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八佾篇
第十四课 人而不仁，如礼何？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段话可以这样翻译，孔子说：“做人不仁，为什么要去制礼呢？做人不仁，为什么要去作乐呢？”这几句话是在批评以季氏为代表的一些卿大夫，他们虽制礼作乐，却违背了礼乐精神。
孔子的意思是，当年周公制礼作乐是为了促进“仁”的精神，敬天爱人，建立以“忠”和“孝”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实现一个上下有序、仁爱的社会。但是一些权臣和卿大夫举办隆重的礼乐活动，采用的规格故意僭越了礼制的等级，这本身就违背了“忠”和“孝”的原则，带来上下秩序的混乱，也就违背了当初周公制礼作乐的宗旨。
周朝礼制规定，八人为一佾。天子乐舞采用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的规格。诸侯是六行八列、四十八人规格。卿大夫则采用四行八列、三十二人规格。鲁国情况特殊，周成王时期尊重周公，不敢以周公为臣，赐权鲁国可以采用天子礼乐，即八行八列、六十四人规格。季氏是鲁国卿大夫，按礼制应当是四行八列、三十二人规格，但季氏却采用了八行八列、六十四人的天子乐舞规格，这在礼制上是以下犯上的僭越，是不忠于国家社稷的表现。
季氏家中采用天子乐舞的规格，这是把自己当天子了，所以孔子对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容忍？忍无可忍！孔子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本来是要建立忠孝秩序，但以季氏为代表的卿大夫们却以僭越的礼乐来破坏忠孝秩序，这是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在鲁、齐、晋等国都出现了君主势力下降、卿大夫势力上升的情况，与之相伴的是礼乐等级被卿大夫们不断僭越。所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并不是说贵族们不搞礼乐了，而是说随着周天子实力衰退，各诸侯国君和实权卿大夫们大搞超规格礼乐。他们以僭越的礼乐来炫耀自己的实力，礼乐的宗旨被扭曲了。
孔子认为，“仁”是“礼乐”的价值，“礼乐”是“仁”的实现形式，如果没有“仁”的价值来引导，“礼乐”的形式就失去了灵魂。本章的核心，就是“仁”的精神和“礼乐”的形式的关系。
后人把孔子的思想称为“仁”学。“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儒学的基石，学术界高度重视对“仁”这个概念的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主流观点认为，“仁”这个概念在甲骨文中没有，说明这个概念并非形成于商朝。在西周的金文中也没有发现“仁”字，说明“仁”这个概念在西周也不流行。但到老子、孔子的春秋时代，“仁”这个概念开始流行起来。“仁”的原意是什么？目前发现最早的“仁”字，是在1977年河北出土的中山王鼎上面，时间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是纪念中山国战胜燕国的事。从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仁”字的意思。铭文中表扬大臣喜“亡不率仁，敬顺天德”，意思是喜没有不作为仁的表率，他是敬畏和顺应上天之德的。所以，最早金文中“仁”字的内涵就是“敬顺天德”，敬畏和顺从上天之德。
上天之德指什么？我前面解释过，“德”的原意是耕种使粮食种子发芽生长，养育生命。上天之德，就是上天好生之德，发育万物，养育生命。所以“仁”的内涵，就是遵循上天好生之德的天命，人要行好生之政，关爱生命，保护生命。“仁”的本意，起源于上天和人的纵向关系，是天人关系。“仁”就是敬畏和顺从带来万物和生命的上天与上天之德。因为敬畏上天、顺从上天、天命好生，所以在人与人的横向关系上，我们要关爱生命、善待万民。
有一种说法，说“仁”字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二，指两人就是“仁”，两人成“仁”，所以“仁”指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说法是按照现代汉语的字形想象出来的，因为中山王鼎上最早的“仁”字的金文写法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尸”字形下有二横。这个字形的意思学界有争议，但都否认这是单人旁和二横的意思。
