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正当继承权”
在发动阿金库尔战役前亨利五世给法王查理六世(Charles Ⅵ)寄的最后一封信,是一份最后通牒。按照中世纪的惯例,信件前几行文字通常以华丽的恭维话开头,然后突然转入正题:“承蒙上帝的恩泽,亨利成了英格兰与法兰西之王。我在此向最尊贵的查理王公——我们的亲戚和我们法兰西的对手——提出建议。我们应彼此拥有各自应得之物。这样既能鼓舞人心,也是明智之举。”这封信后面的措辞同样严厉。亨利宣称,他已经尽其所能地维护了两国的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为正义誓死斗争的勇气。他的正当继承权已经被外人用武力攫取、窃据了太久。因此,他有义务拿回他所失去的一切。既然亨利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正义,那么他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吧!”他恳求道,“亲爱的朋友,请把所欠之物归还。”1
毫无疑问,亨利五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因为,他极为擅长抓住机遇,利用其为己所用。他是否也能表现出这个词较为负面的意义呢(为了方便,时刻准备着违背原则)?他的“正当继承权”真的被剥夺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些被剥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是否有必要通过战争来赢回它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时间倒回到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近350年。那时,一场更为重要的外来入侵发生了。
1066年,诺曼人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并拥立他们自己的公爵(征服者威廉)为英格兰国王。尽管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仍然是分开的,但是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层面(尽管相较于之前的两个方面,政治层面受到的影响较小)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英格兰事实上已经成了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威廉和他的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贵族都在海峡两岸拥有土地与爵位,并且在两边都感到舒适自在。尽管官方和教会文件的通用语言仍旧是拉丁语,但法语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主流语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则停留在口语层面,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大多不识字。作为一个强大而生机勃勃的教俗统治体系的象征,一座座城堡与大教堂拔地而起。
为了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取胜,诺曼人使用了新的作战技术。这样的作战技术也为英格兰人所采用。与此前不同,这些武士并不会站着或者骑着马将长枪高高掷出。相反,这些骑士会骑在马背上,将长枪挟在臂弯中。这样一来,在冲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马匹与骑士的全部体重攻击敌人。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在于武器可以重复使用。尽管习得这一武艺需要苦练(它同时也催生出了骑士比武大会和对骑士精神的崇拜),但是,一旦以这种方式作战,只要有大量的骑士,攻击就将不可阻挡。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见识了这一战术的威力。在那之后,她不禁感慨,这些骑士“可以把巴比伦的城墙撞出一个窟窿”。2
与这些军事新发展紧密相连的是同样重要的土地分封制度。它创造了一个以国王为首的依附体系,促使骑士们参与战斗。封建制度也由征服者威廉引入英格兰。在这套等级制度中,紧接着国王之下的是他的直接封臣(tenant-in-chief)。其中的每个人都要亲自向国王宣誓效忠,承认自己是国王的封臣并且有为君主服役的必要。在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中,最重要的封建义务是,一旦国王号召,他们就会立即响应,为王室军队提供一定数目的骑士。为了履行这一职责,直接封臣们将自己地产中的小片土地分封给附属骑士们,形成了次一级的分封关系。尽管长子继承制很快成了惯例,但这并不是一种必然的权利。况且,在继承自己父亲的土地时,这些人需要缴纳继承金。如果封臣的继承人未满21岁,那么在他还未成年时,他所应继承的土地便归其领主管辖。无论年纪多大,一旦犯下有悖于领主利益的罪行,封臣的土地就有可能被永久没收。和在法兰西一样,封建制度巩固了盎格鲁—诺曼社会的基础。但是,一旦被滥用,它便会导致严重的矛盾。
