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雄大一直在看墙壁上的挂钟，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我也不便追问下去，担心他觉得我是在监视他。

六点刚到，他突然离开客厅去三楼。几乎在同时，桌子上的电话机响起来了。打电话来的是学校的班主任老师木村。听雄大说，她马上就六十岁了，一年之内会退休离开学校。她教的科目是国语。我曾参观过她的课。她不太喜欢笑，每次从黑板前转过身子的时候，头发总是遮住左眼。她问雄大的母亲在不在家。我说我就是。她说：“关于那件事，想听听您的想法。”我问她什么事。她惊讶地说：“难道您不知道吗？”我心里惊了一下，从入学到现在，雄大从来没有惹过什么麻烦。

她单刀直入地说：“昨天雄大找我谈话，内容是小学毕业后，想去地区的公立中学。我想应该听一下家长的意见。”

我告诉她一定是个误会。我说等一下会跟雄大谈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但说心里话，我比谁都明白雄大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什么。正因为我明白，心中不由得涌出了一股酸涩。有一点我觉得很意外，雄大的所思所想以及行动，已经超出了他的年龄。

木村老师希望我明天找个时间去一趟学校，还指明了时间是下午。她反复强调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为了摆脱尴尬，我强调去公立学校是雄大个人的决定，绝对不代表家长的意见。她的语气温柔起来：“学校跟家长保持沟通真的是十分必要。”她让我定下到学校的时间。

其实，我知道刘燕燕巴不得我每天都休息，也巴不得我干脆辞去现在的这份工作。但明天是我第一天到新部署上班。第一天上班就请假的话，我想上司会不高兴的。我告诉木村老师，明天去学校没有问题，就是时间上会晚一点儿，恐怕最早也要超过午后的四点。

想不到她高兴地说：“没问题，就定在午后四点半吧。”

我给高桥系长打电话，准备把想了半天的理由陈述一番。但是，听说我要请几个小时的假，他连理由都没问，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应该高兴呢，还是有所失望了。在我想放下电话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你跟刘燕燕打过招呼了吗？”

我试图理解他话里的意思，一时不知道如何作答。沉默了几秒钟，我回答说：“您是系长，当然先跟您打招呼了。您这里说可以了，我再通知刘燕燕。”

他爽快地说：“如果刘燕燕那里没问题，你就可以请假。”

我在电话机前呆呆地坐了一阵。系长对我说过的话一直在脑子里盘旋，心里不是滋味。或许我有点儿恼火。

我开始纠结那个一直都在担心的问题：记录系一直以来都不得安宁，职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生病。

我的感觉是，还没有跟高桥系长接触，已经不信任他，甚至是讨厌他了。还没有去记录系上班，已经满怀着不安了。最使我烦恼的问题是，我的勇气有限，不能不按照他的话给刘燕燕打电话。

刘燕燕惊讶地对我说：“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我尴尬地说了请假的事，她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我用变得笨拙的舌头谢她。她半开玩笑地说：“干脆不要请几个小时了，你明天就休息一整天吧。”

我说：“不行，无论如何明天也要露一下脸。第一天报到，我想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她说：“随你的便。”

我很客气地说：“明天是我第一天去记录系上班，您是大前辈，请多多关照。”

她一连说了两遍：“不敢，不敢。”

我知道，她在这种情形下说“不敢”，其实是一种姿态，就是不会关照我。

雄大从楼上下来，偷偷地看了我一眼。我想寻找一些话题，由此及彼，然后自然地提及公立中学的事，却是找不到。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默默地坐到我身边。我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孩子的问题上会如此无力无助。也许他一直在等我说木村老师在电话里说的那件事。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的心里一片困惑。就着电视里那条可爱的狗，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瞎扯了一会儿，肚子开始咕咕地响，便起身去厨房。

做饭的时候，我有意轻描淡写地说：“刚才木村老师来电话了，让我明天去学校，说是商量中学的事。”

他“嗯”了一声，但眼睛停在电视机上，脊背也挺得非常直。

我默默地洗好黄瓜和西红柿，然后把它们切成一个个小碎块，装到盘子里。将做好的饭菜一一端到饭桌上的时候，他突然主动地问我：“明天，你去学校见木村老师的时候，我也要参加吗？”

我对他说：“老师没说要你参加啊。”

