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田野调查点概述

一、田野调查点所属国家基本情况简述

（一）自然地理生态环境

昂巴村所在国家——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法语：La République de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语：Repoblikan'i Madagasikara），⁽³⁾位于南纬12°～25°、东经43°～51°，地处非洲东南部、西南印度洋上，距离非洲大陆390公里，与莫桑比克共和国（República de Moçambique）隔海相望，属于非洲岛国；⁽⁴⁾南回归线从该国穿过，全国大部分地区从地理气象分布条件来看属于南回归线以北的热带地区。⁽⁵⁾

马达加斯加国土由本岛（也称“大岛”，南北长约1600公里，东西宽370～580公里）、西北部的诺西贝岛（Nosy-be）和东部的圣马丽岛（Saint-Marie）及其他多座大小岛屿共同组成，总面积590750平方公里；⁽⁶⁾分别与科摩罗（Union of Comoros）和塞舌尔（Republic of Seychelles），毛里求斯（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和留尼汪岛（l'île de la Reunion）⁽⁷⁾等国家和地区为邻，为世界第四大岛屿，同时也是去非洲南部好望角的必经之路，是传统环绕非洲沿岸航道和从印度洋通往大西洋海上航线的交通要道，军事战略位置及国际航运地位极为特殊、重要。⁽⁸⁾

全国地势复杂，地形多样，从东北向西南倾斜，并呈现出中部宽、南北窄的狭长地形的陆地特点，平原、高原、低地、丘陵、山脉等多样地形具体占比参数如图1-1所示。

从具体地质构造来分析，马达加斯加全岛可分为中、东和西三个主要自然区域。⁽¹⁰⁾中部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2000米，水资源丰富且拥有众多河流。⁽¹¹⁾东部主要是岩石断崖和山脉峭壁，并以一级或两级阶梯陡落至沿海的带状低地为主，面积较宽阔的平地分布在两个阶梯之间，沿海岸线低地宽度仅16～80千米，由于第四纪地壳运动所形成深厚冲击平原，对垦殖非常有利。⁽¹²⁾西部分别由海拔200～500米的高平原和宽100～200千米的沿海平原组成，并且向莫桑比克海峡（Mozambique Channel）缓慢倾斜。⁽¹³⁾因其地形独特，所以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具体如表1-1所示。

马达加斯加拥有丰富的自然及动植物资源，被誉为“自然界博物馆”。石墨、云母、铅铬、铁等储量巨大，其中石墨储量居非洲首位。⁽¹⁴⁾近年来，通过国际合作，已在沿海部分地区发现石油⁽¹⁵⁾，并已实施实验性开采⁽¹⁶⁾。马达加斯加也是世界上宝石资源蕴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几乎囊括所有彩色宝石种类，是世界上能出产蓝宝石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其净度、重量和折光率等品相都非常高。⁽¹⁷⁾生活在岛上的250多种鸟类中有106种是岛内原生物种，还有30多种狐猴、20多种变色龙、10多种海龟等动物。由于特殊雨林气候，热带植被生长繁茂，且80%为该国独有，全岛大部分地区的植被以针叶林为主，拥有众多特有珍稀名贵树种。

（二）人文社会生态环境

20世纪60年代初，马达加斯加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于1960年6月26日宣告独立，并成立马尔加什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 malgache）（建国时的国名）。当时将全国划分为6个省⁽¹⁸⁾，并实行省、县、镇的三级行政管理制度和体系，且这种政治管理格局一直持续至2009年。⁽¹⁹⁾由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多新特点、新要求，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和考虑，并参考法国本土行政区域划分原则，马达加斯加于2007年举行全体国民宪法公投，决定从2009年撤销原有行政管理建制，实施将全国拆分并重新划分为大区（Région）的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共有22个区、⁽²⁰⁾119个县、1579个公社和17485个社区。

