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供应链带来的影响
（一）全球化供应链形成了生产的分散化
将供应链进行全球化布局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在跨国公司主导下，供应链的国际分工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产业布局而展开。跨国公司通过聚焦于核心竞争优势环节，而将非核心环节业务外包的方式实现了全球性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在此情况下，供应链外包导致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分散化，零部件、子系统等的生产和供应分散于全球各地，最终产品的实现需要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共同配合。
以中国全球化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华为公司为例，2018年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数据显示，其中美国企业共有33家，占比35.9%，包括英特尔、恩智浦、高通、博通等；中国大陆地区供应商共25家，占比27.1%，包括立讯精密、比亚迪、京东方、瑞声科技等；其余供应商中，日本11家，中国台湾地区10家，德国4家，瑞士、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各2家，荷兰、法国、新加坡各1家。
作为供应链全球化最早且最为成功的构建者和推动者，美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成熟且运作高效。波音公司在波音787项目上将大量零部件和子系统外包给全球供应商，波音只与全球23个一级供应商直接联系。波音不再是一家单纯的飞机生产商，而是一家从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拿到所有部件，然后快速组装起来的高端的系统集成商。波音公司采取全球供应链战略有助于企业集中精力于设计研发、最终产品组装、营销和品牌这些核心业务。实践也证明，波音的全球化供应链有助于缩短飞机的开发周期、降低供应成本、减少自身投资，同时分散研制风险、提升生产效率，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总部位于法国的施耐德电气同样是全球化供应链的成功企业，根据其公布的2019年数据，施耐德电气共有339个生产和物流基地，分布在57个国家，其中北美55个、欧洲134个、亚太地区108个、南美20个、中东地区22个，总计有5万多家全球供应商，2012年全球化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2012年，美国将全球供应链列为国家安全战略，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对全球化供应链的重视程度。全球化供应链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与整个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紧密相连。
（二）全球化供应链重塑了国际贸易
蔡昉将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1.0的典型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以算作全球化2.0；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3.0；2019年达沃斯论坛新年伊始召开的年会首次提出了全球化4.0的概念，主题是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9]。这种分类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全球化，即将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定义为全球化的开始。狭义的全球化是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动的全球生产、全球分销和全球投资活动，主要是以全球供应链的方式重新塑造了世界经济体系。本书中的全球化是指狭义的全球化。
供应链全球化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开放经济在微观层面最为显著和直接的反映，高峰期呈现席卷全球之势。在纵向一体化战略之后，企业与企业的竞争演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系统化与集成化竞争成为战略制胜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公司为代表，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内同时追求供应链的“成本洼地”和“价值高地”，以实现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或二者兼而有之，其结果是构建了跨越地区与国家的供应链垂直分工体系，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全球化供应链。在非全球化的阶段，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年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95.4%，其中70.6%的贸易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普遍，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少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研究还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封闭的，直到1960年，也只有20%左右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开放经济体；1993年，这个人口比重刚刚超过50%；到1995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开放经济体，生活在开放经济国家的人口达到了87%。
供应链重新塑造了国际贸易，并改变了贸易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围绕“生产”而非“消费”展开，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不断上升，21世纪初中间品进口就已占到经合组织（OECD）国家进口总量的一半，占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进口总量的70%以上。中间商品贸易的激增，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改造了区域与国际网络，其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将自己嵌入由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主导的复杂的工业网络，跳过了传统工业化阶段。大量的、普遍性的离岸外包业务催生了遍布全球纵横交错的制造业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交通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以便提供大规模和高效的物流能力来消除阻碍供应链畅通的瓶颈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中间品贸易占据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份额是全球化供应链的结果。可以说，中间品贸易是伴随着供应链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根据研究，1970—2009年大量发生在跨国企业内部的中间投入品贸易，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根据联合国分类，进口商品可以分为三个产品类别，即最终产品、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也可以分别称为产品、半成品和资本货物[10]。与此同时，供应链全球化布局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以中美贸易为例，据我国海关统计，2017年全部出口总额占中国工业产值的30%，其中直接出口占13%，在华供应链企业出口占17%。可以看出，一是供应链出口已经远超直接贸易出口；二是在华供应链企业向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直接对美出口的份额，这其中大部分是中间品贸易或与中间品贸易高度相关。全球化供应链对中美两国都有重要的影响，中国是美国企业全球供应链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替代的供应来源，围绕供应链贸易已经达到对美贸易量的60%以上。
（三）全球化供应链更好地促进了全球一体化
与以往国际贸易水平分工不同的是，这种供应链垂直分工真正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协同化和嵌入性程度大大提高，通过效率收益传导机制和危机传导机制实现了世界经济的同频共振。此外，全球制造外包业务还改变了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新兴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全球化供应链创造就业，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将自身积极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外向型亚洲经济体，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口，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提高。
供应链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呈现既分散、又集成的特征，二者互为因果，分散是为了更好的集成，而集成是分散的最终状态。理论上讲，供应链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无法依靠自身资源与能力单独生产出最终产品并交付客户，即使是供应链的系统集成商，最终产品也是供应链全体协作的结果。当今国际贸易中超过70%的交易对象是中间品而非最终产成品，这表明以产品内分工为核心特征的供应链将全球经济活动紧密地、体系化地连接为一体。表2-1反映了2015—2018年全球贸易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全球贸易呈现了强劲的增长态势，直至2017年达到顶峰。在2015—2018年期间，2016年的全球贸易增长率最低，同期全球GDP增长率也最低，为2.4%；2017年的全球贸易增长率达到4.6%，同期全球GDP增长率最高，为3%。分区域来看，同样是在2015—2018年，亚洲区域的出口增长率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更加稳定，同期的GDP增长率也是如此。
表2-1 2015—2018年全球各地区贸易及GDP增长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
（四）供应链全球化重构全球价值链
供应链全球化同样重构了全球产业价值链，开创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最终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乃至全球供应链中心。全球产业国际分工的核心内容包括产品供应链分工、产品价值链分工和产品创新链分工。供应链分工是基础，供应链分工的位次决定了价值链的差异和创新链的作用范围。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进化和供应链全球化的内在需要，导致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少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逐年降低，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的29%降至2015年的18.6%，日本制造业则从1995年的21.5%降至2015年的7%，德国制造业从1995年的10.4%降至2015年的5.9%[11]。此外，201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2万亿美元，但占其GDP的比重只有11.4%[12]。这种变化不仅包括中低端制造业，也包括部分高端制造业，甚至有一些行业将制造业整体移出本国供应链体系之外。反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在逐年稳步上升。在这一演进过程中，跨国公司从起初的追求某一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转变为追求综合成本最低或综合收益最大化。
二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所承担的品牌提供者、技术以及技术创新提供者、主要消费市场和客户来源地的角色在部分领域和行业中正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了全球化供应链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在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综合国力的支撑下，依靠坚持不懈的技术积累、资本积累和管理积累后来居上实现了产业梯度跃升。表现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则是从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所局限的世界工厂定位，向全球化品牌的供给方、全球市场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技术创新的整合者和供应链投资驱动者迈进，成为难以阻挡的崛起力量。
三是全球供应链中心和供应链集成商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企业为集成商的体系转变，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之一。研究表明，自加入WTO以来，在消费电子、家用电器、通信设备、车辆等多个领域，中国企业从廉价商品的来源地、低端制造的供给方、跨国公司的外包对象、供应链边缘节点逐步走到了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和集成商，这是近20年来供应链全球化最为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内而言，是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进出口贸易政策和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对外而言，则是自由贸易体制和开放、公平的国际市场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一系列产业规划和政策指导，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