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关系裂痕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12世纪,压力开始显现。1152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HenryⅡ)和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婚姻缔造了一个领土辽阔的安茹帝国(Angevin Empire)。除去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外,它的疆域包含了现代法兰西一半的领土,包括诺曼底、阿基坦(Aquitaine)、安茹(Anjou)、曼恩(Maine)、图赖讷(Touraine)和普瓦图(Poitou)。也就是说,这一帝国的版图覆盖了除布列塔尼(Brittany)之外的法兰西西部的全部领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这个辽阔、强大而富裕的国家都对野心日益增长的法兰西君主的权威与声望构成了威胁。这也就引发了法兰西人一系列的入侵与征服。随着时间的推移,安茹王朝几乎失去了它全部的欧洲领土。1204年,他们甚至失去了诺曼底。到了那时,英格兰人手中仅剩位于法兰西西海岸的阿基坦公国——一个人口稀少、盛产葡萄酒的狭长地带。它还有另外的名字,即加斯科涅(Gascony)和吉耶讷(Guienne)。除其中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港口城市——波尔多(Bordeaux)和巴约讷(Bayonne)——以外,这个地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但是,一直以来,它都是英法两国君主摩擦的源头。3
公国的状况越发成了英法争论的焦点。法兰西人宣称,阿基坦公爵是法兰西贵族。作为法王的封臣,他持有公国,因此要向法王宣誓效忠。换言之,他们认为,二者间存在一种典型的封建关系。作为阿基坦公爵,英格兰国王受制于这种封建关系,必须为法兰西国王作战。更重要的是,这种封建关系为他的加斯科涅臣民提供了更高一级的领主。对于英格兰君主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英格兰的国王们针锋相对地声称,他们对公国享有绝对的权利。除上帝之外,他们不会承认任何更高的权威。加斯科涅人自然开始利用这种情形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仰仗他们的公爵来抵御法兰西人的一再入侵,但是当他们感到英王的威胁时,他们就会上诉至法兰西的最高法院——巴黎高等法院(Paris Parlement)。4
法王腓力六世(PhilippeⅥ)于1337年行使了他的封建权利,宣布爱德华三世(EdwardⅢ)为叛逆的封臣,应当没收后者位于阿基坦的领地。至此,多年的积怨爆发了。在此之前,1294与1324年也出现过类似的争端,两次都引发了短暂的战争,并且都无果而终。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爱德华三世质疑的不是国王决定的合法性,而是国王本人的合法性。他不但认为,法兰西国王的头衔和纹章理应属于他,还把“我权天授”(Dieu et mon droit)当成了自己的箴言。他所谓的“我权”就是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这样一来,一次小规模的封建冲突便被转变为重要的王位纷争。5
爱德华三世当然能声称自己有权继承法兰西王位。这是因为,他的外祖父正是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Ⅳ)。但是,他继承王位的机会却来自圣殿骑士(Templar)的诅咒。腓力四世雄心勃勃,喜欢挑起事端,但常常感到囊中羞涩。将犹太人驱逐离境并没收他们的债权等做法不过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充实他的金库。这激起了他的欲望,要进行更大一轮的博弈。他大胆地挑选着下一个受害者,他的举措也一样残酷无情。圣殿骑士团是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军事修会。它成立于1119年,职责是保卫十字军在圣地新建立的国家。他们也是最富裕的宗教团体之一,虔诚信徒们的慷慨捐赠让他们能在欧洲范围内获得大量的财富,包括土地以及其他类型的财产。但当圣地最后一座由十字军控制的基督教前哨城市阿卡(Acre)在1291年落入撒拉森人(Saracens)之手之后,这些强大的僧侣骑士便失去了他们存在的意义(raison d’être)。虽然他们有在东方作战的经验,圣殿骑士团仍然没有准备好面对他们即将在法兰西面临的悲惨命运。
