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杏林五十春

一、总角之年

我出身于书香门第，大伯系光绪丁酉科拔贡，先父是清末秀才。我年甫6岁，便由先父启蒙课读，授以经学。父亲性和善，好施与，热爱中医药学，晚年对岐黄仲景之学研究尤专（他阅读过的部分中医典籍至今犹存），曾开设中药铺“慎记药局”，意欲济世利民。但因屡遭回禄之灾，药肆荡然无余。后来父亲因病不幸早逝，其时我年方10岁。

回首童年，先辈尝以他们父诫兄勉之七言绝句教诲于我，迄今言犹在耳。其诗曰：

积善人家庆有余，世贻清泽在诗书，

文章德行分先后，报国他年志不虚。

先父在世时，与当时名噪遐迩、常年出诊往来于嘉定府（今四川省乐山市）辖各县的乐山著名中医陈鼎三先生最称莫逆。每当邂逅，无不促膝谈心、互相切磋。我方7岁，先父便与陈老缔结了秦晋之好。

我家姊妹7人，我居第7，是最小的一个。由于禀赋不足，自幼体弱多疾，经常咳嗽、咯血，家人咸虑我有夭折之虞。陈老每到夹江出诊，必来家为我诊病，对我的健康状况，可谓关心备至矣。这是我后来涉足医林的不解之缘。

二、弃读学医

少年咯血病魔缠，弃读从医兴未阑，

七载名师劳训诲，钻研经典析疑难。

我15岁时，临近中学毕业，遽患湿温病。先后请了三四位名医诊治，病势有增无减，高烧缠绵不退，医皆束手无策。于命在旦夕之际，不得已，先母遣人赴乐山请陈鼎三先生来家诊治。陈老精心审病疏方，服药3剂，便热退脉静。陈老破例留下多住了几日，继续为我调治。待我精神刚刚趋向好转，他便力劝家母，让我弃读学医。当时我尚未离病榻，陈老就亲到床旁问我：“你愿不愿跟我学医？一则可以济世活人，再则可以养生防病。”并讲了他昔年弃儒习医的经历。我聆听之后，表示愿意。陈老遂取出一古本《伤寒论》，翻到没有标点符号的序言，对我说：“你先读两段给我听，看看能不能学得会。”意在考察我的古文基础。我接过书朗声吟念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陈老听毕，频频点头：“学得会，学得会！”算是通过了我的“入学考试”。从此，我便按照陈老的要求，在家边养病边学医，坚持不懈地闭门苦读了3年经典医籍。我的入门学习方法是：每天独自坐在桌旁，反复朗读默背原文，像私塾里的学生读生书、背熟书那样，从逐条逐句到每书全本，一气不歇地背完，直至滚瓜烂熟方止。就这样，我读完了陈先生指定必读的重要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和他编著的授徒讲义《医学探源》，以及时贤医著（如陈修园的《高雅堂医书全集》），受到陈老赞赏。每当他有机会来我家时，便孜孜不倦地为我释疑解惑。正由于这几年的刻苦诵读，为以后的跟师临证，以及对仲景学说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旧社会，未过门的女婿是不便到女家去的。1937年，陈老在乐山城里创办了一所中医学习班，招收学员20余人，我才得以离家赴乐，跟师临证学习，朝夕侍诊在侧。老师白天忙于应诊，接治病人，只有晚上才召集学生结合临床实际，质疑问难，然后引经据典，一一释疑解惑。我由于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结合实践，对老师的指点领悟较快。因老师的教学方法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而非照本宣科讲授书本知识，因此有些学生便畏难而退了。嗣后，有几个同学又在乐山开了个“志和”药房，请老师坐堂应诊，意在医药结合。

