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挑战、机遇与未来重点
近年，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执政等政经事件的发生，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加。但是，经济全球化并未完全失控，而是正在寻找更加合意的方式适应新的规则，世界秩序也并未全面崩塌，而是以更加多极化的方式进入了大国博弈的新阶段。大国综合国力较量和国内政策调整，正在驱使世界经济遭遇不确定性风险，造成全球贸易体系变得不太稳定，多边贸易规则面临必要的现代化改革。东北亚地区仍是世界地缘政治状况最复杂的地带之一。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略显缓和，近期迎来和平合作发展的新契机，区域经济合作也有望提速，给中日韩经济朝着健康发展增添亮色。中日韩三国坚持相向而行，共同抵御保护主义，不仅能稳定本国经济增长，增强区域发展韧性，而且能凝聚世界发展合力，提振全球经济增长。
一、中日韩经贸合作面临的形势、机遇与挑战
与过去相比，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交织，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多。当今世界面临的新情况不仅表现为全球政经形势的新变化，而且社会思潮和技术革新的力量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当前中美经贸谈判仍在继续，现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最终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在增加。不可忽视的是，中美经济互补性仍然存在，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短期是难以调和的。2018年7月26日，美国与欧盟联合发表声明称，共同致力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贸易谈判。这意味着以WTO为中心的多边体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WTO规则现代化改革已提上日程。这些变化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日韩经贸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势。作为亚洲地缘相近的三个开放型经济体，中日韩三国合作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三国经贸合作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韩经贸关系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不少的挑战。
（一）当前国际形势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1．全球化遭遇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逆风
近些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资源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经济社会问题渐成痼疾，“经济全球化”被很多民众视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此“去全球化”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尤其是在欧美等国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在政治上意味着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在经济上表现为反对自由贸易，在社会上刺激了反移民运动。相比于政治社会领域的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思潮在经济领域的突出体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将保护主义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条款，比如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加技术性保护条款，实施本国利益至上的经贸政策，让多边贸易制度安排达成的难度大幅增加。当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等新问题时，许多国家民众的政治情绪更加呈现出利己主义，在政治选举中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只考虑本国国民福利的政治候选人。近两年，欧美等多国的大选中持有反对移民、担忧恐怖袭击、捍卫贸易保护主义等政治主张的右翼民粹政党得到很多民众的选票支持，包括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被视为“黑天鹅”事件的诡异公选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时下民众政治情绪的表达。而且这种情绪具有传染性，现在已从欧美等国向外蔓延，很多国家政府开始考虑这部分群体的政治诉求，在移民、投资和贸易等议题中尝试做出倾向于保守的政策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即刻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和威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新情况使亚太地区多边贸易安排遭遇诸多不确定性。亚太区域内，包括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1)、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多边贸易机制都将会遭受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相比于中国成熟稳定的政治体系，日本和韩国的民众选举多少会受到这种政治情绪的感染。对日本来说，安倍政权虽仍呈现“一党独大”的局面，但仍面临来自在野党的质疑和挑战，而且自民党内部派别林立，部分右倾势力有较强的影响力。安倍政权在施政举措上不可能不顾及部分民粹政治势力的诉求，在推进对外政治关系中将会受其掣肘。韩国政权更替更具有戏剧性，前任总统朴槿惠因徇私而锒铛入狱，而此事件及后续影响将可能进一步撕裂韩国社会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形势将会束缚文在寅总统的施政空间，尽管文在寅政府可采取就事论事和照章办事的做法处理朴槿惠受贿案，但韩国政治“进步”与“保守”两个势力派别的角力并未完结，尤其是代表中下阶层的“进步”势力将会追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在世界政治集体倾向于保守的情况下，日韩的政治选情和施政纲领不会更加包容开放，这可能将切实影响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
2．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引发全球市场的不稳定
2018年以来，美国对太阳能板、洗衣机、钢、铝及各类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贸易保护的做法直接、粗暴。全球贸易保护加剧引发市场不确定性，将会对信心、资产价格和投资造成不利影响。贸易摩擦风险将是近期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威胁。2018年初，美国依据针对钢材和铝制品开展的“232调查”结果进行了全球范围的征税，并且专门针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并据此拟采取制裁措施，这些举措已经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美国强硬的贸易保护行为，自然会招致来自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贸易伙伴的反感和报复。韩国虽然获得了美国25%的钢铁产品关税豁免，但韩国钢铁线材商品却被美征收了41.1%的高额反倾销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市场预期发生变化，风险或期限溢价突然上升，可能损害商业和市场情绪，从而削弱投资和贸易。贸易壁垒的扩大还会提高可贸易品成本，破坏全球供应链或产业链，并减缓新技术扩散和传播，从而降低生产效率。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中日韩三国都将会成为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受害者。中日韩双边贸易更多的是中间品贸易，其中美国就是三国生产链条中的末端——重要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摩擦谈判中，美国虽以缩减贸易逆差为由，但背后的目的在于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早期宣布实施的500亿~2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中大都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明确发展的相关行业，如电机和电气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倘若美国持续加大贸易保护力度，东亚地区经贸关系及其产业链必然会遭受负面影响。据韩国开发研究院推算，国际贸易交易额若减少1%，韩国的出口将随之下降1.08%，韩国经济增长将减少0.48%。特别是“美国封杀中兴通讯”后，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让很多外资企业感到担忧，对华直接投资陷入观望状态，甚至部分外资开始准备撤离，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3．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壁垒及其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步程度下降，可能使经济复苏进程存在脱轨风险，中长期增长前景受到抑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18年10月）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增长快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2020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2020年和2021年全球经济预测0.1个和0.2个百分点，主因是主要经济体2019年表现弱于预期，下行风险依然突出，包括地缘政治紧张抬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深化。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美国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增长差异在扩大。其中，美国主要受特朗普减税政策影响短期刺激经济回升，2018年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增速曾高达4.1%，但2019年第三季度下降至1.9%，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仅达到2.3%，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减税效应正在递减。随着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复苏接近尾声，临时性财政刺激的效应逐渐减退，即便是美国，其经济增长预计今后几年内也将减速；IMF 2020年1月份报告预计，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3%下跌至2.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也变得更不均衡。IMF 2020年1月份报告预计，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从2019年的5.6%小幅增至2020年的5.8%和2021年的5.9%。受降杠杆政策的紧缩效果和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7年的6.9%下降到2019年的6.1%。IMF 2020年1月份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至6.0%，2021年下降至5.8%。全球范围内相互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将对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率提升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催生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市场情绪变化和汇率急剧波动等）还将对跨国资本流动形成冲击，特别是对基本面较弱或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可能出现资本流入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以及汇率大幅贬值等问题。
4．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国际商品市场波动
