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一：
我很早就知道天很高，世界很大，我在哪里

是的，我有一位很有成就的父亲，免疫学家、院士、医学院校长等等，他拥有很多的光环。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从小吃的苦可能比普通人要少，从小就能接触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一群人，听过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天很高，世界很大，我很渺小、很平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们得到的认可也会比别人少，哪怕付出同样的努力，靠自己的能力吃饭，也容易被别人打上“不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父亲”的标贴，而否定你本人所有的努力。

年轻气盛，对这种成见各种不服，敏感得一碰就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越来越找到自我，也就越来越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了。拼爹就拼爹吧，有这样的父亲并没什么不好，这也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上天给予我的。

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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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也结束了在瑞金医院的两年实习，凭我的学习成绩和实习表现，我本可以留在瑞金医院。但我这个北方人实在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父母很心疼，就让我回了北京，去了中日友好医院。

当时我父亲已经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正如前面说的，对我们这种家庭的子女，社会上有一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认为我就是一个“拼爹”而没有什么实际能力的人。所以，我到中日友好医院后，医院并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实际的工作。

但我自己知道，我在工作上付出的努力不比任何一个人少。我在上海学习，实习期间，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所以在瑞金医院实习的两年里，我能担任实习组组长，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认可。但是到了北京就不一样了，我们家的姓氏又这么独特，几乎谁都能一下子就猜到我是谁的女儿。

我当时非常不服气。要知道，那时候的中日友好医院还不是一所对外开放的医院，医院硬件环境很好，但病人很少，和上海瑞金医院这种老牌名院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我放弃了瑞金医院来到这里，这让我的心理不平衡感更加强烈。

父亲一直希望我出国去看看，但我特别不想出国。上学时，北京、上海的“出国潮”正值非常高涨的时期，我的同学们几乎都在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托福。

工作上不顺心，我一赌气决定出国。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很友好，日本政府每年发放奖学金帮助中国培养年轻医生和科研人员，由中国的教育部组织考试，选送人员。我拿到了日本文部省全额奖学金，相当于日本教育部奖学金，每月18.5万日元（约合当时的人民币2万元），可以在日本待6年，足够支撑我在日本读完博士。

1994年我去了日本。没想到这一走，就在国外待了8年，直到2002年才正式回国工作。国外求学的这8年，对我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规定的6年时间很宽松，可以读1到2年语言学校，考入医学院后读4年博士，如果毕不了业，还允许延长1年。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都是先学语言，而我10月底到日本没上语言学校，直接报名了来年1月的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部癌研所的博士研究生考试，想着先熟悉一下题型，考不上明年再考。这种考试大部分是用英语命题，我的英语水平可以应付，少量看不懂的日语题就连猜带蒙，没想到竟然通过了考试。由于我没有读语言学校，后来毕业也没耽误时间，所以我实际只用了4年多就离开了日本。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过得很愉快，如今工作的很多基础都受益于此。

众所周知，日本人很讲究团队精神，很严谨，注重细节。我亲历后体会到，思维要达到一定高度，必须赢在细节上，做一件事，哪怕90%都是对的，最后很可能就失败在剩下的10%。细节决定成败，日本人对细节的信仰深入骨髓。

医疗和战术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即便结果未知也必须做决定往下走，而且团队要坚定执行，医疗流程才能顺畅。这一点，日本人体现得很好；教授有绝对权威，下面的医生可以在平时和他交流看法和意见，但教授一旦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

日本的学院里等级观念很重，每天实验室里，如果教授没下班，副教授、讲师、助手都不可以走，学生就更不用提了，只有一级一级走了，最后才轮到学生走。但我运气很好，我的导师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没有这么严格的等级规矩，也不要求我们用那么多敬语，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日本的糟粕，有什么话快点说，说完了就出去干活儿”。对于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的人，他反而会批评说：“脑子跟糨糊似的有什么用？”他只注重结果，能拿出成果就行，其他不干涉。

在日本读博士和在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博士研究生还是很强调SCI（科学引文索引）文章的发表，而我们那时候更多地强调做实验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我们每周都要有实验结果呈现给教授，如果周会上拿不出东西，是非常丢脸的事，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从早做到晚，很勤奋。

在日本留学期间，导师还给了我一项重要的训练，让我受益终身。

我所在的北海道大学是日本七大帝国大学之一，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对博士生的质量把关很严格，要通过联合审评才能毕业，所以毕业论文答辩这一关非常隆重而艰难。

