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的主要障碍

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要素投入，如资本、土地、劳动力投入，是土地经济，靠劳动力红利发展。其中科技贡献并不太大。中国的科技现状怎么样？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国家竞争力在全球处于第28位，但在12项评价要素中，有关“采用新科技的水平”一项排名第81位；福布斯发布的2016年全球科技巨头100强富豪榜中，中国企业家有19位，马云、马化腾分别排名第8位、第9位。

今天讲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产业”，既需要科学家，更需要企业家、工程师以及相关的技术人才。目前中国这几类创新人才都很紧缺，但最紧缺的是企业家。

缺人才，就要创造环境与条件培养人才。在我国，硬环境与条件好解决，最大的障碍是软环境，即创新文化不足。

什么是创新文化呢？2008年12月，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修，芝大校园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潜心治学、年轻学子们热烈争鸣的情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据说芝大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有一个诉求，即申请一个离自己实验室较近的停车位，这个申请没有得到满足，他照样不受影响，埋头科学实验；我参观了芝大代管的国家实验室——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设有核物理、光子束、纳米、串联型加速器、高速计算机（蓝色基因）等大型实验室，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2200位科学家在此工作。如果使用这里的试验设施（如光子束实验室）进行研究，公开试验成果的研究是不收费的，只有用于商业用途的研究实验才收费。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曾举例说，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采访，一位记者问道：“您的发现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吗？”这位获奖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如果我们在50年前问核磁共振的发现者这个问题，很可能得到同样的回答。而现在通过核磁共振的检查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每年使数百万人得到良好的治疗。

由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科学发现、技术应用需要科技硬件；但重要的是植根于骨子里的创新文化与创新精神。

创新文化有健康创新文化与病态创新文化之别。

在健康的创新文化驱使下，创新是一种民族意识、共同价值，是一个群体的自觉行为，或者说是渗透在血液中的一种习惯。科学家在静静地、不问目的地发现新事物，企业家在有规则地使用这些知识产权，推进产业与产品创新。

病态的创新文化，表现为几乎所有创新行为均受利益驱动，几乎所有创新成果均商业化。在这种创新文化的驱使下，人们会“抄近道”，实行拿来主义，甚至抄袭、践踏知识产权，这是一种浮躁的表面化的创新。当然，一个国家在追赶他国时，学习借鉴和“抄近路”是可以并且是必要的，但当经济发展到像我国今天这种水平，再采取这样的策略走下去就很危险。屠呦呦发明青蒿素是在20世纪70年代，她是个“三无”科学家，无博士、无院士、无SCI论文，却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就是心无杂念、潜心研究的结果。

健康创新文化与病态创新文化的区别还在于：在健康创新文化氛围中，既有有意识创新，又有无意识创新；而病态的创新文化，驱动的都是有意识、有利益的创新。实际上，很多创新来自偶然。对于很多科学家和企业家而言，创新就是一种乐趣。

众所周知，农业社会的创新是缓慢的、渐进式的；工业社会的创新是快速的、跳跃式的；信息社会的创新是急速的、颠覆式的。我们必须赶上这一波。要赶上这一波，我们不能迷恋于过去的“四大发明”，不能用农耕社会的文化思维思考今天的创新问题，也不能急于求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应彻底摒弃病态的、不健康的、有缺失的创新文化，既重技术，又重制度；既重眼前，又重长远；既重应用，又重基础；既重利益的即时回报，又重无意识创新文化的培养。通过培育健康的创新文化，使中华民族的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