1939年，乐山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志和”药店化为灰烬。陈老遂又回苏稽老家，我也随师前往（当时我已结婚），常年跟随老师应邀到外地出诊。陈老精于仲景学说，尤以善治伤寒坏证、逆证著称。我亲眼看见不少沉疴危疾，一经陈老诊治，悉皆迅速转危为安。如以大剂白通加猪胆汁汤治愈夹江周渭宾之伤寒坏证、三花饮治愈先母之大头瘟、豁痰丸救治我的痰热壅肺危证等，均药到病除，诚可谓扶危拯急，起死回生（参阅《医学探源·陈鼎三先生传略》）。几年的跟师临证，我深感受益匪浅。

三、广投名师

千里寻师意志诚，春风初度岁华新，

山城巧遇传高术，万病回春是此针。

悬壶数载（1940年开始行医，时年23岁），我的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有显著提高。但临证日久，却深有“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之感，还必须博采众长，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尤其在反复钻研《伤寒论》时，我悟到药治与针灸并用，是仲景理法的一大特色，但多不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倘能熟练掌握、运用，针药并举，无疑疗效尤捷，从而萌动了求师研习针灸的愿望。1946年，闻知全国著名中医陈逊斋先生，精于内科与针灸，抗战时期来四川办学、行医，遂致函求学。经陈老同意之后，我于1947年春节正月初三，毅然放弃了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只身前往重庆。当时条件极差，经过两天起早睡晚的长途跋涉，始抵重庆，次日急趋先生寓所。陈先生见我不辞辛劳、千里求学的精神，很受感动，便热情接待，笑着说：“你有缘啊！”我默默地望着陈先生，不解其意。

原来，陈先生不久前曾决定回南京一趟，并已买好飞机票。讵料于离开住所欲往机场时，突然发现友人所赠一支进口“派克”金笔遗失，待返回寓所找到失物后赶赴机场时，飞机早已起飞，乃怏怏不乐。谁知数日后接到南京家信，称该次班机抵达南京时，因雾大无法降落，改飞上海，终因油罄坠毁于上海龙华附近。陈先生闻讯后感叹不已，庆幸自己侥幸得生，遂赋诗一首：

人生祸福真秘密，塞翁失马我失笔，

天教不死非无因，留得此身医众疾。

听了陈先生吟诵的他自己所做的诗以后，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天遂人愿的良机。学习针灸，关键在于找准穴位、熟练手法。在陈先生手把手的谆谆教导下，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使自己在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方面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我每日前往先生诊寓，侍诊抄方，质疑问难。对先生长期积累的渊博理论和丰富经验，颇得其传。先生见我学习钻研认真，曾建议我留在重庆行医，嗣因家母生病，我乃离渝返家。

当时，针灸学在四川很不普及，可谓凤毛麟角。少数掌握针灸技术者，皆秘不示人。曾记得我离渝返家，途经成都走访一位比较有名的针灸医师，向他请教时，他竟说我“年龄大了，学不会”，并说他是八九岁时于北方向他叔父学习的，拜师后要先学打3年太极拳，然后才教授针灸。听此言，我深为叹惋！我希望医界同道能有更多的人掌握针灸医术，乃又致函承淡安先生，请求办学传道。当时，承先生是从江苏无锡来川，因病在简阳养马河这个僻静小镇疗养。得到他复函允诺后，我便约了家乡几个中医同道，奔赴简阳，投师学习。承先生那种热心传道、带病教学、和蔼可亲的精神，至今犹存。

四、精勤不倦

从医五十有余年，经典诸家勤细探，

临证精思常奏效，危难重证得安全。

我从医50余年，时刻不忘“精”“勤”二字，牢牢地以之为座右铭。所谓“精”，即“精通”之意，对一种学问、技术或业务，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所谓“勤”，就是“勤奋”，即不懈地努力。而凡为学之道，欲求精深，必先勤苦。晋代养生学家张湛曾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这说明医学不易精通。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也曾谆谆告诫：“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我常念念不忘“人命至贵，重于千金”，他人有病，若己有之。所以，数十年来，无论治学与临证，我始终不渝地坚持“六勤”“五不”。“六勤”，即勤于刻苦读书；勤于独立思考；勤于临证实践；勤于质疑问难；勤于总结经验教训，力争有所创新；勤于承先启后工作，以冀“薪尽火传”。“五不”，即不坐茶楼酒肆，聊天吸烟；不看无益小说，虚度光阴；不骄矜自负，强作解人；不草率鲁莽，恣处汤药；不追名逐利，驰竞浮华。

