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为政篇
第七课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一》
“为政以德”，“为政”这个概念《论语》中共出现过六次，讲的都是从事政治、治理国家。为政以德，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德治国。
孔子倡导为政以德，那什么是“德”？《论语》中多次提到“德”，所指意思并不统一。孔子是东周时期的人，周王朝的治国哲学就是敬德保民，敬奉“德”的准则，保护好民众。大概孔子和学生们以为人人都知道“德”的意思，所以《论语》中并没有就“德”这个概念进行专门的分析和定义，这样就给我们后人理解带来了麻烦。
例如，《论语》中孔子提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上天把德生在我的身上，桓魋能拿我怎么样？桓魋是当时宋国一个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孔子信奉上天，认定上天将“德”赋予了他，他有天命护佑，因此很自信，不认为人间有力量能伤害到自己。这样“德”就具有一种神圣力量的内涵了。
“为政以德”，意味着“德”应该是政治环绕的中心，我们需要回到“德”的原意去理解这个重要的概念。在商朝甲骨文和周朝青铜器的金文中，都留下了“德”的象形字。学术界对“德”的象形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用眼睛看路，意思是走正道；另一种解释是种子发芽的样子。
我们不能仅就字形猜测意思，还要考察文献中引用“德”字的内容。我仔细统计过先秦文献中对“德”的用法，发现主要与民众的生计和创生有关，与看路、走正道关系不大。例如《左传·成公十六年》中说：“民生厚而德正。”民众经济富裕，德就正了。《韩非子·解老》中说：“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德”，就是人建立生计。《庄子·天地》中说：“物得以生，谓之德。”把万物创造、化育出来，就是“德”。《周易·系辞下》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就是把生命创生出来。
知道了“德”字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内涵，再来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德”字，我们就能明白，甲骨文中“德”字的字形原意应该是人手持耒耜这种农具在耕地，种子发芽生长。意思就是，人民用心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养育生命。这与先秦文献中把“德”字与民生、创生、生命联系在一起是一致的。
所以，“为政以德”就是要发展好经济，以养育生命为中心。这样解释有人会感到奇怪，但其实孔子本人就是这么看的。《颜渊》篇中记载，子贡问如何为政，孔子的回答很实在，他说了三条：“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军队，民众的信任。”有粮食才能养民，有兵才能保民，要让民众相信你敬德保民。《子路》篇也有记载，孔子去卫国，他的学生冉有驾车。孔子感叹说：“卫国人口好多啊！”冉有问孔子：“既然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加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已经富裕了，还要加什么呢？”孔子说：“教育好他们。”
显然，从孔子与子贡、冉有关于“为政”的问答来看，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有足够的粮食，使民众经济富裕。这与“德”字从事粮食生产、种子发芽的原意是一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返璞归真来解释“为政以德”的意思：治理国家就是要搞好生产，发展好经济，以养育生命为中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整句话的意思是，以德治国，便会像北天极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其他的星辰都环绕着它。这句话涉及中国古代天文学，我们简要地解释一下。
“北辰”，指北极星所标志的中心位置，今天指北天极。什么是北天极？我们讲地球时，还有一个天球的概念。天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是一个虚拟的天文参照系。在地球的外围还有一个虚拟的大天球，日月星辰都运行在这天球上。有了天球的概念后，如果我们向北方延伸地球的自转轴线，这个向北延伸的轴线与天球相交、在北极星附近的点，就是北天极。
地球在自转，中国的黄河流域大约在北纬35—40度左右，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夜星星象就是东南西北的二十八星宿，这二十八个星座群都在环绕北天极旋转。北极星就是那颗最靠近北天极的可以观察到的明星，群星环绕北天极旋转，有点像是环绕北极星旋转。其实北极星不只是指一颗固定的星。历史上，星体运行中，哪颗星最接近北天极，就被指为北极星。由于岁差，现在最靠近北天极这个中心点的北极星，是天文学上的小熊座α星。但在孔子那个时代，最靠近北天极中心点的北极星是今天天文学上的大熊座β星，也称北极二星。
孔子时代，北极星又被称为帝星。因为那颗北极星标示着北天极，标示着北方星空旋转的中心位置。上帝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北极星标志着上帝的所在。
为什么北天极、北极星这么重要？这是因为商周以来的中国历法是北斗历法。古代没有钟表和日历，古人靠什么去了解一年四季和每天的时间变化？主要靠两个办法，其一就是夜里观察星象。地球自转，就有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白天黑夜变化。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这就形成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人站在黄河边观察到的夜空星座的位置就会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从这种星象的规律性变化中，就可以倒推出大地上的季节变化。
对孔子时代的人来说，钟表和历法就在夜空之中，是星象在夜空的成像。北斗星很容易被观察到，北斗七星一年四季环绕那个无形的北天极中心旋转一周，近似于围绕北极星旋转。斗柄春天指向东方，夏天指向南方，秋天指向西方，冬天指向北方，这是有规律的。通过观察北斗及北斗与周边二十八个星座的位置关系，就可以判定季节。
晚上观察夜空，白天怎么办？白天就是立表测影。直立起一根标杆，观察记录标杆在太阳下光影的变化来确定时间和季节。
