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基于人性的内在特征和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的基本结构，博弈乃是国际关系的最惯常状态。自500多年前世界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随着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开启，世界各个部分开始打破彼此隔绝的状态，进入深度纠缠与激烈碰撞的新阶段，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变得比以往更广泛、更深刻、更激烈。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逐鹿到17世纪的荷兰崛起，再到18世纪的英法争霸和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纵横捭阖的大国博弈史。进入20世纪后，世界又相继经历了一战、二战以及美苏冷战——过去百余年的大国博弈变得比以往更为惨烈，影响也更为深远。
国际博弈本是个中性的概念，包含内修、妥协、合作、结盟、竞争、斗争甚至战争等多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关系状态。但过去几百年来西方列强之间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血雨腥风，不免让博弈带有某种“形而下”的不崇高感，因此很多人对“博弈”的感觉多少有些复杂。自古以来，中国人尊崇儒家“克己复礼”“仁义至上”的道德修为，以及道家“与世无争”“不求而得”的处世方法，怀有“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世界愿景；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在自身所辐射范围内长期“一家独大”，习惯以“天下思维”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鲜有与另一个同等规模大国相争斗的历史经验。可以说，国际博弈或者说大国博弈，在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中并不多见。
然而，在封建生产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国际博弈乃是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常态。主权国家之间既深度联系又相互制约，战略取向各异，利益界限分明，这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要发生这样那样的互动和纷争。放眼全球，在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堪比中国的其他大国，同样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和国际秩序愿景，必然要为维护本国利益和塑造世界发展方向而展开博弈。大国博弈，对投身于世界现代化洪流、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而言，是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就被裹挟到大国博弈之中。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只能被迫腾挪于列强之间，忍辱负重以求得国脉存续。新中国成立后，仍不得不在两大阵营对抗的环境中运筹中美苏“大三角”，以维护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奉行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对外方针中，大国博弈仍是核心内容，只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国博弈更多地强调合作而非竞争。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渐趋失衡，各国内部矛盾加剧，大国博弈中的竞争性色彩越来越重。而此时的中国经过几十年励精图治，经济规模坐二望一，各方面影响快速拓展，不可阻挡地进入大国博弈的核心地带，成为大国博弈的头号角色和世界格局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最大变量。这既让中国感受到了久违的万众瞩目，也让中国的安全挑战骤然增多，能力赤字越发凸显。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使用各种手段极限施压，更让国人对首次参与大国高端战略博弈感触良多。这种局面迫使中国更深入地思考如何看待和应对大国博弈的问题。
关于大国博弈，至少有四个问题摆在中国面前。
一是如何摸清大国博弈的历史规律。欧美诸国在大国博弈竞技场上历练了几百年，现代中国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角却是第一次。作为刚刚站在国际舞台中央的“新手”，中国要掌握博弈主动权，必须摸清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博弈基本规律。要摸清博弈规律，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在过去几百年世界现代化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探寻现代国家兴衰起伏的秘密和国际权力转移的机理，准确定位当前时空坐标。
二是如何确定大国博弈的主要领域。从大国博弈历史和当前一系列迹象看，这一轮大国博弈不仅事关各国国家利益，而且将体现在国际秩序向何处去、国家形态向何处去、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向何处去等有关世界形态的方方面面。要掌握博弈主动权，除了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看，还必须运用时代的显微镜近观，在对当前各类全球性危机的深入分析中，辨明症结所在、抓住主要矛盾，准确界定未来大国博弈的焦点议题，确保我们能够未雨绸缪、集中精力、精准发力。
三是如何准确评估大国博弈的未来走向。目前看似混沌不明的大国博弈形势，已经开始隐隐地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方式，一些不自信的、非建设性的行为正逐步形成势头。世人都在追问：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下，世界将变得更加交融还是更加对立？更加繁荣还是更加凋敝？更加安全还是更加纷乱？各国之间将更趋平等还是等级越发固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一轮大国博弈是否与历史上争夺霸权的大国博弈有所不同？全球化和各国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将如何影响这一轮大国博弈的方向？这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必须拿出定见的问题。
四是如何制定中国的大国博弈战略。大国博弈是推动世界历史演进的动力。当历史把推进时代进步的接力棒交到中国手里的时候，我们不应彷徨和逃避——这是中国的时运使然，更是中国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中国显然不想取代旧霸权成为新霸权。这不仅是因为21世纪的世界形势已不允许霸权继续存在，而且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中没有“霸权基因”。中国的宏愿，是运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把世界往好的方向引领；用百余年前孙中山的话来说，待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济弱扶倾”，“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和平发展的国家，应制定怎样的新型博弈战略，既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又有效纠正国际体系失衡，推动世界现代化正向推进，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既然中国被寄予厚望，那么中国应为构建更先进的世界形态提供怎样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应怎样讲好关于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故事”？
