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清明:学术之可为与不可为
《学术作为志业》的主题似乎很明确,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来讲解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问题。但我们后来会发现,韦伯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的发问,最后切入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学术本身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演讲一开始像是“就业指南”,似乎有点琐碎,相当“学究气”地探讨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告诫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术工作依赖于制度环境,而现在大学的体制条件不容乐观。德国本来有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理念和传统,但现在的德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非常专业化,学科分工明确,像是工厂里的劳工。而且学术象牙塔的等级严密,年轻人向上晋升的过程艰辛而漫长,常常听凭运气的摆布。讲述学术外部条件的严峻现状,是要对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学术工作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韦伯告诫年轻人,不要对运气心存幻想,如果选择了学术这不归路,那就不要郁闷,不要怨天尤人。
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必定需要来自内心的支持。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把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项表演事业”,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
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着“召唤”(calling)的涵义。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如果将学术当作志业,那么问题好像就解决了。献身于学术似乎就有了明确的理由:就是对学术本身不计功利得失的激情,来自“为学术而学术的”的信仰。但恰恰在这里,更重大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学术能够作为“志业”?学术本身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让人对它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由此,这场演讲就从一个“就业指南”转向真正核心的问题: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韦伯接下来的长篇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心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否定性的论述,论证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些价值和意义。在揭示了种种错觉和误会之后,韦伯转向了肯定性的论述,试图最终阐明,学术还可能有什么意义、为何还能作为“志业”值得我们奉献。
韦伯的否定性论述可以称作“学术之不可为”。他出乎听众的预料,没有去为学术的神圣价值做辩护,相反,他试图揭示,通常人们对于学术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经充分反省的,传统所确认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他首先将学术界定为“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然后逐一反驳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理解和传统认知。比如,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吗?韦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理知化进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分地来把握世界和自我。再比如,学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吗?韦伯认为不能,相反,由于学术发展,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觉。而现代知识的不断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分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从讨论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开始,韦伯打破了人们长期信奉的关于学术的传统神话。大家或许知道,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述的洞穴寓言中,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寓言是西方思想“启蒙”的原型,而理知化的进程就是从洞穴向上攀登、迎接光明的历程。因此,以理知化为特征的科学或者学术一直被认为具有“道路”的意义,由此通向真理、善和美、“通向真实的存在”、“通向艺术真实”、“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福”。而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阐明了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怀疑”的道路。因为理知化发展的结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当时台下的一名听众,会不会有一种幻灭之感?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但“清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知化已经让世界祛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的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自我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在“内心上一致”,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除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