英国“脱欧”、美国“退群”（退出各种多边组织）、美日澳印联合推进“印太安保战略”(2)等地缘政治事件也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增添风险，从而抑制私人投资并削弱经济活动，以及加剧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目前来看，英国脱欧的进展并不顺利，经过数月的艰难谈判，英国退出欧盟的进展有所成效，但仍面临较多难题。欧盟在移民政策、财政治理、法治标准和欧元区制度架构等方面仍争论不休，可能放慢结构性改革进程，引发政策目标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针对海洋安保、人道援助/维和行动、反恐等领域，投资约3亿美元加强印太地区的安保，同时向印太地区的能源、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项目投资1.13亿美元，建立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经济区，以削弱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2018年以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及其预期曾一度引发国际油价出现近20%的涨幅，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量原油供应进入国际石油市场，这在短期内导致油价连续下跌，几乎下跌至2018年初的水平。2018年6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同意将石油产量每天增加约100万桶，纠正近期实际产量低于2016年11月整体目标的情况，但是委内瑞拉石油产能下降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油令有几个豁免国家）将会对国际油价形成支撑，特别是欧佩克国家长远来看重新商定减产目标，抑制国际油价短期的大幅下跌行为。近期欧佩克与非欧佩克的俄罗斯就减产协议谈判破裂，造成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战，再次将原油价格压至每桶30美元以下。长远来看，只要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不大幅缓解，国际油价还会重拾上涨势头，由此带动其他相关燃料价格上升。这将给很多消费国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美国和欧元区的核心通胀处在上升通道，其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胀上升一定程度会受到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影响，消费国的经济前景依然脆弱，而预期通胀上升导致其货币政策的收紧步伐快于预期。对于石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东亚三国来说，国际油价波动将对中日韩三国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经济对国际油价波动非常敏感。据测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0%，韩国经济增速将下降0.16%。相反，国际油价若能保持低位，则对中日韩构成实质利好，但也可能引发暂时的通缩压力。
5．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引发全球紧缩效应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步伐倘若快于当前的预期，更多国家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资本外流压力，反之则遭遇资产价格泡沫的威胁。2018年以来，美联储加息缩表进度有所加快，曾连续三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2019年加息步骤有所放缓，但是因经济不及预期，重新下调利率，有可能会重启量化宽松政策。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虽然表示维持现有宽松的政策利率不变，但视经济表现对量化宽松数量即不再增加每月购买资产数额。如2018年初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逐步减少每月资产购买数额，从当前的300亿欧元降至2018年10月的150亿欧元，并在2018年12月31日结束资产购买，考虑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欧洲央行也在考虑降息和扩大QE规模。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提速意味着跨国资金即将回流，特别是吸引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到发达经济体，而其货币政策的反向操作又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态，催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总之会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将金融风险向外传染，引发汇率大幅波动。2018年2月的一段时期，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所攀升，屡次突破3%的关口，这意味着全球企业发债成本增加，一定程度上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随着美联储加息至中性利率，美元持续走强概率增加，2018年2月至2018年底，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8%以上，而欧元、日元和英镑汇率基本没有变化，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甚至急剧贬值，如阿根廷比索贬值了20%以上，土耳其里拉和巴西雷亚尔均贬值了10%以上。为对冲汇率贬值压力和国内通胀高企，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央银行已启动提高政策利率。中美利差收窄将会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构成不小的贬值压力。
6．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驱使经济社会快速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正在酝酿经历新一轮产业革命，这给人类社会将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开放、创新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尤其是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持续深远。这一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生产和消费网络，引领了产业现代化的新方向，将催生大量的新产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改变全球化进程、生产和消费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福利分配状态。在新技术引领下，传统制造开始与现代服务结合起来，形成服务化制造的新趋势，如智能软件、新型材料、3D打印技术等新事物的涌现，将推动制造业朝数字化方向发展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催生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此，很多国家再次把技术创新摆在战略地位，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面向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基因编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占领制高点，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跑者。中日韩三国也不例外，都在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致力于经济动能的更新。可以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会带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供需结构深刻变化，推动中日韩在产业链合作的基础上更新升级，紧密结合各自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开展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便维持中日韩生产网络的全球竞争力。
（二）东亚经济体仍在寻求协调合作的路上
1．半岛局势缓和给中韩合作发展带来新机遇
朝核问题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最后一道未解难题。在1994年、2005年和2007年，朝鲜半岛曾分别亮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之光，但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熄灭了。经2018年初的韩朝冬奥会外交后，朝韩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晤，半岛局势迎来和平发展的春天。随着朝美首脑对话达成诸多共识，朝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就朝美建立新型关系、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实现全面无核化和寻找战俘与失踪人员遗骸等目标达成一致。尽管当前形势不甚明朗，但是倘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东北亚地区深化经贸合作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进程有望提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10+3”合作，以东盟与中日韩为主渠道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韩三国经济融合持续加深，都有合作的意愿和愿景，建立东亚共同体(3)的构想也时常被提及。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布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提出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推进政府间合作机制化，提升三国的伙伴关系，促进三国经济在远期实现一体化，包括在本地区建立共同市场(4)。2015年6月，中韩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底中韩自贸协定（FTA）生效实施后，中韩经贸增速呈现止跌回升势头。中韩FTA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在进行中，主要是以负面清单方式推进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便利化机制安排。按预期计划，中韩FTA升级版有望两年内达成，这将进一步对扩大中韩贸易投资规模形成利好。2012年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东盟提议与作为对话伙伴的亚太六国开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2018年10月22—27日完成的第24轮谈判已有重大进展，不过尚未达成最后协定，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发表声明称，其中15个成员国已结束谈判并启动了法律文本审核，有望于2020年底如期签署生效。2018年5月初，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提出加快推进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进程，共同努力在各个领域取得高质量并具有商业意义的成果。2019年6月28—29日G20大阪峰会中日领导人重新加快推进中日韩FTA和RCEP尽早达成。印度对RCEP提出的开放国内市场尽管心存疑虑，但印度表示RCEP代表发展方向，强调必须以谨慎、有耐心的方式谈判，确保“所有国家将从中受益”。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其中三国一致同意推动RCEP早日签署，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共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日本主导推动的“全面进展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已于2018年底生效实施，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有一定进展。而且，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实施，在长期内为东亚经济体通过开展协调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合作平台。
3．中国主动扩大开放致力于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
中国将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制度，通过深入推进“放管服”措施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逐步将自贸试验区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主动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主动扩大进口的相关举措，如降低汽车及零部件、日用消费品等商品的关税，推出的这些持续扩大进口及关税减让措施，将会进一步刺激进口增长。在此背景下，探索双边多边更高水平的FTA已成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加快区域经贸便利化机制安排将有利于补充和强化基于规则、自由开放、透明、非歧视、包容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有利于推动中日韩经贸合作朝覆盖面更宽、融合度更深方向发展。中国扩大开放的姿态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也有利于促进中日、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4．中日韩产业互补合作的领域持续扩展