在我进入第四年时，博士毕业论文已经基本到位，于是这一年，导师安排我每个月都参加日本各种各样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站在台上讲我的毕业课题和研究，而且不能重复，每次都要有新东西。所以，在我博士毕业答辩之前，我的论文已经接受了至少12轮的实战，不仅要把自己的研究用日语清晰地表达出来，还要能经受得住全国所有同行的质疑和挑战。每次导师都会坐在台下，也经常会提问，当别人提出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时，他会站起来说“我是她的同事，我帮她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如此替我解围。

刚开始站在台上时，紧张、陌生以及不自信接踵而至，我经常会“卡壳”，需要导师来解围。但无论这一次怎么受挫，下一次还必须站在台上，逃不掉的，所以我只能一次次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让自己下一次再站到台上时进步一点点。但语言障碍的问题让我一直很苦恼，毕竟日语不是我的母语，有时候台下的人提问，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问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师兄也会如此，而他可是地道的日本人，我就明白了，我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和师兄一样的自信度不够所致的紧张，结果越想听明白就越听不明白。

经过这样的训练，当我对讲台一次比一次熟悉、对自己的研究的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胸、对别人的质疑和提问方式都能从容应对时，我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第12次站在台上，我已经把我的博士课题、研究、论文，从各种角度都讲得滚瓜烂熟，能轻松自如地应对听众的所有提问了。

博士毕业答辩安排在1999年1月，全日语的。那时正是北海道最冷的季节，持续低温下，4年都没有发过烧的我，却在答辩那天烧到39度，咳嗽得很厉害，更要命的是，我还抽到了第一个上场。导师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问我要不要申请一下往后排，我心一横，说，算了。

台下坐着医学部的53位正教授，经过1年的实战训练，我很顺利地讲完，只是每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咳两声，让我觉得很抱歉。由于是第一个，所有教授都精神抖擞，对我也没有“客气”，一共提了14个问题。我虽然发着烧，状态并不好，但由于已经被轮番“轰炸”了1年，这14个问题也基本都被问到过，所以我应对自如。到最后，主审教授说：“可以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我当时就明白我过关了。

接到博士学位将在3月颁发的通知的那一天，我马上预订了回国的机票，在拿到学位的第二天就离开了日本，一天也不愿意多待。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某种自尊心在作祟。因为，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都是日方资助的，有些人在毕业后会想办法留在日本。所以，有些日本教授对此不太有好感，认为“我们本来是帮着你们中国培养人才，没想到你们来了就不走了”。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不愿意被人说成这样，所以就立刻离开了。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太年轻，人不是为了这点虚荣活着，不过珍惜羽毛能让我们更约束自己的行为。

其实，在日本的这4年里，我身边的日本导师、师兄们都对我非常友善，不存在所谓“出资方”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且前辈欺负后辈的传统，他们也没有用在我身上。要知道，日本学术界等级森严，前辈可以使唤后辈干各种杂事，还不给好脸色，等到后辈熬成前辈时也可以欺负他的后辈。我的前辈不仅没有欺负我，而且当我被个别秘书为难时，比如给我脸色看、和我抢实验台等，还会维护我。

这期间，我对日本人有不好的感受或与之发生矛盾，基本也是因为听说其他中国人被“欺负”而出头去打抱不平。那时候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现在想来也是我们过于敏感，而且不太善于自省自己的行为。其实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因为穷或者地域、国籍的问题，而是有些人的行为的确不太妥当，比如贪小便宜或者耍小聪明、钻空子等。

回顾这一段经历，我很感恩，在日本受到的科学、严谨、细致的实验思维和操作训练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后来作为研究员受聘于美国的安泰康公司（Anticancer），之后又在美国著名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科学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虽然美国人性格上比日本人开放一点，但两者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日本养成的好习惯到了美国之后几乎不需要什么适应磨合，很快就可以无缝对接地进入状态。

让我更受益的是自信心的建立，尤其是最后这一年的训练。一个人只有敢公开站在讲台上表达自己，真正把自己所讲的东西与自己的荣辱捆绑在一起，才会明白这是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并会全力以赴。在一件事上保持紧张和专注，才能找到自己的差距和需要补充的东西，然后一点点地进步。

