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
这是在日本东北地区某个村子里行医的一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名自称这个地区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丛生，脸色很差。他问我：“听说您毕业于如今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
“是这样的。”我回答。
“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记者一边急着问，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小笔记本。
“我记忆里的确是那个时候。”记者激动的态度十分可疑，这令我感到不安。坦白说，由始至终，同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都让我不甚愉快。
“那就好。”记者黝黑的脸上浮起微笑，“那您就应该认识那个人了。”我几乎要为他的武断语气而诧异，他却翻开笔记本伸到我的鼻尖前。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写着三个大字：
周树人。
“我认识。”
“对吧？”记者很是得意，“所以他与您是一届。而且，那人之后再次出现时已成为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记者的语气带着些许兴奋，脸也微微泛红。
“这事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还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是很尊敬的。”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似乎有些吃惊，“他从年轻时起就很伟大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虽然这样的说法毫无新意，但他的确是一个坦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凑近道，“其实，我读过一篇鲁迅题为《藤野先生》的随笔，里面写到鲁迅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曾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受到一位名叫藤野严九郎的老师的不少照顾……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就想在我们报纸的正月初刊上发表类似于‘日清亲善’美谈的文章。我估摸着您那时候正好是仙台医专的学生，于是就来了。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当时就一脸苍白、忧郁吗？”
“不，并不是。”反倒是我感到忧郁了，“他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要怎么形容呢……他非常聪明、稳重……”
“不，您不用这么有顾虑。我没想写鲁迅的坏话，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亚民族亲善，才想把这个做成新年读物的。尤其还因为这也是与我们东北地区相关的事，说起来也能算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刺激。所以，为了我们东北文化，还请您回忆往事，畅所欲言！我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没有在顾虑什么。”那一天，我的心情莫名沉重，“怎么说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也绝没有糊弄您的意思，但像我这种俗人的琐碎记忆，真的能帮到您吗？”
“不，不，如今已经不是需要谦虚、说客套话的时代。那么，我问您些问题，请您把您记得的告诉我。”
之后的大约一小时里，记者就当时的事提了各种问题，但我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令他一脸失望地离开。即便如此，那家地方报纸还是在今年正月发表了题为《日清亲和之先驱》的作品。这部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作品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行家里手，虽然我也很佩服他竟通过巧妙的取舍把我那番语无伦次的话整理成了颇为有趣的文章，但文中出现的不论是周先生还是恩师藤野先生，抑或是我自己，都让我觉得好像是其他人。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所谓，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以及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中画像判若两人时，我感到非常痛苦。这或许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笨拙回答，但是，被那样当面连续提问，我也只能前言不搭后语了。像我这么不善言辞的人没法在瞬间就想到合适的形容词。想来也有不少因为紧张而无意冒出的形容词莫名被对方牢记，并曲解了我的原意的情况。总之，我不擅长这样的一问一答。因此，我对这次记者的来访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自己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而生自己的气，在记者回去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终于到了正月，读了连载在报纸上的回忆录后，我现在满心就只对藤野先生以及周先生感到抱歉了。我已过花甲之年，差不多是一只脚踏进棺材了，我认识到趁着现在把心底的画像真实地描绘下来并非毫无意义。话虽如此，我也没想对在那家报纸上连载的那篇文章吹毛求疵。像那样带着社会性或是政治意图的文章，也只能用那样的写法吧。所以即使与我心底的画像不同也是无奈。而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老昏聩的乡下医生对往年恩师和旧友的思慕之情来写，比起社会性或是政治意图，自然是尽量如实地描写出他们的形象的念头更为强烈。我觉得这样的念头并无不妥。常言道，“颂大善不如积小德”。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工作，但说不定与人伦大道相通。总之，这可以算是年事已高的我竭尽全力所能做的工作了。这些日子，在东北地区也不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令人惊惶，但每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我这朝南的书房即使不用火盆也暖如春天，这让我乐观地预感到，我的工作也能顺利进行，不会受到敌人空袭的阻挠。
虽说是我心底的画像，但终究很难保证它是绝对正确的。纵然我是想遵循事实去描述，但凭我一介庸人的印象，或许会如盲人摸象一般记漏某些重要的地方。而且，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一介庸人的印象亦会更加暧昧。即使此时我决心要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但内心并没有十足把握。那么，我就不要眼高手低，但求能留下真实的一面也就满足了吧。人可不能一上年纪就连牢骚、辩解都变得絮絮叨叨。反正我也写不出什么名文、美文，就不再啰啰唆唆地申辩。只要做到别顾左右而言他、“词能达意”即可。正所谓，“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
我从东北一个偏僻乡镇的初中毕业后，来到被称作“东北第一大都会”的仙台市，成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则是在明治三十七年的初秋。那一年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我到仙台时，日本已经一举攻陷辽阳，接着又发动了对旅顺的总攻。当时，性子急的人们已经高喊着“近日攻下旅顺”，并商量起了庆祝会。大部分高年级学生希望能成为军医，立马奔赴战场。真不知是否该说当时人心单纯，总之学生们朝气蓬勃，在宿舍里就新武器的发明展开彻夜讨论，如今回想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比如，让旧藩时代的鹰匠训练老鹰，然后在老鹰的背上绑好炸药降落在敌人火药库的屋顶上；再如，在敌军的正上方引爆塞了辣椒的炮弹以迷敌人的眼。文明开化的学生们热衷于讨论这些与他们并不相符的、几乎令人觉得原始的古怪发明，我还听说有医专的两三个学生就“辣椒迷眼弹”的事联名写信寄去了部队大本营。更为血气方刚的学生觉得讨论发明太过温和，于是半夜爬上宿舍的屋顶吹起了喇叭。而这种军队喇叭在仙台的学生之间大为流行。舆论一方面觉得他们吵闹，认为应该怒斥他们停止；另一方面却怂恿他们大干一场，成立喇叭会。总之开战才半年，国民的士气已经吞没了敌人，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欢快得可笑。那时周先生就曾笑说：“日本人的爱国心太天真无邪了。”但当时，不只是学生，连仙台的市民也都闹腾得像天真无邪的孩子，所以也只有被周先生这么说了。
在那之前只了解乡下小镇的我，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到大城市就已经兴奋不已，再遇上洋溢在整个城市中的异样盛况，我完全无心学习，每天都心神不宁地游走在仙台街头。称仙台为大都会或许会被东京人笑话，但那时的仙台已经有将近十万人口，电灯等设施也从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时就有了。在松岛座、森德座，定期会有出名的歌舞伎演员在明亮的电灯照耀下演出，而也有入场费只要五钱或八钱，所谓适合大众消费的廉价“站席”。我们穷学生多数都是这种“站席”的常客，而这还只是小剧场。其他大剧场如“仙台座”，气派豪华，能轻松容纳一千四五百人。在正月以及盂兰盆节这种日子，这里会上演全部由一流的名演员出演的大戏，门票也很贵。正月以及盂兰盆节之外，这里的演出也从不间断，比如浪花节、大魔术表演、无声电影等。另外，在东一番丁有一个叫作“开气馆”的曲艺场，地方小巧整洁，随时都在上演义大夫或是落语，东京有名的艺人几乎都来这里表演过。我们曾在这里听过竹本吕升的义大夫，很是心满意足。那个时候，芭蕉十字路成了仙台的中心，时髦的西洋风建筑鳞次栉比。但就繁华这一点来说，它已经不敌东一番丁了。东一番丁夜晚的喧哗是别具一格的，演出会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松岛座前总是竖着威风凛凛的旗帜，挂着五六幅用胡粉画的诸如“四谷怪谈”“皿屋敷”等令人不由驻足的醒目招牌，虽说大受欢迎的男招待在剧场门口高声招呼客人的声音对我们而言也颇为怀念，但这里还有酒馆、荞麦面店、天妇罗店、斗鸡菜馆、烧鱼串、年糕小豆汤、烤红薯、寿司、野猪肉、鹿肉、牛肉锅、牛奶店、咖啡馆……东京有而仙台无的东西，大概只有市内铁路了。仙台既有大商场、面包店、蛋糕店、洋货店、乐器店，又有书籍杂志店、干洗店、酒类罐装食品店、进口香烟店，以及名为“兄弟轩”的西餐厅；可以听留声机的店、照相馆、台球房、夜间花铺也都开着，家家都挂着明亮的电灯，颇有一番“不夜城之花街”的意象。似乎转眼就能让孩童迷失的蜂拥人流也足以令我这个连东京小川町、浅草或是银座都没见识过的乡下人惊叹不已。总体来说，这里的藩祖政宗公，当年似乎也算是个风流人物，早在庆长十八年就特派支仓六右卫门常长去罗马出任特使，令他藩的保守派瞠目结舌，其影响或许还持续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仙台市内到处都有基督教堂，甚至到了若要谈论仙台风气就必须考虑到那里的基督教。基督教氛围浓郁的学校也有很多，明治时代的文人岩野泡鸣在年轻时似乎就是在东北学院接受了圣经教育。另外，听说岛崎藤村在明治二十九年从东京来到这所东北学院执教作文和英语。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年少轻狂地喜爱吟诵藤村在仙台时期的诗，仍记得他的诗风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正如这样，当时的仙台从地理上来看似乎距离日本的中心很远，但其在所谓的文明开化这一点上，早就敏感地跟上了中央的发展，我为仙台市街的繁华而惊异，更对街上到处都有学校、医院、教堂等文明开化的设施而诧异。此外，仙台还有着“审判之都”的传统，从江户时代的评定所，到维新以后的高等法院，之后又有了检察院。或许是这个缘故，挂在仙台的律师广告牌多到令人咂舌。也难怪那些身体壮实的乡下人会每天到处溜达——唔，我这是想安慰当时的自己。
我一面为仙台市内的文明开化而兴奋，一面又煞有介事地把仙台周边的名胜古迹探访了一遍。在瑞凤殿祈祷战争胜利后，又顺带登上了向山俯瞰仙台全貌。莫名地叹息之后，我望向右方遥远而烟波渺茫的太平洋，有种想要大喊的冲动。年轻时，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觉得那是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大事而心潮起伏。我探访了著名的青叶城遗址，当我自由进出如今依旧留存着往昔庄严的城门时，我沉浸在不着边际的幻想里，想着自己若是出生在政宗公的时代会如何。我还去参观了被世人认为是先代萩政冈之墓的三泽初子的墓、支仓六右卫门的墓以及虽然没钱却不想死的六无斋林子平的墓。我在墓前颇有深意地鞠躬行礼。除此之外，我还去了榴之冈、樱之冈、三泷温泉、宫城原野以及多贺城址等地。我探索的脚步渐渐迈向了远方，终于下定决心利用两天连休去一览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
午后不久，我从仙台出发徒步走了大约四里路抵达盐釜时，太阳已经西斜，冷冽的秋风忽然渗透体内，使我不觉有些心慌。于是我决定明天再去参观松岛，这一天仅去参拜了盐釜神社，之后就在盐釜一家老旧的便宜旅馆里住下了。第二天我一早就起身，乘上了去松岛游览的船。共乘这条船的乘客有五六人，其中有一个和我一样穿戴着仙台医专制服制帽的学生。他鼻子下面留着稀疏的胡子，看起来似乎比我略为年长。但他那顶缝着绿线的医专方形制帽还很新，帽上的徽章也闪着耀眼的光，想来定是今年秋天入学的新生。我甚至觉得自己曾在教室里见过他一两次。不过，那一年有一百五十个从日本各地招来的新生，不，兴许还更多。什么东京组、大阪组，出身相同的新生们各自拉帮结伙，不论是在学校还是走在仙台的街头，他们都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嬉闹。但从我老家乡下的初中来医专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我本来就不爱说话，再加上那口十分土气的方言，我不但没有去和那些新生混在一起互开玩笑的勇气，反而变得孤僻别扭。我寄宿的地方在离学校很远的县厅后面，与同届的学生自然没有亲密的交往，就连和寄宿处的人家也很少交谈。虽然仙台人说话会有浓重的东北口音，但一遇上我的乡下方言，就根本算不上什么。我若想用东京腔说话倒也不是不行，但觉得既然都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若还装模作样地用东京腔会很丢人。这种感受只有乡下人才会懂，满嘴的乡下口音会被人笑话，但很努力去说东京话也许更会被嘲笑，最终，我只能做一个沉默的寡言居士。那个时候，我之所以会和其他新生疏远，除了语言交流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对自己身为医专的学生深感自豪。这就好比若只有一只鸟停在枯枝上，那它的姿态就不会很差，漆黑的翅膀亦会显得熠熠生辉；但若是几十只鸟凑在一起喳喳乱叫，那就好像垃圾一般索然无味。同样，如果成群结队的医专学生大声喧嚣着走在街上，那么制帽的权威也会荡然无存，只让人觉得既蠢又脏。我存心要维护自己身为“高等学生”的尊严，故而也就避开他们。这么说固然很体面，但坦白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刚入学那阵，光顾着整天兴奋地在仙台的街上到处溜达，常常无故旷课，自然也就和其他新生疏远了。所以在游览松岛的船上遇到那个新生时，我也是吃了一惊，感觉很不凑巧。我本以为自己是乘客中唯一一名清高的学生，想要大肆装模作样地来一场松岛之旅，但船上有个和我穿戴着相同制服制帽的学生后什么都谈不上了。而且那个学生看着还像是城里人，文质彬彬，怎么看都比我一表人才，所以我甚是沮丧。他一定是个每天都认真上学、努力学习的好学生。因此当他清澈的眼神扫向我时，我也就低声下气地笑着对他点头致意。这样不行。船舷停了两只鸟，通常作为陪衬的那只鸟就会显得身体瘦弱、毛色暗淡。我狼狈地蜷着身子坐在离那个学生很远的角落里，努力不朝那个学生的方向看。他一定是个东京人，要是再口齿伶俐地用地道的东京腔来搭话我可受不了。所以我把脸别开，假装正沉醉在松岛的大好风光里。但我太在意那个学生了，就连欣赏芭蕉笔下的：