过去20多年，中日韩产业发展遵循雁形模式，通过纵向分工和产品分割发挥各自优势，形成面向世界市场的紧密生产网络。日本最早在半导体、汽车、机械制造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长期开展对华投资和出口零部件。韩国凭借在精密电子、精细化工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长期大量向中国出口电子元器件、零配件和中间产品，同时作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中国承接很多来自日本和韩国产业转移，凭借在廉价劳动力及配套组装能力方面的优势，发展三国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将制成品销往全球各地。随着中日韩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三国经济互补性有所减弱，但是三国的经济融合日益加深，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有着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从贸易依存度来看，日本和韩国对美国与欧洲的出口在不断下降，但是对中国出口在增加，从中国进口亦增长较快，即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明显在增加。然而，中国对日韩的贸易依存度在下降，但是三国在产业链中的融合更加紧密。受到政治安全领域的干扰，中日韩三国政治关系时常中断，但在经贸领域的沟通与联系并没有停滞，已在各经济社会领域建立了协商合作机制，包括17个部长级会议和多种交流和对话机制。中日韩三国都在推进各自经济转型，这一过程将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推动三国经贸合作进入创新合作的新阶段。传统产业加速升级的同时，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拓展了中日、中韩产业合作的新空间。现阶段，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逐步转向以消费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结构调整的结果意味着中日、中韩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上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比如，中国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金融科技等领域有发展优势，而日本和韩国在电子元器件、存储器、显示面板等领域有比较优势。在培育增长新动能方面，中日韩三国已经开始在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子商务、软件设计、文化创意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开展合作，推动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中日韩三方把资金、市场、技术和制造能力等多方面的各自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和产业链紧密合作的程度，不断拓展三国产业合作空间。
5．轮替举办奥运会带来深度合作的新机会
2018年初韩国平昌举办冬奥会后，奥运外交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和谈，使朝鲜半岛出现难得的和平。2020年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2022年北京举办冬奥会，而且202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利用分别举办奥运会这一历史契机，深化奥运会赛事合作，可以拓展三国奥运经济合作空间。
6．三国人文交流加深区域认同感
中日韩地理相连，肤色相同，均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同属东亚文化圈，儒释道学说都深刻地影响着三国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进路，尤其是汉字的广泛使用，大大增进了三国民众的情感，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近年来，中日韩民间文化交流紧密，人员往来频繁。比如说，“汉风”“韩流”、日本动漫等文化元素将三国的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动漫文化、韩国的影视文化，日韩的民众也有很多人熟悉并推崇汉文化。中日韩在文化上的同源性为民族间相互认同提供了基础，三国文化和艺术的密切往来，极大地拓宽了三国民众“灵魂往来的道路”。
（三）中日关系、中韩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韩、中日关系开始出现缓和迹象，中日、中韩以及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会面交流，并表达恢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三国合作实现再出发。
1．中日恢复领导人互访，促进了两国务实合作
2017年7月和11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G20汉堡峰会和越南岘港APEC会议上与安倍首相会见，坦诚交换意见，增进互信理解，积累有利条件，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两国政经关系明显改善，稳步向着正常轨道发展。2018年10月25—26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时隔7年日本首相正式来访，中日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在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举行了纪念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达成诸多共识，取得务实成果，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20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8年11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首相时指出，中日关系呈现新的气象，中日发展关系面临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中日经贸务实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欢迎日方继续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日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但要切实妥善处理好一些重大敏感问题，确保两国关系不再受到干扰。在两国高层互访的带动下，中日两国省部级官员交流频繁，恢复了经济、财金、农业、文化等多领域高层级对话，并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表明了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中日经贸关系呈现稳步向好态势，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规模呈现较高速增长。2017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转为正增长。2018年中日贸易额同比增长8.1%，其中中国对日出口增长7.2%，进口增长8.9%；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回升，同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额达到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6.5%。2018年，中国访日游客达到838.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9%，占到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4。中日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两国企业互动密切，产业合作深入，已由垂直水平分工向差异化、隐形化发展。
2．中韩关系恢复正常促进了双边经贸快速发展
中韩两国于2008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了中韩要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和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等“四个伙伴”，这标示着中韩关系再次升级。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式访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双方愿意共同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2018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同文在寅总统再次通了电话，两国元首就发展中韩关系、加强在重大地区国际问题上的协调达成重要共识。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莫尔斯比港APEC峰会上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指出，要继续发挥好高层引领作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建立和巩固互信，继续妥善处理好敏感问题；要重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双边互利合作优化升级；并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合作。中韩双方沿着两国元首共识指明的方向，全面开展各层级沟通与对话，进一步活跃交流与合作。从经贸发展看，当前中韩经贸关系呈现快速恢复趋势。中国仍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以及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仍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近10年来，中韩贸易发展平稳，中韩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基本维持在7%左右。2015年6月起，中韩签订自贸协定（FTA），双方超过90%的产品进入零关税时代，中韩贸易本应上一个新台阶，但“萨德”问题却给中韩贸易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2015年和2016年中韩贸易增速分别同比下降5.0%和8.4%，直到2017年双边贸易增速下降的势头才得以遏制。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为280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9%；2018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为31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8%，其中中国对韩出口增长5.9%，进口增长15.3%。2015年5月13日，中日韩签订了《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为三国投资者相互投资提供更为稳定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同时促进和保护三国间投资行为机制化，并为推进中日韩FTA建设奠定基础。截至2018年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767.7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73.8亿美元，其中，2018年韩国对华投资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6.6%；中国对韩直接投资额高达2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8.9%。2016年6月，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在中国正式启动。2017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续签规模为360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为推进中韩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中韩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中韩FTA等系列政府间合作文件，并正在推进中韩FTA第二阶段谈判，一旦达成将会有力地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3．产业合作由垂直分工更多转向水平合作