他没有再问什么，但好像松了一口气。

吃饭的时候，他看起来已经把木村老师来电话的事抛到一边了。白色的荧光灯照着他的脸庞。他的模样，还有他的性格，既不像我也不像丈夫。我一向感情用事。丈夫目光短浅，看待事物缺乏宏观上的把握。而他小小的年纪却非常理性，比如他考虑事情的时候先从后果着想，从后果一步步往前推，下象棋似的。他会瞻前顾后。

有一天，我跟小原说起雄大：“不知道这个孩子的性格到底像谁。”

小原回答说：“像谁都行，最好不要像黎本。”她说的黎本就是我丈夫。小原有一次警告我说：“怎么说雄大都是黎本的孩子，身体里流动的血，有一半是黎本的。我始终相信DNA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在雄大的教育上，你应该格外地小心谨慎。”

小原敢这么跟我说话，当然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有关，也因为她跟我丈夫曾经同事了十几年，十分了解他。但是，说真的我不太喜欢小原这样先入为主。雄大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虽然他似乎正在发生着看不见的变化。他的身体也在变化，拼命地想长大，事实上已经在一点点儿地长大了。比如他已经跟我齐头了。他的身长有一米六五了。

雄大拿起筷子，小心翼翼地问我：“我们现在就吃饭吗？不要等那个人回来一起吃吗？”

这个问题，雄大已经问过好多次了。每次我都回答他“不用等”。他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从不打破砂锅。我也不解释。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问我原因的话，也许我会跟他解释一大堆。喜欢的反面是讨厌，而讨厌是生理上的。我已经不喜欢“那个人”了，所以不想跟“那个人”一起吃饭。

雄大真的什么都懂。不久前，我问他：“如果我跟那个人离婚的话，你会选择跟谁一起生活呢？”

他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做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爸爸，也只有一个妈妈。”

他的回答令我心生敬意。

他还问了我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假如妈妈跟那个人离婚的话，现在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吗？”

我说：“不能。”

“假如妈妈跟那个人离婚的话，虽然养活我没什么问题，但我的学费，一年一百多万，能付得起吗？”

我说：“付不起。”

他对我说：“既然如此，那么离婚不离婚，结果上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一定要找出离婚意义的话，大概就是我不得不离开私立学校。”

雄大说话的时候，我正坐在饭桌前喝咖啡，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对他说：“让我再好好地想一想。”

我再也没有跟他提过想离婚的事。至少，在他成人自立之前，我想我都不会再跟他提想离婚的事。反正，有时候人必须做出某个选择，要为了什么而不得不牺牲点儿什么。

既然如此，为什么雄大又打算离开现在的学校呢？

吃完了饭，为了换一下沉闷的气氛，我打开电视，用遥控器将频道从一换到二，再到三，再到十二，最后切换到八。八上演的是日本漫才。基本上，日本漫才与中国的对口相声相似，就是搞笑的。每个段子都很短，几分钟而已。内容很简单，几乎用不着动脑子，但就是好笑。我跟雄大笑得连说话都结巴的时候，楼下传来大门开锁的声音。

我用胳膊肘碰了雄大一下说：“那个人回来了。”

雄大没有说话。脚步声传上来，走进客厅的丈夫，看起来跟大多数的日本男人一样，给我一种疲惫的感觉。他今天穿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有蓝色斜纹的衬衫和花纹领带。他的几套西装都是藏青色的。他的几件衬衫都是蓝色斜纹的。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从来不换衣服。他快速扫了我跟雄大一眼，低下头小声地说：“我回来了。”

我一动不动，雄大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再一次用胳膊肘碰了雄大一下，他明白我的意思，起身去厨房，将我事先预备好的饭菜端到饭桌上。

“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丈夫说：“谢谢。”

这样的情景，最近每天晚上都在重复，真可以说是烦人。自发现丈夫撒谎骗我，我开始意识到他身上潜在的危险性。怎么说呢？他明明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却当真的说给我听。我很受伤。不再相信一个人就是不再尊重他。两个人在一起的前提就是尊重对方。欺骗自己是一码事，欺骗别人则是另外的一码事。他那一码不归一码的态度使我难过。次数多了，我就懒得跟他说话，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注意到雄大不叫“爸爸”，叫“那个人”，差不多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关于“那个人”的叫法，事实上由我开始，雄大跟着我叫而已。我跟丈夫是高龄得子。按常识来理解的话，我们的年龄可以当雄大的爷爷奶奶。可能就是出于此原因，一直以来丈夫对雄大十分溺爱。雄大喜欢的微型车（Tomica）和动车组基本套组（Plarail），几乎都被他买全了。只要雄大说想要，他就买。那些玩具堆在一楼，房间像玩具馆。久而久之，赶上雄大过生日或者圣诞节，带雄大去玩具反斗城（Toys“R”Us），问他想要什么，他会用迷惑的目光打量着周围说：“已经没有我想要的玩具了。”

