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吾国先哲精研史学者，以刘知幾、章学诚二氏为最著，刘氏《史通》外篇，有《史官建置》、《历代正史》两篇，所论自上古迄唐初之史学源流演变，即中国史学史之滥觞也。章氏曾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寻其义例，盖欲藉乙部之典籍，明史学之源流，体大思精，信为杰作，惜其稿本以未付刊而散佚，不然，亦史学之具体而微者矣。近人梁启超晚年喜治史学，尝论及中国史学史之作法，谓其目有四：一曰史官，二曰史家，三曰史学之成立与发展，四曰最近史学之趋势。其前两目，盖原本于《史通》，其后两目，则自此而引申之耳。其弟子姚名达，欲依梁氏所示，撰成一书，稿本略具，尚未刊行。今辑是稿，前无所承，虽有仰屋之勤，难免覆瓿之诮，重以颠沛之余，旧典多丧，即欲详说，实病未能。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若夫正谬补遗，始终条理，政有待于异日，更所望于方闻。编纂义旨，櫽括如左：

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书之职，继以被载笔之编，于是史官史籍生焉。吾国史官，古为专职，且世守其业，故国史悉由官修，而编年一体创立最早。后世私史如林，衍为多体，于是卓然名家之彦，遂代史官以兴。本编所述，首以史官，继以史家、史籍，并于官修、私修之史，分章阐述，以明私家成就殊胜于史官。其义旨一。

回溯清代以往，史学成就，综以两端：一曰撰史，始以编年，继以纪传，号称“二体”。编年体如《春秋》，记载犹疏，纪传体如《史》、《汉》，组织渐密。《隋志》以下，以纪传体为正史，而编年体降居次位，即为史学进步之征。二曰论史，刘氏《史通》创作于前，章氏《通义》嗣响于后，良以时届唐宋以降，史籍纷陈，不有辨章体例商榷利病之书，何以明征实去伪剔粗存精之旨，是则于史学向前发展之中，更获新绩。本篇榷论史学，止取马、班、刘、章四氏，以树二者典型，余则散见所述史官史籍之中，不复别白。其义旨二。

先哲撰史途径，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何以明之？姑无论纪传编年之外别有纪事本末一体，称为创作，如衍《左传》、《汉纪》之绪而有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衍《周礼》、《唐六典》之绪而有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衍《禹贡》、《山海经》之绪而有郦道元之《水经注》、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衍《汉书·儒林传》之绪而有黄宗羲、全祖望二氏之《学案》，衍《别录》、《七略》之绪而有清代之目录校雠学，悉为分门别类由简趋繁之明证。兹编所述纪传、编年、纪事以外，典礼、方志、学案、校雠诸体并包，并举一二范作，略致商榷。其义旨三。

史学寄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四者息息相关，不待论矣。然尚有一端宜述，史料是也。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又如撰史之初，广搜史料，辑成长编，长编即为葺录之后，再加以考订编次之功，例如唐宋以来官修之实录、会要，悉属此类。近人于此一端，用力颇勤。本编虽未立专章论述，但亦于各章中附为叙及，以明整比史料，亦属史学之科。其义旨四。

右举义旨四端，略示编纂梗概，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迄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大雅君子，幸督教焉。

[1] 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四章戊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