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帝十年侯国分布特征概述

与西汉末年三辅—内郡—边郡的“圈层式结构”政治地理格局有所不同，高帝时期的政区划分并没有明显的“内外区分”，而更多地继承了战国末年“列国对立”的政治态势。由于刘邦奉行立足秦国故地，以“关西”制“关东”的战略思维，^[1]因此在当时“关西”、“关东”的属性差别要比内郡、外郡的属性差别更为明显。鉴于汉初地缘政治格局的这一特点，本节在对高帝时代侯国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时，将以“关西”、“关东”两个区域架构为基础，分别进行探讨。

（一）关西地区

秦汉之际的“关西”泛指函谷关以西地区，大致相当于战国晚期的秦国旧地。^[2]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的公布，使汉初“关西”之地域范围更为明确。由《津关令》记载可知，汉初之关西乃是指临晋关、函谷关、武关、郧关、扜关一线以西地区，^[3]相当于汉初之内史、上郡、北地、陇西、蜀、巴、汉中七个郡级政区。现结合高帝十年侯国分布图，对关西范围内的侯国分布状况予以概述：

1.汉内史

顾炎武曾根据《汉志》提出西汉“京畿不置侯国”。^[4]不过梁玉绳却持有不同看法：

若《日知录》卷二十二言“西汉三辅无侯国，阳陵、平陵皆乡名同于县者”，恐不尽然。阳陵、平陵应是乡名，他如卢绾之侯长安，刘仲之侯郃阳，丁义之侯宣曲，张敖之侯宣平，温疥之侯栒，吕台之侯鄜，非三辅侯国乎？而食邑者不与焉？顾氏未之考耳。^[5]

梁玉绳所举之侯国多封于高帝时代，有人据此认为高帝时代“京畿不置侯国”制度并不严格。如钱穆曰：“汉首脑部不以封（侯邑），惟汉初偶有例外。”^[6]

梁玉绳所举某些例证，显然存在问题。《汉志》右扶风虽然有栒邑县，但汉初齐国之城阳郡同样有栒县，^[7]故温疥受封之栒侯国（80）不可确指为京畿之地。^[8]至于丁义之宣曲侯国（54）、张敖之宣平侯国（102），梁玉绳以为与上林苑宣曲宫、长安城之宣平门有关。^[9]以宫观、城门分封列侯可谓闻所未闻，梁氏此说极谬。今按，光武帝封宋弘为宣平侯，^[10]故宫博物院藏有秦印“宣曲丧吏”^[11]可证秦汉确有宣曲县、宣平县，两县地望不详，当在关东。卢绾受封于高帝四年，当时侯国制度尚未确立，其“长安”可能是嘉号，而非实有其地。

至于刘仲之合阳侯（95）、吕台之鄜侯（11），情况较为特殊。笔者此前以为两地也在关东，但是出土文献出现的某些信息，动摇了这一看法。2004年扬州文物工作者清理了西汉早期吴国宗室刘毋智墓，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烙印有“郃阳侯家”，同时划刻有“吴家”。^[12]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乃刘仲之子，这件烙印有“郃阳侯家”的漆器显然是郃阳侯刘仲的器物。其中“郃阳”的写法，与秦封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关中“郃阳”的写法一致，说明刘仲封国即汉初内史郃阳县。又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9见有“鄜”，其在简文中的位置处于六百石秩级律文的后补入部分。笔者已撰文指出，《秩律》律文后补入的文字，都是吕后元年初的制度变化。而“鄜”被补入律文，正与吕后元年鄜侯吕台晋升为吕王，鄜县被收归汉廷管辖的背景相关。^[13]由此看来，高帝时期确有封国置于京畿地区。

不过，西汉初年置侯国于京畿显然是当时的特例。郃阳侯刘仲为高帝兄长，第一代周吕侯（鄜侯）吕泽是高后兄长。两人显然是因为皇帝、皇后兄长的身份，才得以置封国于京畿，其目的可能是方便入觐皇帝、皇后。正如王恢所说“（鄜侯）吕台，吕后兄子也，亦如刘仲之侯合阳，卢绾之侯长安，一为弟兄，一为情同兄弟，自当别论。”^[14]

置皇帝、皇后兄长之封国于京畿，只是西汉立国之初的特例。随着惠帝二年刘仲病故，高后元年吕台晋封吕王，京畿内的侯国最终消失。此后直到西汉末年，京畿地区再也未封置过侯国。