腓力四世迅速采取了行动,并且毫无征兆。一夜之间,他便控制了圣殿骑士团在巴黎的宝库,并下令在全国的范围内逮捕圣殿骑士。尽管教宗(一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并被安置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法兰西傀儡)极不情愿,但还是顺从了腓力四世。在教宗的帮助下,国王开始全面摧毁这个组织。其中的成员遭到了很多指控,包括实施巫术、传播异端邪说、亵渎上帝以及进行变态性行为。这些指控既有个人名义上的,也有集体名义上的。因为缺乏证据,不幸的骑士团成员被强行逼供。很多人死于拷问,另一些人则选择自尽。在骑士团的122人中,过半成员在被迫认罪之后又勇敢地推翻了他们的忏悔陈述,最后被当成异教徒并被活活烧死。最后一批殉难者中还包括大团长莫莱的雅克(Jacques de Molay)。他于1314年3月被烧死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的火刑柱上。雅克最后的举动是否认别人对他的迫害。在他被火焰吞噬的同时,他还在声称圣殿骑士是清白的。他还诅咒国王腓力和他的13代子孙。他预言,教宗和法兰西国王将在一年之内离开人世,与他一起等待上帝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8个月后,腓力四世(时年46岁)与他的傀儡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Ⅴ,时年50岁)都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接下来的14年中,腓力的继承人中的3个儿子与1个孙子也相继离世,古老的卡佩王朝(Capetian monarch)绝嗣了。6
因此,1328年,法兰西王位空置,一时没有明显合适的候选人。最有机会继承王位的人是他的孙女让娜(Jeanne,腓力长子的女儿)和爱德华三世(腓力的女儿伊莎贝尔的儿子),因为他们是腓力四世的直系后裔。然而,事实上,法兰西人并不接受这两个人。这是因为,让娜是女性,爱德华则是英格兰的国王。不幸的让娜在此之前就被剥夺过继承权。当她的弟弟死去时,她只有4岁,她的叔叔则攫取了王位。讽刺的是,几年之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这个叔叔自己年幼的女儿身上。没人想要一个年幼的君主,更何况继位的还是女性。因此,人们把1316和1321年所发生的篡位先例合理化和合法化了,这一做法的依据正是萨利克法典(Salic Law)。法典宣称,女性不能继承法兰西的王位。人们伪造了这一法典的历史,让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时代(Carolingian times)。这样一来,其适用就具有可追溯性,让娜则被永远地排除在王位继承序列之外。但是,法典并未提及继承权能否沿母系一脉进行传承。因此,爱德华三世仍然可以宣称他是合法的继承人。
1328年,爱德华三世的权利只存在于理论上。彼时,他还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他并没有实权,还被他的母亲伊莎贝拉王后和她的情人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对臭名昭著的情人强迫爱德华三世的父亲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退位,并策划谋杀了他。对于爱德华三世来说,此时确实不是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最佳时机,但他确实又一次被一个政变抢先了一步。腓力四世的侄子——法兰西人所青睐的王位继承人——抓住了时机,并加冕为腓力六世(PhilippeⅥ)。结果是,取代卡佩王朝的是瓦卢瓦王朝(Valois dynasty)而非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
事态的发展十分正常。在此之前,这样的剧本已经在整个欧洲多次上演了,而在日后,这样的戏剧的帷幕还会多次升起。但在这个时刻,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大地超出了所有当事人的设想。爱德华三世决定用武力主张自己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而这一决定引发了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这场持续了五代人的战争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灾难,英法及其周边绝大多数的邻国都被卷入其中。即使爱德华三世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只是因为他的阿基坦公国被没收而做出的过激反击,但它成功地让许多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认为,他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当中一些人被“说服”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人们谴责瓦卢瓦王朝不具备合法性,并邀请英格兰国王来到法兰西,以获取他的合法权利。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理直气壮地策划政治阴谋甚至发动叛乱了。7