自信心的建立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提升，这也是每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我的导师给予了我很多机会，把我推到前台，这样的训练方式让我成长得非常快。所以，在我成为别人的老师后，我也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对我的学生、下级医生进行培养。

2

从日本博士毕业回国后的那年年底，我前往美国的加州，受聘为安泰康公司的研究员，参与肿瘤相关药物的研发。不到1年，我又进入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进行了为期2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念书，但我实在不是一个勤奋读书的人，可能父母遗传的学习基因比较强大，学医对我来说并不是太费劲，比如砖头厚的《内科学》，我只需要花不到20个小时看一遍，考试就可以考八九十分。这种高效率的学习能力，可能来源于我父亲，他的逻辑思维很好，很擅于找到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共性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上学期间，虽然也很忙，但并不是那么苦哈哈的，还是有精力去做点其他事，没事就出去旅游，在日本那几年，几乎把全日本跑了个遍。

到了美国也是如此。

我所在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家私立非营利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24年，也是美国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所，拥有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隔壁则是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的主编单位——美国生命科学领域著名的、成果最多、质量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也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科学研究机构，同样拥有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身处这样的氛围不可能不被触动，除了可以与世界顶级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外，这里的自然环境也令我印象深刻——研究所建在美国加州“最美的海岸与悬崖”边。每天，我做实验到傍晚6点多的时候，会端一杯咖啡，站在研究所的露台上或者坐在大玻璃窗前，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看了两年多悬崖边的落日，以至于其他地方的落日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

除了悬崖上的落日，还有脚下的这片海域。每年10月到来年1月，鲸从阿拉斯加游到墨西哥湾，成群结队地途经于此。不过，吸引我的不是鲸，而是海豚。那些野生海豚是天生的表演家，七八十头海豚围着我们的船跳跃、翻腾，这种场景不是文艺片里被塑造出来的唯美，而是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无法不被触动。

我在这里工作学习了两年半，后来我还特意把住处搬到更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能每天享受到上下班时沿着大海奔驰的感觉。

我不是一个一心一意只顾学习的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不学习肯定是不行的，但不能把人生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能有让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去美国、欧洲开会的时候，从来不喜欢坐在宾馆的沙发上消磨时光，在别人去购物时，我会坐在街边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或别的饮料慢慢喝。经常有导游觉得“你好奇怪”，其实我是不知道我要买什么，好像物质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少了。以前还偶尔买买包，但自从去了意大利的小镇看过了那些世界名牌的包之后，我就明白追求这样的名牌除了虚荣以外毫无意义。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没什么需要买的东西了。

在这里，除了落日和海豚，更得天独厚的资源是这里的研究者。如果你愿意，每天都能听高质量的讲座，除了研究所本身的专家，外请的专家也非常多。

我的老板也每一两周就会请一位专家来做讲座，而且要求我们所有人必须提问题。我虽然英语不错，但毕竟达不到母语的程度，要完全听懂讲座并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提前做功课，在某个专家来之前，我会提前把对方的研究、文章都查一遍，对他要讲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提前准备好要提的问题。这样的训练，极大地扩充了我的知识量，我也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比如刚开始我要花很多时间预习，并且尽量最先举手提问，因为万一我准备的问题被别人问了，我就没“存货”了。慢慢地，我需要花在预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听讲座的语言障碍也越来越小，后来不再怕别人抢我的问题，因为我能在完全理解和思考之后，真正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我想做临床医生。2002年时，我已经年过三十，如果留在美国考临床医师，重新从住院医师一点点走出来，得熬到四十岁以后了。我从来都是一个不愿意太难为自己的人，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国。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不知道自己在国外漂了8年后，还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环境，因为现实中会有很多我不愿意低头做的事情。后来我想明白了，会不会做和想不想做不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做是自己的选择，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所以，我回国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能当个医生就行，甚至哪怕只是看看门诊没有病床也不要紧。

2002年，我回国后，先是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科工作，被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2005年9月被天津市肿瘤医院作为人才引进，2006年我在医院创建了消化肿瘤内科并担任主任。

3

回国十几年，如今我所拥有的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

然而，人们对医学的期待值太高了，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一些原本很现实的东西，比如有些患者认为花了钱医生就必须给自己把病治好。这怎么可能呢？他患的就是现阶段不可能治好的病啊。相比之下，国外的生命教育能够让病人接受这个现实，所以他们对待生命会更加豁达，而我们国家，还缺少这种生命教育。