中国古代的星图以北斗为中心，北斗又环绕着一个以北极星为标识的、无形的中心，即北天极中心。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北斗参北天极中心。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字，原指“两手捧着祭品献祭”，是以祭品为中心的意思，后引申为环绕。北斗星也好，北方天空的各星座也好，都随着北天极这个无形的中心点旋转。对孔子时代的古人来说，这个无形的中心点很神秘，是上帝的居所、上天和神的所在。
从“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宇宙天地万物供奉、环绕着一个中心运行，围绕一个中心展开。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人事要以天意为准。那么在人间管理国家、治理万民需要供奉、环绕哪个中心？政治管理的北天极应该是什么？对孔子来说，这个中心点应当是“德”。
“德”的意思，我们讲了，就是以生命为中心、养育生命。也就是说，治理天下要环绕这样一个中心，那就是从事生产、养育生命、护佑生命。为什么这样定位？因为宇宙以上天为中心，而上天之德，就是创生和养育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治理天下要以上天为中心，以上天之德为中心。
正如孔子在《阳货》篇中所说，他认为上天的特征就是运行四季，创生万物，就是以生的秩序来创生、运行万物。生，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之本。作为人，就要带来生的秩序，以有益于生命、服务生命为本。
第八课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三》
“道之以政”，指用政治来引导民众。“道”，指引导。“政”，指政治、政令等。第二句“齐之以刑”，就是用刑罚来使人遵守秩序。“齐”，指整齐、整治，使人向刑法看齐，遵守法律规矩。“刑”，指刑法。请注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把政令和刑法放在一起，这两者是有关联的。政令，一是朝廷规定的人民必须去做的事，二是朝廷禁止人民做的事。刑法，就是对违反政令的人进行惩罚。例如，朝廷要求你按时来修城墙，这是政令。如果你不来，就依法惩罚你，这是刑法。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的意思是，用政令来诱导民众，用刑罚来整顿民众，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劝导他们，用礼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有些人把孔子这段话当成反对以法治国的观点来批判，这是不妥的。孔子那个时候的“法”和今天的“法”，概念有差异，我们需要细致分析。
《尚书》这本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上说，中国上古的“法”，起源于黄帝和蚩尤的时代，称为“五刑”。“五刑”是指刑罚的五个种类，即割鼻子、砍脚、切生殖器、脸上刺字以及刀砍火烧。这“五刑”都是肉刑，是残害肢体、剥夺生命的惩罚手段，残酷而野蛮。
孔子所面对的“法”，主要是指以“五刑”为基础的刑法。从这样的刑法之中，孔子看到的是人性黑暗面的释放、人对人的残暴、人际关系的冷漠，以及社会共同体中爱的凝聚力的匮乏。
孔子去世310年后，即公元前169年，西汉汉文帝下诏废除肉刑，对刑罚进行改革，减少对肉体的残害。以往我们提到西汉的文景之治，想到的多是汉文帝时期轻徭薄赋、朝廷收税少、不增加民众负担等，其实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汉文帝废除肉刑，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层次。
今天中国刑罚的种类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等。中国保留了死刑，但世界上有70%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以残害肢体、剥夺生命来恐吓犯罪的做法，正逐渐退出人类的文明史。
再看第三句，“民免而无耻”。若朝廷只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人们就会只想逃避和免于被刑事处罚，内在却没有羞耻心。“免”，指免于因犯罪受罚。
如果朝廷所做的事是为了民众的共同利益，那么人人都应尽义务，不尽这样的义务，民众的内心应当是羞愧的；如果朝廷所做的事伤害了民众的共同利益，又威逼他们来服从，民众就是被迫的、被奴役的，会能逃避就逃避，而不会以规避法令为耻。
政令和刑罚都是由君王朝廷垄断和掌握的，民众是被动的接受者，是只能服从命令的人，民众对这样的政令和刑罚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责任心。这个社会如果只是分成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和被动执行命令的被统治者，这样的社会就不再是一家人的社会，不再是一个社会共同体，被统治的民众对国家的命运也不会有自觉的担当。这样缺少共同体精神的社会，不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
孔子是一个有社会大家庭和共同体意识的人。他认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家庭成员之间这种上下有序又相亲相爱的关系，应成为构建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很显然，家庭内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不会采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方式来处理。把这个逻辑放大到社会，如果君王朝廷采取以刑治国的国策，以“五刑”来逼人服从朝廷政令，这样的朝廷就不再是文明的促进者和社会共同体的建设者。孔子在此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君王官吏与民众的关系，是残暴的统治者与受奴役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社会大家庭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们的看法可能越出了这个范围，会认为既不应当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应当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而是法治之下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竞争、合作与博爱的关系。孔子认为，使家庭内的孝敬和友爱之道影响到整个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就会变得孝敬和友好，这才是社会共同体应有的政治。社会成员之间不应该是君主官吏依赖刑法来统治民众的关系，而应共建一个“泛爱众，而亲仁”的社会。人人以德自治，朝廷以德治国，人人是道德主人，每个人都成为共同体正当秩序的建设者和巩固者。
第九课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四》
