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部门的成长与前景

成功的工业化是摆脱贫穷走进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自晚清以来一直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在进行了各种尝试、积累了惨痛教训以后，中国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迈上了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之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世界工厂，人均收入即将迈过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值。中国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遑多让。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不成功，不成功背后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工业化则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支撑这些相似性的是一般性规律。这一章讨论三个问题：如何才会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中国在步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期后的工业部门发展状况如何；接下来工业部门发展的潜力和枷锁。

增长是个正反馈

孩子出生以后，先长心肺还是先长四肢？有些妈妈会给出正确答案，先长心肺，再长四肢。心肺发育是与外界交换能量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支持四肢的发育，四肢发育以后又会支持心肺进一步成长。人的身体成长是各个器官发育的良性互动过程。

成功的工业部门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工业部门成长从来不是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一个系统的共同助力。工业部门成长至少需要两部发动机，一部发动机是生产率提升（干得好），另一部发动机是市场规模扩张（卖得好）。光是干得好不能持续，市场不能扩张则产量不能持续提升，产量不能持续提升就做不到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没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则生产率提升就画上了句号。光是卖得好也不行，缺少了生产率提升的产量扩张同时也是要素投入的等量扩张，生产活动的收益有限，劳动和资本的收益难以持续提高。干得好和卖得好结合在一起能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干得好有助于卖得好，卖得好有助于提高产量，支持更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分工，支持下一步的干得好。成功的工业化莫不遵循这个正反馈历程。

文一教授曾经总结过成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几个阶段：从乡村工业起步，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是能源、动力工具、基础设施的工业化三足鼎立时期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再接下来是大规模生产工具的生产，钢、铁、机床、装备制造。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成长大致遵循这个历程。

英国的工业化进程：1600—1750年乡村工业兴起；1750—183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业）；1830—1850年工业化三足鼎立阶段，能源（煤炭）、动力工具（蒸汽机）、基础设施（铁路）；1850—192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的生产工具生产，钢、铁、机械设备。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1820年之前乡村工业兴起；1820—18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是纺织品，然后过渡到1830—1870年工业化三足鼎立阶段，代表是1828—1873的铁路潮；1870—194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代表是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交通通信、化工和大规模农业。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1868—1890年（明治早期）乡村工业；1890—1920年（明治晚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是纺织品，然后过渡到工业化三足鼎立阶段；1920—1941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步，中间因战争中断，1945—19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继续。

为什么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成长都会大致遵循这个历程？

纺织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生产率大幅提高，这是干得好，然而这只是个起点。把能源看作煤炭，动力工具看作火车，基础设施看作铁路，这些加在一起把纺织品卖到更远的市场，市场规模急剧放大，这样就有了卖得好。开拓市场规模不仅包括新的交通方式降低成本，还包括各种打破了跨国贸易壁垒的政策，从不文明的坚船利炮到文明的WTO，都可以看作开拓市场规模的工具。干得好遇到卖得好，接下来就进入了良性互动循环。面临更大的市场规模，纺织品可以展开更大规模的生产并提升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纺织品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纺织品的干得好和卖得好带动了能源、动力工具和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这些新产业取得了发展机遇，新产业的生产率也得到提升。为了生产能源、动力工具和基础设施，又会派生出对大规模生产工具的需求，比如开采能源的设备、生产工具的机床等，而所有这些后续产业的发展又会对前端产业的生产率进步带来正向激励。正反馈的工业化进程从此进入快车道。

事前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都是偶然事件推动，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崛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带动了广东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部门的大发展，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为了避免经济过度下滑在全国修建以高速公路网为代表的大量基础设施。事后来看，先是80年代源于乡村的乡镇企业，然后是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再然后是2000年以后能源、动力工具和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带来的钢铁、装备制造等大规模生产工具，中国工业产业总体变化轨迹与工业化国家的经历高度类似。看似偶然的背后，有着工业部门成长的共同的生产率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张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