不仅如此。每天早上，在我和雄大起床之前，丈夫会把两个人的牙缸整齐地摆在洗面台上。牙刷在牙缸的上面。牙膏被挤在牙刷的上面。雄大的校服，被他整整齐齐地摆在沙发上。虽然我乐意接受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因为对教育持有理想主义的态度，希望从小可以培养雄大的独立性，所以常常对他发火，说他一直做得这么“过分”的话，等于让雄大“失去了学习生活自立的机会”。表面上他同意我的说法，但说归说做归做，他每天还是照旧做。我看得出他是在应付我。

大约一个月前吧，丈夫的妹妹一大早打电话来。跟多数大阪人一样，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也是很急切。相互问过好，不等我说话，她就有点儿不耐烦地问了我两个问题：“哥哥的出版社有没有好转？还有，哥哥借的一百万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

一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脑子里突然涌现出近来的许多预感。丈夫的妹妹等了我一会儿，见我总也不开口，解释说：“也不是急着要你们还钱，但是，哥哥说等银行的贷款到手，出版社就会归还给他。过了这么久，我想银行的贷款应该到手了，出版社也应该归还给他了。”

跟喝了一整瓶红酒似的，我的心忒忒起来，忒忒得越来越快了。丈夫的妹妹说再见的时候，我意识到她要挂电话了，急忙让她再等一等。

我问她：“你哥哥跟你说出版社已经不在他的手上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哥哥跟你借了一百万，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反过来问我：“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老实地说：“不知道。”

她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直接问我哥哥好了。他跟我借钱的时候是这么跟我说的，具体的详情我也不是十分了解。”

这一次，不等我说话，她很快地挂了电话。

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跟人家借钱。放下电话后，我有了一种近于疯掉的感觉，血液一直往脑门上冲。整整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膨胀的球。终于等到丈夫回家，不等他洗完手，我立刻提起他妹妹来电话的事，要他解释一百万是怎么回事，出版社又是怎么一回事。他假装急着洗澡，抱着睡衣往浴室走。

我让他站住，大声地对他说：“你是在逃避吗？因为你跟我撒了谎，因为你背着我跟你妹妹借了钱，因为出版社出现了问题。”

雄大在旁边提醒我说话的声音太大，连房子外边的人都会听到。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叫得这么凶。

丈夫站在浴室的门前，背对着我听完我的话。他转过身，抱着睡衣走到我眼前。他先是跟我道歉，说对我隐瞒这些事对不起我，但又解释“不说”跟“欺骗”完全是两码事。按照他的意思，即便跟我说这些事也解决不了问题，根本没意义，不过多了一个不安的人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很难过：“我们是夫妻啊。”

他竟然笑起来。他笑的时候，我的心又忒忒了。他对我说：“你想说夫妻要同甘苦共患难吧。这是理想而已。”

我说：“如果是你个人的事，我不会追究的。但事情涉及我们共同的生活，你隐瞒事实，就是不尊重我，也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他犹豫了一下说：“说实话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的性格了，包括你。你可能想不到你知道了事实后会怎么样。问题在于，我承受得了现实，而你却承受不了。你是一个缺少安全感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接着说，“缺少安全感的人，通常都比较脆弱。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害，不想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糟糕。”

他的样子看起来很累。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被蒙在鼓里面的感觉，跟受到欺骗的感觉是相同的。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年多了，一直像两条平行线，从来没有碰撞过。说白了，就是从来都没有吵过架。究其原因，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过于客气了。但今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两条平行线突然间纠缠到一起了。我说的是纠缠，不是交结。所以我觉得很烦。

意识到这烦恼是他带给我的，我有点儿恼火。我还是第一次冲他发火：“你把隐瞒说得好像是避免我焦虑恐惧的唯一方式，但是你瞒我一次，就等于失去了我对你一生的信任。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相信你。”

他以古怪的神情望着我说：“说得太夸张了吧。”他转身去了浴室。

我真想再一次叫住他。如果将人生比喻成一条小路，他是跟我牵手走到终点的那个人。那么我想告诉他：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以后，我不知道以后要凭借什么，才能跟他一起走下去。