在亨利五世登上王位之前,《布雷蒂尼条约》(Treaty of Brétigny)的签订是英格兰人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由于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之战(Battle of Crécy [1346])与普瓦捷之战(Battle of Poitiers [1356])中获得了大胜,该条约于1360年起草。此时,法兰西处于混乱之中,法王约翰二世(Jean II)也当了英格兰人的俘虏。为了换取爱德华放弃其对法兰西王位及诺曼底、安茹和曼恩的主张,法兰西人同意他获取阿基坦、普瓦图、蓬蒂厄(Ponthieu)、圭内斯(Guînes)和加来(于1347年被英格兰人占领)的绝对主权,而且爱德华收到了一笔高达300万克朗的巨额赎金。这份条约的签订是英格兰人取得的重要外交胜利,但其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条约的最终版本中,关于在王位和阿基坦主权问题上相互让步的条款被移入了另一份附加文档之中。而且,只有当英格兰人获得了相应的领土之后,这一条约才能生效。尽管双方显然都有履行条约的意愿,但是第二份文档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的认可。结果,约翰二世继承人的代表(博洛尼亚[Bologna]的律师们)以此为由,宣称条约无效。这给了爱德华三世的曾孙亨利五世一个深刻的教训,并让他将这一点时刻谨记在心。自此之后,他所派出的使节团里都有精通大陆法(civil law)的专家,以确保未来的条约在法律上无懈可击。8
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爱德华三世和他的继承者(尤其是亨利五世)是真的相信他们是法兰西的合法君主,还是仅仅将这一主张作为从对方那里榨取更多特许权的杠杆。1329年,爱德华三世向腓力六世宣誓效忠,并从后者手里领有了阿基坦。9这一举动把水搅浑了。就是在签订《布雷蒂尼条约》的时候,他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接受实际得到的东西比想要的少这一结局。比起尚未到手的东西,英格兰人更偏爱实际的东西。事实上,直到1419年,当亨利五世开始实现那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之时,英格兰人野心的极限便是恢复往日的安茹帝国。10事实上,他们愿意接受《布雷蒂尼条约》中的规定。对于爱德华三世的继承者(他的孙子理查二世[RichardⅡ])来说,除了在官方文书、印玺与钱币上增添光彩,法兰西国王这一头衔并没有什么意义。他已经决定要取得和平,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愿意在阿基坦问题上做出让步。他计划把阿基坦公国赠给他的叔叔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以此将这一公国与英格兰王国分离开来。这样一来,英格兰国王必须向法兰西国王效忠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加斯科涅人显然无法接受这一决定,并对此予以反对。理查二世所能争取到的最多就是一纸停战协议。这一协议持续了28年,直至1426年为止。在他与法王查理六世6岁的女儿伊莎贝尔结婚之后,这一协议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那时的理查是一个29岁的鳏夫。)11
如果理查能活下去,并与伊莎贝尔育有后代,那么与法兰西和平相处应当是选择之一。但是,1399年,在一次军事政变中,理查被他的堂弟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罢黜了。随后,他就在狱中离奇地死亡了。身为爱德华三世的孙子和冈特的约翰之子,亨利四世(HenryⅣ)提出,自己同样有权继承法兰西的王位。但是,他并没有达成这一目标的时间和手段。他的首要任务是在英格兰此起彼伏的阴谋和叛乱中确立自己的统治。不过,很明显的是,英法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长久的和平。法兰西人拒绝承认亨利为英格兰国王,法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Louis, duke of Orléans)则因亨利的篡位行为而两次提出要与他决斗。法军侵入了阿基坦,同时对加来造成了威胁。在海峡的两岸,双方都在互相报复。英军和法军烧掉并洗劫了不设防的城镇,还互相抢夺敌方的船只。12
亨利四世的篡位也决定了理查二世那位可怜又年幼的寡妇的命运。与许多沦为婚姻交易的筹码的中世纪女性一样,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联盟的人质。在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10岁的她成了累赘。亨利动过将她嫁给自己一个儿子的念头(有趣的是,亨利五世未来的妻子本可能是他后来的王后的姐姐)。但是,对他来说,让英格兰的王子们保持单身(以便有和其他国家联姻的可能)更为有利。因此,伊莎贝尔被遣送回了法兰西。在那里,她被迅速地许配给她的堂弟查理,即奥尔良的路易的儿子兼继承人。再婚时,她16岁。在生下女儿不久后,19岁的她死去了。13