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扩张之间形成了正反馈机制。形成这个正反馈机制并不容易，如何带来生产积极性和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打通国内和国际市场，如何提供基础设施，到处都是关卡，一个重要关卡出问题会让整个反馈机制卡顿。新中国成立之初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启发通过计划经济方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惨淡收场。失败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方式既不能激励生产者干劲，又不能合理分配资源，做不到干得好；计划经济的市场规模只限于很有限的范围，国内贸易不发达，国际贸易也少得可怜，也做不到卖得好。计划经济下的干得好和卖得好之间脱节，无法形成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逐渐用市场取代计划，工业化自此才走上成功之路。改革的要义是放权让利，让企业为生产做主、让市场为价格做主，这给企业带来了强有力的生产积极性和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是干得好的前提条件。开放的要义是进入国际市场，加入了国际市场后的整体市场规模急剧扩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快速提升，卖得好和干得好相互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提供了建设所需的资本，大量的公路、港口、机场等顺势而生，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又催生了新一轮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发展，钢铁，机械设备，化工、电子与信息成为时代新宠。中国的工业化在良性互动的进程中闯关成功。

转型期后的制造业

依稀记得二十年前看到《时运变迁》一书中写过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位日本著名汽车公司财务官说的，大致意思是汽车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拼了命加班工作半年，把单位汽车成本下降了一些，然而日元一夜之间升值10%，成本下降积累的那点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荡然无存，企业再次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段话写的是80年代的日本企业，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风光的时候并非其工业部门增速最高的50—60年代，而是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的70年代以后。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工业企业靠数量扩张就能赚钱的好日子一去不再，生存压力大增，不断升级才能活下去。也正是强大的生存压力，催生了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效率企业。

中国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后，工业企业生存压力同样大增。中国工业企业数量2003—2010年净增加26万家，2011—2018年净增加只有6.5万家。2011—2018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比从9.8%上升到15.1%，私营工业企业亏损企业占比从6%上升到12.8%。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进入转型期后制造业面临陡增的压力有没有转化成动力，制造业升级情况如何。制造业升级必然会涉及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它们构成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证据链，我们从这三个环节观察进入转型期后的中国制造业升级情况。

投入环节：研发投入和专利

中国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2017）对包含中国在内的多国研发投入和专利数据进行了跨国比较。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在1991年时仅为0.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经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中位数，2012年则一举超过OECD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均值1.9%。2017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1%，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水平。除了全社会的总体研发情况，单独看制造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也是增长十分迅猛。2006—2016年，制造业细分的31个子行业中，研发人员投入和经费增速分别达到年均16.0%和26.4%，远远高出了这期间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和GDP增速。

研发人员快速增长。研发投入除了可以以“资金”投入衡量外，还可以从“人”的投入来看，即研发人员在总人口中占比。1996年时，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为443人，接近当时巴西水平（420人/百万人），高于印度（153人/百万人），低于俄罗斯（3796人/百万人）。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人员占比增加至1113人/百万人。

专利数量和质量快速提升。研发投入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专利则可视为创新活动的成果检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专利申请数从1995年的8万件增长至2017年的350多万件，年均增速接近19%。从专利构成看，专利可分为三大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被视为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类专利，其在所有授权专利中的占比已经从1995年时的8%增长至2017年的19%，表明中国的专利申请增长不仅有“量”还有“质”。从专利来源来看，2004年我国授权给国外的专利占全部授权专利比例超过20%，而在2017年已经降至6%左右，这表明来自国内的自主创新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的专利申请还在逐步走向世界：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中国企业申请者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授权数已经从1995年的60余件增长至2014年的7200余件，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

生产环节：中间品使用、行业集中度和高新企业数量

我们从中间品使用、行业集中度和高新企业数量三个角度观察生产环节所揭示的产业升级情况。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基于多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经验总结道，“工业化期间，中间投入品的变化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观察指标，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意味着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度都在提升。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增加是分工更趋专业化和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

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提升。根据投入产出表可以算出制造业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在该行业产出中的占比。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各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工业化增加值份额持续下降过程中，工业部门中间投入品占比不断提高的势头也未曾改变，这表明工业部门的专业程度还在不断加深。加总的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从2004年的73.5%上升到2014年的78.3%，一直处于上升进程当中。

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高效率企业市场占有率上升，行业集中度上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得以优化，这也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中国工业部门行业格局正面临“大洗牌”。华泰证券的报告（2017）以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口径计算了市场集中度指数，他们发现相较于2010年，2016年一级行业中极高寡占型行业数量由6个提高到9个，低集中寡占型行业数量由10个上升至15个。相反，竞争型行业数量由12个锐减到5个，低集中度行业数量锐减。采掘、纺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出现了大批企业退出的现象。

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高新企业数量增速也可以作为观察产业升级情况的证据。2012年以后，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慢，尽管工业增加值大幅放慢，但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速进一步提高。1997—2007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速14.7%，2012—2017年则达到了22.3%。信息传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位列增长最快的行业当中。