截至2013年，根据相关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马达加斯加全国总人口约为2200万人，人口平均年龄为19岁，平均寿命为64.85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95%，贫困率高达92.5%。⁽²¹⁾全国拥有麦利那族（Merina）、贝希米扎拉卡族（Karatra）、贝希略族（Behe Kely）、希米赫特族（Brahimi Hurt）、萨卡拉瓦族（Sakalava）、安坦德罗族（Antin Pedro）和安泰萨卡族（Aetna Sarkar）等18个较大民族⁽²²⁾，目前约有5万华人华侨及少量法国后裔、印巴人等在马达加斯加长居。具体情况如图1-2所示。

在马达加斯加，人们习惯上把居住在首都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和菲亚纳兰楚阿（Fianarantsoa）地区的民族称为高原族，而海岸族则是沿海部族的统称⁽²³⁾，但应看到各个部族之间的差异性不高，文化特征趋同性强，所以又将其统称为马达加斯加人（Malgache，Malagasy）。⁽²⁴⁾

目前不发达的农业依然是马国的主导产业，其他工业门类及结构发展十分缓慢，国民经济整体脆弱，国际依赖程度高，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高。如图1-3所示。

在务农人口中，出于历史及社会传统习俗等原因，女性在其中占比很大，如图1-4所示。

二、田野调查点地区概况

本书的田野调查点为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市（马达加斯加语：Antananarivo；法语：Tananarive）马义奇镇（Mahitsy）昂巴纳托瓦那村（Ampanataovana）。塔那那利佛⁽²⁶⁾位于中部高原，东经47°30′、南纬18°58′，是马达加斯加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枢纽中心，整座城市坐落在一个长约4千米窄长马蹄形的岩石山脊上，由27个丘陵组成，海拔1000～2000米，平均海拔1275米，总人口210万人。

塔那那利佛由安德里安贾卡国王始建于1625年，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为霍瓦人（Hova）⁽²⁷⁾酋长的村庄和管辖区域，当他们占领马达加斯加更多土地时，该城的中心地位变得尤为突出，并逐步发展成一座拥有80000人口的城镇。1793年成为伊麦利那王国的首都。马达加斯加王国第一位国王拉达马一世（RadamaⅠ）在征服马岛大部分地区后，塔那那利佛随之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1895年，法国占领全城，并将其划为马达加斯加保护国的一部分。

鉴于长期被殖民等历史原因，塔那那利佛成为一座具有亚、非、欧三大洲混合风格元素的城市，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目前全市约有50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以及一座清真寺。整座城市是典型的山城，这是由其特殊的地势造就的。从山顶狭长到山下开阔地带依次为伊麦利王国时期的皇宫博物馆、政府及相关机构、商业区、住宅区等，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西半部，分布有食品加工、面粉生产、啤酒灌装、水泥制造及车辆装配等轻工业企业。同时，塔那那利佛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市区内的“革命公园”（Parc de Révolution）和“独立大街”（La Rue de l'indépendance）就是为纪念马达加斯加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而修建的。⁽²⁸⁾

在马达加斯加京城中华总会冯保全（Monsieur Feng Baoquan）会长、陈国桢（Monsieur Chen Guozhen）副会长的热情帮助下，⁽²⁹⁾总会专门为笔者提供了前往田野调查点的车辆。⁽³⁰⁾从首都塔那那利佛市出发，沿国家4号公路（La route nationale de Numéros Guatre）向西北方向行驶约40公里，⁽³¹⁾就来到田野调查点所在的马义奇镇（Mahitsy）。虽然只有短短的40公里，但是笔者从当天早上出发足足行驶近5个多小时，直到下午才赶到马义奇镇。由于马达加斯加公路整体基础设施十分落后，⁽³²⁾加之特殊的喀斯特丘陵地形，所以所有公路都必须依山而建，且路况极差。

马义奇镇位于塔那那利佛市西北方向，隶属首都大区行政管辖范围，同时也是首都周边比较大的集镇，是马达加斯加政府确立的中心城镇（Commune Centrale）和交通要道，镇上人口约850人。镇中心只有一条土路，将整个马义奇镇分为上镇和下镇两个行政区域，分别坐落着镇政府、警察局和宪兵队、邮局、长途公共汽车站、妇幼保健站及计划免疫中心、1所中学、2所小学、⁽³³⁾1座天主教堂⁽³⁴⁾、1座加油站、2座农贸市场。镇内多以一层或二层木制材质建筑为主，整体基调多为暗色，居民多以手工作坊生产、个体商铺经营、私人运输业务、⁽³⁵⁾农副产品种植生产与加工为主要谋生手段（见图1-5、图1-6）。