趁亨利专注于国内事务之际,奥尔良的路易入侵了阿基坦。随他一起的还有阿朗松伯爵让(Jean, count of Alençon)和两个不满的加斯科涅人——阿马尼亚克伯爵贝尔纳(Bernard, count of Armagnac)和法兰西王室统帅阿尔布雷的查理(Charles d’Albret, constable of France)。几年后,阿马尼亚克伯爵和阿尔布雷的查理都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没有占领主要城镇,但他们成功吞并了公国的大片领土,很有可能提前终结英格兰人在阿基坦的统治。14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命运。1407年11月,奥尔良的路易被暗杀了。凶手是他的堂兄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即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他是法兰西最富裕、最具权势者之一。即便是在那个不以美德著称的年代中,他也是法兰西贵族中最寡廉鲜耻的一个。
这次谋杀事件是两位公爵间个人恩怨发展的顶点。两者都想填补由查理六世间歇性疯病所造成的法兰西权力中心的空缺。15正如我们所见,路易让他的长子娶查理之女伊莎贝尔为妻。而无畏的约翰则上了双保险——不仅让他的唯一的儿子娶了查理的另一个女儿,还把他的女儿勃艮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Burgundy)许配给了法兰西王太子。尽管如此,在被谋杀之前几年,奥尔良的路易还是抢占了先机。他控制了国王,并把王室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据说还赢得了王后的偏爱。(“年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先生喜欢赌博和嫖妓。”一位时人如此评论道。)16无畏的约翰则决心要夺取这些利益,包括王后的欢心。在没能通过政治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情况下,他便雇用刺客暗杀了路易。
谋杀者明目张胆地采取了行动,而且对此毫无悔意。因此,其余的法兰西贵族不敢有所动作。奥尔良公爵夫人希望能有人主持正义,当时只有国王能够惩处这个权势滔天的贵族,而查理六世并没有这个能力。王太子可能会代他父亲执政,但他是凶手的女婿。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于没有人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反对他,无畏的约翰得以逍遥法外。他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进驻了巴黎。到了1409年末,尽管没有名分,无畏的约翰已经是事实上的法兰西国王了。17
独揽大权者从不会缺乏挑战者。勃艮第公爵除掉了一个对手,却迎来了另一个更可怕的对手。奥尔良的查理(Charles d’Orléans)在他13岁生日的前一天失去了父亲。尽管他被迫在沙特尔大教堂(cathedral of Chartres)里当众起誓(把手按在福音书上)将会宽恕凶手,但他却时刻不忘为父亲报仇,并准备付诸行动。在随后的两年间,他与阿马尼亚克伯爵贝尔纳签订了军事协议。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他又与贝里公爵(duke of Berry)、波旁公爵、布列塔尼公爵(duke of Brittany)、阿马尼亚克伯爵、阿朗松伯爵、克莱蒙伯爵(count of Clermont)结成了反勃艮第同盟。他率领着这些人的联合部队攻进巴黎城门,想从无畏的约翰手中解救国王与王太子。18这些小冲突演变成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在这场战斗中,所谓的奥尔良派(又称阿马尼亚克派)站在了勃艮第派和他们的盟友的对立面。前者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奥尔良的查理在1410年娶了阿马尼亚克伯爵的女儿为妻。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水火不容。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之争,更是一场充满了怨恨的个人恩怨。只有审判和惩罚无畏的约翰(最好为奥尔良的路易偿命)才能平息阿马尼亚克派的怒火。但是,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勃艮第派所不能接受的。彼此间的深仇大恨促使双方去寻求同盟,并且都放下了对于英格兰人一致的厌恶。实际上,他们打算以承认英王的“正当继承权”甚至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为代价,来换取英格兰国王的支持。