产品环节：出口产品复杂度、出口增加值率

出口产品复杂度和出口增加值率可以从产品环节揭示工业产业升级的变化情况。出口是反映国家制造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面镜子。高收入经济体一般只会出口更精密复杂的工业制成品，中等收入经济体更多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还有些经济体只能出口能源和农业原材料。一种出口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与该产品出口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高度正相关。基于这种关系，经济学家设计了“出口复杂度”指标，可用来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水平。出口复杂度的一种流行算法是通过观察哪些人均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在出口该种商品，并根据出口权重对该商品的出口复杂度赋值；再根据一个经济体出口商品的结构，加权计算该经济体出口复杂度（Rodrik et al.，2006）。

打个比方，全球共有两个经济体出口计算机，一个人均收入20000美元的经济体计算机出口占全球出口的3/4，另一个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经济体计算机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4，计算机的出口复杂度等于20000×（3/4）+10000×（1/4）=17500美元。一个经济体一共出口两种商品，其中占据出口1/2的计算机出口复杂度是17500美元，还有占据出口1/2的机器设备出口复杂度是12500美元，那么这个经济体的出口复杂度就是17500×（1/2）+12500×（1/2）=15000美元。

学术界有很多中国出口复杂度测算，基本结论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所对应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的收入水平；二是出口复杂度还在一直提升。根据张斌、王雅琦、邹静娴（2017）的测算，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201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了持续提升。

有学者担心因为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计算可能会高估中国出口产品背后的制造业技术和能力水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出口附加值率，也就是单位产品出口当中来自国内的增值部分。张斌、王雅琦、邹静娴（2017）基于生产价值链和出口附加值率的计算发现，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率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69%提升至2014年的84%，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出口附加值率分别从56%和85%增长至78%和89%，增幅分别为22和4个百分点。通过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分解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路线更多选择进口中间品的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这一点与日、韩当初的出口情况不太一样。

除了出口复杂度这类学术研究，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观察中国制造业升级能力变化的例证。10年前自主品牌的手机和汽车与国外品牌还有很大差距，10年后华为、OPPO、VIVO这些国产手机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了脚跟，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竞争力，吉利、长城、广汽、长安的自主品牌汽车的进步有目共睹，在一些细分市场领域与国外大品牌汽车竞争不落下风。手机和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提升，依托的都不是一家或者几家企业，而是非常复杂庞大的产业链能力提升。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出口增速在近10年来持续大幅下降，是不是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呢？

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全球出口市场增速，这主要来自全球需求增长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另一部分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增速。近10多年来，出口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在持续收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慢直接带来出口增速放慢。2009—2016年，由于出口市场份额增长带来的出口平均增长5.2个百分点，远低于2000—2008年危机前阶段的平均12.5个百分点。

出口市场份额增速放缓是因为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高收入经济体的出口市场份额呈现驼峰形变化轨迹。基于1948—2013年17个发达经济体的分析表明，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驼峰形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所对应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几乎所有高收入经济体的出口市场份额都会下降，包括大家公认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出口市场份额也会下降。出口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并非这些经济体制造业能力下降，而是在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进程中，资源更多配置在境内服务业部门以及制造业的高增加值部门，资源退出了低附加值的出口，这样做更有利于资源配置改善，这样做也会造成出口市场份额下降。出口市场份额下降不能和制造业能力画上等号。

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与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与高收入经济体以往的经验基本一致。按照中国过去15年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速持续下降做趋势外推，中国大概在2020年前后的市场份额接近零增长，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达到峰值，届时的收入水平大概在14500国际元。这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

双料冠军的潜力和枷锁

冠军潜质

中国的制造业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的双料冠军。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数量冠军，但是在众多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显著差距，不仅大量复杂技术还难以掌握，企业组织管理方面也有欠缺。中国制造业需要朝着制造业质量冠军努力。

中国制造有没有机会成为数量和质量的双料冠军呢？中国最起码有这方面的潜质。在干得好和卖得好的良性互动进程中，中国因为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在卖得好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给干得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

干得好离不开技术、管理组织这些确定性的要素，也离不开不确定的要素，运气也很重要。三星手机战胜诺基亚，选择大屏幕智能手机是个关键技术路线选择，放在当时手机崇尚轻薄小巧的时代，选择大屏幕手机并且大获成功有运气成分。长城汽车崛起，倾注全力做出了哈佛H6爆款SUV车型至关重要，长城汽车当初也未必能预测到后来SUV车型的爆发增长。开放竞争环境中，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在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差距在竞争长跑中收窄，运气在企业经营中就越发重要。