受上述四个问题牵引，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词始终萦绕在笔者的头脑之中，并成为本书各篇的主线和灵魂。这几个关键词是历史规律、世界形态、新型战略博弈、新型博弈战略、中国使命等。
本书第一篇写的就是大国博弈的历史规律。本篇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与西方诸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为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概要总结出历史上大国博弈呈现出的七大特征，并简要列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本篇力争阐明：国家间博弈尽管很残酷，但不全然是坏事，它充当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持续演进的不竭动力。在国际博弈中，先进的国际秩序安排总是取代落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各国的国家形态总是在主动或被动中不断改进，人们的思想意识持续不断地得到启蒙，为实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更充分解放和更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第二篇写的是金融领域的大国博弈。这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事关未来30年的世界经济形态。这一篇的写法同样偏重于从历史中探寻规律和确定性——回顾500多年大国金融博弈的历史，并沿着历史一直写到现在：写到美国金融霸权是如何确立和强化的，写到2008年金融危机如何演变成美国金融霸权的危机，写到美国为维护金融霸权所采取的举措，写到美国金融霸权衰落的必然性，写到未来的国际金融形态，以及建立更先进金融形态所必需的颠覆性技术和变革性力量等。
第三篇写的是亚洲的地缘博弈。本书认为，全球地缘格局的重塑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另一核心议题，事关未来30年的世界政治与安全形态。亚洲作为全球战略重心，自然是大国地缘博弈的重中之重。在这一篇中，笔者对亚洲的光明前景与重大隐忧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并剖析了对亚洲地缘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亚洲秩序观。以此为基础，本篇最后对亚洲的未来做出展望，阐释了“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亚洲秩序演进正确方向的原因。
第四篇写的是关于国家形态的博弈。如何通过改革使本国拥有更先进的国家形态，以及如何通过公开或隐蔽手段破坏他国谋求和发挥制度优势的努力，也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必选项。围绕制度竞争这一话题，本书在此篇勾勒了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国家治理困境或国家转型进程，美国通过“政治战”对苏联的国家治理实施干扰破坏的历史案例，以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
第五篇写的是国际主流价值形态的博弈。这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博弈，看不见摸不着，但涉及人心所向和各国政治合法性，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述三个领域。本篇认为，“公平正义”是当前各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最强烈渴求，理应成为新型国际主流价值形态的核心内容。同时，本篇还认为，要构建新的国际主流价值形态，为即将出现的新型世界形态奠定思想基础，必须进行新一轮广泛而深刻的全球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具备特殊文化气质的中国应该在此领域有更大作为。
第六篇聚焦的是博弈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走向。本篇认为，中美博弈将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发展的主线，事关未来30年的世界整体面貌。本篇试图对中美全面战略博弈的特征和前景做出预测，认为中美矛盾广泛深刻，中美合作空间仍存，中国反对等级制、排他性和食利性的霸权体系安排与颐指气使的霸权作风，同时中国并不追求取代既有霸权而成为新的霸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愿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决定了中美之间不是传统零和博弈，而是一种新型战略博弈，需要中国制定新型博弈战略。
全书各篇一以贯之的核心观点是：未来30年的新一轮大国博弈，与过去几百年来的大国博弈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新一轮大国博弈与历史上的大国博弈一样，仍将严格遵循“先进取代落后”的历史铁律，并继续充当世界现代化向前演进的重要动力。不同之处在于，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大国博弈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权力转移和新老霸权更替，而是权力在诸多国家之间的更均匀分配，以及权利与责任的更均衡匹配，由此推动形成更加先进的世界形态。新一轮大国博弈的焦点是：如何在吸收既有国际秩序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立更平等、更包容、更普惠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如何通过刀刃向内的大胆改革，建立政府、市场、社会、自然生态等多方面统筹兼顾的更先进国家形态？如何顺应全球民众的人心所向，确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新型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唯有如此，世界才能向好发展，各国才能共同发展，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才能获得更全面发展。这是世界现代化演进的必然方向，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在这一潮流面前都是顺之者必然昌盛、逆之者必然衰败。未来30年，各国做出怎样的制度选择、战略选择和价值选择，将决定它们的国家命运，也将决定新的世界格局。
笔者坚定地抱有这样的信念：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困难挑战并不可怕。21世纪的中国站在新一轮大国博弈前沿，是历史的安排，是时代的选择，是对中国气质情怀的又一次打磨历练，是为中国发展敞开的另一扇机会之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有更强的使命自觉和前途自信，不畏前路险阻，敢于迎难而上，着眼于实现民族复兴和维护全球公平正义，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心做好自己的事，积极照应身边的事，深入思考全人类的事，以正大光明的心态和舍我其谁的气魄，完成好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处在重大历史交汇点的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好全面准备。
这种信念，是推动笔者写作本书的初心和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