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因他一生官职卑微，《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均未给其列传，因此关于他的生卒年并未有准确说法。《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中认为他出生于987年，卒于1053年，大致符合史实，遂被广泛采用。

柳永虽然在官场上并不得志，但是在中国的词坛上却是一颗不可忽视的明珠。很多人说起他，会认为他是一个被当时的世俗美景缠住的浪荡公子，但是也不忘记加上一句：他是北宋前期文坛上最负盛名的词人之一。柳永的词影响深远，流传极广，以致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

柳永一生所经历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正是北宋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这种社会环境也为词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现实的土壤。在作词方面，柳永是一位勇士，他大胆革新，突破了传统的作词方法，采用了大量俗语、口语，通俗易懂，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从词调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具体而言，柳永词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慢词的创作上，柳永另辟蹊径，极大地拓宽了慢词的发展之路。慢词即慢曲子，调长拍缓，在音乐上有着诸多变化，音律悠扬，通常字数较多。唐五代词调通常都是短小精悍的令曲，鲜有慢词。宋朝之后，市井新声竞起，“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序》），这种新声勃兴的盛况使词调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增，而其中占比最大的应当就是慢曲长调，以至于曾经盛行的令词小曲都只能屈居次位。柳永在这样的转变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经常以新的词风来推动新的乐曲的流行。柳永词中曾多次提到这种“新声”，如“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安公子》）等。其所作的《乐章集》中大部分均为此类新声。柳永词现存二百余篇，凡用十六宫调，有一百五十余曲，其中除十余调是沿用唐五代旧曲外，其余都为柳永首创。论创调之多，柳永可笑傲两宋词坛。这是由于柳永除了直接采用当时的市井新声入词之外，还经常改编前朝的旧曲，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词调。

第二，柳永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晚唐五代以来的令词多受篇幅的限制，以“深”“细”“小”而见长，用语含蓄朦胧。慢词发展之后，传统的令词作法已与慢词庞大的结构、繁复的声律难以匹配。而柳永不仅在词调和音律上发展了慢词，而且在技巧上敢于打破传统，创造性地采用赋体笔法，为慢词长调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赋者，铺也。长调也就是善于铺叙。柳永不管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议论，均能做到娓娓道来，层层递进，细腻地揭开人物的内心活动。结构上大开大阖，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另外，他常常将词作故事化，经常完整地描写一整件事，交代出里面的前因后果。词中所透露出的细腻感、故事性和直面市井民众的感染力，都是令曲难以企及的。

第三，词格上的雅俗共济。与传统词作的雅致不同，柳永词多市井化、口语化，以致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俗，或谓“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或谓“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五），或谓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黄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可以看出，这些名家虽然承认柳永在作词技巧上的天赋，但是对其口语化、世俗化、白描化的词风颇有微词。实际上，这些世俗化的倾向大大扩展了词的意境，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丰富了宋词的内容。另外，柳永词也并非一味浅俗，他的很多名作中都俗中带雅，可谓俗不伤雅，雅不避俗。而从接受和传播的层面来看，柳永的许多名作也是雅俗共赏的，并非只在市井酒楼中传播，许多文人墨客在得到柳永的词作之后也是爱不释手。

第四，柳永词拓宽了词的题材范围。柳永的词涉及的内容颇广，不仅有描写离情别绪、男女恋情的词作，也有表现羁旅行役的作品，同时还有展现北宋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姿多彩的市井风情的作品。柳永写词的内容涉及方面之广，是很多词人都不及的。可以说，柳永词在内容上，不再遵循旧的风气，而是进行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展现，使词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宽。

有人说，柳永的一生仿佛是一场盛大的烟火，喜爱他的人都被他张狂肆意的才情所惊艳，对他嗤之以鼻的人则看他慢慢落成冷灰。

柳永在词作上的一腔孤勇，让他成为词坛上的一颗明星，永远熠熠生辉。

本书精选柳永词中的代表作品，加以注释、译文、赏析，体例简单，通俗易懂，希望可以让读者领略到柳永词的魅力。书中不妥或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