2.关西六郡

关西地区除内史以外，还设置有上郡、北地、陇西、蜀、巴、汉中六郡。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六郡范围内同样没有侯国分布。对于西汉不在上郡、北地、陇西、汉中封置侯国，清代以来的各家学者均无异义，但对于巴、蜀两郡，各家的看法并不统一。如全祖望认为，汉初巴蜀之地可以封置侯国，其《功臣外戚恩泽侯表补正》汁防侯条曰：

汉人不以巴、蜀为封国，汁防终以宿憾，而平州则以土著也，见后。

同篇平州侯条曰：

《索隐》曰：“《晋书地道记》属巴郡。”案汉人不以巴、蜀分封，而昭涉掉尾疑是巴人，故建国焉。本《表》其玄孙尚为涪不更，是可证也。^[15]

全祖望称汉代虽然存在巴蜀不封置侯国的通例，但执行并不严格。王恢受此影响，也认为汉初可在巴蜀封置侯国。^[16]其实，全祖望的说法不能成立，他所举汁防、平州的例子都有问题。钱大昕对平州侯国曾有考辨：

《春秋传》“会于平州”，杜预云“在泰山牟县西”；元封三年封朝鲜降将王唊为平州侯，《表》在梁父，盖即《春秋》之平州也。平州虽有三名，汉初封国，当以梁父者近似。^[17]

梁玉绳曰：

《汉志》无平州，《索隐》引《晋书地道记》属巴郡，岂以此侯玄孙为涪不更之故乎？晋置巴西郡平州县，似不可以征汉初侯国。而武帝封王唊为平州侯，《汉表》明言在梁父，当即此侯所封之地。梁父属泰山郡，《左传》宣元年杜注云“平州在泰山牟县西”。《魏志》牟县注云“有莱芜城、平州城”，则在今泰山府莱芜县西。^[18]

钱大昕、梁玉绳所论极是，平州侯国（123）地处齐地，应无疑义。根据《侯表》自注“梁父”以及杜预注“在泰山牟县西”，可知平州应在徂徕山东麓的今泰安市化马湾乡一带。今化马湾乡正有一座春秋至汉代的城址“燕语城”，当即平州侯国。^[19]至于汁防侯国，请见本章附考辨析，此不赘言。总之，“关西无侯国”应为高帝十年侯国地域分布的显著特征。

现已知晓京畿封置侯国为特例，巴蜀不封置侯国，则汉初存在“关西不置侯国”的制度。而从情理上分析，汉代也不会在关西范围内封置侯国。刘邦平定天下后，采纳刘敬和张良的建议，定都长安，奉行“以关西制关东”的策略。而张良在陈述定都关西的优势时说道：“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20]张良认为，关西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自身地理形势之险固防备诸侯。为了贯彻张良的战略，汉廷建立了严格的关津制度作为控御诸侯的防线，故贾谊曰：“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21]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很难想象汉廷会在津关防线之内分封诸侯，这显然与保障关西区位优势的战略意图相违背。其实，史籍中的一些记载已经透露出汉代不于关西封置侯国的信息。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当时居住在长安的列侯为筹措从军资费而向长安富户借贷，而“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22]此语已道出汉代侯国皆地处关东的事实。

（二）关东地区

高帝时代，几乎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关东地区，而关东地区的侯国分布也存在明显特征。现对关东范围内各地区的侯国分布情况作以简要叙述：

1.汉中央直辖十郡

关东地区有十郡为汉中央直辖，可以明显地看到，十郡之中的南郡和太原郡没有侯国分布。南郡境内不分封侯国的现象应与当地自然条件有关。汉代，淮河以南开发程度较低，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被人们视为荒远险恶之地。司马迁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3]《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这些记载表明江淮之间在汉代被认为是不适宜居住的地区，皇帝自然不会把功臣分封于此。至于太原郡为何没有侯国分布，应与太原郡曾置为韩国有关，详见后文所叙。

除南郡、太原郡以外，汉中央直辖的另外八郡均有侯国分封。仔细观察各郡的侯国分布，并无明显的地域特征。不过，河南郡的情况较为特殊，该郡境内的函谷关至伊洛盆地无侯国，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荥阳以东。这显然与洛阳、荥阳两地的特殊地位有关。汉代，洛阳为汉廷经营关东的基地，刘邦初都于洛阳，即使迁都长安以后也多次驻幸洛阳，若在洛阳附近分封侯国则会威胁到刘邦的安全。而荥阳既是拱卫洛阳的门户，又是汉廷控御关东的前沿。每当关东有变，汉廷便会聚兵荥阳以震慑诸侯。高后七年，相国吕产闻齐国有变，“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乃屯留荥阳”。^[24]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命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25]洛阳之武库、荥阳之敖仓，都是汉中央的战略物资集转中心。刘邦不在荥阳以西分封侯国，既能够保障函谷关—荥阳交通线的畅通，又能够保障洛阳、荥阳的安全，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2.王国区域