岛岛相连欲冲天，微波窄起惊云巅。
叠叠重重形无单，左边分开右边连。
分分连连共缠绵，如怜子孙情无边。
劲松蓊郁遮人眼，虬枝海风共寒暄。
苍然古景自不凡，巍巍山
神公现。
造化天公在人间，泼墨道明需万年。
这番绝景也感到心情忐忑。船刚靠上雄岛岸，我就第一个从船上跳下沙滩，逃也似的往山那边去了。总算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松了一口气。在宽政年间出版了《东西游记》的著名医师橘南谷曾在《松岛纪行》中写过：“去松岛玩务必乘船，也定要登富山。”所以那个时候尽管已经有直接到松岛的火车，我还是特意走到盐釜，再从盐釜搭船，但因为跟穿戴和自己并无二致且看起来远远比自己优秀的学生同乘一条船，我的兴致便有些淡了。堪比洞庭、西湖的日本第一美景看起来似乎也不过是大海、岛屿、松树，我心中甚感遗憾，便思考着姑且去登富山，再尽情鸟瞰松岛全景，以弥补乘船时的不如意。我快步朝着山走去，却不知哪儿才是富山。算了，哪儿都好，总之只要能登上高的地方俯瞰松岛全景就好，这样就说得过去了。此刻我已无心浪漫，凭着一股莽汉的倔强拨开秋草，毫无章法地沿着细细的山路快步往上爬。觉得累了就停下脚步，回头望向松岛湾，不行，还不够，那橘氏断不会为这样的景色发出“松岛由八百零八个相互连接的小岛组成，宛如一幅风景画，并与西湖十分相似，极目远眺，缥缥缈缈，如烟如梦，堪称天下第一的绝景”的赞叹。橘氏一定是从更高的地方眺望，再往上爬吧，我重振精神，闯进了深山。但很快我似乎就走错了路，迷失在苍郁的树丛之中。我无心再眺望风景，惊慌失措地穿过树丛，却发现自己似乎到了后山，眼前的风景是一片平淡无奇的田地，还看到了沿着东北线行驶的火车奔驰而去。我这是爬过头了。我满心无趣地坐在草地上，因为感到饿了，就吃了让旅店的人做的饭团。随后我就筋疲力尽地躺倒，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蒙眬中隐约传来了歌声，我侧耳细听，却是当时的小学歌曲《云之歌》：
瞬间覆盖过山
再望已飘过海
唯有云变幻莫测
云儿哟，云儿哟
时而变雨，时而化雾
美妙而神奇
云儿哟，云儿哟……
我不由得失笑，也不知该说是跑调了还是怎样，总之就是很糟糕。唱歌的不是小孩，而是个有着破锣嗓的成人，那歌声实在令人惊讶。我小学时唱歌也很差劲儿，能唱好的也就只有《君之代》这一首了。但比起这位令人震撼的歌声，我觉得还是自己唱得更好些。我默默地听着，而那唱歌之人却肆无忌惮地一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歌。也许那唱歌的人早知自己唱得不好，无可奈何之下才会在这远离人烟的山里悄悄练习唱歌吧。这样一想，同样唱不好歌的我不由得对那唱歌之人有了几分亲近，想要见他一面的冲动油然而生。我站起身，循着那不堪入耳的歌声在山里转悠。那歌声时而很近，时而忽然转远，但唱歌的练习始终没有停下，而我也突然走到了那唱歌之人的面前，几乎就要撞个满怀。我固然很是慌张，但对方却似乎更加狼狈。正是那个看起来很优秀的学生，他白净的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打招呼说：“方才失礼了。”
他说话有口音，我立刻就断定他不是东京人。我一直都苦恼于自己的乡下口音，也同样对别人说话时的口音敏感。我想着说不定他是来自我家乡那一带的学生，便对这位“歌唱大天才”就越发有了亲近之意。
“不不，是我失礼了。”我故意强调了自己的乡下口音。
后边有座长着松树林的小山丘，从那儿远眺松岛湾的景致很不错。
“嗯，就是这个地方吗？”我和那学生并肩站着眺望眼前号称日本第一的风景，“是我对景观无感吗？从刚才在这山上溜达时我就完全不明白这松岛到底哪里好。”
“我也不明白。”那学生的东京腔说得结结巴巴，“不过，我觉得大致还是能理解。这种安静，不，是寂静。”他说到一半停住了，苦笑着冒出了一个德语，“Silentium(2)，因为太静了，静得令人不安，我就大声唱起歌来，但没用。”
我本想说“不，松岛也被你那歌声震动了”，不过还是忍住了。
“太静了，所以想要再有些什么。”那个学生认真地说，“春天是什么样呢？海岸那边会不会长有樱花？花瓣飘落在海浪上，然后再下点雨。”
“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理解。”这人说话很有意思，我心下暗暗佩服，“不过这种景色似乎很适合老年人。实在缺乏情趣。”我乘势说起了扫兴的话。
那学生的脸上浮起暧昧的微笑，点燃了烟：“不，这就是日本的情趣吧，让人会想要再有些什么东西。沉默。Sittsamkeit(3)，或许真正好的艺术就是这种感觉的东西。不过我还不是太懂。我只是对以前的日本人会把这么寂静的地方选为日本三景之一而感到惊叹。这片景色毫无人间气息，我们国家的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孤寂的。”
“您家乡是哪里？”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对方露出奇妙的笑容，默默地看着我的脸。我有些不安，再一次问：“是东北吗？是吗？”
对方的脸色突然不高兴了：“是中国，你不可能不知道。”
“啊！”我恍然大悟。我听说过今年仙台医专来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和我们同时入学。看来就是他了。怪不得歌唱得不好，说话也带着几分生硬的演讲腔。原来是这样。
“真对不起，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来自东北乡下，既没有朋友，又觉得学校很无聊，实际上经常缺席新学期的课程，所以对学校里的事一无所知。我就是一只孤独的鸟。”我自己都很意外我竟能这么轻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之后想过，那么害怕同从东京、大阪等地来的学生相处，连和寄宿的人家都无法交流，虽然不至于讨厌所有的人，但在惧怕陌生人这一点上绝不输给任何人的我竟然能和一个来自海对面的遥远异国的留学生——距离远远超过东京、大阪——毫无芥蒂地亲密交谈，这果然要归功于周先生伟大的人格魅力，但还有一个不上台面的理由，就是只有在和周先生谈话时，我才能把自己从身为乡下人的忧郁中完全解放出来。事实上，我和周先生谈话时，丝毫没有为自己的乡下口音感到苦恼，总是能很轻松自在地打趣或是开着玩笑，这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对方是日本人，那么即使我暗中使力鞭策自己僵硬的舌头去豪爽地说出地道东京腔，或许也会为“那家伙分明是个乡下人还要说奇怪的卷舌音”而心生厌烦，甚至会被大肆嘲笑，而这位异国来的朋友毕竟不会注意这些，别说他从没嘲笑过我的口音，连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我说话奇怪吗？”他甚至一脸诧异地说：“当然没有了，我觉得你说话抑扬顿挫，很容易懂。”总之，我因为找到了一个说东京腔比我还费力的人而心情大好，而这说不定就是我和周先生亲密交往的开端。这样的说法虽然很可笑，但我自信于自己的日语确实胜过这位中国留学生。因此，我在松岛的那个山丘上也因为知道对方是中国人而有了勇气，说话也轻松了。我寻思着既然对方会说德语那我也不能落了下风，甚至说出了“孤独的鸟”这种令人作呕的单词。但那个留学生看起来却很喜欢“孤独”这个词，他一边喃喃重复着“Einsam”(4)，一边看着远方仿佛在思考，然后突然说：“那我就是Wandervogel(5)了，我没有故乡。”
候鸟，原来如此，他真会说。看来他的德语远比我高明，我立刻改变了作战方法，决定还是不说德语为妙：“但如果你回到中国，就会有很气派的房子吧？”我问了他一个很俗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微微红了脸，笑着说：“今后我们好好相处吧！你讨厌中国人吗？”
“还可以吧。”啊，为什么当时我会给出那样没有诚意、轻薄至极的回答呢？之后我多番思考，那个时候的周先生不堪心中孤独寂寥，对与故乡西湖相似的松岛风景产生憧憬，但独自悄然来到这里后，还是无法排遣忧愁，于是自暴自弃地大声唱着自己不擅长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真心想和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笨拙的日本医学生交朋友。我却因为找到了一个看来可以自由尝试东京腔却不用有所顾忌的对象而欢天喜地，丝毫没有体谅他的心情，只是心不在焉地顺着他的话说出了“还可以”，到头来我甚至还冒出了“我很喜欢中国人”这种平时根本就没想过的话。
“谢谢。虽然有点失礼，但你……很像我弟弟。”
“我很荣幸。”我表现出仿佛地道的城里人的那种浅薄的社交姿态，“你弟弟也像你一样，很聪明吧？这点似乎跟我不像。”
“是吗？”他爽朗地笑了，“还有你是有钱人，我弟弟是穷光蛋。这一点也不一样。”
“怎么可能。”即使是外交家，对他的这句话也没有应对之法。
“真的。我父亲去世后，全家各奔东西。虽说故乡仍在，但就跟没有一样。在优越的家境中长大的孩子如果突然没有了家，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真相。我寄居在亲戚家时，还被说成是要饭的。但是，我没有认输，不，说不定已经输了。der Bettler(6)。”他小声说着，又用鞋尖踩着扔在地上的烟，“在中国，乞丐被称为HUAZI，写出来就是花子。明明在乞讨，却又anmassen(7)要Blume(8)，这根本就不Humor(9)。这就是愚蠢的Eitelkeit(10)。是的，在我体内或许也流淌着这种虚荣的Blut(11)。不，现在的中国就ganz(12)是这样。当今世界上靠着可悲的虚荣在生活的，就只有那些Dame(13)，就只有那些Gans(14)。”
他一激动德语就越发冒个没完，临阵磨枪的社交家只好闭嘴一阵。相比东京腔，我更不擅长德语。我心下窘迫，到末了只能用这么一句话来报一箭之仇：“看来比起你本国的语言，你更擅长德语呀。”总之要设法封印他的德语。
“并不是那样。”对方似乎没能领会我的讽刺，他摇着头认真地说，“因为我觉得我的日语不太好懂。”
“不，不。”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你的日语非常好。就请只和我说日语吧！我的德语还不太行，多谢。”
“别这样。”对方突然一阵腼腆，然后换成一种很沉稳的语气，“我刚才说的都是些蠢话。不过，今后我还是想认真学习德语。日本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也是先从学习语言开始的。藤野先生在第一堂课时也给我们讲了杉田玄白学习兰学的苦心，你那时——”他说到一半，忽然看着我的脸诡异地笑了。
“我缺席了。”
“是吧。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你。其实我从开学典礼那天就知道你了。开学典礼的时候，你没戴制帽就来了吧。”
“是啊，我觉得戴那顶制帽怪难为情的。”
“我就知道，一定是那样。那天没戴制帽的新生有两个。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我。”他说着抿嘴一笑。
“是吗？”我也笑了，“这么说来，你也是——”
“是的，觉得很难为情，因为那帽子很像乐队的帽子。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都会找寻你的身影。今天早上和你同船，我很高兴。但你在回避我。下船后你已经不见了。不过，还是在这里遇到了。”
“风冷了，我们下去吧。”我莫名地感到不好意思，于是转变了话题。
“是啊。”他轻轻点头。
我平心静气地跟在周先生的身后下了山。我开始觉得这个人就好像是自己的亲人。身后的松树林响起了松籁。
“啊。”周先生转过身，“这样就完整了。我就想着再有点什么，有了这吹动松枝的风声，松岛就完美了。松岛果然是日本第一。”
“虽然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我总觉得还是有什么不够。我听说这附近的山上有棵‘西行回首松’，不过那并不是说西行因为喜欢某棵松树的样子而折返回来欣赏它的树枝。据说是西行来松岛后也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在心情失落的返程路上，他不安地感到自己似乎看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于是就从那棵松树所在的地方又折返回了松岛。”
“你会有这种不满，是因为你太热爱这片国土了。我出生于浙江省的绍兴，那一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附近还有著名的西湖。有许多外国人去那里，并且对那里赞不绝口，但在我们看来，那片景色有太多生活的粉饰，一点也不觉得感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粉饰吧。西湖那些都是清政府的园林，像西湖十景、三十六名迹、七十二胜景，全都有人工修凿的痕迹。松岛却完全没有这些，它被隔绝在人类历史之外。文人墨客都无法玷污它。据说连天才芭蕉也没能把松岛写成诗，不是吗？”
“但是，芭蕉似乎曾把松岛比作西湖。”
“那是因为芭蕉没有见过西湖的风景。如果真的看到，他就不会那样说了。松岛和西湖完全不一样，或许倒是更像舟山列岛。可是，浙江的海也没有这么安静。”
“是吗？日本的文人墨客对贵国的西湖十分憧憬，他们之所以会远道而来这里参观，也是因为听说松岛和西湖很像。”
“我也听说过这个。就是因为听说了才来这里看的，但是一点儿都不像。贵国的文人也得早些从西湖梦里醒来才是。”
“不过，西湖也一定有它的好吧。你也是因为太过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才会打分严格吧！”
“也许是这样。因为真正的爱国之人反而会说国家的坏话。但比起所谓的西湖十景，我更热爱浙江乡下普通运河的风景。对我来说，我国的文人墨客大肆称道的名胜，我一个都不觉得好。虽然钱塘江的大潮还是能让我感到些兴奋，但其他就不行了。我不相信那些人，他们就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其文章游离于现实，而且堕落。”
我们下了山，来到海边。大海在斜阳下闪着红彤彤的光。
“真不错！”周先生微笑着把双手背在身后，“月夜会如何呢？今天当是阴历十三，你现在马上就要回去吗？”
“我还没决定，学校明天也放假吧。”
“是啊。我想看看松岛的月夜，你能陪我吗？”
“可以啊。”
我根本就无所谓。即使学校不放假，在这之前我也经常擅自缺席，我会利用这两天连休来这里也是顾虑到我借宿的那家人。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太过怠惰总是不好，所以我才规规矩矩地选了这几天。实际上，对我来说，两连休也好，三连休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答应得太过唯唯诺诺，周先生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他提高嗓音笑着说：“不过，后天到了学校，和我一块儿记讲课的笔记吧！虽然我的笔记做得不太好，但笔记是我们学生的……”他顿了顿，又说，“像是Preiszettel(15)一样的东西。”他又用了我不擅长的德语，“就是标有多少日元多少钱的牌子。没有这个，别人就不会相信我们。这是学生的宿命。即使觉得枯燥也得记笔记。不过，藤野先生的课很有趣的。”
从我们初次交谈的那天起，周先生就多次提到藤野先生的名字。
那天，我和周先生一起投宿于松岛海滨的旅馆。现在想起来，不由对当时毫无戒备的自己感到不可思议，但正直的人总能给人一种安全感。我对这个中国留学生已经完全放下了心。周先生换上旅馆的棉和服后，英俊得像个大少爷。说话方面，他的东京腔也在我之上，不过他对旅馆的女佣说得像是“请你就那样做”“稍稍有些冷呀”之类的宛如女性一般的用语让我感到很不舒坦。忍无可忍之下我噘着嘴抗议，让他不要再那么说话时，周先生一脸诧异地回答：“但是在日本，对小孩子讲话会说おてて、だの、あんよだの、そうでチュか、そうでチュか这样的儿童用语吧，所以对女性说话时也应该用女性用语才对吧。”我说：“但那样很做作，让人听不下去。”然后周先生就对“做作”这个词感慨道：“日本的美学实在很严格，大概世界上哪儿都没有‘做作’这种戒律吧。现在中国的文明就是非常地装腔作势。”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里喝了点儿酒，谈笑风生直到深夜，几乎忘了要欣赏月色下的松岛。周先生后来也说来日本以后还从没有过这么畅所欲言的夜晚。