一是结构调整驱动产业同构性增强。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的攀升，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步伐加快，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速度加快，不仅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持续升级，而且在制造业领域与日韩产业的互补性减弱、同构性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逐步增强，与日韩传统制造业趋同竞争明显。中国加快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传统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适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情形下，日韩原有的产业优势呈逐步被削弱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导入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中日韩经济合作领域也由此从传统的制造业合作开始向高端制造业、制造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转变，合作领域逐步拓展。比如日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日本在医疗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零售业和流通业多年形成的成熟运行模式可以为中国服务业企业提供经验和借鉴，可以作为今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二是产业水平合作进一步扩大。尽管中日韩三国在垂直分工合作层面的互补性在减弱，但是并不意味着水平层面只会竞争不会合作，相反在水平层面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以中间品形式出口的比重仅为30%左右，远低于日韩50%左右的比重，这意味着中日韩在先进制造领域仍有互补性和合作空间，特别是在整个东亚生产网络中，中国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短时期内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仍赶不上日韩企业。要提升整个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迫切需要中日韩三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开展务实的产业合作，包括共建产业园区、共同技术攻关及共推产业化、商业化。
三是产业创新合作将加快提速。多年来，中日韩都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战略，包括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政策，韩国实施创造型经济政策等。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产业创新的合作。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引领下，中日韩在很多领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存在很多优势互补的产业领域，尤其是在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有很多互利共赢之处。值得指出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将会是三国未来进行合作和开展联合行动的最有潜力的领域。比如，日本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韩国在液晶显示板、电池等领域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而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先进制造、新能源、生物科技以及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多个领域具有优势。三国在各自优势产业的推动下，需要将市场与技术有效地衔接起来，有效地利用东亚统一的大市场，在新兴产业及创新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优先满足区域内的高质量、高层次消费需求。
二、当前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的困难与问题
（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高质量转型的困境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此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尚面临诸多的挑战和困境。在内外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里的“变”主要是内外环境之变、市场预期之变。
1．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
从外部风险来看，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由此产生的种种变数可能接踵而至，特别是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并已暴露出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各类风险，包括债务违约、房地产泡沫、人民币贬值等。从增长动力来看，中国经济过去赖以发展的出口和投资动力面临衰竭，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转移到依赖创新驱动上来，而创新需要发挥技术研发转移的外溢效应。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会延缓中国技术追赶速度，增加自主技术创新的难度。中美贸易争端背后的根源有多种，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美综合国力的较量。
2．促进高质量发展应尽力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领域仍有很多，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怎样保证持续健康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题中之义，高质量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发展的增速，而是摒弃不可持续的高增长，但仍需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政策目标可以从数量为主调整为质量为主，政策重心可以由做大蛋糕转向社会分配，但政策出发点仍然是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一旦发展出现问题，很多问题都会浮出水面，而所有的内部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得以解决。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考虑的问题。短期内亟待需要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高债务、高失业、资产泡沫化等棘手的问题，避免陷入低速增长困境，避免造成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短期来看，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仍大大快于名义GDP，而且由于预算外投资支出继续加大，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迅速增加，地方政府和家庭债务也正在上升。长期来看，还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生产率下降、贫富差距拉大、“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
（二）日本经济增长仍面临通缩和高龄化压力
长期以来，日本经济都面临通缩和高债务难题。为摆脱这种局面，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政府旋即出台系列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其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初见成效，但至今远未达到既定目标，在量化宽松货币等“新旧三支箭”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较以往有较大的起色，但发展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1．日本经济保持缓慢复苏但风险在加大
2012年底安倍政府施政以来，日本经济保持缓慢复苏态势，处在稳健发展状态当中，民间投资和出口稳步增长，私人消费也在扩张，企业收入持续改善。短期来看，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2019年10月起计划上调消费税率。根据日本银行估算，2014年将消费税由5%提高到8%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大概是8.2万亿日元，本次由8%上调至10%带来的影响规模在2万亿日元左右。中长期来看，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1990年到2018年日本总人口并未出现太大变化，但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65岁以上人口由约1500万增加到3500万；而15岁到64岁劳动力人口则从8600万减少到了约7500万，可以预计的是今后劳动力人口还会大幅度减少，而同期老年人的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保支出将大幅增加。为此，日本必须寻找办法抵御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的风险。
2．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不容易，但副作用逐步显现
随着欧美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市场预测日本银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增强。尽管日本银行需要考虑负利率政策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会跟随欧美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当前来看，日本会维持或减少现有购买国债规模（80万亿日元），而要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加息）还为时过早。原因在于日本核心CPI只有1%左右，与既定的2%通胀目标相差甚远，而同期欧美国家的通胀率达到2%左右，因此日本银行不能跟随欧美那样追求货币政策正常化，同步进入加息的通道。日本银行坚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只要通胀率没有达到2%，日本银行将会持续执行这一政策，虽然它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不稳定影响，但并不会推高政府负债率。日本银行长期锚定2%的通胀目标，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欧美国家都将目标通胀率设置在2%左右，符合国际惯例和常识；二是把物价增长率保持在2%，容易制定与之相符的基准利率，也利于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三是统计处理的惯例，客观上很难掌握真实的通胀率，为克服统计缺陷，通常会将统计物价目标设置为2%左右。
3．尾大不掉的高债务迫使安倍政府加速财政健全化
安倍政府的重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和财政健全化。安倍政府相信，没有成长的经济就没有健康的财政。为尽快摆脱通缩状态，安倍政府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称为“旧三支箭”），加快推动经济活跃起来，以达到经济成长的目标。2015年后，日本财政赤字有所减少，企业收入出现增长，安倍经济学初见成效。为达到更高经济增长的目的，安倍政府进一步实施了“一揽子”经济规划（2017年12月颁布），包括培养人才、增加女性就业、提高生产率等政策以及完善保育园设施、提高社会工资、增加幼儿教工费、增加基础性研发投入等具体措施。为确保实现财政健全化，日本财务省对预算分配设定基准，实施以提高消费税为主要财源的收入政策，持续减少社保支出（每年减少5000万日元），预计到2027年有望实现财政盈余。日本财务省的重要任务就是持续推进财政健全化。
（三）韩国经济增长遭遇内忧外困的挑战
韩国的经济模式面临着从快速增长到可持续增长的转型，而实现这一转型，文在寅政府开出的药方是实施以收入为主导、创新、公正的增长战略。贸易保护主义、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风险因素已经影响到韩国收入增长战略的实施。2018年，韩国步入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的时代，但生活质量却还停留在人均收入2万美元的水平。韩国银行一项报告预测，韩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缓慢复苏势头，2019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为2.8%，低于之前的预期，主要是担心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实际上，据韩国银行初步核算，2019年韩国经济增速只有2%，为2009年以来最低增速。