本章信息量极大，我们先讲前四句，后两句和整章的总结放到下一讲。
这一章非常有名，也非常难解释。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自传，而是孔子的精神自传，是孔子求道的心路历程，讲的都是发生在孔子内心的事情，外人很难去理解和定义。本章是《论语》的核心部分，我们需要小心求证，观点要有证据和逻辑的基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意思是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学习了。你可能会想，孔子十五岁才开始学习呀！太晚了！其实，孔子十五岁有志于学，这在当时很正常。孔子生活的时间是从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属于东周王朝时期。周王朝的教育制度规定，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上学的年龄不同。周王室的太子八岁上小学，公卿贵族的孩子十三岁左右上小学，普通士族的孩子十五岁上小学。今天的孩子七岁上学，享受的是周王朝太子的待遇。
周王朝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贵族统治者，教育的内容称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指礼仪制度，“乐”指乐舞，“射”指射箭，“御”指驾驭马车，“书”指书写和历史典籍，“数”指算术数理。这是贵族所需要的文武技艺和治国理政之道。孔子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父亲叔梁纥属于贵族中的士阶层，从血缘上看孔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十五岁上小学，符合当时士阶层孩子入学的规定。
“三十而立”这句话，学术界有多种解释。有证据支撑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用《论语》的其他章句来解释。《泰伯》篇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习由“诗”开始，在“礼”上建立，最后完成在“乐”上，讲的是学习进程安排。这种解释以“立于礼”为证据，认为所谓“三十而立”，指在三十岁时学通了“礼”，掌握了“礼”，得以立身于贵族社会。这种解释，将“三十而立”理解为“三十知礼”。
第二种解释利用了《汉书》中的资料，解释为三十岁时学完了《诗》《书》《礼》《乐》《春秋》五门课。《汉书》中说古人学习这些课，是“三年而通一艺”，三年学通一门，这样“三十而五经立也”，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学通了“五经”。按《汉书》这个资料推算，孔子十五岁开始学习，三年学通一门，正好在三十岁时学完五门课程，完成大学学习，学业基础就建立了。
其实，《汉书》所讲的“五经立也”和《论语》中的“立于礼”并不矛盾，《礼》本来就是“五经”中的重要课程。这两种解释都指按规定完成了学业，有了立身的知识基础，有了社会承认的学业资质。就像现在拿到大学文凭、打下立身的重要基础一样。
还有第三种解释，认为“三十而立”是指孔子开办学校，自立门户。大约在公元前522年前后，孔子三十岁左右，已完成学业，开始办学招生。正是在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婴向孔子问礼，说明孔子名声在外，其“六艺”学霸的名声、礼乐专家的地位得到了贵族阶层的认可。这种解释也是一种合理的推测。除此之外，对“三十而立”还有一些其他解释，比如发现自我、拥有独立的品德等，这些解释虽有现实意义，但缺乏古代文献实证的基础。
“四十而不惑”，到四十岁的时候，心智就不迷惑了。“不惑”，具体指对什么不迷惑？《论语》中记载，孔子两次讲到“知者不惑”，即智慧者不迷惑。而人最大的迷惑就是人生目标不明确，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是价值观混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善恶是非观念混乱。
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思想上不迷惑了，成了智者，就意味着他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确立了。孔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呢？孔子自己有回答。《里仁》篇记载，孔子说：“知者利仁。”智者就要做有利于仁的事情。智者知道他的人生定位，就是在人间推行仁政，帮助人，有益于生命。有了仁的定位，有了爱的标准，就知道做事的方向了，心里自然就不迷惑了。
请记住这个逻辑：因为孔子说过“知者不惑”，所以“四十而不惑”可以理解为“四十为知者”，在四十岁时达到了智者的层次；又因为孔子讲过“知者利仁”，智者做对仁有利之事，所以四十岁为智者，就相当于四十岁就知道了要做有利于仁的事。结论就是，到四十岁，就不迷惑了，想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做有利于仁的事。
孔子崇拜周公，以周公为榜样。《述而》篇中，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思是他只是讲述周文化，并没有创新。他信从周文化，热爱周文化。孔子把自己定位为周公之道的传承者，而不是一位创新者，这对理解孔子很重要。
所以，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讲的仍然是对周公思想的领悟，是传承周公之道上的领悟，是孔子学业上“三十而立”的延续和升华。到四十岁的时候，孔子明白了一个根本道理，诗书礼乐这些周代礼乐文化虽然形式丰富、内容繁杂，但是，统一的、根本的精神都指向“仁”，都是为了“利于仁”。这就是孔子精神上真正的不惑！
原来如此！诗书礼乐、泱泱礼乐文明，都是为了实现仁，为了建立仁爱社会。正如《八佾》篇中记载，孔子说：“人的行为不仁，礼有何用？人的行为不仁，乐有何用？”这是孔子真正的不惑，他明白了“礼”和“仁”的关系，理解了诗书礼乐的统一和根本的精神在于实现“仁”，实现人间之爱。
理解了“四十而不惑”，发现了周公之道、礼乐之道是以“仁”为精神基础的，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下一句“五十而知天命”了。
“五十而知天命”，仍然是孔子理解周公之道的过程，是孔子的精神领悟再次升华的新阶段。孔子到五十岁的时候，终于领悟到了“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
四十岁，孔子领悟礼乐之本为“仁”。到五十岁，孔子领悟到，原来“仁”的背后就是“天命”！周公之道原来就是天命之道。周公受上天启示，制定礼乐制度，推行仁政，原来就是为了实行上天的意旨，奉行上天之道。孔子的精神生长到这个层次，是一种根本性的升华。
礼乐的根源在“仁”的精神，而“仁”的精神又在“天命”之中，天命爱人。领悟到这一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诞生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在人间推行仁政，这是人与人的关系，但当领悟到仁爱的根源在天命之中，是上天的意旨，这就是“天人合一”了，推行仁政就成了奉天而行的神圣使命。
