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激情：意志力的奇迹

1958年7月9日，松辽盆地第一口基准井开钻，到次年9月26日真正发现油田，其间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作为中国油气勘探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大庆油田的发现离不开“一五”计划以来地质和石油勘探队的日夜付出。在勘探初期，苏联地质专家在技术和选址方面曾给予帮助，但很快，随着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恶化，苏联政府撤走了专家和设备，中国人要完全依靠自己，在一片荒原上发展石油工业。

大庆油田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后发工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大庆的石油产业工业化，最初称得上是人力手动实现的。为了获取石油这一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能量，中国所能仰仗和依靠的是亘古以来最为原始的动力——人的躯体和四肢。

在当时，征服大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油田所在的地区纬度高，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为冰冻期，极端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冻土深达两三米。发现油田前，这里“上面青天一顶，下面草原一片”。

核心油井所在地叫萨尔图，这里也是后来大庆城区的核心地带。“湿地”“多风之地”“月亮升起的地方”——从“萨尔图”的蒙古语意思中，便能窥见此地开发前的荒凉。

这本是中国工业化浪潮前难以触及的边缘地带，中国石油工业的长征要从这里开始。

倾举国之力建设的超级工程

大庆的开发充分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这在当时是资源匮乏条件下的无奈之举，最终却成为体现计划经济优势的勋章。

当时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20部钻机，不足5000名职工。同期全国石油行业的资源虽然也不富足，但小有规模，包括17万名职工，100多台钻机。在国家缺油、石油工业基础薄弱的大背景下，集中力量开发油田成了现实的选择。

石油工业部上报中央，希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石油会战。设定的目标是当年生产原油50万吨，年底达到日产4000吨的水平和年产150万吨的生产能力。

倾举国之力的超级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几万名油田工作者如同作战的战士，被匆匆派到大庆。1960年2月22日，中央做出“从当年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交给石油部参加开发大庆地区新油田的工作”的决定。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000名军官，这批官兵分别从沈阳部队、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调至大庆。

除了官兵，从全国范围内抽调的专业地质工作人员也奔赴大庆。据1960年4月的统计，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达4万多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

如此多的人力能被快速抽调到大庆，大会战能迅速展开，其中藏着中国当时国民经济隐而未发的现实危机。中央党校教授程连升研究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失业高峰。他发现，第二次失业高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泡沫破灭，城镇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政府不得不减少城镇人口2000多万，其中精简职工1700多万。

组织会战，既为战略资源开发，也为解决就业，降低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系统风险。

正如石油会战这个名字一样，这场开发就是一场战争，兵马和粮草源源不断运到工业第一线。

据《大庆油田史》记载，当年到达大庆的钢材有73130吨，木材50023立方米，水泥72713吨，机电设备50268吨，各种车辆400套台，地方建筑材料64245吨。从全国各地运到大庆的各种油井器材和设备有几十万吨。全国有18个省区市的400多个厂家为大庆会战生产加工需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铁道部当时甚至表态，从1960年3月开始，石油部要多少车皮就有多少车皮，而且列入正式计划。

困难重重

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到了荒原的核心地带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天寒地冻，没有房屋，没有炉灶，甚至连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在当地都很难买到。“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各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比预料的多得多。”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高层感慨油田开发困难重重。

即便有来自全国的物资支援，但由于一切从零开始，当地生产条件仍然极为恶劣——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不足，甚至没有运输的公路。从全国各地运到萨尔图火车站的几十万吨器材和设备，都是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化整为零搬到井场，然后用土办法安装的。

那一年大庆的气候也很是异常，雨季比往年长。从4月下旬起到9月底，油田三天两头下雨，草原上到处是积水和泥泞。会战队伍住的帐篷和木板房成天泡在水里，脸盆鞋子漂在水上。积水也给生产带来了困难，井场都泡在水塘、水洼中，钻井工人和作业工人要在齐膝深的水里施工，还得保证安全和质量。

一到10月，冰冻期就来了。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里，连像样的住处都没有。但为了不耽误生产，几万人并未撤到哈尔滨等物资相对充足的城市避寒，他们坚持留在生产一线。

空荡荡的一片旷野里，地质工作者和油田工人们以自己的躯体和一腔热血，展现了不输战争年代的意志力与激情。

今天的大庆，随处可见纪念当年石油会战的雕像。大多数雕像是群像：一群面容粗粝的汉子，戴着狗皮帽，身穿大棉服，脚蹬大头鞋，手里拿着铁锹，他们要忍受饥饿、寒冷和高强度作业的体力不支。口粮不足，一天三餐只有五两米，俗称“五两保三餐”。后来的油田工人口述资料显示，油田开发最初的日子，油田上的工人们饿了只能喝盐水或者用酱油掺水，由于长期吃不饱，许多人身上出现了浮肿。

“石油是苦难的。当这种苦难达到极致，就会焕发出一种激情。”激昂的诗篇，雄壮的歌声，火一样的热情，油田建设者们几十年后回忆起大庆，总以类似的关键词来概括当时的生活。

意志的胜利

意志支撑着他们克服了现实困难，这里面既体现了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工人当家做主的荣誉感对个体热情的激发。大庆油田开发时正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尾声，油田上的工人文化某种程度上承袭了当时的赶超式发展观念，具有强烈的超现实色彩。

石油工人们为了打破国外的油田纪录，废寝忘食，不眠不休。在极端困难的年代，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成了他们度过最困难岁月的支撑。具体而言，当时油田上采取两种方式来增加劳动者的工作热情：第一，学习领导人语录，用领袖的思想指导实践；第二，打造劳动模范。

《大庆油田史》记载了一段插曲。

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想到一个方法，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遇到的问题。他组织石油部领导成员集中阅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于是，全油田掀起了学习“两论”热潮。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们就到当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买。县里的毛主席著作卖光了，他们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实践论》《矛盾论》单行本。石油部机关还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战区，发到干部职工手中，人手一册。

铁人王进喜的名号就是在这样漫长的严冬里叫响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1960年3月底，他从玉门风尘仆仆到了萨尔图，不问吃不问住，只问井位和钻机位置。经过不眠不休的5天4个小时，他带领队上的职工打完了到大庆后的第一口井，创造了当时的最快纪录。大庆石油会战中，涌现了不少这样的典型。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语境下，王进喜所代表的石油工人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强烈的主动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种超现实语境下的动员方式起到了推动生产的效果。从1960年4月29日石油会战的誓师大会举行，到同年6月1日，仅仅一个月后，一列挂着21节油罐的列车就从萨尔图火车站装油外运了。

1960年冬天，大庆油田上宣传“零下四十（摄氏）度是纸老虎”，号召劳动者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历史数据记录了当时的生产奇迹：1960年12月10日，大庆油田的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在没有像样的住宿条件和充足物资补给的情况下，当天原油产量达7219吨。

到1963年，大庆的原油产量达到了439.3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67.8%，全国原油总产量较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已有几倍提升。这一年的12月，周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