1．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迫使韩国转向收入主导增长战略
目前，韩国1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42%的资产，而50%的人口净资产占比不足11%。韩国最顶层20%人口收入每增长1%，对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负拉动0.08个百分点，而最底层20%人口收入每增长1%，对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为0.38个百分点。韩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制约了韩国的创新能力。由于通过努力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渠道收窄，韩国很多人不愿意冒险进行创新创业，国内年轻人失业率较高。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17年年轻人就业形势不乐观，失业率高达9.9%，创下统计以来的新高（2017年全年整体失业率为3.7%）。韩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少数大型企业，有限工作岗位导致求职竞争激烈。短期来看，文在寅政府虽提出系列政策改善就业条件，包括上调最低时薪、缩短工作时间、公共机关临时工转正等，但并未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反而导致劳动成本上升，进一步使年轻人的就业状况持续恶化。长远来看，韩国青年就业的不充分已造成社会的低生育率问题，对韩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构成挑战。
2．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导致韩国经济受外围经济变化影响大
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经济面临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且与中、美、日、欧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重。近期，美国发起的广泛贸易争端已波及对外依存度近七成的韩国经济，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已令韩国银行下调了未来经济增长预测值。即便把促进经济增长寄希望于提振韩国国内消费，但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和家庭债务负担增加已造成韩国民间消费不振甚至出现萎缩，从而使其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出口市场。
（四）中日韩三国产业合作面临竞争加剧的挑战
近年来，只有在中日、中韩、日韩三个双边政治关系好转时，这些问题才可以得到妥善管控，经贸合作才会比较顺利。令人遗憾的是，由域外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其动向和意图正给东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中日、中韩、日韩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和领土纠葛问题的同时，还存在产业竞争合作转向和人员往来不对称等问题。
1．双多边政治关系波动对经贸合作影响较大
2012年以后，中日、中韩、日韩等政治安全关系曾出现恶化和波折，此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屡次被中断或推迟，2011—2017年短短的7年间就出现两段空白。近期，日本安倍政府尽管释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但是仍有摇摆心态，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安倍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相当保守，不能对其有过高期望。安倍首相致力于推动修宪，谨防其利用改善中日关系行使修宪之实。此外，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等并未妥善解决，仍然是阻碍中日经贸关系持续改善的不稳定因素。在台湾问题上，安倍首相胞弟岸信夫曾率代表团赴台会见蔡英文；与此相呼应，而陈水扁对外声称台湾要比重视美国更加重视日本，这是国际空间受到挤压的蔡英文当局和日本右翼亲台政权形成合力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日韩对朝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将会对中日韩经贸合作带来新的制约。近年来，只有在三方双边政治关系均出现好转时，这些问题才可以得到妥善管控，经贸合作也会顺利进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存在由域外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其动向和意图正给东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猜疑已人为地给国民感情制造了隔膜。
2．产业竞争性增强引发合作空间缩窄的担忧
过去中日、中韩两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互补度较高，但是2009年以后，中日、中韩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互补度呈下降趋势。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中日、中韩贸易的结合度和互补性有所降低，有些产业开始展现出一定的竞争性。如在显示面板、晶圆加工领域，京东方、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已开始与韩国三星公司展开竞争。然而，公平的市场竞争反而会倒逼中日、中韩两国产业不断革新来满足区域内乃至全球消费升级的需要。
3．经济依赖关系转变导致合作框架革新
过去中日韩三国都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而且市场都是瞄准美欧等外部市场，区域内市场发展并不充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涌现，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中国市场”。在出口导向模式下，中国经济过去相对依赖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和投资，但在区域内需导向模式下，不论是否符合个人意愿，日韩企业都将更多地依赖中国市场，需要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和出口，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内需释放和扩大进口的潜力越来越大，日韩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还会明显上升。另一个促成中日韩革新合作框架的因素是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到中日韩相互依赖的生产网络。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威胁已给日韩的外向型经济带来利空，美国筑起的保护篱笆让日韩也倍感担忧，也需要借助中国市场的力量，规避来自美国方面的贸易压力。在美国实施贸易保护的背景下，中日韩面临着对已形成的面向美国出口的生产网络加速重构的挑战，不得不转向区域市场特别是由中国消费市场升级驱动的生产网络，并重新找准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定位，进而构建新的供需网络和经济合作框架。
4．中日、中韩旅游交流不对称越发明显
中国到访日本游客2018年突破800万人次，而日本来华游客连续减少，已经从2012年的约350万人次减少到2017年的约260万人次。2017年中国访韩游客达到417万人次，因受“萨德”问题等影响，同比减少了48.3%，而同期韩国访华游客约452万人次，同比下降约13%，中韩旅游交流不对称状况有所改善，但2018年中国赴韩游客逐步增多，达到47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但仍不及“萨德”事件前2016年的六成水平。预计随着中韩关系恢复向好，今后中国赴韩游客还将持续增长，进而打破现有双向旅游相对平衡状况，中韩旅游交流也会再次变得不对称。
三、中日韩经贸合作中的美国因素
中日韩经济合作面临着“亚洲悖论”的挑战。一方面，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区域内国家之间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并不紧密甚至出现倒退。其中，美国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干扰作用。美日、美韩继续维持同盟体系，中美关系则充满变数。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不可能忽视来自美国的影响，而且也应当重视美国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力。
（一）美国亚太政策由“再平衡”转向“印太战略”
与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亚太再平衡”不同，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就宣布退出TPP，以实现其竞选承诺。美国虽后有重返迹象，但意愿并不强烈。2017年6月1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同年7月12日，美国宣布要求重新谈判《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8年1月5日开启《美韩自贸协定》谈判。虽然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的政策，看似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不再那么高，实际上，从特朗普总统对外交流活动上来看，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仍然是非常重视的。特朗普政府虽鲜少从地区层次讨论其亚太战略逻辑，也很少阐述东北亚或者东南亚这些次区域的地位与作用，但在朝核问题上却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并促成美朝首脑新加坡会谈。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协定后，其亚太经济政策转向重新平衡双边经济关系，着力解决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向各国强调“不能再占美国便宜”的信号。在此政策调整下，美国重启对日、对韩贸易谈判，对华发起“301调查”并提高关税壁垒。在亚太问题上，2017年10月，特朗普政府就推行“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但“印太战略”并没有清晰的细节，基本上还停留在安全外交领域，尚未拓展到广泛的经济领域。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崛起长期存在战略焦虑，希望美国能重返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印太战略”试图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18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表示，华盛顿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亚洲，反对任何企图称霸亚太的国家。美国宣布向合作伙伴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安全，并且在不损害其居民尊严的情况下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协助。美国已宣布在亚太地区成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先向新兴亚洲市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1.13亿美元，以此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2018年8月4日，在新加坡期间蓬佩奥宣布，华盛顿将向印太地区追加3亿美元投资，帮助地区加强安全。随着美国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印太战略”似乎开始走向实质化。
（二）中美大国关系中竞争与摩擦增多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和难以驾驭。过去中美关系也有过磕磕绊绊，但从未像今天这样难以理解。中美正式建交40年来，良好的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大有裨益。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关系不仅影响各自国家，而且具有超出双边的全球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表现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并已引发全球范围的担忧。中美两国虽然仍存在难以割断的共同利益，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分歧点逐渐增多。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贸易保护壁垒并在国内取得较多共识，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已让美国感到不安和威胁。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现有统治者时，警钟就会敲响，提示前方危险。由此推知，中美竞争性冲突几乎是不可协调的。特朗普总统比以往任何人都更能挑战过去40年来延续中美关系的基本前提。中国既然不会放弃迈向制造强国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目标，美国就可能会认为其领导世界的地位将遭遇挑战。如何避免跌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双方政治家表现出超越常识的传统智慧，寻找超出二战后“华盛顿共识”的新共识。中美可能面临长期竞争而非战争的局面，两国关系在变好之前的道路将是坎坷的。预计未来较长时期内，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将给中日、中韩关系带来相当微妙的冲击，而美日、美韩关系的演变也会促成中日、中韩关系的调整。