1973年，长沙马王堆战国帛书出土，其中有一篇《四行》的儒家文献，上面说：“知人道曰知，知天道曰圣。”能知“人道”、人间之道，就是智者；能知“天道”、上天之道，就是圣人。
按《四行》中的说法，孔子在四十岁时成了智者，因为他理解了周公礼乐之道是以“仁”的精神为本的。仁爱，就是人道，人间应有之道。孔子在五十岁时，已经领悟到周公礼乐之道、“仁”之道是源于天命的，是上天意旨。自此孔子进入一个新境界，进入敬畏天命、以天命统摄一切的思想境界，攀登至中国传统精神的最高峰，中国古代精神的珠穆朗玛峰。
明天道者为圣人。孔子很谦虚，不敢称自己为仁人、圣人，但同时代的一些人已经称呼他为圣人了。圣人是什么？《论语》中有定义，圣人奉行天命，保护民众，救济民众。圣人行善，要胜残去杀，战胜残暴，制止杀戮。领悟到天命就是仁，就是爱，圣人必须为仁爱行动。天命，就是爱护人的神圣使命。
公元前501年，孔子领悟到“天命即仁”后，开始出来做官，服务于仁政。孔子五十一岁时，在鲁国当了中都宰，相当于现在山东汶上县的县长，开始了他入仕的经历。
一旦知道天命是建立“仁”的世界，就必须去行动，孔子也就开始行动了。在这种奉行天命的精神状态下，他关注的已经不是得失成败的问题，而是必须朝这个方向去做的问题，就算知其不可为也得努力为之。
请注意本章前四句中层层上升的关系。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指他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习。“三十而立”，指三十岁完成学业，有了立身的学业基础。“四十而不惑”，指孔子明白了所学的周公礼乐之道，是要“利于仁”，是要建立一个“仁”的世界。“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明白了“仁”的力量和秩序源于上天，是上天的意旨。上天即“仁”，上天即“爱”，“仁爱”就是天命。从学习“六艺”到领悟“仁”的精神，再到领悟“天命”，这是孔子精神史的前三步，前三个台阶。穿越这三个台阶，孔子经历了从学生到智者、从智者到圣人的人生阶段。
第十课 六十而耳顺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四》
本讲我们继续解读《为政》篇第四章的后两句，并对孔子的这份精神自传做一个小结。
“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什么意思？部编本教材初中七年级的《语文》中，对“耳顺”的注释是：“对此有多种解释，通常认为是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教科书这样解释是有来源的，钱穆先生、南怀瑾先生、李零先生，他们大都认为“耳顺”就是“心顺”，指无论听到好话还是坏话，内心都顺畅淡定，处之泰然。
这种流行的解释其实只是一种引申义，有局限性。为什么？我有三个主要理由。第一，认为“耳顺”是指听到什么都不生气，这样的解释没有古代文献上的证据。第二，孔子是一个是非分明、好恶分明的人。《里仁篇》记载，孔子说：“唯有‘仁’者，能真正地喜爱一些人，也会厌恨一些人。”有了“仁”的标准，对符合“仁”的行为就会喜爱，对违背“仁”的行为就会厌恶。《先进》篇中记载，孔子学生冉求担任季氏家臣期间，为季氏聚敛财富，这违背了孔子施行仁政的哲学，所以孔子说：“冉求不算我门徒。你们可以鸣起战鼓，去攻击他。”如果把“耳顺”解释成什么都听得进去，遇事都很淡定，不为任何事情闹心，那孔子为什么会生气，还要让学生们对冉求“鸣鼓而攻之”？读孔子得学到一条：做人要有是非标准，对丑恶之事会生气、会愤怒、不苟且，才算正人君子。
第三个理由，孔子并非一位凡事都处之泰然、淡然接受的人。《论语》中有三次记载孔子哭泣，《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两次记载孔子的悲叹与哀伤。《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前七天，悲歌道：“泰山倒了！梁柱断了！哲人枯萎了！”孔子在流泪，他心有不甘。有理想的人，内心是充实的，但不一定是平静的。理想总在路上，路途总是艰难。为了理想努力奋进，会伤心，会流泪，这才是一个内心真实的人，一个不虚伪的人，一个心态健康的人。
讲完“耳顺”不是什么，来看“耳顺”是什么。理解“耳顺”，不能离开耳朵去猜想。“耳顺”的原意就是耳朵顺从、听从。孔子讲的“耳顺”，是他领悟周公礼乐之道的一个新阶段，讲的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先看在孔子的时代是怎么定位“耳”在认识论上的作用的。
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听觉和视觉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主要渠道。今天我们习惯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在孔子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认为，听到的世界比看到的世界更本质，只有听觉才能认识更深层、更神秘的世界。
关于中国古代对听觉与认识论关系的看法，学者叶舒宪先生有极好的分析。战国郭店楚墓竹简的儒家文献《五行》篇中说，通过“眼”而知道，这是智者；通过“耳”而知道，这是圣人。我们可概括为“眼见为智，耳听为圣”。
道家文献《文子》中记载，学生文子问老子，什么是“圣”？老子回答说，通过“听闻”而知道，就是“圣”。孔子也持这种看法，《里仁》篇中记载，孔子说：早上听闻道，晚上死了也甘心。显然孔子认为“道”是靠耳朵听到的。
汉语词汇中保留了听觉优于视角的传统认识论，例如“聪明”二字，“聪”指耳朵好，放前面，“明”指眼睛好，在后面。又如，我们常说“耳目”而不会说“目耳”。从“圣”字的造字看，甲骨文时期的“圣”字就像一个大耳朵和一张嘴，意思是能听到并说出来。
在孔子的时代，人们重视听觉，认为圣人传天命，而天命是通过聆听获得的。“聆听”的“聆”字，左边为“耳”，右边为“令”，“聆”指聆听命令。本章中“耳顺”就指听从，听从天命。现代汉语中，当我们说“你要听话”时，就是听从的意思。聆听上天、听从天命，这就是“耳顺”的本意。在“耳听为圣”的文化氛围中，孔子提到“耳顺”，也是隐喻自己以圣人为榜样，听从天命安排。
古代学者理解“耳顺”没有难度，容易抓住本质。东晋的孙绰用《诗经》中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来解释“耳顺”。“不识不知”，指不要依靠自己的见识和知识。“顺帝之则”，就是顺应上帝的法则。那孔子之前，有没有文献记载通过听而得天命呢？有的。孙绰用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句诗，就是《诗经》中上帝对周文王说的话，是周文王听到的上帝之言。
