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发生

对《马关条约》的讨论已不限于清廷内部，由于事关国家民族命运，因此引起新旧读书人的高度关注。

当中日和谈刚刚开始时，各省举人正在向京师云集，参加对自己未来前途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科举考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在其中。4月15日，康有为因偶然机会在这批举人中最先获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的消息，他当即嘱咐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的议和条件。

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梁启超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赖际熙等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等数十人得知梁启超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力言台湾不可割，人心不可失。4月22日，他们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请求转奏光绪帝。

类似的上奏已有很多上报最高层了，所以都察院并没有如梁启超等人所请。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青年举子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能不在更多举子中引起极大反响。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莫不义愤填膺，起而效法梁启超等人，上书都察院。

那几天，但凡都察院接待上访，门口总是挤满各省举子，“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来自台湾的举子罗秀惠等人捶胸顿足，垂涕请命，哀求清政府不要抛弃台湾，不要狠心丢弃台湾儿女，不要使百万台湾民众成为流浪天涯的海外弃儿。他们的哀求感人至深，闻者莫不痛心疾首，泪流满面。^[1]青年知识分子空前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了康有为，康有为意识到民气可用，各省举人只要联合起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请愿，或许能够促使当政者觉悟，或许能够赶走那班守关的“虎豹”，敲开紫禁城的“帝阍”。^[2]康有为是一位坐而言起而行的天才政治家，他基于自己的认识，于5月1日召集十八行省在京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聚会松筠庵，准备再次集体上书，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为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3]将变法维新作为拯救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

根据各省举子的讨论，康有为在此后一天两夜的时间里奋笔疾书，草成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由梁启超、麦孟华等连日缮写一千余份，遍传京城，士气因之喷涌，震撼朝野。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请愿书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二书”，这份请愿书忧心地说：台湾一割，天下离心，士民涣散，列强必将效法日本之所为，接踵而来，中国必将在列强瓜分下土崩瓦解，所以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为了解救中国危机，这份请愿书提出四点方案：

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大概意思是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一是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二是下明罚之诏，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通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阵战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的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三是下求才之诏，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是战争发生后朝野普遍关注的问题，张之洞和他的幕僚如郑孝胥、叶临恭等曾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尤其是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京师屏障不复存在，京师已正面暴露在日军面前，成为中国放开手脚施展全力的束缚。所以，中国要想进行长久抵抗，要想以持久战消耗日本，战而胜之，就应该将首都西迁。

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决非一端，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事实。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提拔一批新将领，用新式方法训练新兵，并筹集款项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武器，这样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锐，有恃无恐，稳操胜券。

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在康有为看来，前三策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真正的立国自强之策，就是利用这次危机变天下之成法。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至于具体方案，康有为提出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所谓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显然，除了设立道学具有一定独创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几十年正在尝试或已有人提出而未及尝试的主张。至于设立道学，其基本宗旨则是以儒家伦理对抗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侵袭，是康有为后来试图创立孔子圣教的思想萌芽。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书在崧筠庵供各省举子自由传观数天，许多举子纷纷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公车上书并没有被政府严格禁止，与康有为起草这份上书同时，各省应试举子还通过不同方式向清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4月30日，都察院代转广东举人梁启超等八十一人，湖南举人文俊铎等五十七人，湖南举人任锡纯等四十二人，湖南举人谭绍棠等二十人，奉天举人春生等，江苏举人顾敦彝、刘嘉斌等，山东举人夏廷相等人的上书，其中广东、湖南举人的上书均为4月22日递交给都察院的。5月1日，都察院又代转广东举人陈景华、徐绍桢、梁启超等二百七十九人及贵州葛明远等九十九人、福建沈清等八十八人、江西陈维清等一百二十人、广西邹戴尧等一百一十五人要求更正和约的上书。^[4]所有这些，在京师内外已闹得沸沸扬扬，“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5]

公车联章，本为主和者深忌，而上千举子不好好复习等待考试，而是公开集会，联名上书，干预政治，这可是有清二百余年所未有，自然引起主和者的恐惧。5月1日以后的几天里，坚持对日议和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密派心腹潜往各省会馆及崧筠庵，对聚居在那里的各省举子竭尽拉拢之能事；又派人在街上张贴传单，为马关议和辩护。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举人相继退缩，撤回签名。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有大国的尊严，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这也是中国在甲午战后必须有的风范。马关议和并没有脱离清政府最高层的掌控，已经达成的协议虽然有许多内容不能让人满意，但毕竟中国是战场上的失败者，失败者是没有资格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协议签字了，就要遵守，如果刻意拖延或者毁约，中国必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尽管各省举子在北京制造了空前的气势，也有许多感人的情节，甚至也确实影响了光绪帝批准条约的决心，不过光绪帝最后还是遵守中日双方的约定，在协议上用宝。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终于曲终人散，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

