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官僚制度与地方制度

改元时的中央机构

当时政府的中央机构除了由军人构成的陆军省与海军省，还有内务省、大藏省、外务省、文部省、递信省、铁道省、农林省、工商省、拓务省等。对于官员来说，做到各个省厅的次官，也就是副部级，基本上就是出人头地的顶峰了。在护宪三派内阁（第二次护宪运动后由宪政会、立宪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组阁产生的内阁）时期，作为民主化的一环，建立了政务次官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各省厅设置了与次官地位相当的政务次官，以及与省下属局长相当的参与官各一名，由贵族院或是众议院的议员出任。政务次官实际上就成了相当于副大臣的职位，之后在议会的答辩中，常常出现政务次官代替大臣发言的情况。

内务省不仅要管理包括警察事务在内的各种地方行政工作，当时在地方政府担任行政长官等重要职务的人，也都是直接从内务省派遣出去的，因此内务省是中央机构中规模最大的。在内务省，警保局局长负责管理全国的地方警察，而警视总监则负责管理首都东京的警察，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职位。据说只要在警保局局长任上没有出什么纰漏，那么升职到内务次官，或是成为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就指日可待了。

此外，还有其他几个现代日本人可能不太熟悉的省厅，比如铁道省，主要负责国铁的运营和民营铁路运输业的监管。递信省则负责运营邮政与电信电话业务，当时刚刚出现的民用航空，也归递信省管辖，而拓务省管辖的是殖民地与海外移民事务。

一道、三府、四十三县的地方制度

当时日本内地的一级行政区划共有一道、三府、四十三县，并在其下设置市、町、村等行政区划。东京都与其所辖的特别区是1943年才设置的。在1926年时，东京的行政级别还是东京府，下辖东京市。除了东京，余下的行政区划基本上与现在相同。

这些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被称为知事，前面已经提到，知事都是由内务省直接从中央派遣任职的，而由地方民众投票选举所在地的知事，还要等到二战结束以后。虽然地方议会是由公开选举产生的，但其权力仅限于本地的财政预算与税收工作。因此，当时的道、府、县政府，只能说是一半自治，一半受国家的直接管辖。这种更接近中央集权的地方与中央关系，可以说是模仿了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

作为更低一级行政区划的市、町、村，则是完全的自治体，不过这些地方的行政长官也不是由民众直选的，而是由当地议会选举产生，属于间接选举。而且候选人不是从议员中产生的，一般是从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拥有在内务省任职经历的人当中挑选。当时普遍认为，担任过内务省官员的人会有较高的行政能力，而且方便与中央其他部门沟通。说到地方议会，这些议会的议员们在1926年以后，也开始由男性普通选举产生。

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这些殖民地，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负责管理包括警察在内的各种事务。总督作为总督府的最高首脑，代表着天皇的权威，拥有颁布法律法规、决定教育内容等诸多大权，其地位可以说基本与总理大臣相同。而在关东州、库页岛、南洋诸岛，则分别设有关东厅、桦太厅、南洋厅等机构负责行政管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被称为长官，如关东州的行政长官便是关东厅长官，其地位基本相当于中央省厅的次官。以上这些行政机构的重要职务基本由日本人担任，总督与长官自不待言，就算是其他相对次要的职务，也基本上被日本人包揽。虽然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都出现了要求自治的运动，但是由当地民众公开选举产生的议会等自治机构，始终都没有出现。

从内地到殖民地，当时的高级官员基本是通过了文官高等试验以后被录用的。想要参加这一考试，首先需要具备大学学历。考试合格，基本就算是拥有了向某一省厅的次官或是其他管理职位奋斗的入场券。虽然制度上，对于这些官员的母校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这一考试的合格者中，有半数以上都是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就算通过了考试，也基本没有人能够做到次官级别。另外，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本地人，虽然也有参加并通过文官高等试验，进而在当地总督府担任管理职务的，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了。

在旧宪法下，国家官员全都被视为天皇的部下，受到《官吏服务纪律》的约束。

在新闻机构中，当时最为强势的莫过于报纸。日本广播协会（NHK）作为当时唯一的广播播送机构，还没有设置采访报道部门，广播的新闻都是直接采用各个通讯社的稿件。另一方面，各大报社通过连载小说、悬赏问答乃至举办博览会等丰富的活动，竞相招揽读者订阅。朝日新闻（主要包括《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主要包括《东京每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是当时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发行量均达到100万份。除了这两份报纸，订阅其他报纸，特别是在各地出版的地方性报纸的人也为数不少。

对于国际新闻，当时有能力向海外派出通讯员的差不多只有朝日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大部分报社都通过国内的通讯社来接收国外主流通讯社，比如英国路透社发布的消息。

虽然当时存在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但是不可否认，在媒体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