本章的核心是孔子对天人关系、人与天命关系的领悟，“耳顺”是指孔子知道了要听从天命，明白生命中的许多事是由上天决定的，正如《论语》中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论语》不是也记载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上天说什么话了？四季运行，百物生长，上天说什么话了？听这语气，似乎上天并没对孔子说话，孔子似乎在质疑上天之言存在的可能。这与“耳顺”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没有。因为“耳顺”指的是听从天命，并不是指孔子听到了上天之言，而是孔子表明自己顺应天命、听天由命的意思。
孔子没有直接聆听到上天之言，他可能对此曾有过思想上的疑惑。孔子提到“天何言哉”，说明他心中对“耳听为圣”这个问题有过焦虑。但是，孔子在心理上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开始质疑这种唯有“耳听为圣”的传统看法，难道上天之言只能通过聆听、不能通过观察而得来吗？孔子认为，百物创生、四季运行这样的自然秩序就是上天之言，是可以通过双眼观察到的。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到七十岁时，就算自己随心所欲去想、去做，也不会逾越规矩了。不会逾越谁的规矩？不是朝廷或某个王公贵族制定的规矩，而是“天命”的法则和秩序。
到了七十岁，孔子认为虽然上天没有对自己讲话，但上天的法则就展现在眼前，在四季之中，在万物生长之中，在自然生命秩序之中。这个有益于生命的自然秩序的背后，是天命秩序。《论语》表面上浅显，背后有深刻的认知。孔子从周公礼乐这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背后，看到了更高的天命秩序，也从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背后，看到了更高的天命秩序，这是孔子思想的真正力量所在。
孔子心中有一个天命秩序，这个秩序在人间的表现就是“德”或“仁”。他有一个高于现实秩序的天命秩序，这是生命的秩序，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使现实秩序向那个理想的天命秩序无限接近。到七十岁时，天命秩序内化在孔子心中，他就算是随心所欲，也只会自觉顺从天命秩序，不会逾越天命秩序。这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十一课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zhì）也。”
《论语·为政·十七》
这段话可以这样翻译，孔子说：“由！我来教你求知的态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也有另一种译法，把最后一句读作“是知（zhī）也”，这样就翻译为：“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知道。”这两种译法都可以。
这里的“由”，指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路，名仲由，字子路。子路小孔子九岁，追随孔子四十年。在孔子学生中，子路有武士气质，为人勇敢，对人忠心，个性率真，喜怒都形于色。他如果发现孔子做得不对，会立即表示不满，曾多次顶撞孔子。
如《雍也》篇记载，孔子在卫国时，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在私生活上名声不好，子路很不满。孔子就向天发誓，说如果自己做了坏事，就让上天厌弃吧！
子路虽然直来直去，但孔子最信任的学生大概就是子路了。《公冶长》篇中记载，孔子说：“如果我理解的道无法实现，我将乘木筏浮海而去。会跟我走的，大概只有由吧？”可见孔子对子路的信任。
本章中孔子对子路说话是直呼其名，直接称“由”。古代中国有地位和文化的男性，一般都有名有字。在正式场合自称的话，称名。平辈之间，互相称呼字。例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姓曹，名操，字孟德，平辈称曹操为“孟德”，曹操自称，要称“操”。《三国演义》记载，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论语》中，除孔子外，同辈称仲由都叫他的字“子路”。按当时礼教，老师对学生如父亲对儿子，都是直呼其名。所以孔子称呼他的学生，都是直呼其名，如称子贡为“赐”，称曾子为“参”，称子路为“由”。
下一句“诲女知之乎”，“诲”字的金文，左边为“言”，右边为“母”，就是母亲对孩子说话。这是一种带着爱心、循循善诱的说教。今天我们常把“教”“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其实它们的原意是有差异的。“教”字的象形字，像是提着棍棒迫使人去学习，强调的是逼迫和惩罚。“诲”是爱心说教，“教”是强制教育。孔子的教育特点主要是“诲”，是母亲教孩子一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把“教育”称为“诲育”，可能更好一些。
“诲女知之乎”的意思是，我来教你求知应有的态度吧！孔子要求子路在知识上首先要真实，知道什么，就表明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就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对知识，对自己，都要真实地去面对，这是求知应有的一种态度。
这次对话的背景，我们已经难以考证。子路性格冲动，喜欢表现自己。孔子有提问，他会抢着第一个发言，可能也有不懂装懂的时候。所以，孔子要子路收敛一下，发言谨慎一点，要表达出真实情况——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人们通常希望在他人面前表现出知识优势，这是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一种方法。正因如此，人们有时会选择隐蔽自己无知的一面。孔子教育子路，要努力学习，真实地面对和表达自己的知识状态，不要不懂装懂，这才是智慧。
孔子自己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榜样。他知道的，就传授给学生；不知道的，他就老老实实去问，去学习，去向人请教。《八佾》篇中记载，说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在询问、请教。太庙指祖庙，鲁国的祖庙就是周公之庙。就有人说：“谁说这位出生在鄹地的人知道礼乐呀？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请教。”孔子听到后说：“这正是礼的精神。”
当时孔子已经是知名礼乐大师，但他进入太庙，仍然“每事问”，凡事请教，有人就嘲笑他了。“鄹人之子”，就是鄹这个地方的人的孩子，这样的说法带有歧视意味。周王朝时期，在都城内外的不同区域进行等级划分，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居住在不同的片区。孔子居住的“鄹地”，是平民居住的地方。
“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谁说这位从平民区鄹地来的人知道礼乐知识呢？但孔子认为，不懂就问，不耻下问，这正是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要求人好学上进，在知识上真实地面对自己、表达自己。
