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时间跨度的视角

2.3.1　制度变迁、时间跨度与绩效传导

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时间变量密切相关，时间跨度不同，制度变迁绩效的传导途径和实际影响会存在差异(12)，具体如图2-3所示。

在短期内，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制度变迁会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激励结构，提高现有资源配置效率，改变地区经济环境，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同时，在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劳动力等资源自由流动成本低，本地区市场化改革等制度红利会吸引周边资源流入，增加本地区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104]。如果某项制度安排的初始交易成本较高，制度变迁就可以克服交易费用较高的不完备市场问题，从而大大提高经济绩效，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在短期内，对广大欠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科技创新实力薄弱，经济增长更多体现为要素驱动、效益驱动。

在中期内，一方面，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可以不断降低交易费用，释放改革红利，继续吸纳更多优质资源，持续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水平，故制度变迁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技术创新取得一定进展，且制度变迁（比如科技体制改革）改变了激励机制，所形成的良好环境往往会加速技术创新的速度。技术创新会通过强化规模经济，以及节约劳动、土地等资源，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在这一阶段，制度变迁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有两个：一是直接途径，即制度变迁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要素驱动、效益驱动特征显著；二是间接途径，即制度变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13)，创新驱动特征开始凸显。

在长期内，由于制度创新改变了激励结构，科技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推动官产学研密切配合，所营造出的环境有利于技术创新，重大技术突破得以不断涌现，新兴技术带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进步直接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度创新（比如科技体制改革）—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良好态势，效益驱动、创新驱动特征十分显著。此外，重大技术进步显著改变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等生产力条件，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等制度体系，故技术进步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基础，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又为技术进步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由此，在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制度变迁成为技术变迁的内在需求，并通过促进或制约技术创新，从而间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14)具体来说，如果制度变迁适应了技术进步的要求，制度变迁是有效率的，则制度变迁会促进技术创新；反之，制度变迁会抑制技术创新，破坏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此外，制度变迁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15)，一旦制度变迁选择了某个方向、走上了某一条路径，这一变迁路径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即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激励和惯性(16)，初始的制度质量会影响未来的制度质量，进而影响未来的经济绩效。

2.3.2　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现象

黄少安（2000）提出“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假说。“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是指一个重大制度变革发生后，在该变革框架内具有完善、修补意义的持续变迁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依存于主制度的从属制度的变迁，从属制度的变迁只是进一步挖掘主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潜在收益，而不是突破已有的制度框架[105]。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构建整体制度架构或者是主制度，这不是一个突变现象，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加之人们对新制度的熟悉也需要一定时间，故随着制度框架或主制度的逐步成熟、人们对新制度的不断熟悉，新旧制度之间的摩擦成本(17)下降，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上升，制度对人的激励性逐步释放出来，每单位制度变迁投入的收益不断变大，故新制度的边际效益逐步增大，并在图2-4中的A点达到最高水平。第二个阶段是逐步完善制度体系，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框架已经确定下来，且很难改变，但制度所处的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导致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下降，因为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对的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106]。虽然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可以提高制度容量，增强制度适应环境的能力，但仅仅是延缓制度边际效益递减的速度[105]，边际效益在图2-4中的B点降到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解释为源于拥有高储蓄率和大规模、低成本优质劳动力，但可以观察到的增长事实是，过去近四十年内，制度创新（治理改善）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制度变迁，意义堪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作为“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105]，中国融入WTO制度体系可以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国家层面构建适合WTO要求的整体正式制度框架，初步形成符合WTO精神的非正式制度和组织机构，并在2005—2008年完成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放宽外商投资比例限制等领域的制度变迁。从正式制度变迁来看，WTO制度有一整套标准要求，但2001年的中国与其存在较大差距，故中国加入WTO存在一个过渡期。从非正式制度变迁来看，中国的人情社会、人治社会，以及旧的观念、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都可能与WTO精神格格不入，这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在本阶段，伴随中国制度创新的逐步推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程度越来越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持续提高，进而带来改革红利不断放大，加之贸易自由化骤然打开了中国的外需市场空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稳步攀升，从2001年的约7.6%飙升到2007年的13.6%左右。第二阶段，在地方层面（省、市、区等）形成具体细则和配套措施等正式制度，并在非正式制度和组织结构的细节方面不断完善提升，市场意识、竞争文化、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等逐步深入人心。在本阶段，随着逐步落实加入WTO的各项承诺，WTO框架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工作基本完成，WTO带来的改革红利开始遭遇制度边界约束，WTO制度红利消失殆尽，在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下，外需市场需求增长疲软，中国人均GDP增长率逐步下滑，2016年下探至6.1%附近。显然，2001年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变化过程近似为“倒U型”曲线，具体如图2-5所示。