除了中山王鼎外，还有一个出现大量“仁”字的考古成果，就是1993年湖北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其中有67处出现“仁”字。郭店楚简的“仁”字有三种写法，没有一种与“从人从二”字形有关。其中一个主要写法出现了55处，上面是“身”字，下面是“心”字。郭店楚简的“仁”字，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出意思，就是用心关爱身体、关爱生命。这与中山王鼎中将“仁”定义为敬顺天德、好生的意思相近。
“仁”字的内涵，大家只要记住郭店楚简的字形，上面是身体，下面是心，就知道其根本涵义了。“仁”就是“用心关爱生命”的意思。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实中山王鼎与郭店楚简中“仁”字的写法是一个意思，都是上面是“身”，下面是“心”，只是中山王鼎中的写法更简略一点。
基于“仁”的涵义，“仁”字演化出来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准则也是以关爱生命为主线的。例如现代汉语中的“仁”，就是仁爱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
有了“仁”的关爱生命这个核心意思，我们再来看看《论语》中所表现的“仁”这个概念。《论语》中出现“仁”的地方有上百处，如《颜渊》篇中，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郭店楚简中，“仁”字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一个心字，就是爱人的意思。《学而》篇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敬父母，顺从兄长，就是“仁”的本。孝，就是爱父母。弟即悌，就是爱兄长。《雍也》篇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自立，也要帮助别人自立；自己想有成就，也要帮助别人有成就。这是博爱精神。《颜渊》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是为了建立上下有序的仁爱世界，也是为了实现对生命的保护和关爱。
除了《论语》，《左传》中也多次出现“仁”字，我们还可以从《左传》的文献中去定义“仁”的内涵。万变不离其宗，“仁”的本质就是关爱生命，从中引申出诸多人际关系方面的意思，例如忠信、孝悌、友爱等。“仁”与“德”关系密切，正如中山王鼎铭文表明的，所谓“仁”，就是对“德”的实践。
讲完了“仁”，我们再来看“礼”。“礼”字的象形，就是人用牺牲和玉串向神献祭的祭礼仪式。祭礼的起源，是求神护佑生命的健康与安全、保佑生命繁盛的仪式，与中山王鼎中“敬顺天德”的意思相通，与“仁”对生命的关爱一致。
“礼”与“仁”一样，都有上天这样的渊源。《左传》中有记载春秋鲁国季文子说的一句话：“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礼”是为了顺应上天，“礼”就是上天之道。“礼”就是由“仁”这种敬畏上天之德、关爱生命的精神引导出来的国家礼乐典章制度和社会行为礼节规范。正如《学而》篇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运用礼乐，是为了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友爱。
春秋时期的战争礼特别能反映出礼制规章这种关爱生命的本质。例如，《左传》中记载宋襄公的话：敌人没有列好队，不能进攻；敌人受伤了，不能再去伤害；不能擒拿头发花白的老人。《司马法》中也说，去追逃跑的步兵，不能追超过一百步；去追兵车，不能超过三舍，也就是九十里路。这是要给敌人逃走的机会，不要赶尽杀绝。这些军礼的规定和限制，目的是要减少战争对生命的伤害，是为了体现仁爱的精神，这就是“以礼成仁”。
第十五课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十三》
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取悦于奥神，不如取悦于灶神，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得罪上天，向任何神祷告都没用了。”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神学的对话。王孙贾提的是在奥神和灶神之间应该更重视谁的问题，孔子则跳出了奥神和灶神的选择范围，认为比这两个更重要的是不要得罪上天这个最高神。这段对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论语》研究界来说，一直是个没猜透的谜，这一讲或可解谜。