马义奇镇下辖11个行政及自然村庄，有人口约8127人。具体地理位置及人口分布情况如表1-2所示。

在镇上稍作休息后，因为当地连续多日的大雨，原本破旧不堪的村镇道路翻浆泥泞，车辆无法继续前行，只能换乘驼峰牛车前往，经过50余分钟的行程才终于来到本书的田野调查点——昂巴纳托瓦那村。

三、田野调查点历史沿革

昂巴纳托瓦那村所在的马义奇镇是首都通向本岛西北部地区的交通要道。法国专家考古发现：早在伊麦利那王朝建立之前（约14世纪前），此地已经有人类早期活动遗迹，在现在马义奇镇北部山区部分岩洞中就发现相当数量的古老岩画作品，主要描绘当时人们的生产、生计与社会日常生活等诸多活动场景。随着时间推移，农业及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以麦利那家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逐渐崛起、联合并壮大起来，并最终形成早期的国家形态，大约在14世纪，建立后来被史学界称为“伊麦利那王国”的国家。1794年，伊麦利那王国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于19世纪初统一全岛，最终建立马达加斯加王国。⁽³⁶⁾马义奇镇及其周围村庄也是当时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当时国王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也都是首先从这一地区进行实地试验并得以在全国推广。⁽³⁷⁾

1897—1960年为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昂巴村处于马达加斯加东西走廊中心地带，战略攻防地位十分突出，所以一直是法国殖民军队驻扎和换防重点地区，其在此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设施，目前在当地还能看到当年法军碉堡遗迹。同时由于它距离首都较近，直接导致各项殖民政策在此地落实十分到位，⁽³⁸⁾全面“嫁接”了法国本土社会与经济模式，⁽³⁹⁾可以说，其是马达加斯加殖民化程度较高的城镇社区之一。到目前为止，走在镇内大街上，还能看到当年遗存的法式别墅、住宅及殖民军事攻防设施。昂巴纳托瓦那村是马义奇镇所管辖人口最少且距离镇中心最远的村庄，这就使它的村行政区域划分及归属也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地进行调整和重新规划。笔者通过对目前马义奇镇镇政府所保留的«马义奇镇志»相关信息资料的查询和整理发现：在伊麦利那王朝时期，找不到有关“昂巴纳托瓦那”名字记载的村落，而此地名最早出现的记录是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记载当时这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同时在村中专门规划出一块区域作为法国驻军训练及射击之用。

1960年国家获得主权独立后，由于昂巴纳托瓦那村地理位置较偏僻、人口较少加之行政区划调整等，一度与同属北部区域的昂巴努托卡那村（Ampanotokana）合并，统一进行管理和人口登记。20世纪70年代，马达加斯加政府受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社会诉求的双重影响，进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极推行福科诺洛纳村社社会主义政策，⁽⁴⁰⁾尝试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首先在首都及周边地区进行实验，所以又将昂巴纳托瓦那村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管理，也就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村级行政区划。⁽⁴¹⁾

四、田野调查点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与语言文化特点

昂巴村是坐落在几个海拔不高的小丘陵之上的村庄。从远处望去，全村建筑顺势修建在不同高度的斜坡上，显得颇有层次感，而村子外围又被重重较大丘陵环抱，使得此地与外界交通极其不便，更显得恬静、淡雅、清新与古朴。