周先生在那晚以惊人的热情讲述了他生平的志向、希望以及中国的现状。他反复重述东洋国家当前的问题在于科学。他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的序幕。如果中国不尽早掌握西洋科学以对抗列强，还是迷醉于老大帝国的自吹自擂，那就只能眼看着步入隔壁印度的后尘了。东洋自古在精神领域的深刻成就是西洋无可比拟的，听说西洋最优秀的哲学家只是稍窥其中门道就已为之震惊，但他们却打算用科学来补足精神领域的匮乏。科学应用能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直接好处，所以对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有着强烈执着的红毛人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甚至渗透到了东方的精神领域。日本最早意识到了科学的威猛，并率先学以致用来守护自己的国家。这不但没有扰乱日本国风，还使日本成功地掌握了它，一举成为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科学未必就是对人类最好的恩惠，但如果能一只手托起玄奥思想之玉，另一只手握住如日中天的科学之剑，那么列强都无法动其哪怕一根手指，其定会成为天下无双的理想国家。清政府面对科学的威猛无能为力。即使遭受列强的侵略，也装出大河无谓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只是一味地急欲弥补老大帝国的面子，没有正视并研究可谓西洋文明本质的科学，一成不变地鼓励学习八股文之类的繁文缛节，已经到了被列强暗自嘲笑其沐猴而冠的滑稽自尊的地步。他说他的爱国之心绝不输给任何人。正因为深爱，才会有强烈的不满。现在的中国，一言蔽之就是怠惰。他们陶醉在莫名其妙的自负中。古代文明的历史并非中国独有，印度没吗，埃及没吗，而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是怎样的？中国应该战栗。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自负心一定会导致中国自取灭亡。如今的中国已经不能从容了，必须抛弃自我沉醉，去和西方科学的威猛战斗。要与之战斗，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精髓之外别无他法。他听说过最早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的是被称为“兰学”的西方科学。他说他想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
在科学方面，最让他心动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会特别关注医学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幼年时的悲伤体验：“我们家原来多少有些土地，在别人看来也算是富裕人家了。但在我十三岁时，祖父因为插手了某件麻烦事而锒铛入狱，一家人马上就遭到了亲戚、邻居的迫害。再加上父亲重病卧床，家庭突然陷入困境。我和弟弟因此被送去了亲戚家。但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愤慨之下就回了自己家。之后的三年里，我每天都在当铺和药店之间奔走，而父亲的病情却完全没有好转。药店柜台和我身高差不多，而当铺的柜台则要再高一倍。我把衣物还有首饰放在当铺高高的柜台上，在被当铺的人嘲讽这是什么破烂，接过一点儿钱之后，就马上跑去药店。回到家后，又要忙别的事。给父亲看病的医生在当地虽然被人称为名医，但其处方却甚为奇特，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得去河边挖芦根，再四处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个医生治了两年，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之后就换了医生，找了更有名的医生。这次不再需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匪夷所思的东西。‘蟋蟀一对’还注明了‘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似乎这昆虫如果没了贞节也就没用了，续弦或是再嫁后就连做药的资格也没了。不过要找这个对我倒不算为难。我们家后院被称为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在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窝，我自说自话地认定住同一窝的两只蟋蟀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里的沸汤就算完事。但‘平地木十株’就令人茫然了，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那远房的叔祖，以前就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那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一般都称为‘老弗大’。就这样，‘平地木十株’也算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名叫‘败鼓皮丸’的怪东西。据说这丸药是先生引以为豪的处方，对父亲那种有水肿的病人有卓越疗效。这一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就有五里。另外，那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道理似乎就是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它。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也没法相信打破的鼓皮能奏效，往返五里路去买那丸药很痛苦。但我的那些努力还是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可那位名医却坦然自若地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问我：‘这是前世造的某个业，古人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还有个办法，就是我的家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人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虽然这灵丹现在很难得，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让给你，还给你特别优惠的价格，一盒只要两块钱。如何？’我犹豫不决，没能立刻回答。病床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幽幽地摇了摇头。父亲似乎跟我一样对这位名医的处方绝望了。我无计可施，只能坐在父亲的枕边等着父亲离世。一天早上，父亲眼看要不行了，挺爱管事的邻居衍太太赶来看了眼父亲后，一脸震惊地训斥我：‘你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魄这不都要飞去鬼界了嘛！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的！’我并不相信占卜之类的东西，但这一刻却和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连连大声喊起了‘父亲！父亲’。一旁的衍太太催着我：‘再大声！再大声！’我不停地喊，喉咙几乎都要出血，但终究没能留住父亲的灵魂。父亲的身子在我的喊声中变凉了。那是发生在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我至今都记得自己那时的喊声。我忘不了。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无法抑制的愤怒。我气愤于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更愤懑于中国的现状。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败鼓皮丸，那都是什么玩意儿？根本就是恶毒的欺诈。而大声喊叫就能留住垂死病人的灵魂也是羞耻难堪的思想。再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就是胡扯。不过是一些厚颜无耻之人的搪塞之词。我不知道‘舌乃心之灵苗’是哪一位圣人君子的话，也不懂这是在说什么，完全就是死语。看啊，中国圣贤们的良言已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长大，东洋引以为荣的所谓‘古人之言’已经堕落为社交的诡辩辞令，滋生着可憎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完全丧失了这些思想产生时的本来面目。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当作客厅里欢谈的装饰，其生命也就湮灭。它已不再是思想，而成为文字的游戏。曾经是西洋无法比拟的卓越东洋精神界也因为常年沉醉于怠惰与自恋而不再丰穰，渐渐干枯。
“这样下去不行。在父亲死后，我渐渐开始对周围的生活产生怀疑和反感，懊恼焦虑之后，我终于背井离乡去了南京。我想要学习新学问，什么都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给了我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我拿着那八块大洋，走上异路、逃往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到了南京要找什么样的学校呢？首先必须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去了那里。那是一所海军学校，我马上就被要求练习爬桅杆，但几乎没有教我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了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之类的初级英语。就在那时，那位康有为提出了，‘效法日本维新、革除旧制、探索新知、谋求国力’，向皇帝进谏了‘变法自强之说’并被接纳，当他开始着手对国家进行变革时，却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新政执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险遭杀害，逃亡到日本。我无法心安地漠视戊戌政变的悲剧而去大声朗读‘It is a cat’。
“我当时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我想早日接触新知识的核心，于是下定决心转校。这次我选择了南京的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的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矿物学外，还有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我总算平静了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是‘It is a cat’，而是教‘der Man, die Frau, das Kind’(16)。因为我一直都隐隐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洋学的核心，所以这是又一桩让我欢喜的事。那里的校长也是一个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对‘变法自强说’给予肯定，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学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的话，而是会出像是‘华盛顿论’这样时髦的问题。结果儒学先生们看到那个问题，反而悄悄地询问自己的学生‘华盛顿是怎么回事’。读新书的风气也在同学间流行开。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尤其受到大家欢迎。那是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托马斯·赫胥黎）所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我自己也在某个星期天去城南买了一本。厚厚的印刷本，正好五百文。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至今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因为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懂原著的水平，所以只能依靠新出版的汉译本。《物竞》出版了，《天择》也出版了。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知道了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葛。我们读所有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不知廉耻的行为，必然受到来自社会的强烈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不在意，坦然地在‘恶魔’的洞穴中探险。
“虽然学校没有生理课，但我们读了木版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后，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术。我的心中风起云涌，而维新救国思想也同样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狂风。那时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卫，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湾，各个国家在中国渐渐获得了和铁路、矿山相关的各种权利。美国从很早就盯上了东洋，那个时候也终于得到了夏威夷，之后更是长驱直入，加快了侵略东方的步伐，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占领了菲律宾，并立足于此，开始了对中国各种无理的干涉。中国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但是，中国的不幸接踵而至，戊戌政变是其一，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致命劫乱更是把清廷的无能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虽然我在翌年十二月从矿路学堂毕业，但没有成为矿山技师，找出金银铜铁的矿脉的信心。而且我进这所学校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我是为了能让现在的中国变得更好，才想要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我是在学习矿山学，不如说我是只顾着学习西洋科学的本质。所以那时的我只是徒有毕业之名，并无矿山技师的资格。我也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早日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义和团之乱不仅让列强，也让中国民众看透了清廷的无能。为了保持中国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倒清兴汉的大革命，这种思潮在当时澎湃而起，之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也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举起中国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的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大多也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我们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股风潮的刺激。虽然我已经察觉到为了挽救中国的危急，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但我觉得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刻地探明列国文明的本质。自己的知识尚幼稚，可以说近乎一无所知。我理解立刻放弃学业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即使我跟他们有着相同的终极目标，但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我现下的热情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估摸只要去了德国或许就能最切实地掌握西洋文明的精髓。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道路也能通过去德国留学解决。但我很贫穷，离别故乡来南京就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再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是觊觎云中楼阁的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希望去德国留学，那就只有一条路——去日本。