（三）在亦步亦趋紧随现象下美日关系已出现裂痕
限于特定的国际政治现实，战后至今的日本外交政策始终以“日美基轴”为支撑。作为重要的同盟国，日本和美国过去在很多事情上都协调一致，配合良好，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和更广泛的贸易保护措施，美日同盟关系并不像以前那样稳固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包括退出TPP）显然影响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对美经贸关系。作为资源匮乏和出口导向的国家，日本必须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方向，维持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制，否则就没有发展的出路。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开始有意强化并彰显外交自主性，即日本需要预留自己的“缓冲空间”，包括与美国的战略对手——近邻中国缓和关系，以避免美国政策突变时陷入被动，从而为自身发展增加选择。特朗普政府对日本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并迟迟不给日本关税豁免权。日本官员和企业都对此举表示不满，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这可能会对日美经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在经贸领域，美日关系虽然出现些许罅隙，但是美日的同盟关系不会因此受到削弱。20世纪70—90年代，即便当时日美经贸摩擦冲突不断，也没有动摇日美同盟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日经济冲突仍可能会得到妥善处理。在涉及战略安全等关键议题上，美日双方仍有意愿保持目标一致，以稳固同盟关系。日本将会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特朗普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主动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协调与防务合作。
（四）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关系到美韩关系趋向
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后，韩国政府在处理朝核问题、“萨德”问题上采取了与以往政府不同的方式，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不仅有效缓解了中韩关系，还促成了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美朝高层会晤。文在寅政府认为，如果能顺利解决朝核问题，“萨德”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作为同盟关系，美韩关系尽管牢不可破，但文在寅政府也重视中韩关系，并不希望因美韩关系而损害中韩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韩国无法在所有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如在驻韩美军基地防卫费分担、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方面双方存在意见分歧。这意味着韩国在某些领域并不会无条件地配合美方的战略意图。如在“萨德”问题上，文在寅政府并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全面接受部署。
（五）美国政策内倾反而促成中日韩协调合作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泛化贸易保护主义已经遭受来自盟友的反对。欧盟、日本等多次表明，坚持自由贸易方向，维持多边贸易体制。例如，日本与欧盟签署经济合作协定（EPA），日欧自贸区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以日本为主的TPP原有成员国坚持继续推动调整后的TPP协议达成，以维护亚太区域多边贸易体制。美国退出TPP后，中国和韩国曾受邀作为观察员参加TPP成员会议，而以日本为主的原TPP 11个国家积极推动CPTPP达成；2018年7月19日召开的CPTPP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就2019年协定生效后迅速启动参加国扩容谈判达成一致。当前，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既定路线图是早日结束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加快中日韩FTA、亚太自贸区（FTAAP）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国关于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和构想，不仅得到东亚国家的认同，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在区域合作领域，中日、中韩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双边协调合作的机会大幅增多。
四、中日韩经贸合作的作用与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要求正在得到全面落实。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逐步健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一）立足周边外交大局凸显日韩重要性
中日韩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十一大经济体，GDP占全球20%以上，占亚洲70%以上，三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中日韩三国GDP合计已经超过欧盟，仅次于北美自贸区，但经济一体化建设却落后于欧盟和北美地区。中国是日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日韩分别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和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中日韩三国间经贸联系非常紧密，产业链高度融合，有必要共同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由此带来的收益将是多方面的。
在自贸区战略推进过程中，中国兼顾本国和自贸伙伴的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公约数。目前来看，中日韩自贸区在中国自贸区战略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中日韩地理位置近，交通运输便利，经贸往来更加密切，是我国开展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而且，中日韩经济体量大，贸易投资活跃，市场机遇更加广阔，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对中日韩、对东亚地区乃至对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和产业布局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日韩三国对中日韩自贸区均高度重视。2012年中日韩FTA谈判启动以来，三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共同强调将努力加速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为此，下一步就要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提升在各自国家对外FTA战略中的地位，在第十四轮谈判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争取在2025年之前达成高水平的自贸协定。
（二）中日关系在周边合作中处于主要地位
在美国实力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日本可能会寻找自主外交和自主防卫的国家正常化道路。总体上看，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中仍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2013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布局渐趋清晰。中国政府正以更大力度推进周边外交，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编织共同利益网络。在周边外交战略中，中日关系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但又是不能绕开的。中日两国在区域合作发展中有很多交集。在区域一体化方面，无论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是RCEP谈判都需要中日关系的改善，否则很难实现区域的繁荣稳定。2014年以后，中日双方不仅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而且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日关系出现改善迹象。然而，虽然中日经贸呈现恢复，但总体上中日关系还不牢固。中日关系改善向好有利于中国稳住周边局势，但日本主导亚洲的心态始终存在。在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全局性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和重视。在服务区域发展大局情况下，中国仍需在有效管控分歧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大中日关系转圜向好的力度，增强中日关系对周边外交战略实施的积极作用。
（三）亟待提升中韩在经贸合作中的地位
在经贸领域，韩国是中国极其重要且不可多得的优质合作伙伴，也会是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典范。韩国经济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对其地位和作用应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发展对韩经贸关系不应持无所谓的态度，而应认识到韩国经济的实力，更加重视两国经济合作的现实价值。中韩可以充分利用中韩FTA中有关产业园区和地方合作的平台机制，进一步夯实两国地方和产业园区的合作基础；也可以充分利用FTA带来的开放机遇，实现中国自贸试验区与韩国自由经济区的有效对接，使其成为两国经济合作的先行区。
对致力于构建高标准自贸网络的中国来说，韩国是中国现有自贸伙伴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原因有四：一是韩国目前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中韩自贸协定（FTA）已进入第二阶段升级版的谈判，韩国可以作为中国尝试高水平开放的最佳对象；与其他双边FTA相比，中韩FTA具有独特性，包含了有关地方合作的条款，支持两国地方结对开展产业合作，可为中国未来推进FTA进程提供重要借鉴。二是韩国是中国参与的两个最重要的多边FTA谈判的主要成员，即中日韩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成员国，而且在两者谈判当中都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三是韩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枢纽型伙伴。韩国目前是包括二十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等诸多全球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又受儒家文化熏陶，属于东方思维的国家，有助于与中国的相互理解，尤其表现在全球治理层面，韩国可以成为中国很好的合作伙伴。四是中韩双边贸易是以中间品贸易为主，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是中国产业链构成中的重要环节，深化中韩供应链合作，有助于保障和强化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安全。
五、中日韩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竞争性增强但互补性并未自动消除。中日韩FTA谈判仍在继续，双向投资有待提升，在传统产业升级合作上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海洋经济、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空间更大；中日韩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领域也具有光明前景。总体而言，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会是未来中日韩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