“奥”指房屋的西南角，也指在西南角祭祀的家神。“灶”指灶神。“奥神”地位高于“灶神”，但“灶神”更管用些。“奥神”比喻的是名义上地位高却没有实权的人，“灶神”则比喻名义上地位不高但掌握实权的人。学界通常认为，本章中王孙贾是在劝孔子，县官不如现管，不要只看人名义上的地位，而要去取悦有实权的人。
就神学层面而言，这段对话讲的是奥神、灶神和至高神上天的关系。孔子认为，至高神上天比奥神、灶神更重要。同时，这段对话也是一种政治隐语，对应地比喻现实中的政治人物。但比喻的是些什么人物，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杨伯峻先生和李零先生倾向于认为，“奥神”比喻国君卫灵公，有名无实，“灶神”比喻卫灵公夫人南子这样的实权人物。钱穆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则倾向于认为“奥神”指南子，王孙贾自比有实权的“灶神”。
上面几位先生在解释这些比喻对象的时候，都没能提出证据，且都承认自己的解释不能当成定论，只属于猜测或假说。此处我会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超出了过去的解释范围，并用证据和逻辑来支持这个新的观点。我认为，“奥神”指的是南子及其势力，“灶神”指太子蒯聩及其势力，王孙贾是在劝孔子别跟南子走得太近。就我的阅读范围看，这个看法历史上没有人讲过。解释如下，请注意我的证据和逻辑链条。
本章是王孙贾和孔子借用民间谚语的神学话语来讨论政治问题的隐语。要理解这段政治隐语，需要把这段对话放回到当时卫国的政治背景中去思考。《宪问》篇记载，孔子对季康子说：“虽然卫灵公无道，但卫国有三个优秀的大臣，仲叔圉负责外交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领导军队。像这样，卫国怎会灭亡？”王孙贾是卫国负责军事的大夫。可以看出，孔子很欣赏王孙贾，认为他是卫国的三位国家栋梁之一。
公元前497年孔子离开鲁国到卫国，公元前495年至493年，孔子在卫国朝廷工作，没有行政职务但享受卫国高规格款待，地位有点相当于国宾级顾问。公元前496年，卫国发生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对卫灵公夫人南子干预朝政和私生活放荡不满，计划谋杀南子。谋杀计划失败，太子蒯聩逃往宋国，之后又去了晋国，得到晋国支持。这样卫国的国内政治就国际化了，成了当时晋、齐等大国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卫灵公之下，卫国国内政治势力分成了夫人南子和太子蒯聩两派，双方处于高度对立和紧张的状态。南子是宋国人，聪明能干。她能够干预朝政，靠的是卫灵公的信任。但南子在私生活上名声不好，在卫国拥护太子蒯聩的人比拥护南子的人要多。卫灵公是这种对立局面得以稳定的唯一的平衡力量，但他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国内政治矛盾了。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有十年在卫国，受到卫灵公的款待。孔子又关注政治，所以他与卫国各派政治人物有交往很正常。
面对南子与太子的对立局面，作为分管卫国军事的实权人物王孙贾，不会不焦虑，不会不选择。他对孔子说的这个政治隐语，一方面是劝孔子小心，别在政治上站错队，同时也想请教孔子对卫国这场政治内斗应有的态度。
王孙贾和孔子的这段对话，应当发生在孔子见南子以后。在卫国这么一个南子、太子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敏感期，孔子作为一位文化名流，他去见了南子，就成了增加南子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行为。
孔子的学生子路是卫国大夫孔悝（kuī）的家臣，孔悝后来支持太子起兵，杀死了南子。《论语》中记载子路对孔子去拜见南子很不满，或许我们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子路卷进卫国这场内乱，最终为救孔悝而被杀。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来分析这一章。先来看这句话：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奥”是什么意思？“奥”指房屋的西南角，也指过去在西南角祭祀的神。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坤卦是第二卦，代表阴和地。坤卦的方位就是西南方位，所以人们在西南角祭祀门神、户神这些地神。