媒体的报道有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医生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大街上怎样力挽狂澜，凸显个人英雄主义，要么对医疗行业各种负面地夸大和妖魔化。我一直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有一种更为适合的方式来帮助年轻医生成长。

我们这些已经成熟的医生，平时遇到一两个不讲理的患者可能无所谓，但年轻医生不一样，他可能真的是满腔热情地选择了这个职业，遇上几件事之后，可能连学习的热情都没有了。慢慢地，他们只是把这个工作当成养家糊口的一种工具，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对自己的摧残，自然只有挣钱才能让他觉得这种工作还有点价值，否则人生太悲苦了。

中国医生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受诟病的是对病人的关爱不够。

我以前也常对年轻人说，对待病人要像对待你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我后来不说了，因为我发现他们对病人比对父母好。现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平时对父母都是连喊带叫的，相比之下对待病人算是柔和很多了。

医疗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客观上，现在的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面对的现实状况并不那么友好。比如，他的实际能力只够把2个人照顾好，但压在他身上需要照顾的有30个人，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是让30个人都活下来，至于让大家都得到精细的照顾，他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病人或家属不理解、不体谅这些医生，医患双方就会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其实，医生能理解病人的不容易，因为谁也不愿意生病，没事谁也不愿意跑医院。我希望医患双方都能互相多一些理解，要知道患者对医生尤其是对年轻医生的态度，可能会决定医生对这份工作是去还是留、是热爱还是将就。

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行分级诊疗，他很明白医疗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医生的问题，更大的责任在制度。现在医改也是希望把病人下沉，三级甲等医院尽可能治疗比较严重的、复杂的病，大部分常见的轻症，能够在基层解决。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病人对基层医生的信任度较低，造成大量的患者涌入三甲医院。我们的门诊中，病情真正严重到需要我们这级医生来看的病人，10个中可能只有1～2个，其他80%～90%的患者其实都不需要找我们看，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患者不信任的原因，主要还是基层医生的诊治水平存在问题，存在一定的过度医疗、误诊。其实，这些问题三甲医院也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基层医生主要是知识水平不够，而三甲医院的医生主要是诊疗时间不够。三甲医院的医生，在一上午需要接诊80个病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充分思考呢？这就人为造成了误诊率的提高。而误诊率的升高又会加剧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加剧医患矛盾，也加剧年轻医生对职业的不认同感，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有一次我们参加继续教育，学习抗生素，现场还有一位七八十岁的教授，姓宋。一位北大的急诊科教授说：“宋老师如果病了还有我们，而我们以后如果病了还能找谁呢？现在的年轻大夫已经不热爱这个行业了，而这个行业，如果不热爱的话，就不会有进取心，就只会按部就班而根本不思考。”

我们现在做医学教育时，最希望的就是能让年轻人热爱这一行，这样医学才有希望。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年轻人刚走上岗位时，热情很高涨，但被患者挖了几个坑之后，他们就被打击得失去了热情。

当年，我的父母正是对医生发自真心地认同，所以才会半强迫地让我们这些子女从事这个行业。虽然到如今，我依然没有觉得这个职业如他们所说的那么好，但还是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肿瘤界的孙燕院士，90岁了，老爷子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曾对我们这些晚辈说，他怕老师，怕老婆，听老师的话，听老婆的话，这是他身体健康的法宝之一，他甚至幽默地总结出“惧内有三点好处”：他可以多干点活儿、多运动运动、多听取别人的意见，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整体能力。

真正有能力、大气的人是不会什么都争的，而是懂得退让，他们知道退让并不会让自己失去什么，或者就算失去什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同行之间也如此，我觉得资源在谁手里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只要能出成果，能走出去就好，谁做出的并不要紧。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待得比较久，总是希望中国的医生能拿出自己的东西，但是出去开会时，我们做出的研究和外国人做的研究一比较，就能看出我们做得不系统，所以得出的结论就难以成为强有力的证据。所以我觉得中国医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合作，互相扶持、支持，我们的研究质量才能提高。

我们中国的医生现在也很努力，整体的学术地位和以前比有很大的提高，国际权威杂志上中国医生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但是世界依然缺少真实的中国数据。