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上，清政府依然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交涉，已有的屈辱只能化作振奋的动力，知耻而后勇，这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所以，公车上书尽管没有发生实际的政治作用，但通过这个行动确实将年轻一代读书人动员起来了，使他们知道除了要读圣贤书，还要关心天下事。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此后坚持不懈关心政治，一再利用逐步宽松的政治环境上书言事，议论风生，尽管其许多意见不过是老生常谈，只是说得多了，知道的人多了，总还是可以造成许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至少在北京官场，知道新科进士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的人越来越多，这为他们后来的政治活动储备了丰富的人脉。

除了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政治、介入政治外，官场上的年轻官僚、开明官僚，也在这个形势下开始新的思考。这些稍有思想的官员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危机并没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执行而彻底化解，恰恰相反，中国可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动荡期，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吸取战争的教训，亡羊补牢，变法图强，更大的危机可能还在后头。

清政府内部开始酝酿变法图强的情绪，庞大的官僚阶层开始分化，有些人继续浑浑噩噩，尸位素餐，而年轻官僚、开明官僚，甚至包括光绪帝都在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怎样改弦更张，弃旧图新，将中国带到一条新路上去。

1895年5月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分别致函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等政府要员，以为中国再次面临历史性大转折，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维新变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后发制人。他建议先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改革，吏政、礼政、刑政可暂不更动，户政、兵政、工政必须改变。中国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废约再战，只能隐忍当前，接受屈辱，卧薪尝胆，发奋自强，壮大国力，力筹报复，十年二十年都不算晚，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6]

维新变法渐渐成为开明官僚的共识，守旧如翁同龢者也已意识到旧法不足恃，户政、兵政、工政等，确实面临非常繁重的改革任务，清政府还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至少在经济层面，应该与西方国家同步或一致。他还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光绪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绪帝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在各方力量推动下，最主要是受国内外大势所迫，年轻的光绪帝维新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觉得中国必须放弃先前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模式，注意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进行改革。7月5日，光绪帝在战争善后尘埃落定之际，发布《举人才诏》，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

《举人才诏》以及在此前后发布的一系列改革文件，由于切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因而获得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7月19日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就人才储备等问题提出九点建议。在天津具体操持新法练兵的胡燏棻也在此前后向清廷上了一份《变法自强疏》，明确提出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引起光绪帝的高度重视。

在这份奏折中，胡燏棻分析了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所面临的问题，以为中国当时之要务，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为此，胡燏棻提出变法自强的十点主张，大致有：开铁路以利传输；重建新的货币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利用民间资本，发展民办企业；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开采矿产资源，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改革交通管理体制，政府有计划地从官办漕运中退出，实行市场化运作；实行大规模裁军方案，减少兵员，用节省下来的军费招募创练新式陆军，重整海军，以图恢复；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改革武科考试；仿照西方创建警察制度、邮政制度，废除旧有的驿递体制等。

胡燏棻的十点建议确有不少新东西，许多内容也是关心时局者的共同主张，故而这些建议得到光绪帝及政府高层的重视，胡燏棻在此后的维新运动中也被委以重任。

推动中国维新变法是知识界、政界的基本共识，像胡燏棻这样的思考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比如曾两次参加中日善后谈判的道员伍廷芳也曾上书清廷，建议清政府讲究洋务以御外侮、整顿武备以固疆圉、牵制强邻以资控驭、速绘舆图以便布置等，从内政到外交，到武备，再到教育、经济体制等，都出了一些好主意。

总而言之，《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空前的奇耻大辱，正是在这个巨大的难堪之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索新的行程，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化耻辱为动力，视敌人为榜样，重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开始了一个维新时代。

注释：

[1]《康南海自编年谱》，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己丑上书不达出都》，《康有为诗文选》，380页。

[3]《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参加5月1日会议的有一千二百余人；梁启超《三十自述》称三千人上书言变法。

[4]参见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133—1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5]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见《追忆康有为》，296页。

[6]《盛宣怀致翁同龢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