尽管要决定支援哪一派是很困难的,但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他们很难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1411年,勃艮第公爵首次正式地向英王求援。亨利四世及其大臣们对于支持哪一派并没有达成一致。假如他们与阿马尼亚克派结盟的话,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谈判收回阿基坦公国。1403至1407年,这一地区为奥尔良的路易、阿尔布雷的查理、阿朗松伯爵以及阿马尼亚克伯爵所占领。另一方面,与无畏的约翰结盟也有达到同样的目标的可能(虽然是通过军事手段)。勃艮第公爵的领地包括低地国家,并且可以为英格兰在佛兰德(Flanders)、布拉班特(Brabant)和埃诺(Hainault)的贸易利益提供额外的保护,并让英格兰获得更大的利益。
然而,考虑到亨利四世的身体状况,要做出抉择就变得更为困难了。这是因为,和法兰西的查理六世一样,亨利四世也不能自己执政。尽管他不像查理六世那样患有精神病,但自1405年起,亨利四世多次受到疾病的困扰,身体虚弱。人们都在猜测,他究竟怎么了。按照中世纪人的看法,无论诊断结果如何,他的病症都是对于他篡夺王位的一种神罚。国王自己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在遗嘱的开头,他谦逊地称呼自己为 “我,亨利,有罪的卑鄙之人”,并表示“我浪费了生命”。19由于亨利四世不能履行他的职责,他的长子——未来的亨利五世——便逐渐开始在御前会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在1411年决定支持勃艮第公爵,并介入法兰西的争端。这一点对于他后来在法兰西的战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并不知道,无畏的约翰究竟为亨利提供了什么具有诱惑力的筹码。但是,阿马尼亚克派的政治宣传显示,他许诺将佛兰德的四个重要的港口让给英格兰人。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一个诱人的提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开始谈判是为了亨利亲王与公爵女儿的婚姻。1411年10月,亲王最为信任的副官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Thomas, earl of Arundel)与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被派往了法兰西。这支英格兰军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阿马尼亚克派对巴黎的封锁,并为勃艮第派在圣克卢(St Cloud)获得大捷出了力。在这一年结束之前,他们已经和无畏的约翰一起进驻了巴黎。20
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之后,人们本可认为,英格兰人会从他们与公爵的联盟中获取外交上与政治上的利益。然而,在阿伦德尔伯爵胜利归来之前,亨利四世大臣们的态度发生了令人诧异的巨大转变,并转而与阿马尼亚克派结盟。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阿马尼亚克贵族们逐渐感到绝望,于是为英格兰人开出了比勃艮第公爵更为优惠的条件。他们同意动用自己的军队,并且自行承担费用,重新征服《布雷蒂尼条约》所界定的整个阿基坦公国。他们会把这个地区全权移交给亨利四世,并因为他们自己持有这一地区的领地而向亨利四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英格兰人将会出兵四千(由法兰西人提供经费),帮助他们击败勃艮第公爵,并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21
这些筹码已经具有足够的诱惑力了,足以说服英格兰人转变他们的态度。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影响了英格兰人的决定。1411年冬季,亨利亲王突然不再主导御前会议。这似乎是因为,病中的亨利四世已经怀疑起了他的长子。各色流言已经开始流传。根据当时的一个编年史家的说法,亨利四世在临终之前告诉告解神父,他为篡位而感到后悔,但是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的孩子们不能忍受王权旁落”。22另一个故事后来被莎士比亚采用。早在15世纪40年代,勃艮第派的编年史家蒙斯特勒莱的昂盖朗(Enguerrand de Monstrelet)就已经记述了该故事。他说道,亨利亲王以为亨利四世已经驾崩了,于是,他取走了父王床边的王冠,但被从睡梦中醒来的国王抓了个正着,并斥责他放肆。23无论这样的事件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我们很难知道这两位编年史家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这些坊间逸事都与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相契合。这个事实便是,1412年,鉴于这些谣言,亲王被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辩称自己是无辜与忠诚的,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24
