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最初的试探

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可是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要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历代史书里都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王安石从均输法开始着手，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意见，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生活的官员们受罪。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加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魔力的脑子里变出来。这是多么诱人啊，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的，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十倍地翻番增长。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地避开了敏感的涉及立国根基的农业问题。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百余万居民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地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发运司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权力不足。

真实地再现了大量的物资通过汴河运入汴梁的场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具体做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利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其间朝廷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算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大家看清楚了吗？等于朝廷开了个采买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宋王朝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

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个目标。王安石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他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五百万贯内藏钱、三百万石上供米为启动资金，把这个“采买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事办了，钱赚了，王安石仍免不了被朝堂上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荡得很有水平。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十八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只有对王安石的责骂，王安石是小人，无事生非，残害百姓，像桑弘羊、商鞅那样赚钱，违背孔孟圣人之道。均输法到底有什么问题，一句没提。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已经名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点子上了，他明白其中奥义。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繁华呢？那就是商业的作用。宋朝商业非官方发起，它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朝廷沾不到半毛钱关系。

苏轼说：“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没明说是官办公司，可采买，必然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苏轼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不就证明了新法的成功吗。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已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活生生地扼杀了。

北宋之汴梁市井繁华，商铺林立，表面上为私人所开，非官办，实际上各种大买卖的背后老板都是朝廷官员。

对，这种说法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额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比较的结果，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一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沾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是发现朝廷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朝廷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朝廷的官员，拿着赵家发的俸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地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大佬们还都没表态。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地想，当时，处于均输法刚出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到全国。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一百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益，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