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佛学及其宗派

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无可非议地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汉化的趋向，并且融入了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元素。经过翻译的经典，已完全能够以汉语来表达那些最为深奥的教义，即使众多音译的概念，也组织在意译的有韵无韵的经文之中，被长期的诵读和运用格义的方法去解诂，使广大的信徒都能够接受，仿佛他们本来就是运用汉语而写成的著述。中国佛学最为重要的特征，莫过于众多宗派的形成，其在中国佛教史的兴衰发展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篇章。中国佛教的宗派，既反映了佛教原始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又代表了一定阶层内、一定地域中信徒的崇尚，成为他们的精神利益所在。宗派又是佛陀崇高思想、实践的某一个侧面的充分发掘和阐扬，一个个虚幻与抽象的东方人生哲理，在东方华夏文明的沃土中，造就了带有光环、圣洁的菩提之树的萌芽，在葱郁松柏的苍翠之中，显示出一种赏心悦目的异国色彩。宰堵坡（即佛塔）与中国楼阁结合以后的巍峨壮美，石窟寺依托中华山川所显示的雄奇绚烂，钟鼓铙钹唱念的欢喜赞叹，高僧大德机敏警悟的棒喝妙语；沙弥老衲耕种于山林，咀嚼着蔬食菜根，既品味了斋饭，更品味着人生……这一切都标示着来自佛陀故土的佛教，变得那般似是而非，却又不可思议的都是确凿的衣钵真传。中国的佛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创下了世界之最：一是它虽然是一种来自其他国度和民族的文化，却能有如此长足的发展；二是这两种不同国度的文化能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佛学的汉化也成就了中国佛学。中国佛学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给予的机遇而得以生存和深化。它既悬浮于社会生活之上，又沉积在社会生活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既能唤起近乎疯狂的兴奋甚或躁动，更能隐忍巨大的阵痛，将尖锐的矛盾化解在一触即发的危难之际。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佛教教义是通过将经典逐步译成汉语而传布的。崇祀的仪规多援例采用中国固有的祠祀形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人们还是比照中国固有的黄老飞升、鬼神祸福等崇信对佛教进行理解，其实与佛教的教义有很大的出入，甚或是相反的倡导。当时的寺庙之间的派系区分并不如后来的那样严格，一个寺庙主持者的死后继承人，也可以持另一种佛学观点，从而改变了这一座寺庙的教义弘扬与修行。佛教史学者认为早期的中国佛教只有学派而没有宗派。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的宗派产生在南朝末期的陈隋之际。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阶段。和隋唐时期的其他文化形态一样，隋唐时期的国力，使佛教成为当时辉煌灿烂的文化组成部分，不但满足了当时不同阶层的精神生活，而且流传至今的丰富的实物，依然是中华文化宝库中傲人的文化遗产；其精神部分，也仍然渗透到后世千年的社会生活中，至今仍可寻找到深沉有节的脉搏，时强时弱。

隋唐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割据分裂，而又历时300多年的统一治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吸收外来文化，抑或是影响别国文化，成绩都非常突出，使至今生息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宠儿之一，虽然由于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曾在封建社会的秩序中失去平衡，而遭受过致命的打击，但是为时不长，佛教又重新振兴。使其膨胀、又能重新振兴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佛教自身的内在因素，它不断地更新教义阐述以适应时代要求，不断调整封建最高统治者与寺庙之间的各种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种种病态所造成的精神空白，封建统治者正期待着宗教哲学与宗教的实践修行去填补和充实。在皇权的国法治理之中，以道德作为社会秩序和人们行为的最高规范，宗教许诺实现现实社会中所实现不了的理想和愿望。中国佛教正是以其精深的教理，从不同的角度，完成着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

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包括密宗在内，都属于大乘系统。各个宗派都有着自己的经论依据，有着如中国氏族家谱式的传承谱牒，更有着自己宗派的寺庙道场。中国佛教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汉化的成熟，由于上至皇室、下至地主的布施护持，使得寺庙有着独立的土地占有，中国寺院的佛学因此有了飞跃的发展。这便使中国的僧众、信徒专心致志地阐释、著述佛学的创造性发展成果，并尽可能地体现在实践修行之中。