孔子入太庙，凡事请教，他并没有顾忌自己礼乐名师的身份，没有装得高深莫测。他对不懂的，就是希望能多了解，多掌握知识。在求知的时候，孔子没有身份意识。
孔子这样的态度非常重要。学习知识，一定要丢掉身份意识，学习就是要以知识为中心，懂就是懂，不懂就想，不懂就学，不懂就问，这才是正当的态度。不仅学习上如此，做事也是如此，要放下身份，以做好事情为中心。《公冶长》篇中，孔子对子贡说要“不耻下问”，谦虚地去请教，这并非耻辱。从孔子“入大庙，每事问”的做法及“不耻下问”的教导看，他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一种真实的、老老实实上进和求学的态度，是智慧的态度。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句除了刚才的解释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虽然我不太认同，但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由！教你一种求知的方法吧。应当知道的，就去知道。不应当知道的，就不用去知道。这就是智慧。”这种解释认为，孔子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当知道的，另一类是不应当知道的。所谓不应当去知道的，指的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知识，如上天以及鬼神的知识。意思是孔子重视现实问题，不重视宗教信仰的知识。钱穆先生、李泽厚先生等，都持这种看法。
这种观点的依据，就是孔子在《雍也》篇中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zhì）矣”这句话。钱穆先生这样说：“如问世界何由来，宇宙间是否真有一主宰，此等皆不可必知。”这种解释很有影响，但我觉得很不妥当。理由如下：
第一，孔子并非一个不关心至高力量的无神论者。钱穆先生把“敬鬼神而远之”解释成不必追究终极问题，不必关心宗教知识，不必关心宇宙主宰力量和秩序的问题，这不符合孔子的精神特征。在孔子的概念中，“鬼神”并不代表宗教意义的主宰力量。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主宰力量，孔子称之为“天”。孔子那个时代，“鬼”主要是指祖先之灵，“神”主要指日月山川等自然神。孔子信仰的最高主宰力量是“天”“上天”，或者叫“皇天”“昊天上帝”。《论语》中用的最多的是“天”。
孔子说君子当“畏天命”，说“天生德于予”，上天把“德”赐予了我，又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些都说明孔子精神上是信靠上天的。也就是说，孔子相信宇宙间有一个至高的主宰力量，他敬畏这至高的主宰力量，称这至高的力量为“天”。“鬼神”不是“天”，不是那个最高的主宰力量，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是离开“鬼神”去敬“天”的意思。
第二，孔子并不反对讨论与神祇有关的议题。《述而》篇记载，孔子生病了，子路请孔子向神祈祷。孔子问：“有什么说法吗？”子路说：“有啊。古代悼辞中有这样的句子：要向上方下方的神祇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长时间了。”子路请求孔子祈祷，孔子顺便就设了一个考题来考子路。显然，孔子与学生之间，对祈祷等与神祇有关的知识有讨论和学习。的确，孔子是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我对生尚不知晓，怎能知道死的问题——这并非指孔子要封杀对宗教的讨论，而是告诉人，重要的是要理解宗教祭祀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一个老师，如果把知识限定在世俗知识，封杀宗教知识，限制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就不是一个好老师。《论语》中的证据说明，孔子并非这样的老师。
所以，把“知之为知之”解释成去学那些应当学习的知识，把“不知为不知”解释成不去学那些不应当学习的知识，把人类的知识探索划出一个禁区，这种看法首先没有充分的学术证据，其次从教育思想来说是一种专断的封闭。请问，谁有权力和智慧来划定什么样的知识应当探索，什么样的知识不应当探索呢？
孔子没有在知识探索上设定禁区，他教导子路要先求真，再求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先求真，再求知，这是学习知识的基本原则。求真是求知之路的基石。
第十二课 子奚不为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二十一》
本章可这样翻译，有人对孔子说：“老师您为什么不从政为官？”孔子说：“《书》上说：‘孝敬啊，只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影响就会施加于政治。’这就是从政，为什么一定要当官才算从政呢？”
先解释第一句，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为政”这个说法，在《论语》中出现过六次，前面我们介绍过孔子“为政以德”的说法。“为政”，总的来说就是治国、执政、从政、参政的意思。从本章孔子的回应看，问话人提到的“子奚不为政”，是问孔子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做官，所以才有孔子解释自己对“为政”的理解。
一般人印象中，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被国君们赏识，寻求从政为官，获得权位，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本句中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这么问的前提应当是孔子已经有从政为官的机会，但孔子却不愿意。
有机会却不愿意出仕做官，孔子有这样的时候吗？有，是在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货当政的时期。《阳货》篇记载，阳货曾与孔子有一段对话，内容是阳货邀请孔子出仕做官。阳货问孔子：“自己身怀本领却任凭国家混乱，能叫作仁吗？”还问：“想做事却不去及时把握机遇，能叫作智慧吗？”阳货是间接责备孔子不出来做官是不仁不智。阳货还说：“日月运行，时光流逝，岁月不等人。”孔子只好说：“好吧，我准备出来做官。”
“子奚不为政？”这句问话发生的时间，应当是在公元前505年至前502年、阳货控制鲁国政坛期间。这时孔子的年龄在四十六岁到五十岁之间，已经是知名的礼乐专家。阳货是谁？为什么阳货盛情邀请孔子出来做官，却被孔子婉拒？阳货是当时鲁国执政的卿大夫季氏的家臣，孔子并不认可阳货。公元前505年，阳货反叛季氏家族，联合一些人劫持了季桓子，逼季桓子答应让他执政鲁国。这样，阳货就成了季氏家族的乱臣贼子。这种时刻，如果孔子受阳货之邀出来当官，就是表示对阳货的支持。
孔子不愿意这么做。从价值观上，孔子不愿为阳货这样的乱臣贼子站台背书。从政治实力判断，孔子知道季氏家族树大根深，不看好阳货。果然，阳货执政三年后被打败，逃往晋国，季氏家族重掌鲁国大权。孔子没有接受阳货的邀请出来为官，是明智的选择。在阳货与季桓子的冲突中，孔子因为拒绝出仕，没有在阳货手下为官，得到了季桓子的信任。