就这样，我数十年如一日，在治学与临证上，孜孜不倦，勤苦钻研。迄至今日，我犹“心如老骥常千里”，每当工余之暇，依然手不释卷，诚所谓“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陆游），如饥似渴地探求新知，从不自满。在生活上，我甘于淡泊俭朴，但购买医书则在所不惜，即使在家庭负担较重、经济比较困难之时，也要挤出钱来购买书籍。几十年来，我除了脑子中积累的学术知识和临床经验外，医学藏书和学术经验总结资料便是我的宝贵财富。至于生活用品，衣着家具，可谓寥若晨星，且亦非我所欲也。

古人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官》）。我经过50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千虑一得”，在研究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的治学方法与临证思维，概括起来，一是扎根临床，远绍经典，参验先贤，融会贯通，频添新意；二是突出主证，重视复方，方证相对，圆机活法，讲求疗效。

五、西为中用

攻玉之石在他山，切磋琢磨莫等闲，

融汇中西相互用，扬长补短谱新篇。

早在学医时期，我除了攻读中医典籍之外，也曾涉猎过一些西医书籍。为什么要学习西医知识呢？为的是西为中用，扬长补短，推陈出新。众所周知，中医学有整体恒动观和辨证论治的特色和优势，而西医学这一现代医学体系，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长处。尽管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真正交流、取长补短和有机结合一直处于不尽如人意的状态。但我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而以“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来自律自警，且时刻恪守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到了综合医院（县人民医院）工作，与西医同志共事，有了更多的交流学术、促膝谈心的机会，从而增进了相互学习和了解。1959年，我调到乐山地区医院（今乐山市人民医院），便专门在西医病房从事中医工作，长达20余年之久。每天与西医同志一道查房、会诊、讨论病案、参加抢救工作和观察（有时也参加）尸体解剖；耳闻目睹了现代医学的许多优点，如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抢救、判断预后等，都的确可借以弥补中医学之不足。我老老实实地向西医同志学习，从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例如我曾跟随西医同志，观察过3例尸解的肝脏：一例是原发性肝癌，患者在查体时发现肝脏肿大，足足塞满了右侧整个腹腔，死后尸解出的肝脏，装满了一个大面盆，坚硬如石，色灰白，表面满布硬结，如癞蛤蟆身上的结节样，看了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例晚期肝硬化，死者肝脏萎缩成拳头一样大小，色黑、质硬，如醃干了的猪肝；还有一例是死于其他疾病患者的正常肝脏，柔软、红润，如新鲜猪肝样。中医古籍也讲解剖，如《灵枢》“本脏篇”“肠胃篇”、《难经·四十二难》，以及汉、唐以后的著述，如《欧希凡五脏图》、杨介的《存真图》、朱肱的《内外二景图》等，都比较粗略。再如肾炎，中医多按水肿辨治，疗效卓著。但对隐匿型肾炎，外表不肿，亦无明显症状，中医对此要及时、准确地辨证论治，就比较困难。而这类患者，一旦病情恶化（肾功能衰竭），治疗就很棘手。因此，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诊断手段，实践证明是可以补中医之不足的。

或问：你持这样的观点，是否对中医学的前途丧失信心，妄自菲薄，或是想以西医取代中医？答曰：否！恰恰相反，我对那些全盘西化的思潮和做法，历来深恶痛绝，并曾发表专文予以评论。我竭力主张中医诊断与治疗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与学习西医之长并不矛盾。