整个晚上我都表现出不痛快，他让我坐下来好好说话。我刚刚洗完了澡，穿着棉布睡衣，舒舒服服地坐到沙发上。他坐在我的对面。橘色的灯光笼罩着他，使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温柔。

他叹了口气对我说：“以前，贷款的时候不需要担保，有银行的信义就可以了。但时代不同了，尤其是出版业，真的很不景气。想跟银行贷款的话，银行要担保。但对我来说，房子、车以及存款，全部都是你的名义。我没有任何用来做担保的可以称为财产的东西。前一阵，出版社跟银行贷款，因为我拿不出担保，所以古贺让我暂时把社长的名义让出来，等贷款下来后再把名义还给我。”

我打断他：“于是你就把社长的位子让给人家了。”

“编辑长板仓有房子。”看到我不相信的样子，他又说，“板仓之所以肯拿出房子做担保，是因为贷款的数额不大。”

我问他：“多少钱？”

他回答说：“一千五百万。”我觉得喉咙发干，不想说话。他补充说，“这个数额的话，出版社肯定能还得起。”

现在的出版业，像一个轮子的自行车，有银行贷款才能支撑下去。出版社里有那么多的社员，为了社员的生活，如果能从银行贷出款来，我相信他暂时会把社长的位子让出来。他对出版社的爱，似乎超过对家人的爱。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公园里给他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告诉他家里的衣橱都倒了，余震不断，我一个人不敢待在家里，希望他马上回家，但是他说出版社的书柜也倒了。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以为他是我有需要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的男人，原来不是。虽然已经好多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在这件事上耿耿于怀。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心里开始让步。

我问他：“贷款下来了吗？”

他说：“下来了。”

“那么古贺和板仓把出版社还给你了吗？”

他说：“还给我了。”

但接下来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从嘴里冒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你敢保证你对我说的不是谎话吗？”他说得对，到头来我的性格会导致出混乱和恐惧。他跟我保证没有撒谎。但有一件事必须问清楚了才行：“你妹妹说你跟她借了一百万。需要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呢？还有，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的钱呢？钱呢？钱被你用到什么地方了呢？”可能是我觉得喘不上气来，心又开始忒忒了。

他紧紧地盯着我说：“钱全部在你的手里。”

有那么片刻，我的感觉好像撞到了魔鬼。这个时候，他怎么还能开出这样的玩笑。我听见自己傻傻地说了一句：“我只拿过你给我的工资。”

他说：“最近的工资是分两次给你的。月底的那一份，是从妹妹那里借来的钱。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个事实，但既然妹妹已经来过电话，想瞒也瞒不住了。”

我呆住了。这一刻，除了恐惧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他的工资是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工资出问题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恐惧盘踞在漏洞里。他看出我过于激动，让我先休息一下，等心平气和的时候再慢慢说。他还说用不着害怕什么，因为出版社已经拿回来了，银行的融资也到手了，现在的生活不会崩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来会怎么样，我只能去想象，但他的保证使我的感觉轻松了一点儿。我对他说：“你说让我放心，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能证明给我看吗？”

他突然跪在我面前。我吓了一大跳。雄大本来上楼了，这时候下来取东西，也被他吓了一大跳。

我说：“有话说话，用不着下跪。”

他把额头挨到地板上说：“我在证明给你看啊。我跟你起誓，出版社真的拿回来了。我现在真的是出版社的社长了。”

我觉得不舒服，看雄大，发现他也在看我。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不说话，对雄大使了一个眼色。雄大跟着我往外走。在楼梯上，我叫住雄大，问他想不想跟我一起去贝尔蒙特公园透透气。他立刻点了点头。我们没有回客厅，直接从楼梯去了大门口。

东京的足里区跟澳大利亚的贝尔蒙特市是姐妹都市。作为友好的象征，贝尔蒙特市跟足里区共同建造了贝尔蒙特公园。雄大就是在这个公园里玩大的。公园分两个部分，中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马路。有池塘的那个部分相当规矩。进正门，走五十米左右有一座红色砖墙的洋式小楼。一楼是公园的管理处。二楼是展厅，展示的都是贝尔蒙特市赠送的工艺品。十只石雕山羊，分成三个群，散见于草坪和桉树之下。园灯神秘，草坪起伏，山羊形神兼具。红色的砖墙建筑的洋楼、高大的桉树、蔷薇盛开的花坛、吹奏笛子的少女雕刻等，身置其间，经常会错觉在澳大利亚的某个城市。而另一部分没有大门，四围是又高又大的树，树下是丛生的花草。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的一角有一个螺旋式的儿童滑梯。这个部分比较开放，儿童们可以在广场里踢球，主人也可以带着小狗散步。