请注意一个重要信息，《易经》六十四卦第二卦坤卦，在方位上指房屋的西南方位，在人上是指母亲或家里的女主人。直到今天，你去问风水师女主人的床位摆放位置，他一定会建议让女主人的床摆放在房屋的西南方位。
本章中的“奥”，指的是西南方位上的女主人，暗示的就是卫灵公夫人南子。所以把“奥”说成卫灵公是不对的。《易经》六十四卦中，男主人的方位在乾位，乾位在西北角。
理解了“奥”是隐喻南子，我们再来看看“灶”隐喻的是谁。我认为，“灶”隐喻的是太子蒯聩。我的论证如下——
我们首先要确立“灶神”的神位所放的方位。从六十四卦来看，东方为离卦，第三十卦，卦象就是火卦，所以“灶神”的神位毫无疑问要放在东方。今天你去问风水师灶王爷的神位放哪个位置，好的风水师会建议你放在东边的方位。东方就是离位，火卦之位。所以从方位来看，“灶”暗指的就是东方。
“奥”指西南方，西南方是女主人的方位，指女主人。“灶”指东方，那么东方的方位指什么人呢？六十四卦中，东方是第三十卦的离卦，为火卦。东方同时也是第五十一卦的震卦，为雷卦。震卦在人上指谁呢？指的就是长子。对卫国来说，指的就是太子蒯聩。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这句话中的“奥”和“灶”，隐喻的都是方位，这样的隐喻，在政治上非常清楚地指向了南子和太子。王孙贾这句隐喻的问话，意思就是：你与其去讨好南子，不如去支持太子，你说呢？
坤卦对应南子，我们读坤卦的卦辞，会发现有这样的句子：“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这个信息实在太明显了，你成为西南方位女主人的朋友，就会失去东北方位太子这个朋友。卦辞中还有这样的句子：“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在野外作战，血色玄黄。这就暗示南子会面临战争。王孙贾这句话未必是在威胁孔子，应该是作为朋友对孔子的善意提醒。
“震”卦对应长子，在卫国对应太子蒯聩。研究“震”卦，我们会发现，震卦的卦辞有：“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惊百里，不会失去祭祀用的勺和酒。而《周易·震·彖》的最后一句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即可以守宗庙社稷，成为祭祀之主。这也是明确的隐喻，太子蒯聩不会丧失继承卫国的权力，他会成为社稷之主、卫国国君。
孔子听到这儿，怎么反应呢？孔子的回应是这样的，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然”，不是这个样子。孔子的意思是：我既不讨好奥神，也不讨好灶神。孔子知道，不能得罪的是上天，得罪了上天这个至高神，再向奥神、灶神或者任何神祈祷，都没有用了。
王孙贾问的是一个神学问题，孔子给的也是神学的回答。对孔子来说，他畏天命，敬奉的是上天，这是至高神。同时孔子对其他的鬼神采取的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孔子敬天，因此他对“奥神”和“灶神”都敬而远之，这符合他一贯的神学立场。
一般人理解的政治，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但孔子表示，他要做事，不是建立在敌我划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践天道准则的基础上。孔子不会为了讨好南子而帮助南子，也不会为讨好太子蒯聩去迎合他。孔子认为自己只是按天道公正仁爱的价值去做事，不是要卷入卫国的宫廷政治斗争。当然，落到现实之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回答视为孔子对王孙贾的建议。这建议就是，不要陷入到南子和太子蒯聩的派系斗争中，重要的是卫灵公的态度。从《史记》和《孔子家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卫灵公褒贬参半。孔子认为卫灵公私生活上有问题，但他善用人才，在治国上是贤明的。
王孙贾和孔子都是精通《易经》六十四卦的人。他们俩这场隐语，真是高手过招。这种隐语交流，就算在公开场合进行，外人也未必听得懂。王孙贾的暗示没有错。卫灵公死后，公元前481年，太子蒯聩和孔悝等人在晋国支持下发动兵变，杀了南子，太子蒯聩当上了卫国国君，成为后来的卫庄公。孔子在南子被杀前三年，已经离开卫国返回鲁国。