高帝时代，关东大部分区域为诸侯王属地。由于汉代只在关东地区封置侯国，故有相当数量的侯国分布在王国之中。仔细观察图2-1能够发现王国范围内的侯国分布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值得我们作深入分析。

（1）边郡

在王国范围内，燕国之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赵国之代、雁门、云中三郡，荆国之内史、鄣两郡，淮南国之庐江、豫章两郡以及长沙国之内史、武陵郡，因与匈奴、瓯越、闽越、南越等敌对政权相邻，属于“边郡”范畴。^[26]从图2-1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区域范围内无侯国分布（离侯国和义陵侯国的状况较为特殊，详见后文所叙），展现出“边郡无侯国”的地域分布特征。前辈学者所总结的“西汉边郡不置侯国”规律，同样适用于高帝时代。

刘邦不在边郡分封侯国应当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按照西汉封侯制度，列侯若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须前往封国居住，在国期间还要定期赴长安朝见。^[27]而留居长安的列侯，其封国租税也要转运长安。^[28]如果列侯的封国在边郡，无论是列侯就国、朝见，还是转运租税，都会带来很大不便。同时，边郡地区开发程度较低，又时常受到异族侵扰。如北边郡在汉初便处在匈奴严重威胁之下，韩王信和代王喜因无法抗御匈奴而分别投降敌方和弃国内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将列侯封于边郡，不仅不能保障就国列侯的安全，也无法保障列侯的经济收入，刘邦不置侯国于边郡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由于边郡不封置侯国，这便使高帝时代的汉帝国疆域范围内呈现出恒山—燕山以北，长江以南无侯国的局面，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全国区域的划分。在《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将天下划分为“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江南”四个区域。而如果与高帝时代的侯国分布图相对照，可以发现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司马迁所说的“山东”范围内。^[29]西汉的侯国分布与司马迁“四大区”的天下区划描述为何会如此契合，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2）异姓诸侯王国

从图2-1、2-2可以看到，高帝时代某些诸侯王国境内没有侯国分布。没有侯国分布的王国是燕国、梁国、淮南国。如果寻找三个诸侯王国的共同特征，不难发现三国均为异姓诸侯王国。显然，刘邦不在三国境内分封侯国，是对卢绾、彭越、英布权益的尊重。毕竟分封侯国就意味着把一县的治民权和财税收入划给列侯，因此若在三国境内分封侯国，无异于削夺了异姓诸侯王的权益。可见，刘邦在侯国地域择取上，还存在“避让异姓诸侯王国”的特点。

如果说刘邦封置侯国存在“避让异姓诸侯王国”的考虑，但同为异姓诸侯王国的长沙国，其境内却分布着陆梁（99）、离（101）、义陵（103）三个侯国。似乎刘邦对吴芮、吴臣父子的权益不甚尊重。不过，仔细分析这三个列侯的功状，可以看出三人与刘邦并没有隶属关系。《史表》陆梁侯条曰“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从“受令长沙王”来看，陆梁侯应为长沙王属下。离侯邓弱，功状《史表》、《汉表》阙，惟《汉表》载有：“成帝时光禄大夫滑湛日旁占验曰：‘邓弱以长沙将兵侯。’”义陵侯吴程，《史表》曰“以长沙柱国侯”。以上三侯，均无功状，其共同之处是长沙王属下，显然三人不属于刘邦功臣集团。

笔者这一判断也可以得到列侯排位的佐证。高后二年，吕后命丞相陈平根据功劳大小，排列一百余位列侯的位次。^[30]查询《史表》、《汉表》三侯位次，义陵侯排位一百三十四，陆梁侯排位一百三十七，两侯与项羽旧臣桃侯（136）项襄为功臣排位的最后三位。至于离侯邓弱，则连排位都没有。不难看出，三人与刘邦集团实无瓜葛，他们受封为列侯当另有缘由。西汉时代，惟天子有分封列侯的权利。^[31]想必三人有功于吴芮，第二代长沙王吴臣即位后，为酬谢先王功臣上书请封三人。刘邦从其所请，但三人无功于汉，故令长沙王裂本国地分封。而倘若三人为刘邦功臣，刘邦是不会把三人分封到长沙国如此荒远偏僻之地。