我数十年的临床实践证明，许多疾病（包括一些危急重症），虽经西医确诊，却无有效的治疗措施，或治疗效果不佳，或西药的毒副作用较大，都往往寄望于中医，并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从而体现了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充分证明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衰，为广大人民所信赖之原因所在。

近年来，党中央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政策。特别是1985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对中医药学的关怀和重视，对指导中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这也是我数十年来梦寐以求、渴望实现的愿望，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尽管我已年逾古稀，皓首残年，仍愿为振兴中医鞠躬尽瘁。

六、志存济世

名贤自古重医德，橘井杏林天下传，

坚定常怀济世愿，高山仰止永无迁。

夫医乃仁道。昔贤云：“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明·龚廷贤《万病回春·医家病家通病》）东汉杰出医学家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千古不朽的名著。他大声疾呼，提倡“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爱人知人”“爱身知己”。他痛恨“竞逐荣势，企踵权豪”之徒，反对“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及“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的作风。他的这些崇高医德，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数十年来，我始终不渝地以仲景遗训和历代医家关于医德修养的论述自戒自警，规范言行，力求做到“志存济世”。要像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所教诲的那样，常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把病人的疾苦视为自己或家人的疾苦来理解患者求医诊病的心情。接诊病人，耐心细致，态度和蔼，诊治认真，无论贫富亲疏，有求必应；不分上班下班，白天夜晚，凡来求诊者，都尽量满足要求，颇能急病人之所急，系病人安危于心间，对病人从来不硬、不顶、不碰、不气。我过去有2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西医病房工作，一个人担负着全院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住院病人的中医药治疗。但每天仍有不少登门求治的门诊病人，这些病人，上班时来者有之，下班后来者亦有之，吃饭时来者有之，睡觉时来者亦有之，甚至在我生病卧床不起，或外出途中的街头巷尾和车船上求诊者亦有之。我都不顾自己工作疲劳和年迈力弱，一律欣然应允，予以诊治。有时，我去工厂、农村探亲访友，凡有要求诊病者，我亦愉快地接受义务应诊。一次，我去夹江华头公社，适逢秋收农忙季节，当地流感流行，社员闻知我去的消息，前来就诊者，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一日之间，就为当地社员义务应诊百余人。又一次，我去成都一个工厂探亲，不少工人、干部闻讯前来求治，我为他们义务应诊，整整忙了一个下午。这些年来，我离开了病房，担负人才培养工作（创办高徒班）和专科门诊，并较多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省人民代表），而求诊病人之众，依然不减当年。专科门诊虽规定了限额，但来自外地的病人或疑难重症患者较多，求治心情十分迫切，有的早晨五六点钟就赶来医院排队等候挂号。一次，有位农村女病员，因患慢性疾病，久治不愈，十分苦恼，又因晕车而从50多里以外步行前来就诊，来回要花三四天时间（需要途中住宿），但当她走到医院，我的专科门诊号已经挂完了。我得知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接治了这位病员。我深深感到，尽管我已进入皓首残年，但人民如此信任我，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能多治愈一个病人，就是我最大的愉快。我作为一个医生，没有能力为国家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但“人命至贵，重于千金”（孙思邈语），能多治好一个病人，就多保护一个劳动力，这是我毕生的愿望。

这些年来，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中医学术活动蓬勃兴起。我的一些学术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全国各地读者（包括患者和中青年中医同道）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有的来函求诊索方；有的要求答疑解惑；还有的经过治疗，病愈后来函鸣谢，又推荐病人者。我对这些读者的来函非常重视，从两点来讲：一是想通过信函会诊，希望能治愈更多的沉疴痼疾，以我有限的有生之年，多为广大人民做点奉献；二是想把我毕生的治学思想和学术经验，介绍给真正热爱中医药学术的有志之士，为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扬，为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能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