笔者进入昂巴村后发现一个奇怪景象：村子周围最平整的土地上有许多用白色大理石或花岗岩石并配以钢筋水泥修筑的单层房屋建筑。此房屋一般以规则的四方形为主，石料用量很大且修造工艺相对复杂，显得十分坚固耐用。据笔者实地观察和测算：面积一般都在90～120平方米，房屋墙壁的外立面又多配以色泽比较绚丽的线条及装饰画，如驼峰牛头、自然植物造型等，后经询问当地村民才得知，这就是昂巴村麦利那人的家族祖先墓地，而这些墓冢建筑却又与村中现有居民房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村中民居大多建造在丘陵的斜坡面上，说是住房，其实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家具家电及厨房设备，更多的情况是用粗加工木料垂直插入地面作为房屋骨架，其周围以稻草和着泥巴堆砌而成，屋顶多以旅人蕉树宽大叶片或废旧塑料板进行覆盖，而屋内地面则是向下开挖30度斜角。家中陈设家具多为村民纯手工制作，以席地而坐、以地而睡等起居方式为主，日常烹饪多以三根木柴架锅生火的原始方法（见图1-7、图1-8）。村子中心位置是一片面积不大的空地，多为村民们进行集会、举办仪式的场所，在其一旁有两株大榕树格外显眼。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曾在«文化论»中指出，社会制度是“人类独有的组织活动体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对应某种基本需要”⁽⁴²⁾，而家庭又是一个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因子，是社会这个庞大机体的“细胞”，“不仅承担着最基础性如婚姻、生育及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而且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同时还兼具传承、集成民族文化的重任”⁽⁴³⁾。徐黎丽也认为：“作为人类日常社会生活与生产最最基本单位形态——家庭，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的重点对象。”⁽⁴⁴⁾根据笔者进村入户并结合«村民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目前全村实际居住人口390人，共53户。但其中有2户情况较为特殊：一户是只有一对夫妻并无子女其他亲人，共2人单独生活；另一户是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共3人的核心家庭模式⁽⁴⁵⁾。其余51户的情况较为普遍，都为家庭人口相对众多，且代际关系层数较多的扩大家庭生活形态。⁽⁴⁶⁾全村人口男女比例如图1-9所示。

根据笔者实际田野工作并结合«昂巴村村民调查问卷»相关信息统计，昂巴村麦利那人全村人口各年龄段分布及占比情况如表1-3所示。

去除对外通婚或者其他特殊原因，⁽⁴⁷⁾此村社会空间人员流动性并不是很大，本村村民大都很少走出村庄去看外边的世界，最多只是周末去镇上赶集或不定期前往首都“佐马”市场，⁽⁴⁸⁾在一定程度上过着较为封闭，并以村庄为中心的生活，但村民之间关系较为密切。昂巴村麦利那人的人口及家庭整体社会化程度不高，这是当地社会又一大主要特征。由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直接阻碍村民们人口和家庭从生物属性及自然血缘关系家庭化生活逐步地走向社会人口和社会家庭的发展进程步伐，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自然血缘联系及依附关系，还没有发展为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依赖关系。

从社会生产生活单位及家庭内部权力掌控与分配来看，昂巴村麦利那人家族男性长辈掌握绝对权威，是典型的父权社会模式。从财务收支掌控和各种仪式的展演举行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广大妇女则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并主要承担繁杂的生计生产劳动。⁽⁴⁹⁾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认为：“家庭形态不仅是婚姻形态的基础，而且也是亲属制度的基础。”⁽⁵⁰⁾在婚姻生活方面，昂巴村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并在婚后从夫居住，家中长子有继承父辈所有财产的权利和向逝去祖先进行祭祀的主控权，其他子女特别是女儿则无权继承和拥有上述财产和权利。⁽⁵¹⁾从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来看：昂巴村作为单一民族成分居住村落，加之有着多重信仰崇拜的影响和禁忌，本村村民间关系融洽、和睦且紧密，与周边其他多民族聚居村庄也没有历史、信仰、土地及其他资源争夺的矛盾，大家能够和谐共处。

