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怎么看我的关于大脑性分化的研究

愤怒的男同们站到了反面（或错误的一面）①1 。

—《同性恋公报》,2006 年 4 月 20 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认为婴儿出生时就像是一张白纸，在成长的过程中，是社会传统强制其向男性或向女性方向发展，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的形成过程也是如此。这个概念受到美国心理学家约翰 · 马尼（John Money）的强烈推崇，并产生了伤害性后果（见“约翰 - 琼 - 约翰”的故事，第 4 章第 1 节），而且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即所有的事物都是可制造的（即受到后天影响），包括性别认同和性取向。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当我首次在医学院讲授大脑性分化课程时，人们对社会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的广泛接受不仅体现在马尼等人的作品中，也成为女权主义的指导方针—两性之间行为、职业以及兴趣爱好的所有差别都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在我首次授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坐在讲堂第一排的女学生们都在织毛线或者钩编衣裳。她们显然不想听我正在讨论的内容，也不想听我的观点。当我把电灯关掉而放映教学幻灯片时，遭到了女生们的大声抗议，因为她们看不清正在做的手工活了！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整节课从头到尾都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放映幻灯片一边讲解。那些坐在第一排的女士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找校长，坚持要求调换一位没有大男子主义意识的教师给她们上课。显然，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件事以我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授课而告终。

当我们首次报道在死亡后人体下丘脑组织中发现的大脑性别差异时，我们听到了来自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声。女权主义者通常会否定大脑和行为可能存在着生物学性别差异。1987 年，生物学家约克 · 特 · 哈尔特在接受《海牙邮报》的采访时针对我们的论文说道：“如果要我承认在诸如人类大脑结构这样基本的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那么我就不如不做女权主义者了。”但在那个声明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因为从那以后，人们又发现了成百上千的大脑性别差异。

在我们报道了同性恋男性和异性恋男性大脑之间的第一个差别之后（详见第 4章第 3 节），反响之巨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一切都源于一份发行于 1988 年12 月的几乎无人问津的《学院新闻》月刊。该期刊采访了一些受雇于荷兰皇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看他们目前都在忙着研究什么。于是，我介绍了我们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研究。这个故事被荷兰《密码报》的记者汉斯 · 范 · 玛能（Hans van Maanan）拾获，他撰写了两篇科学而合理的文章—《同性恋者的大脑是不同的》以及《同性恋背后的大脑》。出于某种原因才引发了这样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暴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清楚那场极端情绪化的、完全是错误导向的巨大反响的准确原因。人们的性取向的生物学背景在当时—那个相信万物皆可制造的年代，仍然还是一大禁忌话题，这一点一定是导致那场暴乱的原因之一。

有一群男同性恋者几乎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宣告，每个男人都是同性恋，只不过只有一部分人有勇气做出“出柜”的决定，他们称之为“政治性选择”。我回应道，我看不出这个选择与政治有什么关系，这种性取向的选择是人们还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就定下来的。然而，还有很多人因此而愤怒，在此后的三周里有几百篇文章见诸报端，荷兰 COC 联盟①1得知这项研究后表示很“震惊”。

罗伯 · 提尔曼（Rob Tielman）教授是当时反对最强烈的人之一。他公然中伤这项研究，并称其“品位低俗”，这就为舆论定了调子。他还声称我应该在做研究和发表文章之前向他请求许可，不过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几周之后，他又在一次访问中变卦说：“在同性恋研究领域，我和斯瓦伯是最接近的人……我属于那种倾向于非常严肃地对待生物学成分的人。”在此期间，《同性恋公报》的编辑汉克 · 克罗尔（Henk Krol）也给出了毫无价值的评语：“这样的研究强调了‘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观点。它再一次对同性恋歧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荷兰政治激进组织成员彼得 · 兰克霍斯特（Peter Lankhorst）还在议会上针对我的研究提出质疑。他的质疑通过部长办公室和荷兰皇家科学院院长办公室转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又按照同样的线路将回复依次传递回去。

我们家每天都会接到恐吓电话，同时还会收到恐吓邮件，收信人写的是“致 SS② 2医生—门格勒 · 斯瓦伯博士③ 3”，邮件中有许多不合文法的句子，还充满了拼写错误，例如：“纳粹，电视上看你。恶棍的脸。我们同性爱要谋杀你。作为例子，精神领袖霍梅尼 - 伊朗关于英国人。”（见图 4-3）我对这些威胁并不十分当真，并称，如果他们杀人的天赋能与写作天赋相匹配，那么我可能不会有多大的风险。（要是发生在现在，我可能就不那么想了。）我还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或许会因为不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格勒手下工作而感到遗憾吧！”（见图 4-4）委员会检查了我的工作，并为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AMC）演讲时安排了保卫措施（我并没有要求）。研究所收到了炸弹恐吓（我也不以为意），我的孩子们在学校因为我的研究还遭到了欺负。

图4-3 1989年，我在发表同性恋男性大脑和异性恋男性大脑的第一个差别之后收到的一张明信片

图4-4 另一张明信片（1989）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醒来后发现在我家门口有一场示威游行，这个事件后来被荷兰著名的同性恋作家赫拉德 · 莱弗（Gerard Reve）在 1995 年用其独特的方式撰写了一篇杂文，并放入他的同名杂文集《无忧无虑的星期日的早晨》中。他写道：

直到那一刻，斯瓦伯教授的严重疏忽才显现出来—他忽视了在做他的研究之前应该去向 COC 联盟申请许可啊！现在后果出来了，而且很严重！一个周日的早晨，一大群情绪激动的人出现在斯瓦伯教授的住所外，齐声高呼口号：“迪克，切掉你的鸡鸡①吧1! ”最奇怪的是，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虽然斯瓦伯教授研究的是性方面的事，但他研究的是大脑而不是性器官。然而，COC 联盟的追随者们虽然长着性器官却没有大脑，这种“联盟”的意义不证自明。

这场风波持续了三个星期才结束，直到萨尔曼 · 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事件的发生，于是所有的焦点都转移到这位英籍印度作家身上去了。围绕着我的“事件”的尘埃慢慢落下，而我当然还坚持自己的立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长大卫 · 德 · 韦德（David de Wied）教授接受了荷兰《电讯报》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对我表示支持，并指出这样的事件应该永远不再发生。很遗憾的是，他没能在三周之前就站出来说这些话。

然而，也存在一些美好而和善的反应，一些登载在报纸上的个人求偶广告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有一位写着：“我是一个好男人。37 岁，1.87 米，体重 87 公斤，金发碧眼，有着一个较大的下丘脑，想找一位……”还有一个写着：“我有一个很大的生物钟①。1我的地址是瓦赫宁根 654 号。”

直到 17 年之后，《同性恋公报》才改变了自己对于那次事件的观点，并发表一篇题为《愤怒的男同们站到了反面》的文章。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罗伯 · 提尔曼在公报的同一期专栏中还是超越不了自己的轻度刻薄，起了个这样的标题—《顽固不化的斯瓦伯》。

当我们随后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异性癖的大脑内性反转现象的论文时，所获得的都是正面的反应。异性癖者根据这篇论文设法更改自己的出生证或者护照中的性别，在那之前在他们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欧洲法院也采用了这篇论文而针对异性癖立法，这篇论文也对英国拟定异性癖的相关法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有许多关于人类大脑在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方面差别的论文，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哪怕是最轻度的社会反应了，而且科普媒体也对这个话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