阳货失败逃走后，季桓子就向鲁定公举荐孔子出来做官，孔子欣然答应，一路做到了鲁国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和代理国相（相当于代理总理）这样的高官。鲁国季氏家族是孔子得以从政的关系背景。那个时候，孔子对是否出来做官有自己的准则，一看执政者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取向，二看执政者的政治实力。
孔子曾经有机会在阳货手下为官却不愿出仕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这个问话发生的背景。这句问话真实的意思是：你教的周公礼乐之道就是为政之道，你对政治感兴趣，但为什么不愿接受邀请出来为官呢？你这样做，错过时机，而且似乎有点不仁不智呀！面对这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含蓄的。孔子引用了《尚书》这部古代典籍中的一句话：“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意思是，我确实关心政治，希望从政，但我对政治、从政的理解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其影响就会施加到政治上，也是从政。
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政治，建立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家庭关系之上。家庭关系可以决定社会关系，我先做好家庭关系。我不出来做官，把家治理好，推动孝悌之道，这不是不仁不智，而是有仁有智。孔子这样回答，既是对别人质疑他不仁不智的回应，也表达了他对政治的真实思考。
孔子对政治，对从政做官，确实有他自己特别的定位。这种特别的定位，是一位思想家层次的定位。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孔子是从构建良好秩序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前面我解释过“为政以德”。“为政以德”，就是政治要以“德”为中心。“德”的本义，是生产和养育生命。对孔子来说，“为政”就要行“德政”，就要构建养育生命、有益生命的社会—政治秩序。
讲到政治，人们通常会想到阴暗的争权夺利，认为政治不道德。但孔子心中的政治，是有益生命的美好事业，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神圣事业。孔子认为，这种以养育生命、有益生命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的基础之上，可以从家庭做起，然后“泛爱众”，扩大到社会，服务众人，这就是“德”的秩序，有益生命的社会—政治秩序。
第二点，孔子认为人人应有政治意识，人人可承担起社会责任。孔子将政治定位为“为政以德”，要求建立以德为中心、以仁为导向的秩序，所以孔子认为政治是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应当去建构的。从自己出发，做好自己就会让社会更好，管好家庭就是管好社会，经营好企业也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每个人要建立好自己身边的秩序，从而成为社会共同体秩序的建设者和输出者。
社会是否美好，是否有益于生命养育，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不能仅仅等待君王诸侯来赐予。我们讲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上，人类有过两类伟大的贡献者：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加深了人对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的理解，使人类变得富强，这是科学家、技术发明者；二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加深了人对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促进了人间仁爱秩序的生长，这类人是宗教创始人、思想家以及部分政治家等。
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孔子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残暴，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对有益于生命的秩序建设做出了贡献。孔子以“德”为中心的秩序，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秩序，本质上都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生命之爱的秩序。
孔子是一个有秩序建构意识的人。在孔子那个时代，他将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作为构建美好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家庭生活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就是在构建社会秩序。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或许可以忽略孔子的具体措施，但我们要重视他这种打通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思想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有构建社会秩序的意识。不妨问一问，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有哪些价值准则和价值行动，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秩序的建设者和输出者呢？
第十三课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二十二》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就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了。我把“人而无信”翻译为人如果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不能取信于人是有依据的。《颜渊》篇中，也用了“无信”这个概念：“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都有死亡，民众不信任就立不住。所以，“人而无信”中的“无信”，指的是不能取信于人、得不到人的信任的意思。孔子这句话非常重要。做人做事、治理天下，是否能得到人的信任至关重要。