我现已年逾七旬，早已超出国家政策规定的退休年龄，虽曾多次申请退休，但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一再要我缓办退休手续。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建议说：“现在有的名老中医、专家教授退休后去挂牌行医，挣了不少钱，你怎么不退休哟？”在这“公”与“私”、“钱”与“德”的问题上，我虽不能说没有一点思想交锋和得失考虑，但终于还是“公”和“德”的思想占了上风，欣然同意组织意见，暂缓办理退休手续，继续坚持为人民医疗工作发挥余热。

七、薪尽火传

鬓发斑斑越古稀，杏林一卒盛名虚，

岐黄仲景千秋业，薪尽火传愿未移。

中医学之前途与命运，向为我所瞻念。纵览中国医学史，历代名贤辈出，群星灿烂，各领风骚。吾人生当古贤之后，亟须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而竟古人未竟之伟业。故早在1957年，我在向四川省政协递交的提案中，便郑重而恳切地建议为当时尚健在的名老中医、先师陈鼎三先生配备助手，继承整理学术经验，惜未实现。3年之后，陈老溘然长逝！岁月蹉跎，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余亦步入黄昏之年，到了应将自己长期治学与临证的经验整理、总结出来，以昭示后学的时刻了。当我向市卫生局领导提出了这个紧迫的问题和建议之后，立即得到赞同和热情支持。市卫生局当机立断，决定创办“江尔逊高徒班”——实际上是配备助手，属于带研究生性质，只是不授学位而已。学制为3年，公开招生。通过笔试和面试，择优录取了4名中医师，其中既有中医学院毕业生，亦有从师或自学成才者。

“高徒班”的教学内容是：以仲景学说为主，上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及后世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博采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长，务期融会贯通，并娴熟地运用于临床。教学方法是：临床上跟师门诊和会诊，随时随地一点一滴地记录我的临床经验，并独立地开展验证；在验证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分类归纳，系统整理。理论上以自学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重大或疑难问题由我答疑，针对学员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辅导或讲座。在学风方面，要求学员读书与临床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与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教学相长”与“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开拓与创新精神。由于学员担负着学习继承与整理研究的双重任务，必须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因而开设了写作辅导课。为了练好基本功，要求学员必须定期撰写医案、医话、学习心得，年终还要撰写出较高质量的学年论文。

3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学员们完全适应这样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他们在继承整理工作中，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表现出刻苦钻研、百折不挠和团结互助、和衷共济的可贵精神，因而在理论、临床、写作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较快地弥补了知识结构的缺陷，健全了人才素质，比较全面、系统地继承了我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并在国家、省级中医药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4名学员顺利毕业返回各自所在的县中医院之后，均能学有所用，不负众望，担负起临床与科研的重担。有的学员还成果频出，引起了医界的瞩目。我受之于先师而有所发扬光大的学术经验薪传有人，夙愿已偿，复何求哉！

值得一提的是，“江尔逊高徒班”创办伊始，便备受各方面的关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关怀与支持自不待言，诸家新闻单位（如《健康报》《四川日报》《中医药信息报》等）亦相继作了报道；1986年12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学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们的办学经验还赢得了与会领导及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赞赏。当《健康报》与《中国医药学报》将“名师高徒班”作为培养高层次中医人才的一条新路加以肯定之后，有的省市也相继开办了中医高徒班。尤其令人振奋者，1990年，原人事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达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的重要文件，确定了500位全国名医为首批继承对象。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拜师活动（我亦被批准为四川省20名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我认真研读上述文件中制定的培养学术继承人的宗旨，以及种种措施与方法，与“江尔逊高徒班”的培养目标、招生办法、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颇为相似。“江尔逊高徒班”似竟成为全国性的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之滥觞欤！？此虽为我所始料未及，然亦大慰平生矣。

但拙意以为，欲达到《决定》所提出的培养目标，还必须认真总结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好学术继承人的遴选工作。虽不能尽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标准要求，但确应慎重选择那些德才兼备、了解中医、热爱中医、不谋私利、愿为振兴中医学术献身、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健康服务的人，作为学术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