“那时，清政府开始出资每年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两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里也大力阐明了去日本留学的必要性。日本只是个小国，要问其为何能如此兴盛，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人都是二十年前就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国家对本国的威胁，百余人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学习政治工商，或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后成为治国将相。世人用‘改变政事以傲视东方’等论调赞美日本，并得出了‘出国留学，西洋逊于日本’的结论。理由如下：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相近，易于通晓。
三、西学繁缛，日本已删减西学无关紧要之处并酌以修改。
四、日本与中国风俗相近，易于效仿，事半功倍乃首选之事。
“基于此，去日本留学绝非仰慕日本固有的国风，虽然要学习的是西洋文明，但因为日本已经将西洋文明去芜存菁并成功地归为己用，所以才不特意地远赴西洋学习，而是在邻国日本学习，这样更能经济有效地吸收西洋文明。我觉得说正是出于这样的便宜主义才会鼓励去日本留学也不为过。当时，赴日留学的学生年年增加，但几乎全是怀着和《劝学篇》中的思想大同小异的歪曲意图去日本留学的。我必须承认自己也不例外，是因为不可能去德国留学才取而代之想要去日本留学，我参加并通过了政府的留学生考试。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点儿预备知识都没有。我去拜访了矿路学堂里曾经游历日本的学长，讨教日本留学的心得。据那学长所言，去了日本最难忍的是布袜，日本的布袜根本没法穿，尽量多带些中国的布袜就好。此外有时候用纸币不方便，最好全部换成日本的银圆带去。这样就差不多了。所以我立即买了十双中国布袜，又把所有的钱全部换成了日本的一元银币，我小心翼翼地带着沉沉的钱袋，从上海乘船去往横滨。但那位学长的留学心得似乎已经有些过时了。在日本，学生必须身着制服，脚穿皮鞋和袜子，完全用不到布袜。更让人发窘的是一元银币在日本很早就已经作废，为了把它们换成日本纸币，我费了不少功夫。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
“我在明治三十五年、我二十二岁那年的二月，顺利地自横滨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我终于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了。当我想到这一点，一种从未有过、难以言表的喜悦暖暖地涌上心头，甚至连去德国的志向也一并消散。我真的觉得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般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除了完成重建中国的那天以外，怕是再也体会不到了。然后我乘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看了眼窗外的风景，直觉日本有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独特的清洁感。田地被整理得井然有序——或许是无意识的，与之相连的工厂街上，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却能感觉工厂与工厂之间凉风习习，那种新鲜的秩序和紧张的气氛在中国是全然看不到的。之后每当我在清晨的东京街头散步时，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白毛巾，扎起袖口，忙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的模样，总会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而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有些理解了神国的本质。我在最初对横滨、新桥的一瞥之中就轻易地看到了与之相似的清洁感。总而言之就是恰如其分。无论在哪儿都看不到倦怠的身影。我心中高呼来日本真好，兴奋地坐不住，虽然车上有许多座位，但从横滨到新桥的一小时里，我几乎都是站着的。到了东京，在留学的学长的关照下我找好了寄宿之处后，去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芝公园、隅田堤、飞鸟山公园、帝室博物馆、东京教育博物馆、动物园、帝国大学植物园、帝国图书馆，我忘乎所以，就同你方才说的你初到仙台时一般兴奋，不，恐怕有那十倍的欢天喜地。我没事就在东京市内逛，但没过多久，当我进入牛込的弘文学院学习后，就渐渐从这甘甜的陶醉中清醒了，往昔的疑虑和忧郁动不动就会袭上心头。
“在我来东京的明治三十五年前后，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也急剧增加，仅仅在两三年里，会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就有两千人以上。面对这种情况，首先是教授日语，后来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等基础知识的学校陆续在东京出现，其中还有看起来很可疑的速成教育、专门为赚一笔而开设的劣质学校。不过在这么多学校里，我们入学的弘文学院，可以说是留日学生的大本营。学校规模大、设备全，教师和学生都相对认真，即使这样，我的心情还是无可救药地一天比一天沉闷。有一点就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聚集了数百只羽色相同的鸟，看起来就会猥杂，或许就有了同类相轻的可笑心理；虽然我也努力想要对自己身为中国留学生、是被特别选派而来的秀才感到自豪，但被选中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我也难免心情失落。到了春天，上野公园万朵盛开的樱花确实如绯红的轻云，但花下必定躺着一群被选中的秀才谈笑风生，我也就无心再观赏烂漫的樱花了。那些秀才把辫子一圈圈地盘到头顶，再扣上制帽，制帽被不自然地顶起，形成了一座座富士山，简直滑稽至极。其中也有些爱打扮的，为了不让制帽拱起而想出了新法子，他们把辫子平平地盘在头后，再用油压伏贴了。虽然用心良苦，但脱帽之后，就有种分不出男女的奇怪感觉，他们的背影出奇地妖冶，令人不禁毛骨悚然。但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反倒是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像我这样剪掉发辫的人。这群被选中的秀才蜂拥乘坐市街铁道交通时，像是要展示从礼仪之邦来的人的风范一般，嚷嚷着互相让座，甲让给乙，乙拒绝再让给丙，丙推辞又让给丁，丁再点头哈腰地请甲去坐。日本的男女老少乘客看得发愣时，电车咣当发车，于是留学生们就在大声叫嚷的相互谦让声中集体倒下。我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只感到难以言表的害臊。但是，不应该太过责备他们。装模作样地觉得同胞们幼稚的努力很难堪的自己或许才有罪。我的忧郁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学生们的不用功。虽然我还不甚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但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等革命党秘密结社，已经奉孙文为盟主，完成了大同团结。先来日本逃难的改良主义康有为一派与孙文派的民族革命思想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康有为似乎悄悄地离开日本去了欧洲，如今孙文的所谓三民五宪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以被确立的主义纲领为基础，孙文自己也进入了实际行动的状态，并越发活跃。他们得到了日本志士的支援并定下种种策划，最近东京似乎成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留日学生们也异常兴奋，一有机会就高喊倒清兴汉，差不多要不顾一切地抛下学业。不过，这也是忧国的至情至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其中也有人盘算着想要趁乱让自己出人头地，更过分的是甚至有那种通过我刚才提过的速成教育，学习了制造肥皂等物的方法，留学短短一个月就获得了可疑的毕业证书，然后耀武扬威地吹嘘着要立刻回国靠制造肥皂发财的怪人。我有时会因为有事出门去神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每次都能听到二楼传来好似大乱斗一般咚咚咚的嘈杂声，楼下的天花板也因此震动，楼下总是因为从天花板落下的粉尘而烟雾弥漫。因为这种异常情况实在太多，有一天我就问事务室的人二楼在闹什么，日本的大叔苦笑着告诉我，那是学生们正在练习跳舞。我已经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在一起了。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正是十分需要新学问的时刻。为了对抗列强的威猛，倒清兴汉的政治运动当然是紧要任务，但通过新学问来探明列国威力的本质不更是我们学生所背负的职责吗？我本就尊敬孙先生，在响应他的三民五宪说上也不甘人后，但在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的说法里，我最能理解的是民生这条。我眼前总是会闪过自己少年时代的那三年，为了医好父亲的病而每天往返于当铺和药房柜台之间，相信被称为名医的骗子到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蟋蟀的悲惨身影。失眠的夜晚，隐隐传入耳中的声音，是自己指望愚蠢的迷信，为了留住父亲的灵魂而在垂死的父亲枕边几乎喊破喉咙地叫着父亲的凄惨叫声。那就是中国民众的模样。如今也没有丝毫改变。圣贤的话被用作粉饰生活，对神仙的迷信流行于世，病人被兜售昂贵的破鼓皮丸而日渐衰弱。中国民众的这种现状要如何是好？出于对这种悲惨现状的愤慨，我暂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洋鬼子，立志学习洋学。我告别母亲，舍弃了故乡。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同胞的新生。不教化民众何以革命，何以维新？而民众的教化，不靠我们学生，又能靠谁？我们必须学习，必须更多、更多地学习。那时我读了汉译本的《明治维新史》，了解到日本的维新思想受到了日本一群兰学者的很大刺激。我意识到就是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一点，日本的维新才取得了那样闪耀的成功。无论如何，首先要靠科学的力量唤醒民众，再引导他们产生对维新的信仰，不然，不论什么样的革命手段都一定会艰难至极。首先是科学。读过维新史后，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似乎摸索到了人生道路。现在的中国应该凭借科学的力量强大，大而言之是要抵御列强的侵略，捍卫独立性；小而言之则是使国民生活富足，促进其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努力。这会是我的天真梦想吗？梦想亦可。我要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奉献一生。我今后的人生恐怕会变得没有任何精彩，十分平凡。但是我要给予所有民众新生的活力，渐渐引导他们对革命的信仰。爱国热情的表现应该多种多样。未必就要马上投身到政治的直接行动中去。我现在必须更多地学习。先学习科学中的医学。少年时那个医生的欺瞒教会了我学习新学问的必要。那时的愤怒让我舍弃了故乡。可以说，自己对新学问的志向，从一开始就和医术联系在一起。在垂死的父亲枕边大喊着父亲的凄惨叫声不总是回荡在耳边激励着自己吗？成为医生吧。据《明治维新史》记载，当时的兰学者大部分是医生。不，也有许多为了学习西方的医术而开始学习荷兰语的人。由此可见，相比于其他科学，先进的医术在日本更被民众渴望。这是因为医学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最紧密的关联。治病是教化民众的第一步。我首先要在日本学医，回国后把那些和我父亲一样被庸医蒙骗只能等死的病人全治好，让他们了解科学的威力，为了让他们能早日从愚蠢的迷信中清醒过来而尽我全力。然后，如果中国同外国兵戎相见，我将作为军医出征，为了建设新国家而不惜粉身碎骨地工作。至此，我第一次具体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但反过来看看自己周围，拱起如富士山的制帽、在市街铁道交通上过度谦让的美德、制造肥皂、犹如乱斗一般的交谊舞练习。到了今年二月，日本气势昂扬地向北方的强大国家俄国宣战，日本的青年奔赴战场，议会全票通过了庞大的战争经费预算，国民忍受着所有牺牲，在每天号外的铃声中沸腾。我觉得这场战争日本会赢。国内这般充满活力，怎么可能失败。这虽是我的直觉，但同时，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羞耻感强烈地袭上我心头。各人或许对这场战争有着各种看法，但我认为这场战争也是基于清政府的无能。如果清政府具备统治自己国家的实力，那这次战争也就不会发生，我无法理解同胞们隔岸观火般漠然旁观的心理。而且，同龄的中国青年们别说奋起反抗了，他们正一如往常地在中国留学生会馆专注于交谊舞的练习。看到这些，我终于下定决心。我要暂时脱离这个留学生群体去生活。或许是因为自我厌恶，一看到自己吊儿郎当的面孔，我就羞愧悔恨得无地自容。啊，我想去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我想要暂时远离东京，忘记一切，一个人专注地研究医学。不能再踌躇了，我去了麹町区永田町的清国公使馆，陈述了自己想去地方医学院校求学的愿望。很快，我就被编入仙台医专。东京啊，再见！被选拔的秀才哟，再见！终于到了离别时，我还是感到寂寞。我乘上火车从上野出发，途经名为‘日墓里’的车站。‘日墓里’三个字正切合我当时的忧愁，我险些落下泪来。之后不久又经过了名为‘水户’的车站，这里是明末义士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我缅怀这位Wandervogel老前辈的悲壮心事，得到了些许勇气后到达了仙台。我听说仙台是日本东北最大的城市，可到了一看，却是个不到东京十分之一的狭小都市。这里人说的话，虽不至于听不懂，但和东京人的口音比起来，语调特别硬，有许多难懂的地方。市中心确实繁华，有着东京神乐坂那样的风情，但就城市整体来说，总感觉有些不够分量，让人觉得其作为日本东北地方重镇的实力稍显薄弱。相反再往北一些的盛冈、秋田一带倒是郁积了东北地区的丰饶实力，但仙台用所谓文明开化的表面威力镇住了它们，感觉像是战战兢兢地君临于此。