春秋时期的卫国是一个小国，夹在晋国、齐国、鲁国、宋国、郑国中间，国际政治斗争卷入卫国国内，内政上派系林立，斗争残酷凶险，这种环境中的思考者对人性及政治会有特殊体会。卫国是一个大国政治卷入而内乱不断的国家、一个仰仗大国权力平衡的脆弱的国家、一个没有实力又最渴求实力的国家。孔子以后，中国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李悝（公元前455年—前395年）、吴起（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前338年）皆是卫国人，他们都认定人性幽暗残暴、唯名利是从，厌恶内乱而迷恋强权秩序。
孔子在卫国旁观十年政治风云，应当是他对政治的实际运作有深度认识的十年。从他与王孙贾的政治隐语对话、在南子被杀前三年离开卫国返回鲁国，以及返回鲁国后潜心文化事业、不再对政治实务感兴趣来看，也许他已看出他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鸿沟。
请不要把本章都看成政治阴谋。开创性的思想家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有现实关怀，许多思想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源于现实但又超越了现实。在《春秋繁露》这本书中，西汉董仲舒在解释孔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时是这么说的：“上天，是众神的君主。如果侍奉上天不完备，去侍奉众神就毫无益处。”意思是，上天是众神之神，要超越鬼神，去敬奉上天。
第十六课 子入太庙，每事问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论语·八佾·十五》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发问。有人说：“谁说鄹人的儿子懂得礼呢？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子听后说：“这正是礼呀！”
太庙，是太祖之庙，祭祖之庙。周公是鲁国受封之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此处太庙指鲁国周公之庙。《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去世时，暴风雷雨，禾苗倾覆。周成王将这理解为上天动威来表彰周公之德，于是下令鲁国有权郊祭周文王。这样，鲁国就有了天子礼乐。按照礼制，只有家族的嫡长子、宗子能够组织祭祖典礼。周文王的嫡长子姬考去世，周文王立了第二个儿子姬发为太子，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周武王是周王族的宗子，按礼制只有周武王可以祭祀周文王。周公是周文王第四个儿子，不能组织祭祖典礼，但周成王特别下令鲁国可以采用天子礼乐，郊祭周文王。
鲁国有权郊祭周文王，那么在宗庙祭祖的时候，祭不祭周文王呢？从《诗经·鲁颂》来看，鲁公祭祀上帝时，配祭后稷和周公。现在山东曲阜周公庙中，祭祀对象有自周公、伯禽以后的34位鲁公的神位，没有周文王。孔子时代的鲁国太庙中是否祭祀周文王，目前没有看到记录。所以，如果我们谨慎一些，将此处的“太庙”解释为鲁国国君祖庙会更好些。
“每事问”，一般都解释为孔子对太庙祭礼非常重视，小心谨慎，不耻下问，非常好学。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本章，这里先介绍前人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少年时曾进太庙，发现鲁公祭礼中有僭越之处，其实孔子什么都懂，却明知故问，意在讽刺鲁公的僭越。孔子的真实意思是：这些算是礼吗？
这种观点并不妥当。按照本章，孔子入太庙时已有知礼的名声，孔子三十岁才完成大学学业，得以三十而立，怎么能说孔子在少年时期就有知礼之名？
鲁公可行天子之礼，这是周成王时期确立的。没有证据说明孔子入太庙发现并讽刺鲁公僭越礼制，明知故问，暗含讽刺，这不符合孔子的性格。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少年时，礼乐文化积累了近五百年，确实比较复杂，且孔子少时生活贫贱，少年时期不可能有机会熟悉太庙之礼，孔子确实就是因为不懂才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曾这样评价：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的内容以千万数，几代人都学不完。