因此，我们可以说，高帝时代存在不于异姓诸侯王国境内分封侯国的特征。如果我们明确侯国地域分布的这一特点，那么对“太原郡无侯国”的现象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高帝六年至高帝七年初，太原郡为韩王信之韩国，刘邦为保障韩王信的权益，未于韩国境内封置侯国。高帝十年韩国虽然已改置为太原郡，但其境内无侯国的局面却得以延续。

需要辨析的是，高帝六年至高帝九年，赵国为张敖所有。而自高帝六年十二月刘邦首封列侯以来，就不断有功臣被分封在赵国境内。显然，所谓刘邦封置侯国“避让异姓诸侯王国”之原则对张敖却是例外。其实，该现象不难理解。仔细分析各异姓诸侯王的身份，英布、彭越、吴芮、韩王信都是与刘邦一同起兵反秦的群雄，而卢绾则是跟随刘邦从征天下的亲信。对于这些本与刘邦平起平坐的列强，刘邦必然有所顾忌。而张敖却不同，他不仅是异姓诸侯王中的小辈，而且还是刘邦的女婿，刘邦自然不会把张敖视为与其他诸侯王一样的群雄来对待。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的，有《史记·张耳列传》的记载：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

获知刘邦对张敖的态度，我们对汉廷在赵国境内大量封置侯国的做法便容易理解了。刘邦并未将张敖视作需要尊重的异姓诸侯王，而张敖“子婿”的身份，倒使刘邦将其视为与刘肥、刘交、刘贾同等的子弟，而遵照同姓诸侯王国准例，在其境内封置侯国。

了解到刘邦对赵国的态度，我们对“贯高、赵午谋刺案”也许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身为异姓诸侯王的张敖，理应享有权益上的独立自主权。但刘邦却将张敖视同为刘氏子弟，不但不予以礼节上的尊重，而且还如同对待同姓诸侯王一样，不断侵夺赵国权益。这对于张耳旧臣贯高、赵午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看来，贯高、赵午欲图刺杀刘邦，恐怕并非仅是嫌怨张敖孱弱而做出的负气之举。

（3）同姓诸侯王国

汉初，诸侯王国的行政体制与汉中央相同，而汉中央直辖区域范围内存在“内史不置侯国”的特征。那么，诸侯王国境内的侯国分布是否也存在“避让内史”的规律呢？从图2-1可以看到，在赵、齐、楚、荆四王国中，只有荆国之内史无侯国分布。但荆内史地处江南，本身属于不封置侯国的地区，因此荆内史境内无侯国并不意味着刘邦在封置侯国时，对荆内史有意回避。结合楚内史、齐内史，赵内史境内存在侯国的现象，我们可以说汉初的侯国分封并不存在避让诸侯王国内史的特征。

另外，图2-1还反映出，在楚国所属的东海郡和齐国所属的琅邪郡境内没有侯国分布。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因为两郡在元延三年都是侯国密集分布的地区。可见高帝时代和成帝时代，中央对待两郡的政策存在差异。而汉初不在两郡境内封置侯国的现象较为费解。笔者推测，该现象的产生可能与秦汉之际的地域观念有关。秦国统一天下后，琅邪、东海两郡被视为帝国的东疆。如秦始皇二十八年所立琅邪刻石，其铭文便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以及“乃抚东土，至于琅邪”等词句。而在东海郡朐县，秦始皇还立有东门阙，作为帝国东大门的象征。^[32]由此看来，刘邦不在东海、琅邪两郡封置侯国，可能是将两郡视为帝国东疆，故遵照“边郡不置侯国”通例行事。

钱穆曾对汉初侯国分布进行分析，他统计得出高帝时代在东海郡分封有三个侯国，在琅邪郡分封有四个侯国。琅邪郡、东海郡的侯国数量在与其他各郡的对比中处于优势。钱穆因而得出“三齐最为殷庶，即据侯邑分布可知”，“东海盖拟于三齐，滨海之区，生聚易也”的结论。^[33]钱穆之所以得出与笔者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于他将《汉志》所载西汉末年行政区划看成汉代的通制。实际上，他列入东海郡的三个侯国于高帝时代地处城阳郡，而列入琅邪郡的四个侯国于高帝时代分处胶西郡、胶东郡。钱穆不明高帝时代行政区划，径直套用《汉志》，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由此益可看出，复原西汉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对于探讨侯国分布特征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