在中国佛教的宗派当中，“三论宗”的命名，是以印度中观学派龙树所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和龙树的弟子提婆所著的《百论》为依据的。龙树是释迦牟尼涅槃以后，第一个重要的大乘佛学学者，其生活在公元2～3世纪，是中观学派的奠基者。他著述丰富，西藏所传有122种，汉译也达22种之多，故有“千部论主”的称谓。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八不中道”理论，既承认世界物质的存在，又通过论证物质之间的依存关系，而否定了这种存在，在唯心主义辩证法中有着相当的影响。所谓“八不”，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从根本上否定了尘世存在的真实性。龙树学派的传人鸠摩罗什，是活动在西域一带讲经说法的中观学派大师。前秦建元18年（382），苻坚委任吕光为都督，用兵西域，大破龟兹等30余国，还师时，迎鸠摩罗什东返凉州。后因苻坚兵败于淝水之战，吕光自立为凉州刺史，又割据一方，他即天王位，史称“后凉”。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攻伐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为其修建规模宏大的译经场所，并请鸠摩罗什主持译经事业，鸠摩罗什在十四五年的时间里，共译出经论35部294卷，也使得佛教在北方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多为龙树、提婆等中观学派的论著，被后世尊为“三论宗之祖”。鸠摩罗什的译著对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鸠摩罗什门下弟子众多，后世有“什门八俊”“四圣”“十哲”之称。后来传至栖霞山慧诠，在南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隋代，由吉藏完成了三论宗的理论组织，后世称之为“新三论宗”，而将吉藏以前的三论宗称为“古三论宗”。三论宗至唐代渐衰，已难以成为独立的宗派。

天台宗是以浙江天台山而命名的宗派，为陈隋之际的智觊所创立。他晚年住在天台山著书立说，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学者称他为“天台大师”。隋开皇十一年（591）他应邀到扬州为当时是晋王的杨广受戒，受“智者”称号，又称“智者大师”。智觊一生造寺达三十五六所，度僧14000人，仅此一端，足见其影响。后世多认为他是中国佛教宗派创始的第一人。天台宗也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宗派。因天台宗所依据的最主要经典是《法华经》，所以又被称为“法华宗”。

天台宗是在深入研究佛学经典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智觊将佛陀毕生的说法分为五个时期，将说法的内容和形式分为八种，有“五时八教”之说。所谓“五时”，是由《大般涅槃经》中的一个比喻而来的，这个比喻以牛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个过程五味来对应佛陀说法的五个时期，即华严时（说《华严经》）—鹿苑时（说《阿含经》）—方等时（说《大方等大集经》《宝积经》等）—般若时（说《般若经》）—法华涅槃时（说《妙法莲花经》《大般涅槃经》）。在“五时”的基础上，又加以变通，将说法的方法归纳为“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和“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合称“八教”。

天台宗弘阐“空、假、中”三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叫作“一心三观”。“空”指一切事物除去它的发生与消亡以外，本身并无实体；“假”是指因缘所起的作用，是假名；“中”是指空假二而不二。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便是天台宗从龙树所著的《中论》中找到的依据，其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这里将精神（心）看作是实体，而物质反倒是精神派生的产物。过去就有人说，天台宗对原始印度佛教哲学的解释，不完全符合佛陀的原意，已经不是印度的原装。实际上，中国佛学包括其他的几个主要宗派，都存在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是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其环境与印度的历史条件有别，与印度佛学在本土的传播发展，有着客观上的明显差异。伊斯兰势力曾使佛教在印度绝迹几个世纪，而这几个世纪，恰恰是佛教在中国从引进到崛起的一段时期。在这几个世纪中，天台宗虽没有禅宗那样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它却流传甚广，以致远播东瀛。在唐宋以后，虽在中国渐趋消沉，但在日本却依旧兴盛，并且派生出日莲宗及许多支派。

中国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宗派是华严宗。华严宗的得名是因该宗派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华严宗所排定的三祖法藏是实际创宗者，法藏的弘法活动得到了初唐女皇帝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他从出家到受具足戒，都与皇室贵胄联系在一起。武则天还赐给他贤首大师的名号，人称“贤首国师”，所以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华严宗将佛教理论分为五个等级，而自认为其属于最高的“一乘圆教”，相应地贬低了其他的宗派。华严宗的理论及法藏的弘法活动，对武则天的称帝和巩固统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后来，唐武宗会昌灭佛，使佛教受到打击，而至宋代中兴，传至高丽。

唐代高僧三藏法师玄奘所创立的慈恩宗，继承了印度的瑜伽学派。慈恩宗的得名，是由于玄奘和他的弟子窥基常住慈恩寺的缘故。慈恩宗的别名还有“法相宗”和“唯识宗”。相对于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慈恩宗的理论和方法最忠于印度佛学理论的原貌，尤其在因明学的研究方面。但是法相宗的兴盛时间很短，仅四十年的时间，便因其他宗派的兴起而取而代之。玄奘法师却因为他传奇的西行求法的故事，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法师。

