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变迁

引论
本编的研究思路

西汉一代享国两百余年，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如何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西汉王朝侯国地域分布特征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绘制几幅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分布图。这一做法相当于建立了数个时间序列的地理剖面。对每一个地理剖面的分析，可以静态地了解某一标准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而若将这些不同时序的地理剖面连接起来，便动态地展现出侯国地理分布变化、发展的趋势。^[1]

要想绘制这样的地图，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要明确西汉某一年份的侯国数量和名目。第二则要明确与该年份相匹配的汉帝国疆域范围及行政区划。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我们便可绘制出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分布图。

对于第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利用《汉书》相关《侯表》加以解决。《汉书》收录的四篇《侯表》，^[2]是一份从高帝六年（前201年）至孺子婴居摄元年（6年）^[3]西汉政府完整的封侯名录，每个列侯的废免年代也记录在案。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汉表》复原出西汉任意年份的侯国名目。^[4]至于第二个前提条件的解决，难度则要大得多。有汉两百余年，行政区划的变化极其繁复，变动幅度堪称剧烈。《汉书》虽然载录有《地理志》，但反映的仅是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并不能作为我们探讨西汉不同阶段侯国分布特征的依据，而这正是制约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所在。

随着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的出版，第二个前提条件的解决成为可能。该书将西汉两百余年郡国级政区的演变过程，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来，从而使以年度为标尺复原西汉任意年份的郡国政区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西汉政区地理》复原出任意年份的西汉郡国行政区划的基本面貌。

以这两项前提条件的解决为基础，笔者在本编将分别择取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高帝十年（前197年）、惠帝七年（前188年）、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景帝中五年（前145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七个标准年份为断代剖面，分别统计各个年份的侯国名目，并复原各年份的西汉疆域政区面貌，最后绘制该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图，以此为基础阐释各图所呈现出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见研究思路说明图）。

本编研究思路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编各章并未完全按照时代序列进行编排，而是将时代最晚的“成帝元延三年”排在最先。这样编排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成帝元延三年行政区划见载于《汉书·地理志》，这是目前所见最可靠的西汉断代行政区划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始性”。而其他年份的行政区划主要根据《西汉政区地理》复原得出，带有一定“构拟性”，这与元延三年行政区划得自原始文献的性质存在区别。第二，西汉一代的侯国地理分布存在显著变化，将年代最晚的“元延三年侯国分布”与年代最早的“高帝十年侯国分布”编排在一起，可以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存在。以上两点便是笔者对本编章节编排的考虑。

[1] 笔者的这一思路乃是受到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所倡导的“水平横剖面”方法论的启发。有关达比教授研究理论的总结和探讨，参见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邓辉：《论克利福德·达比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2] 即《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

[3] 《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所载最晚封侯年代为平帝元始五年（5年）。但《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安远侯条载有“居摄元年，侯永以吉曾孙绍封”，故《汉书》最晚的封侯记录当在孺子婴居摄元年。

[4] 之所以说“理论上来讲”，是因为《汉表》存在漏载列侯的情况，另有部分列侯封年、废年不详。不过这两种情况在《汉表》中极为罕见，因此在进行某一年的侯国数量统计时，对上述情况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