我们总是强调我们病人多，可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出的贡献是什么呢？总不能自我标榜说自己的贡献只是让病人活着，我想作为医生，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中国的医生光靠病人数量是很难在国际上有声音的，而且正因为我们拥有如此巨大的患者资源，我们更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比如给世界多提供一些数据，多发现一些新方法、一些新治疗手段，我们能有更多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措施，至少这些数据应该被用来指导我们对以后的患者实施更好的治疗。

当我们在说自己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时，总说我们治了多少个病人、发了多少篇文章、拿了多少个课题，但是我们真正为病人做了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的前辈于世英教授说得很好，她说：“我为了病人做学问，为了病人做科研。”

我现在把很多精力放在对肿瘤患者的支持治疗上，因为我是做消化道肿瘤临床的，消化系统是最需要做支持治疗的，实际上也就是把以前仅关注于肿瘤本身的视角扩大了，对患者整体身心的关注更多一些，也做得更细致一些。

4

回头看走过的路，似乎让我特别吃力的事不太多，但人生哪有真正轻松的事呢？只是我的人生目标定得没那么高而已。

人们总说，幸福感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自己定位和要求的高低，人的自信程度也取决于你是否把自己放在了适合的位置上。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多优秀，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和不平衡。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与原生家庭有关。我从小吃的苦相对较少，虽不是家财万贯，但的确是从来没有吃不饱饭的时候，所以，内心的稳定感、安全感会比较多，对物质、金钱的欲望就没有那么高。我从小就知道，我所拥有的不是争抢来的；同样，那些不属于我的，也不是争抢就能得到的，比较能顺其自然。长大后独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听到过也看到过一些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爬到一定的程度回头看，其实又回到了原点。

我自信的原因是我能够摆对自己的位置，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达到某种巅峰。不要去和别人比，那些比你优秀的人，他的能力和精力，可能是你远远达不到的，我也不盼望成为那样的人。就像有的时候朋友开玩笑问：“你想当院士吗？”我说：“那我是想死。”我自己知道，我再努力，99%也是当不上的，却凭空给自己增加了好多的痛苦，何苦呢？更何况我是一个比较“虚荣”的人，半吊子水不懂装懂地站在上面，一问三不知，太丢脸了，所以如果能力达不到就不要去装。

我自认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装。一个人要装成不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得费尽心思去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而当“人设”崩塌后，还得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对我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我想，对很多人来说，找准自己的位置是最难的。但是每个人把自己定位清楚，就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能成为一个不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人。

好在父母对我也没有过高的期待，他们体验过人生巅峰的感觉，所以对子女的人生有更多的包容，只要我们自己觉得人生还算幸福、不那么凄苦就够了。

从小到大，父亲只强迫我做过两件事，一是学医，二是出国。我高中时擅长理科，逻辑思维不错，理想是当个工程师；我妹妹擅长文科，外语、口才、文学都很突出。但父母都是医生，他们真正以自己的职业为豪，认为当医生受尊重，能帮助别人，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很快能看到效果，尤其适合女孩子，于是半强迫我们姐妹俩都学了医。

如果说有这样一位父亲，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我想，他的确给了女儿一定的保护，让我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可以尽可能避免受到一些无谓的伤害或遭遇不公平，也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不那么功利的空间，可以从容不迫地按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父亲还常对我们说，帮助别人是因为自己有能力，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做一件事情，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或某些实在的好处，而是真正想做这件事。

有一句俗语说，父母的格局是孩子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东西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给我带来了看问题、看世界的一个更高的起点和更宽广的视野。

我觉得每个人是什么状态无关紧要，关键问题是自己认为什么是幸福，有些看起来挺傻的女人反而更幸福，只要不是装傻。

很多女人有强烈的物质欲望，虽然可能会比较累，但如果她得到了，至少体会过狂喜的感觉；有些女人怕失去、怕老去，而我认为不论怕不怕，青春都会逝去，这是自然规律。我没有怕过什么，甚至在有病人闹事时，我也是站在最前面；我没有特别想要而又得不到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放弃后觉得特别遗憾的，人生好像从来没有大喜大悲过。

我的生活可能太寡淡了，就像讲课一样，太平淡对听众就没有吸引力了，但我自己的确是很轻松的，毕竟人不是活在给别人观看的舞台上，最终还是自我的认同。

至于走到现在，我幸福吗？我觉得还没有什么结论。任何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会有觉得还不错的地方，不如意也十之八九，我想，只要自己的要求不那么高，不如意就会少一点，如意则能稍微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