这些流言里有真实的成分吗?可以看到,亨利四世长期身体欠佳,早已有人提议他应该让位于他的长子。然而,他却记恨亨利亲王在宫廷、议会乃至于整个国家所受到的欢迎。对于亨利亲王来说,他也许会担心自己会被剥夺继承权。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似乎更偏爱他的弟弟托马斯,可能会用托马斯来取代亨利。得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他作为亨利四世盟友的时间最久)支持的托马斯取代了亨利亲王,成为御前会议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有效地把亨利这位王位继承人排除在国家管理的圈子之外,并完全推翻了他的政策。作为远征法兰西、支援勃艮第派的天然军事领袖,亨利起初得到了这个职位,然后这一职位被剥夺了,并被转交给了他的弟弟。在这之后不久,托马斯受封为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并被指派为国王在阿基坦的副官,尽管自从亨利的父亲加冕为王以来亨利一直是阿基坦公爵。除了这些极大的伤害,亨利还被人诬告侵吞了加来守军的军饷。
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亨利亲王怀疑宫廷中有一撮反对他的势力,意在动摇他的储君地位,也许还想让克拉伦斯公爵登上王位。有关亲王正在阴谋夺取王位的谣言可能就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被刻意散播的。亲王感到,自己有必要彻底否认这些流言,而且必须以书面和公开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这表明,亨利亲王对他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如何艰难。在他的公开信中,他要求父王揪出这些麻烦制造者,将他们撤职,并给予他们惩戒。亨利四世同意了他所有的要求,但并没有付诸行动。然而,面对这些挑衅,亨利亲王并没有诉诸暴力手段。向来颇有耐心的他没有必要用武力去获取那些本来就属于他的事物。与此同时,亨利只能不安地等待着弟弟从法兰西归来。 一场重大的胜利会增加克拉伦斯公爵的声望,并可能会进一步危及他的地位。一场耻辱的失败也许能证明亨利与勃艮第派结盟的主张的正确性,但可能会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25
1412年8月10日,克拉伦斯公爵托马斯率领1000名重铠兵与3000名弓箭手从南安普敦(Southampton)扬帆启程,并在诺曼底的圣瓦斯特—拉乌格(St-Vaast-la-Hougue)登陆。在他手下的军事长官中,有3名王室家族的旁系血亲(他们将在3年后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扮演领袖的角色):亨利四世的堂弟约克公爵爱德华,亨利四世同父异母的弟弟——新受封的多塞特伯爵托马斯·博福特爵士(Sir Thomas Beaufort, earl of Dorset),以及克拉伦斯公爵的姑父约翰·康沃尔爵士(Sir John Cornewaille,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骑士之一)。26这样一支有名望的军队本应所向披靡,但克拉伦斯公爵一直运气不好。早在他涉足法兰西的土地之前,阿马尼亚克派就已经秘密地与勃艮第派达成了协议,不再需要他的援助了。在他得知阿马尼亚克派王公已经单方面地解除了他们的盟约时,事情已经太迟了。克拉伦斯公爵已经到达了他们约定的会师地点布卢瓦(Blois),愤怒地要求对方履行自己的义务。为了平息克拉伦斯公爵的怒气,让他不要再揪着这件事不放,阿马尼亚克派不得不同意支付总额多达21万克朗的赔偿金。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为他提供金银珠宝和7名人质。这些人质中包括奥尔良的查理年仅12岁的弟弟——不幸的昂古莱姆伯爵让(Jean, count of Angoulême)。直到1445年被赎回之前,他一直是英格兰人的阶下之囚,并被人们所忘却。随后,克拉伦斯公爵带领军队一路劫掠,未受抵抗地到达阿基坦。在那儿,他花费了整个冬天与当地的阿马尼亚克派领袖们商议结盟的事宜。与此同时,他们也做好了准备,迎接来年春天可能会爆发的战争。27
克拉伦斯公爵的远征并没有取得他与他的父亲所期待的政治与军事上的胜利,但也不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他没有实现英格兰人的野心,重建一个更大的阿基坦公国。事实证明,从阿马尼亚克派的领导者那里得到他们所许诺的金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已经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一个分裂的法兰西很弱,英格兰军队有可能在不受抵挡的情况下毫发无损地从诺曼底来到阿基坦。至少,他为他更具有才干的兄长发动阿金库尔远征提供了一个模板。
注释
1Monstrelet, iii, pp. 78-80; St-Denys, v, pp. 526-8.
