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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之王”与特区
深圳的制造业升级之路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在此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相比表彰与赞誉，官方送出的是一张新的任务单。熟悉深圳历史的人会明白，这可能是更高级别的褒扬——就像此前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一样，深圳将继续扛起新时代创新大旗，试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无论是40年前还是40年后，人们都会问，为什么是深圳？

1978年6月，交通部党组委派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1979年1月31日，袁庚向中央领导汇报了他对工业开发区的设想。袁庚希望，申请一片不大的土地，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只，把废旧金属卖给香港的建筑商。

袁庚提出的设想是一个药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经济格局中，重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为了发展资金需求量庞大的重化工业，中国不得不扭曲劳动力要素价值，用行政指令替代客观经济规律，这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失调。加上10年动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技术落后、工人农民失业、物资短缺等多重问题凸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要建设更为健康的工业体系，也不是没有办法，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一要外汇，二有风险。袁庚主导的蛇口工业区很快变成一个试验场。蛇口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这使得外国公司在中国内地成立公司成为可能。蛇口打开的外汇渠道以港资为主，不仅相对安全，也足以让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取得关键性的突破。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通过在一小块划定的区域内，试验新经济形式与这片土地的适配性，深圳特区诞生了。这是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也是一座面向世界的城市。

我们从工业史视角来审视会发现，深圳还是一座依靠工业而崛起的城市。从蛇口工业区开始，工业就成了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命脉。它从代工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

富士康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深圳的。某种程度上，深圳和作为深圳工业样板的富士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的一种注脚——中国最年轻的、制造业最为发达的一线城市和依靠代工起家，最终崛起为世界级制造巨头的三资企业，它们的发展具有共同特性。它们都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崛起，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崭露头角。

如果将视线拉远，则能看到一幅更为宏观的全球生产力迁徙图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东亚—“亚洲四小龙”的雁阵发展模型阵列，多了一个新的成员，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处在这个雁阵的尾部，蛇口工业区开启了世界资本、技术和生产能力向中国迁徙的历史进程。富士康正是对这一模式的彻底贯彻，它追逐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从台湾迁徙到了深圳。

但深圳和富士康都未停下进化的步伐。经过40多年发展，深圳的制造业已不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深圳所代表的中国“智”造不仅深入嵌套全球分工，承载了众多中低端产业链，而且在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上也逐渐强势，在一些领域能冲击世界一流水平。

伴随着深圳成长起来的富士康也早已摆脱“劳动密集型”的标签，“工业富联”这艘制造业的航空母舰和智能工厂早已成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代表，它的工厂系统已经深入中国中西部内陆腹地。

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和世界最大的代工巨头之一，它们的成长历程和进化路径里藏着中国崛起的某种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