从当前经济发展现状、规模及技术水平来看，经过法国殖民统治和独立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私有制改革，目前当地和马达加斯加其他村庄的情况基本一致：以个人家庭为基点的刀耕火种型农业生产模式仍然是昂巴村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形态。根据笔者实地调查统计：全村水稻种植总面积200亩，且多以梯田式为主。由于受到农业地理自然生产环境条件、生产技术水平等诸多限制，现为一年一季稻，⁽⁵²⁾全村稻米年总产量50000斤，年人均128斤，人口与粮食供需关系矛盾突出。当地种植的蔬菜及经济类作物品种主要有：白菜、南瓜、包菜、茄子、菜花、西红柿、土豆、木薯、花生、玉米、豌豆等，主要种植香蕉、枇杷、梨、李子、芒果等水果，上述种植都以村民家庭自发栽培及消费为主，且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生产经营模式。昂巴村麦利那人同样有家庭饲养业，但也都是以自发、零星的状态存在，也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据笔者实地统计：全村驼峰牛存栏总数135头，但由于选种、配种、育种等工作一般都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没有科学技术保证，从而造成牛的品种退化程度比较严重；活猪头数95头；各村民家庭饲养活鸡数目4～20只；活鸭数目3～15只；活鹅数目4～8只；⁽⁵³⁾其他经济型的产业在昂巴村目前还没有出现。村子里有极个别村民拥有鱼塘，但面积较小，⁽⁵⁴⁾主要以养殖非洲鲫鱼（即罗非鱼）为主⁽⁵⁵⁾，但产量很有限，主要供在赶集中进行物物交换及村中祭祀仪式使用。

从上述情况综合分析来看，昂巴村目前主要的社会结构以传统父系社会为主，且村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还停留在以传统原始农业为主，发展速度极其缓慢；村民们仍然处于相对隔绝的绝对贫困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

在这里还需强调一下昂巴村麦利那人的语言文化形态。由于历史上曾受法国殖民统治，使得当地语言文字呈现出独有的特点。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与象征，是由众多特有符号所组成的信息系统，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它作为重要媒介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人们用语言认识本民族文化，同时它也反映民族文化，并作为影响因子作用着民族文化。语言有强大的力量，它深刻诠释着民族精神，表达着民族文化的核心，同时它也忠实记录着民族文化的点滴。可以说，语言建构着文化、传播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他者的重要标志。目前，昂巴村麦利那人基本上都能掌握并运用马达加斯加语（Malagasy language、Langue de Malgache）和法语（le Français），并将这两种语言作为日常交流和书写工具。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中对语言有这样的定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⁵⁶⁾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则认为：“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鲜明的特征，在它其中寄托着诸多的感情。”⁽⁵⁷⁾日本人类学家祖父江孝男认为：“人类语言具有‘符号性’，使人类的语言‘不限于仅仅表达出感情、情绪及马上迫近即来的消息，还能够叙述出不久之前或者过去很久的事情。”⁽⁵⁸⁾美国语言人类学家E．萨丕尔（Sapir Edward）则认为：“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它只能与文化结合在一起。”⁽⁵⁹⁾美国佛蒙特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A．哈维兰（William A．Haviland）认为：“语言是交流各种信息的符号系统。”⁽⁶⁰⁾我国学者卫志强则认为，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相比有五大特征：迟延性、延伸性、内存性、能产性（或生成性）和分离性。⁽⁶¹⁾

马达加斯加语是马达加斯加法定官方语言之一，⁽⁶²⁾也是麦利那族使用最广泛的语言。⁽⁶³⁾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教授阿里斯提德·马尔（Aris Bastide Marr）认为，非洲大陆的诸多语言与马语并不存在渊源联系，反而更加接近于东南亚的马阿尼亚语，南加里曼丹巴里托河一带的语言，尤其是与玛安延语（Ma'anyan）有90%词汇相同。语言学研究证据表明：这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在1500～2000年前被印度尼西亚人殖民时，许多人来自婆罗洲。

马达加斯加语在传统上主要包括麦利那、塔纳拉、贝茨米萨拉卡等地区性方言。自公元1820年以来，麦利那族在中部高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麦利那王朝，并逐渐统一全国⁽⁶⁴⁾，在原有麦利那方言基础上形成标准马达加斯加语。马达加斯加本土学者赖芒德·腊伯马南扎腊指出，马达加斯加语有明显的语言特征——统一性，即虽然首都塔那那利佛话是马语标准语，但没有差别特别大的方言区，各地日常用语差别不大，全岛各地都使用同样语法、同样句法，并且绝大多数人都用着同样的词语，方言的差异性很小，只有细小的发音差别。⁽⁶⁵⁾美国佛蒙特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A．哈维兰（William A．Haviland）认为：“语言的使用方法影响着我们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又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语言用法。”⁽⁶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与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共同创立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 ir–Whorf Hypothesis）⁽⁶⁷⁾中认为：“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⁶⁸⁾