据说仙台是由一位叫伊达政宗的大名开拓出来的城市，但在日本，却把der Stutzer(17)的做作之人称为‘伊达者’，我有些怀疑这是不是从嘲弄仙台的这种让人意外的毫无意义地自居大城市的浮夸风气开始的。总之，我觉得仙台毫无自信却执着于东北地方第一的面子，拘泥于保持东北地区第一的体面，端着‘伊达之都’的架子。但是，如你刚才告诉我的那样，对于一个从北方腹地一下子来到仙台的人来说，乍一见识这片土地文明开化的豪华绚烂，自然会由衷惊叹、顺服，这也正是仙台的开城之祖政宗公为了傲视整个东北地区而采用政策的目的。而这形成了传统的风气，即使是维新已经过了三十七年的今天，虽然对于自身的内容空洞惶恐不安，但仙台还是无法抛弃田舍绅士的做派。尽管说了这么多坏话，但我对仙台绝对没有敌意。地方产业匮乏的都市大多会在这种可悲的装模作样中生存。因为之后自己将委身于仙台，度过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便不自觉地认真思考起这个城市的性格，并想要列出这样那样的不满之处。不过，这种风气的城市或许反而会是适合做学问的土地。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以后，我的学习就很顺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哪怕是没有任何看点的鸟，如果单独停在一棵枯枝上，那它的姿态也不会太差，而漆黑的羽翼看起来也是熠熠生辉。学校的老师们对我就像是对待重要的客人那样亲切，反而是我诚惶诚恐。对我来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大家这么多的温情。他们肯定是高估了枯枝上的鸟。我在感激的同时，也有着不安，如果辜负了他们的好意那就太过意不去了。同年级的同学们似乎也觉得我很稀罕，早上如果在教室里遇到，大多数人都会对我微笑，坐在邻座的学生会主动借给我刀片还有橡皮。其中有个名叫津田宪治的高个子同学对我的关心尤为热烈，他来自东京府立一中，有些高傲，经常会指出我的一些细节，像是‘领口脏啦，快拿去洗’，又或是‘去买一双下雨时穿的长靴’呀，连服装方面的事也会关照我。最后他甚至来到我寄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不行，快搬来我住的地方’。我寄宿的地方就在米袋锻冶店前丁的宫城监狱署前。不但离学校近，伙食也很好，我非常满意。但根据这个津田君的说法，这个宿舍还兼送监狱囚犯的伙食，所以不行。他再三告诫我说：‘中国留学生的秀才和犯人吃同一个锅里的饭，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面子问题，也伤害了贵国的体面。所以必须尽快搬走。’即使我笑着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但他还是执拗地劝我：‘不不，你其实是客气所以说假话吧，中国人最重视面子了，你说你不介意和犯人同吃一个锅的饭是假话吧，快从这个不吉利的宿舍搬去我那儿。’虽然他说这话时一脸严肃，但内心或许正在笑话我。虽然我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怠慢、拒绝朋友的好意而惹他生气也很没趣，所以我就无奈地搬去了津田君在荒町的寄宿处。
“这次虽然离监狱远了，但伙食就很难说跟之前一样好了。每天早餐都会有把生芋头捣成泥糊状的玩意儿，因为很难下筷而令我十分苦恼。而那位津田先生某天早上来我房间张望，立刻就注意到那玩意儿，还问我为什么不吃这个，他还说那个营养丰富必须吃，还说把它拌在酱汤里搅匀后就成了美味的山药汤，再把山药汤浇到饭上吃就可以了。之后我每天早上就得把它拌进酱汤里搅匀后浇到饭上吃了。那个人虽然不像是坏人，但他那过度的热情让我难以消受。不过，目前而言，除了对津田君的好事有点痛苦外，就再没什么不满。一切都很顺利，或许可以说是很幸福。学校的讲课都很新鲜，我感到自己常年的志向终于能在这里实现了。而其中要数解剖学的藤野先生讲课最有趣。虽然他的课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但即使这样，不知是否因为讲课反映出了这位老师的人格，不仅是我，其他的学生也都听得兴趣盎然。听上一学年因不及格而留级的那群老油条说，藤野先生对衣着不讲究，常常不戴领结就来学校。冬天穿一件盖不住夹衫的旧外套，很是寒碜。据说有次乘火车时，乘务员似乎觉得先生形迹可疑，冷不防地对着全体乘客大喊：‘最近火车上常有小偷出没，请各位留心。’此外藤野先生似乎还有许多有趣逸事。他心气高洁，讲课热情且含义深刻，或许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脱俗风格，班上的那群老油条就对先生嬉皮笑脸，觉得他好对付，先生讲课时，对很普通的事也能‘哇’地大笑出声，教室里总是很闹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先生微微驼着背，两边腋下夹着大小各异的书出现在教室，在把那许多书高高地堆在讲台上后，用十分缓慢的语调说：‘我叫藤野严九郎……’话音未落，那些老油条就哄堂大笑，我不由觉得先生很可怜。但是，这第一次讲课的内容是日本解剖学的发展历史，先生带来的大小各异的书，是从古至今日本人有关解剖学的著作。杉田玄白的《解体新书》《兰学事始》等书也在其中。之后，先生用他特有的缓慢语调，讲述了玄白等人在小冢原刑场解剖犯人尸体时的紧张与不安。最初的那次讲课，像是在暗示并激励我的前途，令我深受感动。如今，我前进的道路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仅此而已。我要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燃起中国维新的狼烟。”
在那个松岛旅馆里，当时二十四岁的留学生——周先生对我开诚布公地讲了上面这些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周先生在那晚独自按顺序就中国的现状以及自己的身世发表了冗长的演讲，而是喝着小酒与我天南地北地畅谈到近天亮，我也多少补充了些我在之后学得的知识，才整理出了上文。总之在那晚听了周先生的交心话，我相当感动。他并不是像我这样仅仅因为父亲是医生，便怀着身为父亲儿子的自己也该当医生这么随便的心情来医专上学。毕竟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这里的人，果然有着相当的内情，心怀坚定卓越的信念，我大为赞叹，对这位异国的人才越发尊敬，想设法帮他完成他的崇高目标，尽管我什么忙也帮不到，但我记得我曾义气顿生。周先生说我很像他的弟弟，而我也只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才会感到从自己的乡下口音中得到解脱的秘密喜悦，可以说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但也没有必要把这种理由一一列举，通俗地说，就是一种“臭味相投”的小小奇迹，或许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偶尔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而，在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岸边，不可思议地缔结而起的两个孤独者之间光明磊落、毫无他意的所谓大大方方的友情，有时候也会遭到阻挠。也许这个世界允许存在两个人之间纯粹而自在的友情，必定有第三者的牵制、猜疑以及嘲笑介入其中。我们在松岛的旅馆里畅谈欢笑，翌日又一起乘火车回到仙台。
“那么明天学校见！谢谢了！”
“不，我才要说谢谢！”
我们彼此感谢这次意外愉快的小旅行后告别。第二天早上，我激动地想着能再次见到这位新朋友，起床的时间早得令宿舍里的人都大吃一惊。我来到学校，但不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教室里，我都没能见到周先生的身影。那一整天，我心情落寞地听着各位先生的讲课。我立志学医并没有周先生那样痛切的目的，所以许多讲课也不会让我觉得特别感激，也体会不到什么新鲜感。那天我还头一次出席了藤野先生的讲课，但并不像周先生极力赞扬的那么有趣的讲课。正好那时藤野先生的讲课已经结束了骨学总论，刚开始讲骨学分论。先生把与人等身大的躯干骨标本摆在一旁，一边仿佛那是亲人骨骼似的温柔抚摩，一边极其恳切细致地讲课，仿佛不让所有听讲的学生都深刻理解就会良心不安。不知该说他负责，还是太过认真，像我这种急性子总觉得他烦琐得让人受不了。之后我才知道解剖学本就是一门烦琐的学问。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向藤野先生那一遍又一遍的热心讲解认输。风度方面，他当时好好地戴着领结，他的脸黝黑而棱角分明，令人感觉严谨，丝毫没有仙人那种超凡脱俗的印象，铁框眼镜后的眼睛毫不大意地睥睨四方。不要说亲切了，我觉得他比任何先生都严厉。尽管这样，教室后面的老油条们还是会像周先生说的那样，会因为很普通的事而突然出声。但据我观察，那是因为这些留级生在听藤野先生这种堪称过度死板的认真讲课时感到有压力，所以才反过来虚张声势，像是在发表“我们这些老兵觉得这种讲课可笑得不行，新生们，不用那么紧张”的示威活动讲话一样，我甚至怀疑这群人莫非在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考试中全部得了不及格，为了怄气才那么无意义地在课堂上捣乱。总之，藤野先生的讲课绝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春风和煦，而是近乎可怜的、正经的、郑重的。不过，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可怜。我这么说，是因为先生在讲课时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也为自己的乡下口音相当苦恼，所以对别人的这种心情能敏感地寄予同情。也因此我才会特别感到可怜吧。先生有着浓重的关西腔，他似乎相当努力地想要掩饰这一点，但是，连外国人周先生都能听出那种有着明显特征的语调，所以他的讲课依然是掺杂着关西腔。这么看来，后来藤野先生、周先生和我三个人结成的那个亲密同盟，或许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是日语不标准人士气味相投的结果而已。虽然这么说感觉可悲，不过这也许是荒唐戏言的推论。当时，我非常在意自己的乡下口音是事实，这也确实成了我和周先生相遇时产生共鸣的一种不体面的契机。正如我不厌其烦、反复强调的那样，我至今都没想过否认这一点。但如今，我也想表明，在那以后我们绝不只是因为这么鄙俗的理由而联系在一起。若要说有其他高尚的理由，那么，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很难用一句话去说明那是什么。总之，虽然“臭味相投”这种说法用在周先生和我这样忽然交心的年轻人身上感觉还很自然，但如果在我们两个人的交友里再加上藤野先生，那再用“臭味相投”这种粗鄙的俗话来解释，似乎就有些词不达意了。事实上，在那之后我们三人的同盟已经超越了日语不正规组或是“臭味相投”这种观念，而成为对某些更为宏大事物的凭信与努力，但我也不是很理解那到底为何物。或有所谓互相尊敬，抑或是所谓邻人之爱，又或者该称之为正义？不不，我隐隐觉得那是更为宏大的，是可以包容这所有的感情的东西。或许，那就是藤野先生常说的“东洋本来之道”，但我不甚明白。虽然我从藤野先生的关西腔引发出一通奇怪的议论，但总而言之，我们后来结成的同盟，并不是日语不正规组。如果仅仅是被看成那样，我会感到非常遗憾。虽然我的能力不足以判断我们同盟的本质为何，或许只能指望将来思想家们的高见了吧，但现在我只要能把恩师和旧友的风貌细致地描写出来就很满足了，放弃得陇望蜀的奢望，继续把这本朴素的手记写下去吧。
那么，之前有写过因为在松岛的奇遇而和周先生结为好友，但这份无忧无虑的友情却不时会被莫名地干扰。这个令人不快的介入者很快出现在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天，我期待去见周先生而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来到学校，但到处都没有看到周先生的身影，而期待的藤野先生的讲课也严肃得几乎可以说是死板，结果那天没有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我感觉有些沮丧。傍晚下课后，正当我无精打采地走出校门口时——
“喂，等等，就是你。”有人叫住了我。我转过身，一个身材很高、鼻子很大、满脸油腻的学生正站在那里嗤笑。这个男的就是我和周先生友情的最初干扰者，他名叫津田宪治。
“我有些话想和你说。”他的语气有些狂妄自大，却没有口音。我想到他可能是东京人，不由暗暗紧张。“能陪我去一番丁吃晚饭吗？”
“啊。”面对东京人，我会极端沉默。
“你答应了吧？”他率先走了起来，“那么去哪儿好呢？东京庵的天妇罗荞麦面太油，不能吃。兄弟轩的炸猪排硬得跟鞋底差不多。仙台这地方没什么好吃的，真愁人啊。要不就顺其自然，随便进哪个小饭馆吃鸡肉锅说不定反而能行。或者你知道什么其他好地方吗？”
“不，啊，我无所谓。”我受制于对方的气势，说话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个奇怪的似乎是东京人的学生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颇为不安，但他对我的心情似乎毫不关心，自顾自地边说话边走在前面，飒爽得仿佛是我的长官。所以我这个乡下人也搭不上话，只能微微苦笑着跟在他后面。
“那么，就去一番丁开拓家新店吧。要是有能吃到香喷喷的蒲烤鱼串的店就好了。不过仙台的鳗鱼筋去得不干净。”他以为自己是美食家，大肆发挥了一番。但四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不知道鳗鱼的筋是什么东西，这个艰深的谜被埋在我心底，至今未解。然后我们就去了被称为“仙台的浅草”的东一番丁，进了他所谓的“顺其自然”的小饭馆，吃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能行”的鸡肉锅。他在我对面坐下后，先递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班会干事，津田宪治。这个头衔很暧昧，完全不知道他是医专的老师兼班会干事还是学生，也不知道他是几年级的班会干事。也许这也是他的目的。由于当时专门学校的学生和现在不一样，在社会上会受到绅士的待遇，所以许多学生都有其所属学校的名片，不过印着这么荒唐头衔的名片实在很少见。
“啊，是吗？”我忍住笑，正要自报家门，“我没有名片，我叫田中……”
“不，我知道。田中卓。H中学来的。你是班里的危险人物，你不是总不来学校上课吗？”
我很生气，只是因为不去学校就被说成危险人物，这太夸张了。这人真没礼貌。我沉默不语。
“那是开玩笑啦，”对方笑着说，“昨天周先生和我详细说了你的事。听说你们在松岛的旅馆不眠不休地聊了一整晚吧？周先生也因此感冒卧床了。那个人有Lunge(18)的倾向，所以不能让他聊通宵这么胡来。”
当时我突然想起来。那晚，周先生曾说过对某个好事学生的过度热情有些为难，我记得那个学生的名字的确是叫津田。搞什么啊，那位山药汤的指导者原来就是眼前这位美食家呀。
“他发烧了吗？”
“嗯，似乎不是大问题，但因为他体质不算很好，反正大概会休息两三天。外国人嘛，我会照顾他的。对了，鸡肉清汤如何？喝酒吗？”
“啊，都可以。”
“肉太老就不好了，索性让他们做成生肉片，那样就稳妥了。”
我不由“扑哧”笑了。因为我发现津田的上腭全都是难看的假牙。我想之所以他会把兄弟轩的炸猪排说成鞋底，还有鳗鱼筋的奇谈怪论，以及把鸡肉拍松的要求，大概都和这假牙有点关联吧。
“真是的，”津田好像误会我在笑其他的事，“味道淡得跟鼻涕似的清汤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农家菜就只有生肉片。”
于是我们就点了生肉片和酒，津田像个牧师似的亲自调制锅底，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说起了奇怪的事：
“你和外国人交往如果不太注意可不行啊。现在日本是战争时期，你可不能忘了。”
“啊？”我愣住了。