另一个离印度佛教不远的中国佛教宗派，是唐代道宣法师所成就的律宗。道宣住终南山，故律宗又称“南山律宗”或“南山宗”。这个宗派以理论研究和实践传承佛教的戒律为己任，以四律（《十颂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五论（《毗尼母论》《摩得勒伽论》《善见律毗婆沙》《萨婆多论》《明了论》）为基本经典，其中以《四分律》最为盛行。戒律产生于原始佛教的僧团中，经后世不断完善，成为僧尼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中国的佛教寺院与出家人均以戒律作为出家受戒和在佛门生活的依据。律宗有遍布全国的独立道场并影响他派，别的宗派道场也以律宗的规范而立规行事。所以律宗又通行于各宗之中，至今佛教出家信徒仍尊其为起居修行的规制。

律宗作为一个宗派，并不具有很大的势力。在律宗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伟大的僧人，这便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彪炳千古的鉴真大和尚。大和尚宗派道宣，虽非正支，因其东渡日本，而成日本律宗之祖。日本人至今尊鉴真为日本文化之恩人。除宗教以外，他把中华文化的许多成就也毫无保留地带到了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尤以中国的医学为最。一个中国的和尚，被奉为日本的医药始祖，这并非偶然的巧合。作为中国律宗的传人，鉴真无疑是中国医学与佛学的一个交汇点，一个从其出发就能上下引申的交汇点。对鉴真的重视和研究，是从大和尚故乡扬州的文化人士而开始的。这是一个中日两国人民永远挖掘不完的课题，一段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国家之间仍在发展着的文化交流佳话。

在中国佛教宗派中，净土宗所倡导的法门，是最易于普及、最简便的修行方法。一句反复念诵的佛号，一个往生的极乐世界，使中国多少代的佛教信徒，聚集在通往理想天国的道路上，获得了生前生后的精神寄托。净土宗的始祖慧远，东晋高僧，结莲社于庐山（莲社又称“白莲社”）。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多人，在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像前立誓，死后共期往生西方净土。慧远是一位通晓中国儒、道学说的佛学大德，所倡法门亦与儒道多有相通之处，但净土宗的真正创立者，却是唐代的善导。净土宗修行简易，以专心念佛为修持方法，当时“有诵《弥陀经》十万至五十万卷者，念佛日课万声至十万声者”。可见这种法门，是人人都可以学会，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流传也比较长久。至今，佛教信徒仍用这个方法作为每日奉行的功课。净土宗也常常依附于天台、禅、律诸宗，尤其是禅宗，晚期有禅净合一的主张，是用净土宗来挽回禅宗衰退的趋势。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里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势力的一个宗派。禅宗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最能模糊印度外来哲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界限。禅宗的“禅”字，本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音译，意译为“静虑”，古代曾译作“思惟修”。这是一个因实践方法而得名的宗派。

禅宗奉菩提达摩为初祖。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南北朝时进入中国，于洛阳一带传授禅法。但是达摩不像鸠摩罗什那样由西域旱道来到中土，而是由海路到达今日之广州地界，被迎至金陵（今南京），与南朝皇帝梁武帝话不投机，转投北魏，驻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受到魏孝明帝的推崇，声名大振。在印度来华的高僧当中，达摩是在中国民间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这和禅宗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关于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就是达摩离开金陵投奔北魏，在江边受到梁武帝派人前来挽回他的神话传说。

达摩被奉为禅宗的初祖，但达摩活动的时代，尚没有禅宗的存在，真正建立起禅宗的，应是达摩死后一百年始出生的唐代僧人慧能。慧能虽被禅宗奉为六祖，但真正形成中国禅学体系，是在慧能以后。由慧能弟子法海收集其言行而编成的《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里唯一被称作“经”的孤例。

以慧能为界的禅宗发展历史，被许多现代佛学研究者认定为是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变的过程，在否定客观世界存在的前提下，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那些类似风动，抑或幡动，结论是心动的故事，机敏而又狡黠，用直观的事物，使人信服地承认抽象哲理的正确。禅宗的真传衣钵弟子，以怪诞的行为，特有的“机锋”“棒喝”，就连佛祖也敢于彻底的否定一切客观存在，而肯定自我精神的作用。

禅宗的主要支派有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支。到了宋代，临济宗又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禅宗、禅学的出现，是佛教、佛学汉化完成的标志，是佛学与儒学的一个交叉点，其影响不但反映在宋明诸多理学大师的著述中，而且对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的宗派是密宗。密宗创始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天竺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长安，史称“开元三大士”，将密教传入中土；善无畏的弟子，唐代高僧一行后来被尊为“密宗之祖”。

密宗又称“密教”，还有“真言宗”“金刚乘”等别称。密宗有着高度严密的组织，运用一定的仪礼、咒术，设坛进行传授。密宗在中国的建立和传播，是印度大乘佛教中显教和密教两大派系在中土的反映。我国西藏的密教一般称“喇嘛教”，与唐代盛行的密宗不是一回事，密宗一般称为“唐密”。

密宗的祖师一行，是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主持测定子午线，制定《大衍历》等，在世界科技史有着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