如果你是领导，员工信任你吗？如果你是员工，领导信任你吗？交朋友，朋友信任你吗？与人合作，合作伙伴信任你吗？我们每天都应有一个“信任反省”。随时“信任反省”，就会发现身上常有让人不信任我们的毛病。在世界范围内排序，中国人在“守信”上的形象似乎不令人满意，我们得认真开展“信任反省”。
《论语》中非常重视“信”。“信”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3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上面讲的“不能取信于人”的意思。第二，有“守信”的意思，如《学而》篇中说的“言而有信”，说话算话、重承诺、为人守信。第三，有“信任”的意思，如《公冶长》篇中的“朋友信之”，朋友信任他、信赖他。此外，还有“相信”的意思，如《公冶长》篇中的“听其言而信其行”，听他这么说，就相信他会这么做。
对“信”这种德行的强调是人类古今中外的普世价值，中国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墨家无一例外都讲“信”。就算是最讲功利和不择手段的法家，也讲国家法令要取信于民。
“信”既是个人行为规范的问题，也是社会秩序的问题。从个人行为来看，如果你言而无信，就没有人信任你，就会被别人排斥孤立，想做事找不到合作者，难成大事。做事的人都知道，信誉是一个人重要的人生资本，人生就是要不断积累信誉。每做出一件让人不信任的事，都会造成个人信誉的流失。如果信誉破产，会一事无成，所以要像珍惜眼珠一样珍惜信誉。任何人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要与其他人合作。要合作，就得依靠“信”的准则来维系。从整个社会来说，“信”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无法运行。
孔子高度重视“信”。《颜渊》篇中，子贡问孔子，应如何去治理国家。孔子说：“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军队，有民众的信任。”子贡又问：“逼不得已而减掉一个，这三者中先减掉什么？”孔子说：“减掉军队。”子贡又说：“再减掉一个，从两个中减掉哪个？”孔子说：“减掉粮食。自古皆有死，民众不信任，就无法立足。”孔子认为，民众对君主和朝廷的信任比足够的粮食和军队还重要。
中国古代哲学中，“信”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诸多方面。在前面第四讲解释过孔子的“主忠信”，以“忠”和“信”为主，其中“信”这个概念，可以再强调一下。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古人将恒定的、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如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称为信。如果四季变动混乱，没有信，生命系统就会崩溃。
从人与神的关系看，“信”的原意指誓言。例如各国形成盟约、举行盟誓，得向神明发誓，这誓言必须遵守。如同《左传》中说的“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忠于民众，取信于神。
从人与人的关系看，强调“信”的角度更多。例如在朝廷与民众之间，朝廷法令要公平、稳定，要依法办事、取信于民；朋友之间，要讲信用，如曾子“三省吾身”中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自省；同事之间，也必须讲信用，不然没有办法共事；父母子女之间，也有信的问题。
诚实守信，让人信任，这是个人成功的前提，也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写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还写过一本名为《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的著作，里面谈到信任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本，一个缺少信任的社会难以发展。一个社会分工合作发展的程度、发达的程度，可以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信”的程度来衡量。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核心差别之一，就是落后国家的人和制度都比较缺少信用。
言而有信、诚实守信的德性，对个人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奇怪的是，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表扬孩子的时候，喜欢表扬孩子考试成绩好、某方面的专业技能很强、得了什么奖，却很少表扬孩子言而有信。个人能力中，守信是一种核心能力，需要不断反省和训练。社会能力中，守信是一个核心社会资本，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强化。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如果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还怎么能行路呢？大车，学术界多解释为牛拉的货车。小车，主要指载人马车，如战车就是小车。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的马车结构就会知道，要把车辕套住马的肩部位置，马才能拉动车。这样，马的肩部上方就得固定一根横木，车辕搭在这根横木上。车辕和横木的结合处，还得有一个销子，才能把车辕和横木衔接在一起。这个连接车辕和横木的销子，大车上的叫“輗”，小车上的叫“軏”。没有“輗”和“軏”这种销子，车辕会与马肩上的横木脱离，车就无法行走。
请注意孔子所用的比喻，“輗”和“軏”这种连接车辕和横木的销子个头很小，而且主要部分插在车辕和横木结合部位里面，外面只能看到一点露出来的尖头部分，很隐蔽。我们从远处看一辆车，明显的就是车身、车轮、车辕和牛马，很难看见“輗”和“軏”这种销子。孔子为什么不用车轮来形容“信”的重要性呢？为什么不说“人而无信，大车无左轮，小车无右轮”，这不是更形象化吗？孔子专门挑了隐蔽的、不容易被看见的小插件“輗”和“軏”来比喻“信”，有他巧妙的考虑。
孔子的比喻很清楚。“信”，言而守信、取信于人、讲求信用这种德性，平常大家似乎不太在意，不像考试得高分、竞赛得大奖、生意挣到钱这么明显，但孔子认为，这个不明显的“信”的品德，其实是人生车辆或社会车辆得以运行的关键部件。
在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品德中，如果我们把“仁”比作车身，把“义”比作车轮，把“礼”比作车辕，把“智”比作横木，那么是“信”这个小销子把仁、义、礼、智结合了起来。这个微小而不容易看到的德性“信”，是人的各种能力组合的关键连接点，是社会秩序得以运行的关键部件。缺少“信”，不能取信于人，人生就散架了，再有其他优点都没用。缺少“信”，不能建立诚信社会，社会秩序就散架了，其他方面再强也没用。我们每个人要在自己身上强化“信”的能力，要建立一个以信立国的未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