我跟雄大一前一后地坐在石雕山羊的脊背上。天空是黑色的，但月明星灿。池塘的水在星光月光下熠熠生辉。

雄大侧过身看着我说：“看来这一次爸爸没有说谎。”我摇了摇头，说我还是不敢相信，因为他骗我好几次了。他说：“但是爸爸今天都下跪了。”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丈夫跪在眼前的样子，忽然觉得心烦。这时候，一只三色猫旁若无人地穿过身后的草丛。或许我的脸色变得阴沉，雄大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我盯着鞋尖问他：“你真觉得我们可以相信那个人吗？”

他只是说：“给爸爸一次机会吧。无论如何，我觉得这回是真的。”

我想我如果说不，就会伤害了他的感情，于是又问了一遍：“真的可以相信那个人吗？”

这一次他点了点头说：“真的可以相信。就相信爸爸吧。”

一阵风吹过，我听见了几声虫鸣。我说：“但是真的就这样相信他了吗？”

雄大有点儿火了，对我说：“你已经问了多少遍了。你不累，我回答得累了。”

他一脸稚气。我想这才是世界给他的本来面目。我咬咬牙对他说：“OK.妈妈这次听你的，相信那个人一次。”

如果说有一件事能够证明我的不安没有消失，那就是一个月以后，木村老师找我去学校谈话的时候，我对木村老师说我有可能去中国工作，有可能带着雄大一起去中国。我之所以说假话，理由很简单，万一雄大不得不退学，不得不去地区的公立学校，有了去中国的理由，就可以免去好多人的胡思乱想。这是保护雄大不受伤害的最后的办法。雄大受伤害，才是我最大的不安和恐惧。

回家的路上经过池塘，刚才的那只三色猫懒洋洋地坐在黑暗的石拱桥上。我告诉雄大，这种三色猫，如果性别是雄的，在动物商店的卖价会高达两三百万。雄大问为什么。我说稀少。因为一百只三色猫里，平均只能找出一两只雄的。他说也许这只三色猫就是雄的呢。我说那也不值钱，因为是野猫，没有血统书作证。他注视着三色猫，样子看起来有点儿伤心。我轻声地说：“有些事情是命。是命的话就得接受。这就是单词里无奈那两个字。”

我们不再说话，一直看三色猫，直到它不紧不慢地下了石拱桥。

但结果很糟糕。发工资的日子去银行，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对的。丈夫的工资只有二十五万。事实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从银行出来后，我的心一直忒忒，几乎没有间歇。晚上他有意回来得比较晚，等他的时间里我倍感焦虑。恐惧挥之不去，仿佛现在的生活随时都会崩溃。

做饭的时候，我摔破了一个玻璃杯，打翻了装盐的小瓶子，不知不觉间叹了很多次气。雄大将一切看在眼里，问我怎么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极力在脸上挂出笑。吃饭前，他突然举着手机让我看。他说看了网上的这篇文章，也许就不生“那个人”的气了。文章讲述的是一种叫“谎言癖”的病。症状是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也会说谎，是怪癖型人格障碍中的一种特定类型。专家分析出七大动机。

雄大说：“那个人的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某种责任，保护自己免受痛苦，属于自卫行为。”

我把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雄大说：“的确很像他的行为。但为什么现在才犯病呢？”

雄大说：“也许是妈妈以前没有在意吧。”

我出神地盯着雄大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两年前丈夫去大阪出差，晚上打电话给我。他说刚刚在旅馆的贩卖机前买了啤酒，准备回房间，喝完了啤酒就睡觉。但第二天中午，他妈妈来电话，担心他晚上没睡好，不知安全返回东京了没有。原来他住在妈妈家。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但也没有多想。

雄大对我说：“明白了吧，那个人有病，是一个病人。妈妈不该跟一个病人生气。”但生气是由不得我自己的。他接着刚才的话说：“谎言是那个人跟他人沟通的唯一技巧。”

在这里，雄大第一次使用了“那个人”的称呼。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见他叫过一声“爸爸”。我想这不是雄大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