高帝十年共有侯国102个，在所处郡目明确的89个侯国中，有25个侯国分布在汉郡境内（合阳，鄜情况特殊，暂不纳入），有3个侯国分布在长沙国境内，剩余的58个侯国全部分布在赵国、齐国、楚国、荆国四王国境内。可见，高帝时代有2/3的侯国地处同姓诸侯王国之中，这使得四王国境内的侯国分布十分密集。现将高帝十年四同姓诸侯王国境内的侯国数量排列如下，见表2-4。

从表2-4可以看到，赵王、齐王、楚王封域内的侯国数量均占到各自始封城邑数量的三到四成。^[34]荆国境内的侯国数虽然只占到其城邑总数的8％，但荆国之内史、鄣郡属于不封置侯国的区域。荆国境内的5个侯国都分布在东阳郡，占到东阳郡城邑总数的30％，^[35]与赵、齐、楚三国的比值一致。

四王国境内的侯国分布如此密集，恐怕不仅仅是因“侯国分封避让异姓诸侯王国”所致，而应当与刘邦的王国政策有关。汉初，关东之赵、齐、楚、荆（吴）被认为是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刘邦将四国分封予同姓子弟，便是想借助同宗之力来控御四国。为了防止同姓子弟凭借四国之势谋反，刘邦还对四国采取了削弱和压制政策。贾谊曾提到汉初朝廷曾推行“疏山东，孽诸侯”的政策，^[36]这里的“孽”当有打压、为害之意。《楚辞·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夫之释曰：“革孽，革夏祚而孽夏民。”^[37]又《吕氏春秋·遇合》：“贤圣之后，反而孽民。”高诱注曰：“孽，病也。”^[38]从贾谊的描述来看，建立严格的通关制度，限制关西物资、人员流入关东王国为“孽诸侯”的重要举措。其实，汉初徙关东之民于关西也与“孽诸侯”政策有关。高帝九年十一月刘邦“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十余万人，^[39]便是削弱诸侯王国实力。现在看来，刘邦在四国境内封置大量侯国，应当是“孽诸侯”政策的体现。分封侯国就意味着要把一县的治民权和财税收入划给列侯，刘邦不断在四国境内封置侯国，无异于变相的削地。高帝十年，赵王、齐王、楚王各自封域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刘邦分封给列侯，三诸侯王国“跨郡连城”的地域优势大大削弱。

[1]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2] 秦汉之际，人们也常常以“大关中”的概念来指代“关西”。见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3] 参见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第二章《津关布局与关中区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4] 见序章第一节。

[5]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四《王子侯者年表》，第509页。

[6] 钱穆：《汉初侯邑分布》。

[7]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武帝元鼎元年封城阳王子刘买为栒侯（456），可知城阳郡有栒县。

[8] 王恢曰：“当以河东郇县为是，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南。”（《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172页）聊备一说。

[9]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47页、第581页。

[10] 《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4页。

[11] 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0065，第12页。

[12]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1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14]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页。

[15] 两条分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04、2613页。

[16]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页。

[17]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23页。

[18]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96页。

[19]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520—521页。

[20]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此处张良乃是以大关中的概念指代关西。

[21]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壹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

[22]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80页。

[23]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8页。

[24]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07页。

[25]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0页。

[26] 周振鹤指出：“秦汉时期的边郡是指直接与敌对的政权相邻的郡。”见《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

[27] 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上）》，《新亚学报》第十卷，第120—124页。

[28] 如文帝二年十月诏曰：“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2页）

[29]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东”与通常意义上的“关东”并不完全一致。辛德勇先生将《货殖列传》中的“山东”称为“小关东”，与通常概念的“关东”加以区别。见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307—322页。

[30]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第527页。

[31] 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第124—125页。

[32] 参见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第四节《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文史》2010年第1辑。

[33] 钱穆：《汉初侯邑分布》。

[34] 考虑到尚有14个侯国的所处郡目不明，故实际比值应高于表2-4的统计。

[35] 汉初东阳郡约辖有十七县，见《西汉政区地理》，第37页。

[36]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壹通》，第113页。

[37] 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三《天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38]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一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817页。

[39] 《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第2719—2720页。《汉书·高帝纪》系此事于高帝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