经过了改革开放的诸般教育和改造以后，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部门企业与国外企业在确定性的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差距也在显著收窄，运气在决定中外企业竞争中的重要性也在提高。运气放在个体上很公平，放在团体上就不一样。一个年级有五个班，一班有100人，其他四个班各有20人，每个班的同学都要通过一项全凭运气的考试，哪位同学考试通过就成为好运学生，问哪个班有通过考试数量最多的好运学生？当然是一班概率更大。如果拉长时间看，这个考试每周都举行，未来10年里哪个班会成为通过考试人数最多的班级冠军？冠军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一班。当运气成分越来越重要的时候，谁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谁就可能成为冠军。谁有更多试错机会呢？在外部环境、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差别缩小的时候，市场规模更大的经济体试错机会更多，成就冠军概率更大。

仅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制造业出产冠军的机会更多，巨大的国内市场给更多企业留下了试错的机会，运气会站在中国这一边。毫无疑问，仅凭运气还远远不够。中国制造业成长有着其他经济体不具备的巨大潜力，然而潜力能不能转化为现实还要看其他很多条件。

想象之外的枷锁

什么因素会制约中国制造业的冠军之路呢？普遍的担心是中国制造业技术距离世界前沿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一些核心技术方面中国并不真正掌握。这是事实，但并不会妨碍中国走向冠军之路。掌握和创造核心技术之路就是成为冠军之路，现在还没有掌握这些技术不等于以后就不能成为冠军。上一节对于中国制造业升级情况的说明可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一直在进步，就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制造业发展水平其实相当超前，中国出口产品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20000美元，而不是现在的10000美元。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像中国这样生产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和手机，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这个水平的制造业。对于制造业技术不够好的担心，好比是对一个成绩优异的中学生还不会求解偏微分方程的担心。从人均收入水平上看中国还处于中学生阶段，已经掌握了很多大学本科生的数学知识，可还是不会研究生才会学习的偏微分方程求解。这并不值得担心，应该担心的不是现在的水平而是未来能否有可持续的进步。

企业家经常会抱怨更高的环保标准、工资和房租上涨，或者是国际市场不景气让企业经营更加困难。然而个体企业感受到的经营压力不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理由，甚至可能成为倒逼升级的动力。高收入经济体在经历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大多遇到过类似压力，这些压力可以看作伴随成长过程中的必需经历，最终并不妨碍它们的制造业升级。

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是在高度开放、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中求生存，企业一直很努力。真正制约制造业升级的因素不在制造业内部，而是制造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前面我们反复提过工业部门成长需要干得好和卖得好之间的良性互动。工业化过程不仅是工业品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也应该是工业品消费的持续提高。一个工业化社会不仅需要具备工业化生产的所有技术和能力，也需要完全有别于农业生活方式的新的、更复杂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张和不断升级，同时也是对工业产品数量和品质的需求升级，只有这样工业化与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之间才能形成良性的正反馈。城市生活方式是工业部门成长正反馈机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当经济规模还小，工业部门发展还未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拐点以前，国内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增长非常旺盛，工业出口也不至于因为太大的贸易顺差遭到贸易伙伴国抵制，对工业品的需求总是很旺盛，卖得好有保障，市场规模还不构成工业部门成长正反馈机制中的短板。

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后就不同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渐饱和，国内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开支增长小于收入增长。贸易伙伴很难再接受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市场扩张同时受挫。这个时候，新的、更复杂的城市生活方式更加重要。城市生活方式是工业品市场需求最主要的稳定来源，是投资预期的最可靠保障，也是工业产业升级的动力来源。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会制约制造业发展潜力。与高收入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城市也显得过于单调。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工群体，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但不能在城市安家。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不能真正进入新的城市生活，这不仅遏制了工业品需求，也遏制了工业部门的发展潜力。中国在当前收入水平上的人均汽车保有量达到每百人15辆，日本和韩国在相同收入水平上达到每百人25辆，中国家用电器的人均保有量也同样偏低。如果说限购还能解释汽车保有量偏低，家用电器保有量偏低则难以解释。不是人口多就会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就能有更大更深的市场。一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品需求规模远小于一个中等工业大国的工业品需求规模。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真正进入现代城市生活，进一步实现市场规模扩张，对未来中国的工业可持续升级是最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