“不要说‘啊’，我来自东京府立一中，要说这场战争开始后东京的紧张气氛，那可是这种乡下地方怎么都想象不了的。”他自吹自擂的方式实在很莫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有几千人，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他越说越离谱了，“但是呢，这个留学生问题也得相当慎重地考虑才行。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现在正和北方的强大国家作战，旅顺也没那么容易攻破，波罗的海舰队也要向东洋进发了，这也许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清政府虽然对日本采取了善意的中立态度，但谁也不知道今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清政府自身也在摇摆不定。虽然你们不知道，但听说革命思想如今正在以极其迅猛的势头在中国国内蔓延。肉煮过了，你不吃吗？煮过头变老了就不好吃了。然后呢，那革命思想的活跃先锋据说就是这些留日学生，所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喂，这事你要跟别人乱说我可就头疼了。这话只能在这里说。若要问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中国的内情呢，是了，津田清藏，你不知道吧，他是我叔叔，不可能不知道吧，这地方到底是乡下。这话虽然从我这个自己人嘴里说出来不太好，不过叔叔现在是日本外交界新一代的顶梁柱。你不知道就没办法了。总之，因为有那样一个叔叔，我也成了外国通。啊，这生肉片太糟糕了，生肉片如果不打入很多鸡蛋拌匀就会不好吃。这一定是为省鸡蛋。这不，有种奇怪的乌冬面粉味。这个不行，到底是乡下。唉，没办法。吃吧。话说回来，这个革命思想啊，是秘密哦，只在这里说，你也就听过就好。现在他们的本部就在日本。吃惊了吧？我说得再明确些吧。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了他们的中坚力量。如何，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吧？”
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有意思，我已经从周先生那里听说过中国的革命运动的事，比他那随口说说的“只在这里说”更为详细，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只是模棱两可地应和着这个外国通轻声讲述的秘密，并专心地吃着鸡汤锅。对我这个乡下人来说，并没有感到这个不受好评的生肉片有什么乌冬面粉味，我觉得很好吃。
“问题就在这里。今晚你好好想想这件事。清政府出钱把留学生送来日本，而这些留学生则气焰嚣张地要推翻清政府，这事很奇怪。这简直就像是清政府给留学生研究费是为了让自己倒台。日本政府对这些留学生的革命思想，目前还算是视而不见，但是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却已经在进一步地给这场运动提供援助。你别吃惊。听说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那个名叫孙文的英雄，早就已经藏匿在一个名叫宫崎的日本侠客家里了。孙文，你最好记住这个名字。听说这人非常了不起，有着狮子一样的风采。留学生们对他所说的事绝无二话，绝对信赖。而这个令人敬畏的英杰的顾问就是以那个叫什么宫崎的人为首的日本民间义士。接着就是关键地方了。如果因为日本政府的视而不见，使得革命思想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发展成轰轰烈烈的倒清运动，那么清政府会对日本抱有什么感情呢？若是平时还不打紧。如果要把中国这个有着优秀文明传统的大国从列强的侵略中救出，必须采取革命手段，那就不用对清政府客气。连我都想冲到孙文这位英雄的身边去鼓励他。日本人都有这样的义气。因为大和魂的本质就是义气！但你要知道，现在是日本赌上国运同北方强国作战的紧要关头。如果清政府对日本政府产生了恶意，放弃现在的善意中立态度反而倾向于俄国的话会怎么样？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或许会变得非常艰难。就是这个。听好了，这就是外交的秘诀。一面战争，一面外交。哪里奇怪？认真听啊。这可是国家的重大问题！你从刚才就一个人咕咚咕咚地喝酒，结账的时候没问题吧？我可没那么多钱。你到底带了多少钱？不先做好本国的财政预算，会对战争不利。快点调查好报告给我。”
我取出自己的钱包，看了看里面的钱，报告给了外务大臣。
“好，没问题。有这么些就够了。我也有五六十钱。再喝点儿吧。生肉片我已经够了。来点儿清淡的烫豆腐吧。农家菜里算可以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同他的假牙有些关系。
换了锅，又要了一些酒。
“你可真能吃会喝呀。”我一面呼呼地吹着豆腐吃，一面用单手频频倒酒喝，他恨恨地看着我，“你们在松岛喝得也不少吧？可能这问题问得有些太细，不过是谁结的账？这很重要。”他恢复了刚才的语气。
我放下筷子回答：“一人一半。我是打算全付的，但周先生怎么都不肯。”
“不行。所以你那样不行。以一知万。你最好别和周先生来往了。你弄错了国家的方针。无论周先生说什么，你都应该全部付了。和外国人交往时，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外交官。首先要让他们产生日本人都很亲切的印象。我叔叔他们在这点上煞费苦心。毕竟现在是战争时期。对于各中立国的人，必须用上复杂而微妙的外交策略。中国留学生尤其难对付。他们是中国派来的学生，却在谋划推翻清政府。如果一味惯着他们，就可能带来与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相悖的结果。仅仅亲切是不行的。要以一面亲切、一面指导的领先者态度去面对他们，我认为这才是作为当今的外交官的妙诀。你知道吗，你要注意这一点。不能向对方暴露你的弱点。一起玩的时候，付账一定要全部自己来。必须一直抢先一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也是相当辛苦。前阵子开班会的时候，你好像没参加，以后必须参加啊，那次班会时，藤野先生对我这个干事说了，和留学生来往的时候要小心。”
他的这句话我可不能听过就算，我感觉被藤野先生背叛了。
“不会吧！藤野先生怎么会用那么愚蠢的外交策略？”
“什么愚蠢，不许说这种失敬的话。你个卖国贼。战争时期，第三国的人全都有可能是间谍。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一个不落都是革命派。为了实现革命，他们也可能向俄国求助吧。因此有监视他们的必要。一面亲切，一面监视。为此我还把那个留学生拉到我宿舍里住，在照顾他的同时也照着日本的外交方针做着各种努力。”
“你说的各种努力是什么？太狭隘了吧！”我也是醉得厉害。
“狭、狭隘？你可真会说啊。你就是个卖国贼。不良少年。”他脸色都变了，“无耻之徒！农村也会有你这种不良少年啊。连我叔叔的名字都不知道，真不像话。你再多学学吧！你快留级了！滚吧！把你喝的吃的钱付了，快滚！生肉片和烫豆腐好像都是你一个人吃的。”
我把钱包里的钱全倒在榻榻米上，默默地站起身。
“你还真干啊！喂！”津田两肘撑在盘着的大腿上嚷嚷。
我苦笑了一下。
“再见。”留下这一句后，我走到外面，终究感到没趣。好吧，我明天直接去见藤野先生确认事情的真假。说周先生有可能是间谍，还说我是卖国的不良少年，这可没法忍。我回到县厅后面借宿的地方，在井边洗脸、洗手、洗脚后，心情稍稍爽快了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翌日早上，我干劲儿十足地去了学校，在开课前去敲了藤野先生研究室的门。“请进。”里面传来先生的声音。我毫不迟疑地打开门，屋内洒满了朝阳，先生正在上肢骨、下肢骨、头盖骨等令人生畏的人体骨骼标本的包围下，泰然地读着报纸。他把转椅略微转向我这边后，把报纸放在了桌子上。
“有什么事？”在研究室里的先生比在教室里温和了许多。
“请问，我们不能和第三国的人交往吗？”
“欸，啥？”先生反问道，关西腔脱口而出。
“是周先生的事。”听到先生的关西腔，我不由得微笑了。这回我镇静地说出了要说的话，“昨天有个人告诉我不许和周树人君交往。”
“谁？”
“名字我就不说了。我不是来告那个人状的，只是我听说先生是那样吩咐的，所以来问问是否属实。”
和对周先生一样，对着藤野先生我也能流利地说出想说的话。各种理由我在之前已经絮絮叨叨地写过好几次了，但是，或许最终的原因是藤野先生和周先生的人品。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安心。
“莫名其妙。”先生颇为不满地用力搓了搓胡子，“我怎么可能说那种蠢话。”
“可是，”我噘着嘴，“班会时先生……”我正要接着说。
“啊，是津田君吧？那家伙真冒失。”先生说着笑了。
“那么，那是假的？”
“不，我说了。是我说的。”先生忽然转为上课时的严肃口吻，“那个时候我对津田君说的是：这次我们学校第一次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他一起学习医学，小而言之，是为了让新医院在中国诞生；大而言之，是为了能尽快合力把西洋医学的精髓吸收进东洋医学，从而推动全世界的医学更进一步。所以我希望班会干事要抱有这般热情。我没有说别的。”
“是这样啊。”我松了口气，“战争时期的第三国人有可能是间谍这种话——”
“你在说什么，看看这个。”先生把桌上的报纸推向我，只见报纸最上方写着：
天皇行幸赤坂离宫
出席赏菊会
国内外与会人士共四千零九十二名
这样的大标题。不用读正文我就明白了。
“我们不是应该相信国家之光悠远叆叇吗？”先生垂下眼，心平气和地说，“国体盛德，这种说法也不知对不对，但在战争时期，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忽然改变了语气，“你是周君的好朋友吗？”
“不，虽然还绝对算不上是好友，但之后我想和他友好相处。周先生是怀着比我这种人远大得多的理想来仙台的。周先生为了父亲的病，从十三岁开始的三年里，每一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在父亲临终时，他几乎喊破了喉咙，可他父亲还是死了。他说自己当时的叫喊声至今仍然回响在耳边，从不曾离开。所以周先生想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拯救中国那些不幸的病人。就因为这样，却要说周先生他们是有革命思想的急进先锋，对他要一面亲一面监视，要用复杂微妙的外交手段，我觉得这也太过分了。周先生真的是怀有青年特有的崇高理想。我认为青年不能没有理想。所以，青年要有理想，唯有理想……”我站着还没说完就哭了起来。
“革命思想。”先生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了一句，然后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先生望向窗外，“我认识这么一家人：老大是老百姓，老二是司法官，老幺不太一样，是个演员。最初他们兄弟之间也会吵架，但现在却好像非常尊重彼此。这种事没有理由。怎么说好呢，即使每个人都想开出各自的花，但他们家却是最大的一朵花。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要说那户人家是地方名门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是当地自古就延续至今的人家。而且即使是现在，也依旧受到当地人的信赖。我认为整个东洋就是一个家。各人开拓各自的道路即可。关于中国的革命思想虽然我也知之不深，不过，我认为那所谓的三民主义，是建立在民族自决，不，或者可以说是民族自发的根柢之上的。说到民族自决，虽然会有种事不关己的疏离感，但为了家族兴旺的自发是最值得高兴的现象。我所想的是各民族历史的开化。不是什么事都需要我们去多操心的。几年前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仪式在东京的万世俱乐部举行——虽然这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那时候，近卫笃麿公被推为主席，在审议该会目的、纲领的议程中，革命派支持者与清朝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相对峙各不相让，一时间甚至让人觉得该会会因此决裂。但那个时候，主席近卫笃麿公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主张中国革命的意见也好，支持清朝，防止其被列强分割的意见也好，都是对于他国内政的干涉，作为本会的目的太过无趣。但是，双方的目的都在于保全中国，故本会以“中国之保全”为目的如何？’他这番严肃的发言镇住了全场，两派对此均无异议，于是在全场的喝彩声中该目的获得通过。从那以后，‘中国之保全’成为我国对中国的国策。我们没有必要再说更多了吧？中国也有很多伟人。我们在思考的事情，中国的先觉者们也都在认真地思考吧。这就是民族自发。我很期待这一点。中国的国情和日本有所不同。有人认为中国的革命破坏了传统所以不好，但也可以认为正是中国留存着好的传统，革命的气概才会诞生于传统的继承者。被切断的仅仅是形式。家风，或者说是国风，其传统是绝不会被切断的。看成‘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暗流不论何时都存在于某处。在这根本的道路上，我们所有东洋人都连在一起，可以说是背负着共同的命运。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家人那样，尽管每个人各有所成，但还是会成为一朵大的花。你要相信这一点，和周君积极地交往。不用想得太复杂。”先生笑着站起身，“就一句话的事，不要把中国人当傻瓜。仅此而已。”
上课铃从刚才就已经响起。
“教育敕语里是怎么说的？‘相信朋友’，所谓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其他都是多余的。”
我忍住冲上前和先生握手的冲动，恭敬地向先生鞠了个躬。
先生忽然说：“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来听过我的课吗？”
“啊，”我哭笑不得，“那个，以后听。”
“你是新生吧。反正，你们要互相鼓励。津田君那边我会去说的。看来上次班会我也是多嘴了。今后我也要少说多做。”
我来到走廊，舒了口气，原来如此，所以周先生会称赞藤野先生。先生固然伟大，周先生也很有眼力，我对藤野先生和周先生同样佩服。今后我也要做一个不逊于周先生的藤野先生崇拜者。先生讲课时一定要占好最前排记笔记。周先生今天来上学了吗？我想尽快见到周先生，急匆匆地赶去了教室，但那天也没见到周先生的身影，却看到津田那双令人讨厌的眼睛闪着锐利的光。不过，我已经变得心胸宽大，就微笑着跟他打了招呼。津田似乎也不是那么坏的人。他有些失措，然后也微笑着对我点了点头。不过那一整天，我们都互相躲着对方，没有再谈别的话。放学后，我想去探望周先生，但我既不是很清楚周先生借宿的地方，而且想到要是又被跟他住一起的津田说教一番也甚是无趣，所以就马上返回了自己的寝室。晚饭后我走出宿舍去了东一番丁，因为中村雀三郎一座(19)正在松岛座演出《先代萩》，我又对仙台的《先代萩》是什么样的有些兴趣，就想着随便看看，买了站席票。所谓《先代萩》，众所周知演的就是仙台伊达藩的家族内乱。我想榴之冈附近甚至都有政冈的墓，那这部戏应该从以前起就在仙台大受欢迎。但之后我听人说正好相反，这部戏在旧藩时代是被禁演的。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被解禁，可以自由演出。即使这样，这部戏在仙台市内也不能一直演，有时候就算换个标题上演，每次都会有自称旧藩士的人要求见太夫元(20)，严重抗议即使确实有过政冈这样的烈妇，但这部戏的整体结构都是在损害伊达家的名誉，要求禁演。到了明治中期总算没有这样的事了，但同时仙台的观众来看这部戏也不是因为出于特别的好奇心，而是因为它取材于自己旧藩时期的事件。从那时起，他们就似乎毫不关心这部戏是演哪个地方的事，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悲情戏默默观看而已。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暗想着仙台的观众看这部《先代萩》不知会有多兴奋而期待看到他们的狂热模样，但走进小剧场后却发现观众出乎意料地冷静。而且当时的上座率也就勉强五六成，我一面觉得奇怪，一面感叹到底是大仙台的市民，舞台上正在上演自己地方的事件，他们却能心平气和地观看，这也许就是大都会的气度吧！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时而对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感慨，时而又为了雀三郎饰演的政冈说出“即使这样，还是让人怜爱啊”的悲情场面而哭泣。当我不经意地看向一旁时，却见周先生正站在那儿。他也在流泪。看到此情此景，我就更想哭了。我冲到走廊，一个人尽情地大哭起来，然后擦干泪回到站席，啪地拍了下周先生的肩膀。
“啊——”周先生看到我，边笑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你一直在这儿吗？”
“是的，我从这幕开始看的，你呢？”
“我也是，这部戏里还有小孩演出，让人忍不住就哭了。”
“我们出去吧。”
“好。”
周先生和我一起走出了松岛座。
“我听津田君说你感冒了。”
“真是的，他竟然还跟你宣传，津田君真让我头疼。我就稍微咳嗽了下，他就非要我躺下，然后说我得了Lunge。我一个人去松岛没叫他，他就发脾气。他才是Kranke(21)，是Hysterie(22)。”
“你没事就好，不过，你身体是有些不舒服吧？”
“不。Gar nicht(23)。因为津田君让我躺着，所以我昨天还有今天就躺着看书了。因为实在无聊，我就偷偷跑出来了。明天开始我就上学。”
“是啊。要是什么都听津田君的，说不定真会得肺病。你干脆换个地方住吧。”