2.3.3　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加入WTO推动中国持续制度创新和治理改善，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中低端产品比较优势得以彰显；同时，伴随国外市场需求飞速放大，中国企业规模和产能迅速扩大，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经济进入一轮超级繁荣期，创造出了巨大的增长效应和赶超效应。2001年，中国名义GDP略高于11万亿元，折合美元约为1.3万亿，全球排名第6；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逼近32万亿元，折合美元超过4.5万亿，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全球排名第3；2017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82.7万亿新高，折合美元约12.3万亿，与美国成为全球仅有的两大10万亿美元级的经济巨头，具体如图2-6所示。总体而言，中国2001—2017年新增经济总量巨大，约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新增经济总量的87%(18)；经济增长空前稳定，尽管2008年以来出现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相对于前20年还是非常平稳；在经济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保持了较低的水平[107]。此外，中国经济超级繁荣期在省区增长过程最突出的表现是，国际市场和中国国内生产能力扩张互动良好，高速投资带来了国际市场的快速扩张，互相激励带动了更快工业扩张以及史无前例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国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2%(19)增加到2017年的58.5%，新增城镇人口规模超过3.5亿，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规模达到8.1亿。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正式开启始于1985年[108]，[109]，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然而，在1997年以前，科技体制改革主要侧重“推进技术交易”的基本思路；直到1998年，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体制改革才开始了实质性调整[110]，之后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见表2-1）。

一是科研机构转制改革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框架阶段（1998—2005）。以1998年国务院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等为标志，一方面，对科研院所的布局结构进行系统调整，对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推进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另一方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互动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110]。

二是提出自主创新战略[111]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阶段（2006—2011）。以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7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新《科技进步法》和《专利法》等为标志，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必须通过国家层面、政府主导来实现，以科研机构的改革、基地建设、创业人才的培养等作为支撑，出台并推进一系列战略，包括中长期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112]。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强化科技治理[113]的顶层设计阶段（2012至今）。在《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2）、《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5）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5）等政策的指导下，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全面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动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坚持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充分激活各类主体的创新激情和活力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以科技管理改革为着力点，从科技机构及调整、科技计划及经费、科技评估及奖励等领域全面展开[114]，[115]，理顺政府与市场、科学共同体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强调顶层设计、系统整合、规则制定和统筹规划。

在加入WTO前后，中国通过积极推动科研院所改革，引导更多科技人才、技术专利等资源向企业集聚，千方百计鼓励银行、政府等机构的资金向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集中，科研机构创新效率显著提高，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小企业的创新效率均明显改善；2006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金额首次超过了技术改造支出金额，说明中国第一次达到了从模仿创新升级为自主创新的转折点[116]。之后，中国创新投入力度显著增强，2011年全国(20)R&D经费内部支出约为8687亿元，超过2001年（约1042亿元）的8倍；R&D经费投入强度为1.84%，接近2001年（0.95%）2倍；R&D人员全时当量约为288万人年，超过2001年（约96.65万人年）的3倍。(21)科技创新成果大幅增加，2011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约为4763.6亿元，超过2001年（约782.7亿元）的6倍；境内专利申请受理数超过150万件，超过2001年（约16.6万件）的9倍(22)。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显著，2011年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87527亿元，超过2000年（约10034亿元）的8倍；2011年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1.7%，明显高于2003年的39.7%。(2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迎来了新时代，自主创新投入进一步提升，2017年全国R&D经费支出17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6%；研发投入强度达2.12%（见图2-7），较上年提高0.01个百分点。自主创新成果持续扩大，2017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13424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境内专利申请数达351.3万件，PCT专利申请受理量为5.1万件。新动能新产业加快成长、创新驱动特征十分显著，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2.7%(24)；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增加到2017年的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升为2017年的第17位[115]，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18年的第17位。

上文是从全国层面来考察，而从地方层面来看，“十二五”以来，中国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现了明显差异，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发达城市加快转向创新发展，经济增长率稳步下降，北京固定资产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降至34%，深圳为21%；但研究开发支出占比（R&D/GDP）均已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其中，北京接近6%，深圳超过了4%（见图2-8），比肩甚至领先于以色列（4.25%）、韩国（4.23%）、日本（3.49%）等发达经济体。然而，重庆、郑州等还具有典型的数量型增长的特点，即固定资产投资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达98.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D占比则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7]。伴随着大规模的自主创新投入，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创新驱动、效益驱动非常显著。特别是深圳，2017年研发经费支出规模超过900亿元，研发强度达到4.13%(26)；专利申请量为17.71万件，增长21.9%；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05万件，占全国的43%左右，连续14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高地；现代服务业增加值9306.54亿元，增长9.0%；先进制造业增加值5743.87亿元，增长13.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5302.47亿元，增长12.7%；人均GDP达到2.7万美元(27)，首次超过台湾（2.4万美元），逼近韩国（3.0万美元），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最佳样板。显然，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距离完成工业化以及达到高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推动治理质量改善，政府效率提高、法治水平和投资环境改善，引发高投资追赶效应和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较高经济发展阶段地区的经济增速下降、投资率下降，但伴随着制度持续变迁和治理质量的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增强、生态环境条件改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特征突出，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十分显著。

综上所述，制度创新和良好治理有利于产权保护，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建立健康的政企关系，因此具有带动资源集聚、提高经济增速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当治理质量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良好治理往往意味着科技治理的全面深化，有利于激活各类主体的创新潜力，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新产业、新动能的快速形成，从而具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效应，表现为良好的教育、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速度、数量型扩张向高质量、效率型转变，从依靠要素量的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从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到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的转变，本书将之定义为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