（一）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打造中韩FTA升级版和推动中日FTA建设
作为亚洲主要的开放型经济体，中日韩三国在自由贸易上的立场是一致的，都坚持自由贸易方向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和三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的发言中得以充分体现。基于此，中日韩三国应积极在双边、区域及多边经贸问题上加强沟通与交流，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推动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尽早达成和签署生效，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经贸成果的落实，早日形成亚太区域内高水平的自贸区网络。对中韩两国而言，要加快以负面清单模式重点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领域推进中韩FTA第二阶段升级谈判，尽早形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对中日来说，作为经济和产业相互依存度较高的两个国家，中日经济互补性依然较强，双方都有深化贸易自由化的强烈愿望，但在双边经贸自由化安排上不仅落后于中韩、中澳等双边自贸安排，还落后于日本与欧盟等其他经济体的自贸安排，因此中日两国有必要启动中日FTA谈判，或推动中日韩FTA，并达成高水平的互惠贸易投资机制。
2．推动货物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中日、中韩及多边货物贸易平稳增长的同时，加快适应全球贸易规则改革和三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一是依托产业内协作分工，三国产业耦合程度越来越高，产成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中间品贸易。二是货物贸易更多地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知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甚至还附带相关技术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等。三国应依托各自比较优势，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特别是在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等贸易规则上取得广泛共识，积极推动中日、中韩双边货物通关便利化和跨境结算自由化，同时日韩企业可主动抓住中国扩大进口的机遇，满足中国高质量消费的需要。
3．提高服务贸易的规模和层次
充分利用中韩FTA升级版和中日韩FTA谈判时机，推进海运、空运、教育、医疗、养老、金融、保险、电信、IT服务、信息咨询、文娱影视、技术服务等领域贸易合作多样化。随着中国服务性消费快速增长，中日韩三方在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和防灾减灾领域合作已有良好基础，今后需进一步将日本环境治理和防灾减灾的先进技术经验与中国相关领域的潜在需求结合起来，形成联防联控和相互支援的区域性服务大市场。
4．瞄准数字贸易开展前沿合作
当前，全球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加速，中日韩三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加强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的互补合作，共同探讨线上销售与线下流通、生产数字化以及在数字制造、柔性制造等领域共同发展。中日、中韩之间均在探讨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方面的方案，下一步将在数字贸易及其规则制定等方面开展磋商合作。
（二）加快双向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园区共建合作
1．进一步优化双向投资的便利化政策
加快启动中日韩投资协定升级谈判，积极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及早达成，推动投资便利化标准升级和谈判提速，尽早达成高标准的投资便利化机制安排，为推动中日韩的便利化投资提供制度基础。对中韩而言，加快推动中韩FTA升级版中投资便利化章节的谈判，尤其是围绕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商定双向投资的标准。
2．加快符合消费升级需要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
为适应中日韩三国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的需要，积极调整产业的投资结构，支持和鼓励三方企业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工业互联网、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促进东亚生产网络的高度化，提升中日韩三国整体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
3．发挥好中日韩共建产业园区的投资载体作用
之前，为吸引日韩企业投资，中国各地建设了许多共建产业园，包括中日、中韩以及中日韩产业园，既有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产业园，也有生态科技、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此需要充分发挥这些产业园的载体作用，吸引中日、中韩企业共同投资联合生产以及合作创新发展。对中日产业园合作来说，要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吉林长春中日智能制造产业园、江苏连云港中日生态科技产业园等各具形态的产业园区，使其成为中日企业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合作支点。对中韩产业园合作来说，加快推进山东烟台、江苏盐城、广东惠州等中韩产业园建设，支持中资企业借助新万金韩中产业园的政策便利赴韩投资。此外，鼓励和支持三国企业探索中日韩产业园区合作的投融资模式，联合投资建设重点项目或标识性工程，提升产业园区的投资效益和经营水平，并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投资和运营成功经验。
（三）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领域的产业合作
1．瞄准数字经济推进新制造领域战略对接
抓住第四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强“中国制造2025”与日本“超智能社会5.0”、韩国“制造业革新3.0战略”的对接，推动中日韩三国制造业朝着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共同推进三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要帮助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2．加强中日韩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装备产业合作
日本在机器人等智能制造领域经验丰富，韩国在半导体芯片和显示面板等方面拥有优势，中国在网络购物、电子支付和物联网等方面发展迅速，三方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企业的主体作用，围绕新技术、新制造和新业态开展紧密合作，推进中国物联网产业与日本半导体、电子零部件、韩国半导体芯片、显示板等融合发展，提升电子信息产业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
3．加强中日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合作
推进中日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方面的创新合作，加强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国际行业标准的联合研发，以及加快推动新技术的联合应用，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以及生物技术的试验应用，推进在工业互联网、高精密机床、高性能工程设备、新型化工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的应用合作。抓住汽车市场转型升级的机会，强化中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研制、自动驾驶技术及零部件研发等创新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制造产业链。
4．加强中韩新一代通信技术（5G）的研发应用合作
中韩两国在5G商业应用方面将呈现巨大的合作商机，韩国在半导体芯片、显示面板等元器件制造方面保持领先，三星、SK等科技公司已在华投资建厂，建设了闪存芯片和存储器、液晶面板等项目。中韩企业各自发挥资金、技术、市场和制造能力上的互补优势，在5G网络建设、物联网商业化、企业智能化改造、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开展产业合作，将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四）共同促进现代服务业高端化融合发展
1．加快推进现代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加强在航运、航空、供应链物流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构建东北亚快捷物流国际合作区；借助中国主动扩大服务业开放特别是金融业开放的历史机遇，加强中日韩在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等金融创新领域的合作，支持三方金融机构联合开展境外发债、商业贷款、融资租赁等跨境金融合作。继续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金融安全网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其区域性金融组织职能。建立东京或首尔市场人民币清算行安排，推进中日、中韩互持国债等。加快推进中日韩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合作，支持各自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士加强合作，为解决贸易投资争端提供优质服务；鼓励法律咨询机构或企业重点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开展法律咨询领域的合作，严格遵照国际法律法规要求，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协助中日韩三国企业解决在第三方市场中面临的各类经济纠纷问题，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损失。
2．积极推动人文体育、双向旅游、医疗康养等民生领域合作
未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壮大，中国将成为亚太区域最大消费市场，特别是服务消费市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将快速发展，为包括日韩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带来很多商机。依托中日韩人文融合的基础，开展影视、动漫、创意设计、会展等文化领域的合作，推进旅游领域的双向合作，通过简化签证、入境及边防管理，扩大人员交流的规模，提升文化旅游合作的效率和层次。发挥各自技术、市场、管理经验等比较优势，重点在医疗服务、整形美容、健康管理（如体检）、养生养老以及体育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开展合作。
（五）深化能源环保以及农渔海洋产业务实合作
1．加快在化石能源清洁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紧密合作
作为世界重要的油气进口国和化石能源消费国，中日韩可加强在煤炭、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贸易、市场开发、能源开发储备、能源基础设施、期货市场、项目开发和技术服务的全方位合作。为优化各自国内能源结构，中日韩可加强电力、电网、光伏、风电、核能等领域的政策、项目、技术等多领域、多层次合作。
2．深入推进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合作
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NEASPEC）两大综合性环境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加强中日韩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合作，继续完善针对大气质量问题的专项合作机制，包括东亚酸沉降网（EANET）、东北亚长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共同研究项目（LTP）以及关注沙尘暴的三边高官会议（TDGM）等，在东北地区、京津冀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等重点地区尝试开展雾霾治理，将日韩先进环保技术应用在这些地区，全面提升这些地区大气环境的质量。在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方面加强三方合作，包括重点项目、技术许可、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强在城市生活垃圾发电等资源化利用方面的合作，共同研发先进的处理技术，降低现有的垃圾填埋或焚烧造成的二次污染。
3．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合作发展
