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精神的形成条件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烽火岁月中培育和弘扬的一种革命精神，是特定时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下的产物。

1.延安被选为中央所在地的历史原因

延安，地处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史上，它曾是炎黄子孙的始祖轩辕黄帝的生息之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它亦是革命发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中惨遭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被迫率领红军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目的，旨在彻底摆脱敌人的“围剿”，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发展革命力量。长征途中的湘西一战，使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7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蒋介石还在湘西通道以北地区，集结了近20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口袋形阵势，横刀立马，等待中央红军钻入，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危难，毛泽东在被剥夺实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中央军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时，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在党内的“左”倾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正确领导。会上围绕红军长征去向问题时，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中央红军应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开创革命根据地。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避实就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终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使集结在川西北地区的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

此时，全国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红军所处的战略地位，决定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北上抗日的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迅速形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打开革命的新局面。

当毛泽东等所率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通道之时，中共中央意外地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以及“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这个新情况，对中共中央做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中央做出将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并初步提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突破驻守六盘山的敌军的最后防线，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紧接着，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密切协作，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仗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此，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找到了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尽管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贫瘠而荒凉，但它却为身负民族解放重任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一块实现其抵抗日本侵略者誓言的“绿洲”。延安也由于数万名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中坚的到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成为延安精神的培育和形成之地。

2.党在延安时期的基本状况

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始，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止，将近13年时间。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既承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猖狂的军事扫荡和军事进攻的压力，又承受着物资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人民革命力量面临着危机。正是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构成延安精神产生及形成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延安在经济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周恩来在谈到这里农民的生活时，曾说过：他们极端贫困，土地产量很低……在江西和福建，人们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带着包裹，这里，他们连双筷子也不带来，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陕北后，使这一地区骤然间增加众多人口，其经济上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心，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和一切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更大大地增加了延安及边区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经济和财政问题变得越发严重。

另外，加上华北地区不断遭受的自然灾害，使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经济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困难的时期是1941年和1942年。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黑豆、秕糠和野菜。大批战士由于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而各种药品和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又十分短缺。寒冬腊月，冰天雪地，还有不少干部、战士不得不身着夹衣，打着赤脚，夜间则靠稻草来抵御刺骨的寒风。

其次，延安在军事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自1939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调整其侵华策略，把主要兵力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他们持续不断地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伴之以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军民生存的条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顽固派，出于对迅速发展的人民抗日力量的恐惧，也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甚至多次掀起反共高潮。自1939年起，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抗日军饷，截扣海内外进步人士给根据地的各项捐款和物资，并调集70万大军配合日寇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及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困死、饿死根据地的军民。

由于革命根据地内部生活艰难，加上外部敌人的猖狂进攻，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八路军1940年时为40万人，到1942年就降至30万，根据地人口也从1亿减到5000万以下。面对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延安和边区的军民们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奋起开展大生产运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硬是咬紧牙关，凭着“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

延安时期使党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一种精神总是不能离开其特定的载体的，延安精神就是附着于中国共产党载体之上的。延安精神的形成，固然与延安时期党所面临的严峻的客观形势有关，但它绝不是客观形势的消极结果，而是在特定的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党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决定性的主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它还只是一个处于幼年的不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中表现在党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及规律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亦缺乏完整统一的理解，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得以盛行，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害。延安时期之所以是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时期，主要体现在：一是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了。二是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为核心的稳固的领袖集团，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各项决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以及党的正确领导的实施。三是作为党的最高理论成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至四卷的有112篇，占四卷总数的70%以上，没有出版的论著为数也不少）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日益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严谨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党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总之，正是在上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在我们的党和根据地军民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延安精神”的——崭新的思想风貌。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革命者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团结战斗，经受各种考验，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

3.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

回顾和总结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从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陕北到1941年全党整风之前，是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以及抗大精神的形成。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的作用在于，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由失败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1935年12月，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第一次从党中央决策的高度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了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实出发的思想。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更是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1939年底到1940年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形成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备的理论体系，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已初步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任务，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体系已经成熟。这些情况表明，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已经初步形成。

其次，从1941年整风运动开始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召开，是延安精神正式形成的时期。在这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对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整风运动，全面地清算了存在于广大党员干部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遇事同群众商量、处处倾听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得到了全面弘扬，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到全面的培养。

大生产运动，是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发起的一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及边区军民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著名的“南泥湾精神”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树起的一面旗帜。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基本上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自给，为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培养了延安军民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是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曲赞歌。

中国共产党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培养和弘扬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这就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三大作风，体现着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