孔子时代鲁国太庙祭祀的完整细节，今天已难考据。但我们能参考清朝太庙的祭礼细节。清朝在北京修建了宏大的太庙祭祖。根据清朝的太庙祭祀制度，祭祀活动分为正祭时享礼、岁暮袷祭礼和告祭礼等，祭器、祭品等都有复杂详细的陈设规制。猪、牛、羊肉放什么位置，各种粮食、蔬菜、果品、香炉放什么位置，先上什么后上什么，祭完以后如何撤下来、如何处理等都有规定，非常详细。比祭品、祭器摆放和祭祀流程这些技术问题更难的是，参加祭礼的众人的排序。祭礼的背后是人际关系安排，在祭礼过程中什么人站什么位置，谁负责什么仪式，都涉及上下尊卑、亲疏有别的秩序安排。即使是很懂得礼制理论的人，如果没有实践，是不可能搞清楚的。
大家或许参加过今天的婚礼，各种亲疏关系、座次安排和仪式，谁坐什么位置、参与什么活动，只有家族内部的人才可能明白。孔子不是鲁公的家族成员，不了解内部血缘等级和亲疏关系，所以进入鲁公的祖庙时，“每事问”是正常的。孔子青少年时期是穷孩子，他上了为普通士人开办的小学、大学，学了基本的礼乐知识，掌握了礼乐的根本精神。但鲁国太庙的祭祀活动是鲁国姬姓贵族的家族活动，对外姓来说，不是谁想进就可以进的。孔子即便很懂礼制理论，但对鲁国公族祭祖的具体祭品、祭器、祭祀流程这些具体实务，不可能有多少实操经验。但孔子好学，他有机会入太庙的时候，不懂就问，这是孔子一贯的学习态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是在主持鲁国祭祖典礼。这完全不可能。按礼制，祭祖只能是宗主主持，孔子是殷人后裔，不是周人后代，即便他有礼乐知识，也不可能主持鲁公祭祀祖先的大典。
第三种观点认为，孔子是助祭。如果是助祭，那么时间上就只能是孔子当上大司寇和代理国相以后的事了。周王室有邀请外姓重臣助祭的传统。清朝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1850年）出土的青铜器“天亡簋”，制作于西周初年周武王时期，上有铭文记载，周武王举行以周文王配祭上帝的祭典时，让一位叫天亡的人助祭并且赏赐天亡。天亡为纪念这次助祭大典，铸造了这件“天亡簋”。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认为，这位制器者天亡就是姜太公。姜太公并非姬姓王族，但有大功于周朝，才得以成为周武王的助祭，这是很高的荣誉。所以，如果孔子是鲁公祭祖的助祭，应当是在孔子政治地位很高，也就是担任大司寇和代理国相的时候。
上述种种，多有引申。引申多了，就可能经不起证据和逻辑的挑战，证据链就容易断掉。我建议大家化繁为简，把“子入太庙，每事问”这句话简单理解为：孔子进入太庙，凡事都询问。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有人说：“谁说鄹人的儿子懂得礼呢？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或曰，就是有人说。鄹人之子，指鄹那个地方的人的儿子。《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父亲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孔子也出生在陬邑。这句话带有对孔子身份的歧视之意。按周朝的行政区划，都城以外百里之地称为郊，郊区内再划分为几个乡。鄹人之子指居住在郊区乡下的人的儿子，不属于上层贵族阶层，而属于“士”这样的普通阶层。这句话的意思是：鲁公的祭祀礼乐可是天子级别的礼乐，那个乡下人怎么会懂？孔子在礼乐上不过徒有虚名，你看他进入太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在问。
显然，说这话的人瞧不起孔子。孔子怎么回答？子闻之，曰：“是礼也。”听别人说他不知礼时，孔子说道：“这正是礼呀！”他的意思是，自己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正体现了“礼”的精神。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孔子好学，不耻下问。《述而》篇记载，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好学，是礼的要求。
第二，孔子面对未知很诚实。《为政》篇也记载孔子之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实，是礼的要求。
第三，孔子表达了“孝”的态度。这是之前注家不曾提到的角度。周公制礼，核心精神是敬天法祖，要求后代子孙信仰上天，以德配天，遵从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礼”的精神是敬天法祖，这就要求后人尊重传统，不要乱改祖先之道。孔子凡事问，正是对传统的遵奉，是“礼”的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