中日韩在农业投资、贸易、动植物检疫等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空间。加强中日韩在农业生物技术、品种改良繁育、生态农业、饲料生产、农产品加工、合作农场、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业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提升中日韩现代农业发展的质量和保证食品安全；探讨多种形式的合作，拓展互联网与农业、零售业、快递业、住宿餐饮业等产业和供应链的合作。加快推进中日韩捕捞渔业、水产育苗养殖、海洋产品加工、海底资源开发、滨海岸线旅游、海洋文化创意、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领域的密切合作。
（六）努力推动中日、中韩扩大第三方市场合作
1．加快推进中日、中韩对外战略对接并形成互补合力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日本“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进行对接与整合，加强中日韩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相互借力，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2．加快东北亚、东亚区域第三方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随着半岛局势的缓和，东北亚地区迎来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可发挥各自优势，推进与朝鲜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辐射联通蒙古、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激发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活力。加强中日韩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度合作，包括联合招投标重大基建工程、重大基础设施融资合作、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技术人才劳务交流合作。
3．积极推进在第三方市场共建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区
参照中日、中韩产业园的合作模式，推动中日韩企业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区第三国共建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区，争取以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为重点，选择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采取联合投资招标、共建境外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区等多种方式，推动一批项目落地，建立一些示范性的工程，释放三方互利共赢的红利。
4．发挥各自产能和产业链优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充分发挥中日韩三方在产能和技术方面的互补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就亚洲基础设施开发紧密合作，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机械、建材、电力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鼓励日韩企业由“中国+1”策略转向“中日韩+X”，探索“中日韩+X”的合作新模式，加快落实“中日韩+X”合作早期收获项目，共同参与第三方市场建设。
5．进一步完善通达日韩的中欧快运班列
把“一带一路”通道建设的起点延伸到日本、韩国，依托新亚欧大陆桥等物流大通道，开展陆海多式联运，提升中日、中韩欧班列的运行效率，共同开拓中日、中韩欧班列沿线国家市场，共建陆路跨境国际物流服务基地。
六、抓住机遇进一步促进中日、中韩经贸合作的建议
2018年以来，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中日韩三国理应积累政治互信，维护区域经济共同利益。在区域内，中日韩三国应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原则，把握机遇创造有利条件，加强经贸领域密切合作，促进政治互信，进一步提升区域经贸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构建不被政治关系左右的、多层次的、稳定的经贸合作框架，并为三国经济关系持续改善和向前发展筑牢基础。面向域外，中日韩三国应积极寻求经贸合作，包括维持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支持WTO进行必要的改革，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创新“中日韩+X”模式等。瞄准2019年及以后的历史发展机遇，中日韩应抓住机遇积极作为，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抓住重大会议等历史关键节点，深化经贸务实合作，切实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抓住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要机遇，发挥三国在区域经贸安排中的引领作用
中日韩三国是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有必要发挥应有的领导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正向作用。一是进一步完善中日韩所在东亚以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维护好具有国际共识的多边体制，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中日韩三国在区域整合事务中的领导力，在解决好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向世界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使其惠及世界各族人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是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成都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方借助主场外交时机，团结日韩达成共识，加快推动中日韩率先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FTA，尽早并以此为基础采取“3+X”模式整合区域内自由贸易安排，以此完善“10+3”框架下的合作机制，推动“10+5”“10+6”合作机制，以及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签署生效，尽快达成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自贸协定。
（二）依托日本大阪举办G20峰会达成的共识，加快推动形成符合亚洲利益的WTO现代化改革方案
中日韩三国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制方面立场一致，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维护和发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组织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发挥的积极作用。2019年6月底，G20大阪峰会在WTO现代化改革上取得一些共识。中日韩三国依托峰会达成的共识加强沟通协调，主动推动符合亚洲区域共同利益的WTO改革提案，促进WTO朝着更公正、独立和符合多数成员国利益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三）充分利用朝鲜半岛和平发展机遇，构建东向“丝绸之路”
根据联合国1718号决议第15条和朝鲜走无核化道路的实际行动，逐步解除对朝制裁，同时把朝鲜半岛纳入“丝绸之路”发展计划，重点围绕东北亚的铁路网、电力网、油气管网等方面探索合作，推进东北亚铁路共同体和能源共同体建设；同时充分利用中日韩的合作经验，发挥工程技术、投资经验、承包能力等方面比较优势，携手开展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快推进包括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环海沿边区域经济合作。及时总结中日韩三国与第三方或第四方市场合作的成功经验，探讨建立重点国别项目合作案例库和数据库。
（四）发挥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作用，完善政策对话磋商机制
充分利用中日韩建立的三国合作秘书处（TCS）的功能和作用，依托这一机构常设中日韩合作“1.5轨”政策对话磋商机制，每年由三国外交部门轮流在三国举办；同时把财经、安全等领域的事务官员纳入这一政策对话磋商机制，适时探讨推进“3+X”的政策对话沟通渠道，尽早将朝鲜纳入中日韩合作议程，如邀请朝鲜派员列席参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三国秘书处下专门设置促进朝鲜经济发展合作的部门，条件成熟后可以直接将朝鲜纳入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最终构建中日朝韩四方合作机制。
（五）支持联合申办国际重要体育赛事，建设东北亚协作品牌
从2018年到2022年中日韩三国接续举办奥运会，将为推进三国奥运经济合作提供基础。以2020年东京夏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为平台和纽带，促进三国在体育、教育、文化、青少年等领域的人文交流；扩大双向的人文旅游交流，努力实现到2020年三国人员往来达到3000万人次的目标，切实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蓬勃发展；积极支持朝韩共同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推动朝鲜面向2032年实现对外开放；积极探讨中日韩联合申办2030年或2034年足球世界杯赛事的可行性。
（六）搭建中日韩环境治理合作试验区，深化节能环保和雾霾防治领域合作
发挥各国在环境治理和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节能环保技术与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如日本具有先进的环境技术与经验，而中国有环境治理方面的强烈需求，推进本国环境治理与区域环境合作的有效对接，积极培育绿色低碳产品和技术的有效市场，可以共同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的有效性。重点促进城市间环境技术转移和环境治理优良做法互鉴，构建城市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形成三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网络，鼓励三国共同参与东北亚次区域环境治理。充分借鉴日韩城市治理能力和节能环保技术方面的优势，可以选择空气、水、土壤等污染较严重的毗邻城市共建环境治理合作试验区，如支持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试验区借鉴日韩友好城市雨水下水道入水口的设计理念和建设工法，改建新建试验城市的雨水下水排水系统，通过设计利用雨水“吸尘排涝”的自然循环系统，建设“吸尘排涝”的清洁城市。
（执笔人：刘向东）
(1)RCEP（16）所有成员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经济的近1/3，协定一旦成功达成，将会形成一个人口约达30亿、GDP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量约30%的经济区域，成为通往实现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的可能途径。
(2)2013年4月，时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首次正式阐述了“印度—亚洲—太平洋”区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将传统的“亚太”概念延伸为“印太”。2018年6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19年度国防预算案》，其中对“印太战略”有了系统性的描述，制定了一套针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包括支持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安全合作，以对抗中国在亚洲、东南亚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3)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是2009年9月21日由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时正式提出，希望参照欧盟的形式，中日合作推进建立东亚共同体。同年10月10日，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对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形成共识，并被写入《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4)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了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全文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776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