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翻译研究中的术语规范与术语关联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和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翻译转向”（Bassnett, 1998）以来，跨学科和多元化视野下的翻译研究面临术语繁荣与术语混乱并存的现象。翻译研究中的术语混乱包括概念界定不清、一词多义、多个术语指向同一概念、术语分类混乱等现象。（Marco, 2007）严重的话，这会导致研究成果难以积累和借鉴，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障碍，同时也会影响翻译研究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术语的规范是翻译学科独立的标志之一，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术语进行梳理和规范，是界定学科基本概念、梳理学科系统结构的过程，也是翻译理论的本土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西方理论界对翻译研究中的术语规范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术语混乱是人文学科的共性，翻译学科的跨文化和跨学科性质加剧了这种混乱，目前没有什么根本解决办法。（Marco, 2007；Chesterman, 2014）这种看法虽对学科发展缺乏建设性，但同时也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第二种看法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术语统一来解决，例如将翻译研究依赖的自然语言转换成统一的数学语言。（Garcia-Landa, 1990）这种做法不太现实，目前看来呼应者寥寥无几。第三种看法认为术语需要规范，但必须在保护术语多样化的前提下进行。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像翻译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术语高度标准化或是术语统一“必然会僵化学术交流”，既不现实也不得人心。（Snell-Hornby, 2007）他们认为，术语无须统一，但可以规范，可通过对学科基本概念和术语进行清晰而明确的界定、对现有多样化的术语进行系统化的优化和整合（Vaerenbergh, 2007）来实现。这种看法是目前翻译界的主流，集中了这一领域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

虽然早就有学者对国内翻译研究术语不规范的现象提出批评（杨平，2003），但现有研究大多围绕翻译研究术语的误读以及术语词典的翻译展开，从术语规范角度出发的（栗长江，2003；王一多，2010）并不多。有学者建议通过行政手段统一翻译术语，终止纷争，但这显然有悖当下学术发展多元化的主流。术语的规范化、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其实是学科梳理自身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知识体系建立联系的一个过程。（李宇明，2007）术语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依靠推行标准化术语的行政命令来解决，一是因为学术术语规范中约定俗成的影响力最大，而约定俗成需要时间的沉淀。二是因为每个术语背后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历史沉淀和学科视角，强行统一只能割裂术语的理论根基，束缚学科的多样化视角，制约翻译研究的发展。三是因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性质注定了术语来源的多元性，没有也不可能事先制定现成的、通用的术语体系供研究者使用。这意味着，就翻译研究的术语而言，是不可能达到完全整齐划一的，只能在尊重翻译学科开放性、多元性的基础上进行规范。

笔者对西方翻译研究近二十年来有关术语的讨论进行了梳理，发现“术语关联”是规范翻译研究术语的现实解决途径。术语关联就是“通过各种系联手段建立起术语之间的联系”（同上：8），这里说的“系联手段”就是指通过系统梳理，在中西术语、新旧术语、不同领域术语之间，以及同一领域术语内部建立联系的过程。建立术语关联的过程，也是梳理学科概念体系，构建术语系统，规范术语使用的过程。西方翻译研究正是通过术语关联的方法，逐步减少术语多元化带来的歧义，规范术语的使用，在一些领域逐步建立了约定俗成的术语使用标准。本节拟以翻译研究术语混乱的“重灾区”——翻译策略术语为例，分析策略研究中术语问题的成因，探讨如何利用策略术语关联来规范术语的概念界定，整合现有术语体系。本节旨在通过厘清策略术语关联过程中的四对基本概念，探讨如何采用中西术语关联、新旧术语关联来应对术语本土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术语混乱问题，为翻译研究术语规范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