湖北之武汉，及河北之天津”。江苏的通崇海指的是通州、海门和崇明，也即张謇所在的南通。大生纱厂能够办成，除了张謇故乡在南通这一因素，也不能忽视南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具备的客观条件。

方显廷所著《中国之棉纺织业》分析棉纺织业分布于六大中心，原因在“诸埠纺织厂发展最早，均为棉产丰富之区，煤与电力之供给极称便利，运输亦便捷，复为大市场之所在地，且又均有现代商业金融机关之设置，足资周转该业之金融”。总结起来，棉纺织产业的发展与这些地方的原材料丰富，交通便捷，距离市场近，同时金融条件成熟等区位优势有关。

明清以来，南通的棉纺织业一直颇为发达。一方面，南通是产棉区。当地地理条件适合种棉花，“地本江流沙壤积成，既肥沃而又便水利，故植棉之适与棉产之富为苏省之冠，而江南之棉区所不及”。当地县志记载，从明代天启（1621-1627年）年间开始，地方官就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当地产的棉花有“沙花”之称，到20世纪初，通州、崇明、海门三地上市棉花约40万包。

另一方面，南通当地农民和织户生产的土布在国内也逐步打开了市场。19世纪中叶，当地生产一种布专门用于包装货品，颇受欢迎。之后，织户们又生产出了厚重耐磨的关庄布，逐渐打开了国内市场。当时，清朝加大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更需要耐消耗的棉织品。南通生产的耐磨土布裁制的衣服，能满足中下层民众的日常需求，因而畅销关外。同时，太平天国的兴起对江南此前的土布产地有所打击，由此，南通成了国内市场上不小的土布产区。

从消费端传导到生产端，南通本地家庭织户就对质量上乘的棉纱需求进一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看，大生纱厂从建立之初，面向的就是南通机纱这一正在增长中的庞大市场。经济史学者林刚认为，大生纱厂一开始面向的并非消费市场，而是面向农村商品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资料市场，“它适应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来”。

靠近棉花产地和棉纱的消费者中小织户，最大限度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输运成本，可以说，南通具备了发展机器纺纱的客观市场条件。

另外，设在本地的纱厂，还能避免当时政府向跨区域物资收取的捐税。晚清办厂，地方政府要征收不少苛捐杂税。比如，从口岸城市到非口岸区域有额外税收，纱品从上海的口岸运到其他省份，需要交5%的捐税。

南通与上海之间的物理距离不到三百里，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又恰到好处的距离。一方面两地的经济联系通过长江，往来便捷；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南通的相对独立性。作为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和棉纱需求市场，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列强尚未来得及涉足这座江北小城。张謇是在一张相对空白的画纸上开始了他的地方自治计划。

相比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官员身份，张謇虽有功名在身，毕竟并非拥有实职的当权者，但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实业家自觉。他也不同于盛宣怀，后者虽行走商界多年，但始终头有顶戴。用今人视角看，张謇在南通的探索是一种从边缘地带的创新，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下向上性，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独立开展近代工业化运动的肇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