2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ed. and trans. by E. R. A. Sewter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9), p. 416.
3关于阿基坦的地图(英称加斯科涅),见上文第3页。
4M. G. A. Vale, English Gascony 1399-14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0), pp. 2-3.
5John Palmer, ‘The War Aims of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 Negotiations for Peace’, in Fowler, p. 51.
6Maurice Kee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elican Books, Harmondsworth, 1969 repr. 1976), pp. 202, 122, 217; Barbara W. Tuchman, A Distant Mirror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79), pp. 42-4. 尽管圣殿骑士团在整个欧洲都受到镇压,而且它的财产都被转移到了医院骑士团的名下,但这种迫害现象是法兰西所独有的。
7Peter S. Lewis, Later Medieval France: The Polity (Macmillan, London and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68), pp. 39-41; Kenneth Fowler, ‘War and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France and England’, in Fowler, p. 1. 迟至1522年,波旁公爵查理还宣称,他会严肃地考虑英格兰人对法国王位的主张。直到1802年的《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英格兰人才最终宣布放弃对法兰西王位的要求。
8Anne Curry, The Hundred Years War (Palgrav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p. 66-7; Maurice Keen, ‘Diplomacy’, HVPK, pp. 182-4.
9因为爱德华三世在那时候还未成年,他的这一举动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效的。
10Palmer, ‘The War Aims of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 Negotiations for Peace’ , pp. 54-5.
11Vale, English Gascony, pp. 5, 27-8; ELMA, p. 289; Curry, The Hundred Years War, pp. 83-8.
12G. L. Harriss, Cardinal Beaufort: A Study of Lancastrian Ascendancy and Declin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8), pp. 23-5; Curry, The Hundred Years War, pp. 90-1.
13McLeod, pp. 30-1, 56.
14Vale, English Gascony, pp. 48-9, 53; ELMA, p. 320.
15关于查理六世疯病的讨论开始于1392年。参见Bernard Guenée, La Folie de Charles VI Roi Bien-Amé (Perrin, Paris, 2004)。
16Lewis, Later Medieval France, p. 114.
17Vaughan, pp. 44-7, 67-81; McLeod, pp. 33, 38-40.
18Vaughan, pp. 81-2; McLeod, pp. 58-66.
19K.B. McFarlane, Lancastrian Kings and Lollard Kn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2), pp. 103-4.
20ELMA, p. 321; Vaughan, pp. 92-4.
21Ibid., pp. 94-5;Vale, English Gascony, pp. 58-62.
22Capgrave, p. 124 n. 2.
23Monstrelet, i, pp. 451-2.
24St Albans, pp. 65-7.
25ELMA, pp. 322-3; Christopher Allmand, Henry V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new edn, 1997), pp. 56-8; Vale, English Gascony, p. 67.加来账目的一名审查员为亨利洗清了嫌疑。
26康沃尔的名字在现代文本(包括ODNB)中通常会被转写为“Cornewall”,但是我更喜欢中世纪文献中那种古体拼写方式。
27Vale, English Gascony, pp. 62-8; ELMA, pp. 321-2; McLeod, pp. 82-6,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