语言学教授阿里斯提德·马尔（Aris Bastide Marr）曾经这样写道：“尽管马达加斯加全岛的面积比法国的面积大，尽管完全缺乏通过森林、沼泽、崇山峻岭、悬崖峭壁的交通工具……所有的人（马达加斯加人）都说着实际上统一的语言。从安白尔角到圣玛丽岛都说这种统一的马达加斯加语，在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没有自己语言规律，凭口传经历许多世纪，而保存下来。这是极显著的一种语言学现象。”⁽⁶⁹⁾从人种学（Ethnographic）角度来考量，现代马达加斯加人是原岛上土著居民与印度尼西亚殖民者后裔、东部非洲大陆人与经常往来与此的阿拉伯人经过长期融合而成的。所以现代马达加斯加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从梵语（Sanskrit）、中南非洲班图诸语言特别是斯瓦希里语（kiswahili）、阿拉伯语（Arabic language）、英语（English）、法语（le français）等语种引入许多外来词语，其系统性书写规则是在法国殖民时期，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当地殖民官员根据马达加斯加语发音和法语书写习惯而创制，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文字。从某种角度可以认为：马达加斯加语和法语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

笔者在实际田野作业中发现：虽然法国对马达加斯加殖民统治近百年，⁽⁷⁰⁾并在此期间大力推行和采取阻断式的所谓“法兰西国民文化教育事业”的殖民文化教育，即规定所有阶段和层次学校均以法语为唯一授课语言，⁽⁷¹⁾以法兰西民族文化为唯一指导思想和行事准则。⁽⁷²⁾出于历史原因，法语在马达加斯加独立时即被确立为法定官方语言之一，时至今日，它仍然在当地日常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各级学校教育和政府正式公函中，都规定其必须是法语版本。但当实地接触昂巴纳托瓦那村民时发现，真正能自如流利、准确使用法语进行日常交流对话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村民都是以马达加斯加语为主并混杂着法语进行实际交流，⁽⁷³⁾这就给笔者提出一个很大难题，笔者前往马达加斯加国立塔那那利佛大学（Université d'Antananarivo）跟随Professeur W．F．教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马达加斯加语学习，基本上掌握了马达加斯加语日常简单会话，⁽⁷⁴⁾从而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昂巴村麦利那人，为本书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样本保障。

五、田野调查点选取考量

田野调查点选取及相关样本考量，直接关系到研究内容的真实可靠和准确性，同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通过大量扎实和艰苦的田野实地调查，才能从诸多现象中找到内在联系、根本矛盾和本质冲突，同时也是研究者话语权的集中表达。在人类学、民族学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并不重视田野调查样本的真正价值，更多是依托图书馆及档案馆资料来进行相关研究，所以造成可信度不高和权威性不够的尴尬情况。

纵观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历史上采用实地田野调查方法的第一人是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⁷⁵⁾他对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Indians）部落的实地调查从1886年便开始了，并有意识地鼓励自己的学生走出图书馆，他的调查使人类学从摇椅中站起来走入了实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真正开创了长时期调查传统的是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⁷⁶⁾他通过对新几内亚（New Guinea）东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土著人的实地接触和与其共同生活，获得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涉及岛上居民社会文化、经济、手工业生产活动及宗教等诸多方面内容，特别是在特定区域和部落之间的一种最为广泛、持续的交换形式——“库拉”（Kula）⁽⁷⁷⁾，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其代表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正如他本人在此书致谢部分所说：“我的民族志研究工作从1914年到1920年，开展了三次田野调查，共6年之久，每年的开销只有250英镑多一点。”⁽⁷⁸⁾通过亲身经历“来这里”“到过这里”“重回这里”三个阶段，他得出西方学者只有离开自己原有文化群体，参与到被调查对象日常生活之中，才能深刻地了解他们的制度风俗、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该书首次在人类学研究历史上详细地描述与剖析原始状态下土著居民的经济制度、行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成为经济人类学领域开创性的经典著作。⁽⁷⁹⁾

