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帝十一年行政区划
（一）文帝十一年汉中央及各诸侯王国所辖郡目
汉中央 惠帝七年，汉中央领有内史、北地、上郡、陇西、蜀郡、巴郡、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淮阳、云中十六郡。高后元年，吕后收夺梁国之东郡。[1]文帝即位时，汉中央辖有十七郡。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反叛，文帝将济北国所领之济北、济南两郡收归中央。[2]四年，文帝以淮阳郡置为王国，更代王刘武为淮阳王。六年，淮南王刘长获罪国除，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收归中央。据此，文帝十一年汉中央直辖区域当以惠帝七年之十六郡为基础，增东郡、济北、济南、九江、衡山、庐江、豫章七郡，减淮阳郡，共领有二十二郡。
齐国初封之时并无济南郡之名。谭其骧先生以为博阳郡后更名济南郡。[3]周振鹤进一步论证，“大抵因博阳郡治迁至济水以南之东平陵，遂更郡名为济南。更名之年已不可考。”[4]谭、周先生此说可信。唯其更名之年，《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5]据此，似乎吕后元年之前博阳郡已更名为济南郡。[6]然此说不可信，因吕国设置之前，博阳郡并无泰山以北之东平陵周边地（见后文济南郡辖域叙述）。司马迁当是以晚出的济南郡名称追述前事。吕后七年更吕国为济川国，吕后死后，济川国地复属齐国为郡。济南郡之名当承袭自济川国，更名于文帝元年。
代国 高后八年，代王刘恒继帝位。文帝二年，刘恒封皇子刘武为代王，辖雁门、代郡；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辖太原郡。四年，文帝“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7]故文帝十一年，代王刘参领有太原、代郡、雁门三郡，与刘恒之代国封域相同。
赵国 河间国 文帝元年，刘恒绍封赵幽王子刘遂为赵王，辖幽王故地之邯郸、恒山、河间、清河四郡。二年，文帝复封刘遂之弟刘辟疆为河间王，分赵国之清河、河间两郡王之。文帝十一年，赵王刘遂辖有邯郸、常山两郡，[8]河间王刘辟疆辖有清河、河间两郡。
燕国 文帝元年，徙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其封域与刘建之燕国相同，辖有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六郡。
齐国 城阳国 文帝元年，齐王刘襄薨，子刘则继位。二年，文帝为酬谢刘兴居、刘章平定诸吕之功，裂齐国之济北、济南郡予刘兴居，立济北国；裂齐国之城阳、琅邪二郡予刘章，立城阳国。
周振鹤先生以为，文帝封刘章之城阳国仅有城阳一郡之地。[9]笔者以为此说不妥，理由有三。其一，城阳、琅邪两郡同在齐长城之南，两地地域毗连，置为一国较为合理。而齐国若跨越齐长城领有濒海之琅邪郡，则封域划分殊为不便。其二，城阳、琅邪二郡关系密切。据谭其骧先生的意见，汉初之城阳郡、琅邪郡于秦皆为琅邪郡地。[10]周振鹤先生以为城阳郡为高帝六年分琅邪郡置。[11]今按，出土秦封泥见有“城阳候印”，[12]说明城阳郡设置于秦代。至于秦代城阳郡之由来，当如谭其骧、周振鹤先生所言，乃析琅邪郡西部地置。[13]文帝二年所置济北国、城阳国，其疆域划分存在历史渊源，如济北国所领之济北、济南两郡，为故秦之济北郡地。[14]由此看来，刘章受封之城阳国疆域当与故秦之琅邪郡相同，辖有城阳、琅邪两郡之地。其三，文帝二年封置济北国、城阳国，显然带有三分齐国的用意。如城阳国仅辖有城阳郡，则齐国尚有临淄、胶西、胶东、琅邪四郡，齐国、济北国、城阳国的辖郡数目比值为4∶2∶1，三国疆域相差悬殊。而如果城阳国辖有城阳、琅邪两郡，则齐国、济北国、城阳国的辖郡数目比值为3∶2∶2，三国疆域基本相当。综上，文帝二年之城阳国辖有城阳、琅邪两郡，当无疑义。
梁国 文帝二年，立皇子刘揖为梁王，辖有砀郡之地。
楚国 文帝十一年刘戊之楚国封域无变化，仍领有彭城、薛、东海三郡。
淮阳国 文帝四年，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辖有淮阳郡之地。
吴国 文帝十一年刘濞之吴国封域并无变化，仍领有东阳、鄣、吴三郡。
长沙国 文帝十一年吴著之长沙国封域与惠帝七年相同，领有长沙、武陵两郡。
根据以上考订，我们可以编制“文帝十一年汉中央及诸侯王国所辖郡目表”（表4-1）。
表4-1 文帝十一年汉中央及诸侯王国所辖郡目表
②西汉时代，国君嗣位采用“逾年称元法”，故帝王继位年实为各自元年的前一年。
（续表）
（二）各郡辖域范围
济南郡 齐国初置之时，博阳郡仅有泰山以南之地。吕后元年，吕后以齐国博阳郡封吕台为吕王。吕国都城即东平陵县，这已被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的吕台墓（洛庄汉墓）所证实。可见吕国已领有泰山以北、济水以南之地。吕国领有东平陵周边土地，当在吕国初封之时。吕后元年，吕后封置吕国带有强烈监控齐国之目的。吕后将泰山以北东平陵一带领土划归吕国，不仅使吕国紧邻齐国都城临淄，而且使临淄失去赖以自守的门户—历下，其政治、军事意图十分显著。文帝元年，文帝将吕国故地（时称济川国）交还给齐国，改置济南郡，其辖域不变，约相当于高帝时期之博阳郡，另增《汉志》济南郡之济水之南地。
文帝十一年，除济南郡、临淄郡变化外，其余各郡辖域范围与惠帝七年相比并无变化。另有吴国所辖之鄣郡、东阳郡辖域略有调整。文帝初年，刘濞将国都由吴县迁往江北之广陵，随即对新内史（即东阳郡）辖域进行调整。为了加强对江南鄣郡、会稽郡的控制，刘濞将原鄣郡北部沿江数县划入内史。吴内史与鄣郡的分界在《汉志》丹阳郡之丹阳、句容一线。
[1] 见拙文《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
[2]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4—105页。
[3]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收入《长水集》上册，第20页。
[4]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7—108页。
[5] 《史记》卷五二，第2000页。
[6] 据《吕太后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台封吕王在吕后元年。
[7]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1页。
[8] 文帝即位后，为避讳，更名恒山郡为常山郡。
[9]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8页。
[10]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收入《长水集》（上册），第20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山东南部诸郡》，第7—8页。
[11]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7页。
[12] “城阳候印”秦封泥存世有两种品类。一种为相家巷出土，一种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分见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二·三·48，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13] 辛德勇先生认为，秦国在灭亡齐国后，在齐国东南部置有城阳郡，辖域相当于汉初城阳、琅邪两郡之和。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城阳郡之名为琅邪郡。秦末似乎又从琅邪郡中分置城阳郡（见《秦三十六郡新考》）。辛先生有关秦琅邪郡沿革的解说虽然与谭、周二位先生不同，但同样认为汉初之城阳、琅邪郡乃由秦代琅邪郡析出。
[1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山东南部诸郡》，第7—8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