“是啊，我也考虑过这个。不过那样做的话，他会寂寞的吧。他虽然有点儿啰唆，但也有坦诚的地方，所以我也没有很讨厌他。”
我的脸红了，或许比起津田来，还是我的嫉妒心更强吧。
“你不冷吗？”我换了话题，“要不去吃荞麦面吧！”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东京庵的门前。
“可能宫城野的更好？根据津田君的说法，这个东京庵的天妇罗荞麦面太油腻，吃不下去。”
“不，宫城野的天妇罗也很油腻吧。不油腻的天妇罗都是冒牌货。”周先生似乎和我一样不是很懂美食。
我们走进东京庵。
“就吃这个看起来很油腻的天妇罗荞麦面吧？”周先生似乎对那个油腻的天妇罗荞麦面很有兴趣。
“好，就那个吧。我预感会出乎意料地好吃。”
于是我们点了天妇罗荞麦面和酒。
“听说你们国家是料理之国，你到日本来会因为吃的东西很简陋而困扰吧？”
“没那回事。”周先生一脸认真地摇头，“什么料理之国，那是来中国玩的外国有钱人传开的。那些人来中国就是享乐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就成了所谓的中国通。即使在日本，被称作中国通的人大都也对中国持有个人偏见。所谓什么什么通的人，其实不过是游离于现实的懦夫。在中国能吃到所谓好吃的中国料理的，不过是中国少数的有钱人或者外国游客。一般老百姓吃得很糟糕。日本也是这样吧。日本旅馆里好吃的菜肴，日本的普通家庭是吃不上的。但外国的游客还是会以为旅馆的菜肴就是日本的家常菜。中国绝不是料理之国。我来东京后，师兄曾请我去八丁堀的偕乐园，还有神田的会芳楼等饭店吃所谓的中国料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菜。我来日本以后，从来没觉得料理难吃。”
“可是那个山药汤呢？”
“不，那个是特例。不过在学习了津田式烹饪法后总算是咽得下去了。好吃的。”
酒上来了。
“日本的戏剧怎么样？有趣吗？”
“对我来说，比起日本的风景，日本的戏剧更容易理解。其实前几天，我就不太能理解松岛的美。看来在风景方面我和你一样……”周先生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不敏感吗？”我说得肆无忌惮。
“啊，嗯，是的。”他难为情地眨巴着眼，“虽然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但不怎么喜欢风景。还有件事我也不擅长——音乐。”
我笑了起来，忽然想起他在松岛唱的那首“云儿哟，云儿哟……”的歌曲。
“那么日本的净琉璃呢？”
“嗯，那个我倒是不讨厌。与其说它是音乐，不如说是Roman(24)。怪我是个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风景和诗歌，我更喜欢大众化的平凡故事。”
“也就是说，与其去松岛不如去松岛座？”虽然我不过是个乡下人，但在周先生面前我却可以轻松地说出类似双关的话，“这阵子仙台很流行无声电影，你觉得如何？”
“那个我在东京也看过些，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学应用在娱乐上是很危险的。总的来说，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健康的，是邪门歪道。快乐是不应该进步的事物。以前在希腊不是有个音乐家因为发明了多了一根弦的新式样的琴而被流放了吗？中国的一本名为《墨子》的书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公输的发明家给墨子看他用竹子做成的鹊，得意地表示‘把这个玩具放到空中可以飞三天’，但墨子却沉着脸说这还不及木工做的车轮，然后就让他扔了那个危险的玩具。我认为那个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有许多快乐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从酒发展到鸦片，中国变成什么样了？我对爱迪生的种种娱乐方面的发明是否也会带来与此相似的结果而不安。我甚至在想，在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而世界被快乐充斥，一个超乎想象的悲惨地狱景象会不会就此展开。如果这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我们一边聊着这种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油腻的天妇罗荞麦面，然后离开了东京庵。当时是谁结的账，自己有没有听从津田的劝告？现在的我对于这些事实已经记不清了。那天晚上，我送周先生到了他在荒町的住处。
月亮出来了，我清晰地记得。同样对风景不敏感的两个人似乎唯有对月影还有兴趣。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周先生静静地说，“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每年一到夏天，我就会出门去母亲的家乡玩，距离从母亲的娘家坐船一里不到处就搭着演出社戏的戏台——”
太阳下山后，乘着乌篷船驶过豆麦田之间的河道，没有大人，只有一大群孩子去看热闹。船也是由年龄相对较大的孩子轮流划。月色朦胧在河的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兽脊，远处似乎有渔火闪烁，又不知从何处传来忧伤的横笛声。戏台就搭在河边的空地上，周先生他们把船在河里停下，从船上眺望着五光十色如梦似幻的小戏台。台上，有个长胡子的豪杰背上插着四张金线织花的大旗，他舞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在打仗。小旦出场了，咿咿呀呀地尖声唱着，忽而身着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过了一会儿船返航时，月还没有落，河面越发明亮。回望戏台在红色的灯火光中就宛如火柴盒般大小，很是热闹。
“月色好的夜晚，我常常会想起这件事。这算是我唯一的风流回忆吧。哪怕是我这样的俗人，一旦沐浴在月光下，也会变得有些sentimental(25)。”
从翌日起，我几乎一天都不落地去学校。只因为我想见周先生，想和他聊各种事，我就令人吃惊地一改往日作风。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却一反津田的预言，不但没有留级，而且看着还能从学校毕业，仔细想想，这真的全是周先生的功劳。不，是周先生和另外一个人。我想也可以说是我对藤野先生的思慕之情使得我能够奋起，并从留级生的不体面中拯救了自己。
自那个月夜过了四五天后，我记得是仙台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我在放学路上把周先生拉到了我的宿舍，我们坐在被炉旁，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聊着各种事。然后周先生的脸上浮起微妙的笑容，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递到我面前。我一看，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笔记。
“打开看看。”周先生笑着说。
我翻开后瞪大了眼。每页都被红笔细细修改得一片鲜红。
“改得真多啊！谁改的？”
“藤野先生。”
我一惊，似乎明白了那天藤野先生自言自语的“少说多做”的意思。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以前。差不多是从讲课第一天开始。”
周先生更加详细地解释说，藤野先生最初的讲课是解剖学的发展，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记得是在星期六，先生的助手来叫周先生去研究室看看。只见先生像往常一样在一群人骨的包围下，微笑着问他：“我的讲义你能记下来吗？”
“是的，我打算尽量记下来。”
“记得怎么样？把笔记拿来给我看看！”
周先生把笔记拿去后，先生就把笔记留了下来，过两三天后再还给他时说：“从今以后，每周都把笔记拿给我看。”
周先生打开先生还给他的笔记后吓了一跳。笔记里从头到尾都加了红笔字，不仅把许多漏记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地填好了，连语法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了。
“从那以后，每周都这样。”
周先生和我沉默着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学习吧！无论有什么事，都要出席藤野先生的讲课。就这样，在不被人知晓的人生角落里，少说多做的默默的小善，不正是这个世界上珍贵的宝石吗？这么一件小事，却让我这个区区的旁观者被感化，此前那只怠惰的鸟自那以后也开始孜孜不倦地去学校，还因此顺利拿到了行医资格证。可以说，正因为此，我才能像现在这样继承祖辈的家业吧。
在那之后，藤野先生始终默默地亲手修改笔记，但在我们第二学年的秋天，因为这个笔记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不过那是后话了，总之，从明治三十七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对我都是最有干劲的时期。日本要对旅顺开始总攻击了，国内也极度紧张。我们这些学生有时为了防止货币外流，不穿羊毛衣服改穿棉服，有时要批斗戴金边眼镜的人，又或是举办一种自称战前生活的忍耐会，还不时举行黎明前的雪上行军。日本国内情绪更加高涨，已经迫不及待要攻陷旅顺了。
终于到了明治三十八年的元旦，旅顺陷落了。二日，手持旅顺陷落号外的仙台市民沸腾了。赢了。赢了。不知是恭喜新年还是恭喜胜仗，人们动不动就说着：“恭喜了！恭喜了！”甚至会出门去平时不大亲近的人家里玩命似的喝酒。四日的晚上，青叶神社院内点燃了大片篝火。五日是仙台的祝胜日，这天早上十点，以爱宕山上的一声礼炮为信号，全市工厂的汽笛一并响起，市内各派出所的警钟以及社寺备用的梵钟、钲太鼓，好像要把一切都敲碎似的。同时市民也都纷纷来到户外，各顾各地敲着金属盆、白铁罐、大鼓，然后一起大喊万岁，好一派全市轰鸣的壮观景象。那晚还有各学校联合的提灯队伍，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个提灯、三根蜡烛，我们一边在仙台市里结队游行，一边高喊万岁、万岁。异国的周先生似乎也被津田强行拉出了门，他和津田并肩提着灯笼漫步。我和津田虽然并没有不和，但自那次以后关系总不和睦，即便是在教室照面，也只是互相轻轻地点个头。从来都不曾毫无隔阂地说过话。但只有在那个晚上，我极其自然地对津田说：
“津田先生，恭喜。”
“是啊，恭喜。”津田也是心情大好。
“很多事都失礼了。”我立刻顺便为平素的疏于问候道歉。
“不，我才该道歉。”外交官的外甥毕竟老练圆滑，“那天晚上我醉过头，错得很离谱。之后我还被藤野先生批评了。”
“什么事？”周先生插嘴。
“没什么，津田君请我吃了生鸡肉片还喝了酒。”我模棱两可地岔开话题。
“不止如此。”津田君说到一半，语气忽然变了，“你什么都没对周先生说吗？”
“是的。”我点了点头，用眼神示意津田什么都别说。
“是吗？”津田大声说，“你这家伙真不错。虽然向藤野先生告状的事很下作，不过那是我的错。好吧，喝酒！今晚我们三个再去吃生鸡肉片吧！万岁！”津田好像已经有些醉了。
那一晚，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如何，战争都必须取得胜利。只要能赢就好。津田所谓的外交上的深谋远虑什么的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津田也是个有着忧国之心的好青年，这点并没有变。那天晚上，他用小得周先生听不见的声音向我坦白，他在两个月前就听说了波罗的海舰队出发在即的消息，因为太过担心如果日本还没有攻下旅顺，那个舰队就来袭，所以看每个人都觉得很可疑，他认为周先生一个人悄悄去松岛，可能是作为俄国的间谍去测量松岛湾的深浅，并企图把俄国的舰队引来这里消灭整个仙台市。总之，他因为总不攻陷旅顺而急火攻心，才会在那晚乱发脾气，对我说教。我听到他说的这些以后虽然大大震惊了一番，但这已经无所谓了。战争赢了，所以无所谓了。所以战争绝对要胜利。战况一旦变得不利，就连相信朋友都会变得困难。民众的心理从来就是那么不可靠。小而言之，是为了防止国民日常伦理道德的动摇；大而言之，是为了发扬藤野先生所谓的“东洋本来之道义”，因此，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战争都必须赢。这一晚，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
旅顺这个要塞陷落后，日本国内就像开启了天岩户一般越发明亮——虽然这个比喻有点夸张。那年的新年御歌会上天皇曾有云：
富士山巅上 朝阳逐向落霞晚 于晴空悠然
那时的日本好像已经打败了俄国一样。这年正月末，专制统治下的俄国爆发了内乱，俄国败象越发浓厚。日本军队势如破竹，接连在三月十日、五月二十七日取得了日本国民无法忘记的陆海军的决定性大胜利，国威辉映四方，国民也意气冲天，但这次日本的大胜利却给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带来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强烈冲击。
周先生来到日本，曾直觉横滨与新桥之间的窗外风景具有世上独一无二的清洁秩序，曾认为东京的女人们用红色带子扎起衣袖、头戴崭新的白色毛巾，用掸子掸朝阳照射下的拉门的可爱姿态正是日本的象征。在那家松岛的旅馆里也曾预言：日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国内这般充满活力，怎么可能失败。但这次的胜利恐怕比周先生预想的辉煌数倍，我认为当他看到展现在眼前的胜利时，方才对日本不可思议的力量瞠目惊叹。以旅顺陷落为界，周先生似乎开始重新研究日本。据周先生所言，那时中国青年来日本学习，绝不是因为倾慕日本固有的国风、文明，只不过是因为能在邻国经济、有效地学习西洋文明，是出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才选择了日本。起初周先生也是抱着这种打算来日本的，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国家出乎意料地紧张，尽管他预感到这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但在当时看到世界一等国家俄国也被日本堂堂正正地降伏后，他似乎认为只是知道有某种东西还不够，这次他不仅读了汉译的《明治维新史》，还直接收集购买了各种日文原版的历史书认真钻研，就好像是要对自己迄今为止的日本观做重大修正。
“日本具有所谓的国体实力。”周先生叹着气说。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发现，可是，我却忍不住想要在这本朴素的手记中倾全力大书特书。受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的刺激，周先生发现这对他医学救国的思想造成了深刻的打击。我认为这是他不久后改变其人生方向的根由。他开始说：“明治维新绝不是由兰学者推动的。”维新思想的源流还是国学，兰学只不过是在路旁盛开的珍奇花卉。在德川幕府二百年的太平盛世里，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文艺，随着文艺的发达，触及先祖文艺思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并对其展开了认真的研究。同时，德川幕府渐渐进入政治上的疲惫期，对内不能救百姓于贫穷，对外不能抗衡诸国之威吓。日本国正面临崩溃危机的千钧一发之时，研究远祖思想的研究家们一起站了出来，指出了救国的大道：国体自觉，天皇亲政。天皇的祖先最早开创了国家基业，经过神话时代传位于神武天皇，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尊来治理日本是真正的姿态，这样的自觉成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将军庆喜公认识到若不依天公地道便无救国之法，他最先自愿对天皇表示了恭顺之意，德川幕府历经二百多年，封建大名们也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领地奉还天皇。日本的强大就在于此。即使走上歧途，一旦国难临头时，他们就会像雏鸟赶到老鸟的周围一样，舍弃一切，归奉天皇。这正是日本国体的现状，是人民的本能。当这种精神流露时，无论是兰学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会像遇到大暴风的树叶一样被轻易吹飞。日本的国体实力着实令人生畏。听了周先生的这番叙述，我内心非常激动，泪水莫名地流个不停。我重新坐正，问周先生：
“那么，你是说日本具有超越西洋科学的东西？”