在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实地田野调查方法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的人类学家，如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新墨西哥普韦布洛人以及对罗马尼亚、日本、荷兰、德国、泰国等国的研究。⁽⁸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太平洋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及萨摩亚群岛（Samoa）的文化研究。⁽⁸¹⁾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⁸²⁾对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⁸³⁾、伯尼尔岛（Bernier Island）、三斯通（Sandstone）等土著部落及澳大利亚（Australia）原住民的研究。克罗伯（A. Kroeber）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California Indians）的田野考察。⁽⁸⁴⁾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苏丹努尔人（Nuer）的人类学田野研究。⁽⁸⁵⁾弗斯（Firth，John Rupert）对印度古吉拉特语（Gujarati language）和泰卢固语（）为期15个月的实地研究。⁽⁸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对巴西当地土著、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部落的实地调查。⁽⁸⁷⁾格雷戈里·贝特森（G. Bateson）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以及罗威（R. Lowie）、保德玫克（H. Powdermaker）等所做的田野调查研究，不胜枚举。⁽⁸⁸⁾通过学术历史，笔者看到前人研究的足迹，更深知田野调查点选取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此，笔者严格遵循深入扎根田野的要求、规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田野点选取进行考量。

第一，从人口比例构成、民族成分等方面来分析：马达加斯加由于殖民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对复杂地理条件等因素，导致全国人口分布极其不均匀，6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不到全国1/5的土地上⁽⁸⁹⁾，且这种情况在中部高原的首都及附近地区最为突出和明显，而昂巴村就位于人口稠密度最大的中部塔那那利佛大区（Antananarivo）⁽⁹⁰⁾。沿海及南部沙漠地区几乎没有人烟，同时麦利那族又是马达加斯加的主体民族，最具社会代表性。正如马达加斯加本土学者赖芒德·腊伯马南扎腊（R. W. Rabemananjara）在«马尔加什民族史»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麦利那是君主国和马尔加什全民族的摇篮，是马达加斯加民族的心脏和头脑。麦利那的建立奠定了马尔加什民族的牢固基础。”⁽⁹¹⁾所以本书以昂巴村麦利那人纷繁复杂仪式文化的经济消耗与现实贫困问题之间相互内在矛盾与关联为研究对象，对于了解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民族贫困问题有直接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同时对此地区贫困问题解决机制的思考和探索，对于马达加斯加全国减贫和脱贫实践都具有参照和示范作用。

第二，从自然地理方位及现实客观条件来分析：此地区交通相对便利⁽⁹²⁾、社会治安相对良好⁽⁹³⁾。这为初次来到此地且人生地不熟的笔者提供了很大帮助和诸多客观便利条件，使得笔者快速进入田野调查点展开实际调查研究工作。

第三，从经济发展历史脉络方面来分析：由于昂巴村在马达加斯加历史上一直处于统治的中心区域地带的这一区位特殊性，所以从它的变迁中既能看到麦利那王朝封建统治时期的经济痕迹，也能看到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烙印，还能看到独立后国家各时期诸多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可以说，其经济历史梯度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好地分析昂巴村现实贫困问题。

第四，从仪式种类及数量样本来分析：从人类社会仪式发展及演化历程中不难看出，仪式一直都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在宗教中扮演着特殊且重要的角色。昂巴村麦利那人的宗教信仰有着极为特殊的形式，对逝去家族祖先的崇拜与敬畏是他们仪式生活的重点，但这并不是唯一和绝对的，在其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又对宇宙、土地及村庄周边的树木、水雨、驼峰牛、农事、疾病等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由于马达加斯加受法国殖民统治多年，殖民政府对于文化和宗教信仰更是进行“阻断性”的政策，⁽⁹⁴⁾加之当年来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人数相对众多，所以昂巴村麦利那人大都有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与习惯，从而又带来一系列“舶来”的宗教仪式文化活动。这就形成以逝去祖先崇拜信仰为主体、“万物有灵”原始崇拜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为依托的梯度式多重立体的宗教信仰格局模式，并由此而产生众多的仪式文化及经济消费，这为笔者研究其与当地贫困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田野调查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