“当然。你身为日本人问这种问题真是没出息。日本不是战胜俄国了吗？俄国是科技先进国，一定拥有许多应用了最尖端科学技术的武器。旅顺的要塞也是凭借西方科学的Essenz(26)建造的吧。但它不是被日本军队几乎徒手攻陷了吗？对外国人来说，或许难以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即使是中国人也不明白。总之，我想再进一步研究日本。日本有许多让我感到津津有味的东西。”他说话时带着爽朗的微笑。
那时，周先生常常毫不见外地来我住的县厅后面的宿舍玩，一向沉默寡言的我，还没来得及对房东一家人打开心扉，周先生便已经先和那家人亲密起来了。那家人并不是经营宿舍的，一家三口分别是中年木工、木工老婆以及十岁左右的女儿。借宿的只有我一个。因为木工喝酒，夫妻二人常常吵架，但和周先生在荒町的那个有许多借宿者的小旅馆比起来，我这里还有那么些家庭情趣。对于当时正热衷于研究日本的周先生来说，这个贫穷的家庭好像也成了他好奇的对象。他主动和那家人套近乎，特别是和那个十岁左右的皮肤黝黑、不怎么好看的小姑娘关系很好。有时候他会给她讲中国的童话，有时候让那个小姑娘教自己唱歌。有一次，小姑娘要给战地的伯父寄慰问信，还请周先生帮她修改。周先生对这个天真无邪的请求很是欢喜，还把信给我看。
“写得真好啊！哪儿都不用改。”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品读那个小姑娘写的信。
那是一封很普通、丝毫不出奇的信。
“去年久疏问候！听闻伯父在连月亮都会冻僵的西伯利亚平原上俘虏了俄国人，还加入了敢死队，众人皆说您还如往年一般积极进取。今后也请保重身体，为您祈福，再会。”
周先生首先很中意“月亮都会冻僵的西伯利亚”这句，虽然周先生说自己不太会被景色打动，但唯独对月亮似乎并不怎么讨厌。而最让周先生感叹的，是贯穿在这短信中的鲜明忠义的赤子之心。
“写得明明白白！”周先生得意扬扬地说着，好像自己立下了什么大功劳似的。“毫不犹豫，说得痛快，‘为天皇陛下尽忠’，说得很干脆吧，简直就是naturlich(27)。日本人的思想全都被einen(28)在‘忠’这个观念上。此前我一直以为日本人是否没有哲学，但是否可以说，‘忠’这个einheit(29)哲学从很久以前就被日本人fleischwerden(30)了呢？这种哲学因为被太过purifizieren(31)，反而就察觉不到了。”和平时一样，他一兴奋就会一边冒德语一边感慨。
“不过，忠孝思想不是从贵国传来的吗？”我故意泼他冷水。
“不，不是的。”周先生当即否定，“你或许知道，中国的天子不是万世一系的。从尧舜禅让开始，夏朝在四百年十七代到桀王时，被成汤放逐于南巢。这也可以算是中国武力革命的渊源吧。自那以后就不断重复着对帝位的巧取豪夺，虽然每次都是不得已的operation(32)，但新登基的君主似乎总会于心不安，基本都会说些辩解之词。‘忠’这个观念，被奇妙地放在了一个复杂而暧昧的位置，取而代之的，这么说或许有些奇怪，‘孝’却被大力提倡，并以此作为治国之本，还出现了企图将国民的伦理观统一为‘孝’的倾向。所以，可以说中国所谓的‘忠孝’，这个‘忠’仅仅是起了‘孝’的接头语的作用而已，主格其实是‘孝’。但是，‘孝’原本就被灌入了政策上的意义，是被鼓励的道德。统治者极度地利用这一点，将反对自己的人冠以不孝的罪名后杀死，所以‘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而被统治的人也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不孝的罪名被杀，于是终日战战兢兢，夸张地孝顺父母，像是做给别人看，最后才会有‘二十四孝’那样愚蠢的传说在民间流传。”
“不过这话你也说得过头了。二十四孝在日本是孝道的典范，并不愚蠢。”
“那么，二十四孝是什么和什么，你全都知道吗？”
“虽然我不是全都知道，但我小时候听了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鲤这些以后，是真的很尊敬那些孝子。”
“嗯，那些故事虽然还行，但你不知道老莱子的故事吧？老莱子到了七十岁还婴儿似的向他年近期颐的双亲撒娇的故事。你不知道吧，他撒娇的方式可细致了。他经常穿着婴儿穿的花衣服，‘咚咚’地摇着拨浪鼓，绕着他那年近期颐的双亲爬来爬去，嘴里‘啊、啊’叫着逗父母开心。这个故事怎么样？我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到的，那本图画书画得匪夷所思。七十岁的老人穿婴儿的花衣服摇着拨浪鼓的画面太丑恶了，根本无法正视。他的双亲看到他的样子真的会觉得可爱吗？我幼时看的图画书上，那年近期颐的双亲满脸无趣，犯愁地看着那个七十岁蠢儿子的狂态。是的，那是wahnwitz(33)。这根本就不正常。另外，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叫郭巨的男子非常贫穷，常为自己不能让老母吃饱饭而苦恼。郭巨有妻有子，孩子三岁。有一次，他的老母——三岁的孩子应该叫她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吃的分给了三岁的孙子一点点，郭巨很惶恐。老母的饭本来就不够吃，现在自己三岁的孩子还要来抢她的饭，结果就变成他不得不把孩子给埋了。那本图画书上有这么一幅画：那个将被活埋的三岁小孩被郭巨的妻子抱在怀里咯咯笑，郭巨在旁边满头大汗地挖坑。自从看到那幅画以后，我就对自己的祖母敬而远之了。因为那时我家家境正渐渐贫穷，万一祖母给我吃个点心什么的，我父亲一惶恐就说‘不得不把这孩子给埋了’，岂不是很吓人吗？突然之间，我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学先生们的苦心教诲就全落空了。倒是只有反效果。日本人很聪明，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二十四孝作为孝行的典范。你这是在说客套话。我最近在休闲馆听了二十四孝的落语。讲的是一个人，想要孝敬母亲，于是问母亲想不想吃竹笋，母亲回绝说自己牙不好，实在不能吃。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很聪明。不会被愚昧的说辞蒙蔽。所谓文明并不是让生活方式变得时髦。总是保持清醒才是文明的本质。要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能被称为有教养的人。日本人继承了祖先传下的良好教养，并本能地撷取、吸收了中国思想的健全部分。在日本似乎认为中国盛行儒教文化，但道教文化在中国才是根深蒂固。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他们迷信长生不老。但是在日本，根本就无人理睬不老不死的神仙之说。人们仅仅把它当作笑谈。‘神仙’这个词简直就被当成白痴、疯子的代名词。因为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上，所以不需要神仙和二十四孝。‘忠’就是孝行。前几天我们一起看的戏里，政冈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尽‘忠’，却没有教育孩子要对母亲尽‘孝’。但因为‘忠’就是‘孝’，所以那样就可以了。日本人看那出戏时会哭。但‘仙人’和‘二十四孝’则被编进落语当成笑料。”
“不，也不是。”我内心无法平静，既惊且喜，“因为日本人说话刻薄。我们并没有蔑视贵国的教条，不过这种辛辣嘲笑别人的毛病是不对的。”
“不，日本人说话恶毒仅仅是在气势，实际上反而是淡薄的。‘辛辣’这个词并不适合。在中国有‘他妈的’这样的脏话，这种才是真正的辛辣。这是很过分的话。因为太过下流卑劣，我都不想说它的意思，恐怕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民族能发明出这么致命的脏话了。单就这点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他妈的’是什么，不过，我觉得中国排世界第一的东西不只那一个，我想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种直觉，但我实在认为在贵国流传着超乎我们想象的伟大传统。你把贵国说得那么不堪，但藤野先生说过‘中国保存着良好的传统，所以反抗者会出现在那传统的继承者中’。我听着你对中国的批判，却反而感到中国的从容。中国绝不会灭亡。只要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中国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等大国。”
“别捧我了。”周先生苦笑道，“中国要是像现在这样可不行。绝对不行。什么从容，只要还有那种得过且过的自负心理就不行。日本人全都卷起了袖子，有志向，很认真。中国必须学习日本的这种态度。”
那时，我经常会像这样和周先生进行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很激动地打算等这学年结束放暑假了，就去东京，向留日学生们阐明他发现的神之国清洁且直截了当的一元哲学，并以此来启发他的同胞。很快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则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整整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当我在仙台再次见到周先生熟悉的面孔时，心里却“咦”了一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疏远，但他的目光变得有些犀利，即便是笑，脸上都带着冷冽的阴影。
“东京怎么样？”我问他，他却露出奇怪的苦笑。
“在东京大家都很忙，电车轨道一天比一天向着四方延伸，那就是如今东京的symbol(34)吧。到处都动荡不安、吵吵闹闹。还有，因为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正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听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怎么看？反响如何？”
周先生忽然拧起了脸，仿佛突然牙痛一般：“这个……因为太忙了，我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本质是单纯明朗的，可我的爱国心却是复杂灰暗的，不，或许也没到这样？总之我有许多事搞不懂。太难了。我什么都不明白。”他冷冷地微笑，“不过，现在有不少日本青年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吃了一惊，各国的文学书籍都有现货，日本的年轻人热情地选购着，感觉像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学他们，买了些书带回来。接着我也打算研究下，不要输给他们。我的竞争对手是那样的东京年轻人。那些人正因为某个新的世界而erwachen(35)。这就是我对东京的感想。”
此后讲课一结束，周先生就立刻回自己的宿舍，几乎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津田罕见地来到了我的住处，他神情古怪地说：“喂，发生了件麻烦事。”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写着周树人先生，寄信人则是直言山人。我有些无语，这真是个蹩脚的匿名。然后我皱着眉看了信的内容，文章的内容更为蹩脚，字迹也很潦草，总之就是一封散发着恶臭的肮脏书信。信里先是大大地写着：
你悔改吧！
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一直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一般装腔作势的语句。接下去则是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那“直言”絮絮叨叨、颇为难懂，大意就是：你卑鄙，你事先让藤野先生泄露给你解剖学的考题。证据就是你解剖学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的记号。你不配及格，你悔改吧！
“这是啥？”我正想撕了那信。
津田连忙说着“等等、等等”，飞快地把信从我手中抢了过去：“这可是大事。接下去我还想和你好好商量。这实在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我得喝点酒。这屋子里有酒吗？”
我苦笑着去问借宿家庭的人是否有酒。女主人回答：“酒今晚被丈夫喝了，不过还有啤酒。”
“啤酒行吗？”我问津田。
津田露出稍显悲痛的表情说：“啤酒？吹着冷风喝啤酒真是蠢透了，好吧。没关系。拿来吧。”
津田一个人咕咚咕咚喝着啤酒。
“哇，真冷啊。秋天的啤酒，真够呛。”他喊着，打起了冷战，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起这件事的重大性。因为嘴唇青紫，全身哆嗦的演讲竟也营造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凝重气氛。
“这是国际问题。”他说话一如既往地夸张，“这件事看似是周先生一个人的事，但其实不是。现在中国留学生分布在日本各地，人数已接近一万。也就是说，在周先生的背后有一万名中国留学生在待命。周先生一旦发怒，这一万名留学生势必站起来声援。到那时，仙台医专自然会名誉受损，而我国的文部省、外务省也必须向清政府道歉。这确实会给中日亲善外交留下一大污点。你对这件事怎么看？”虽然他是这么说的，不过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敷衍地听过算过。
“周先生看过那封信了吗？”
“看了。今天我们一起从学校回去时，这封信已经寄到了宿舍。周先生从柜房拿了信后很随意地塞进了口袋走上楼梯，但这个时候我突然福至心灵，于是叫住了他：‘等下，刚才的信就在这里拆了吧。’周先生在走廊上站定，默默地拆了封。他稍微看了一眼，就想要撕掉。”
“就是啊，这么肮脏的信，谁都会想撕掉的。”
“哎，别这么说。我突然拿过那封信看了看，哇，终于动手了啊。”
“怎么，你不会是认识这封信的寄信人吧？”
“没什么好瞒的，我认识。就是矢岛那家伙。那个landdandy(36)。”
被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一件小事。那是在藤野先生的课上。先生一进教室，班会新干事矢岛马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写下了“明天开班会”的通知，然后又加了句“请全体悉数出席，切勿遗漏”。还在“漏”字上画了两个圈。接着就有五六个学生哄笑起来。我没想太多，以为他是因为开班会人总是不齐，才特意强调“切勿遗漏”的。但那其实是矢岛拙劣的讽刺。因为藤野先生和周先生都在场，所以他才会耍这种卑鄙的伎俩想要暗中讥讽“泄露”考题。察觉到这一点，我当下就怒了。
“去揍他吧！”我只是单纯觉得不能姑息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在我平凡的六十年人生生涯里，真的让我想要揍人的就只有那一次。我现在就想连夜去他家揍他个痛快。我之前就很讨厌这个留有大胡子的矢岛。他来自不知是仙台东北学院还是别的基督教学校。虽然或许并不是这个原因吧，不过若借用周先生的话来说，那他就是伊达藩的der Stutzer(37)。如果按照津田的话，那他就是个土绅士，差不多是这种惹人厌的狂妄自大的男人。起初他在教室里还挺老实的，之后因为他开始自称父亲是仙台的大财主，还仗着父亲的权势在颐指气使，不知不觉就成了班上的老大。在这次新学年班会干事改选中，他踢掉津田当选为新干事。虽然我不赞同从东京、大阪来的学生把东北看成乡下的轻蔑态度，但也不认同东北本地的学生反过来暗中串通起来打击报复的倾向。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东北人，所以在看到农村人那种世故的复仇心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厌恶，所以比起东京、大阪的学生，我更厌恶本地的学生。
“不能揍，那可是私斗。”津田见我开始兴奋，忽然表现出十分镇静的态度，“对方不只矢岛一个，还有许多捧他臭脚的乡巴佬。我在想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纠正一下他们的排他思想，我们不都是绅士吗？还是打思想战吧！”
“但是津田先生，我也是乡巴佬。”不管是用在什么场合，我都觉得“乡巴佬”这个词很刺耳。虽然地头蛇矢岛也是个无趣的人物，但是，用这个词的东京人津田的心理也谈不上有什么高尚，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觉得他们半斤八两。
“不，你不同。你绝不是乡巴佬。你呀……”津田的表情有些困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想说你像城里人。”他越发词穷，“是了，你是中国人！没错，你就是那样。”
我怔住了。
“所以你才会被同为东北人的矢岛他们敬而远之。”津田煞有介事地说着，“也就是说，你现在和周先生是一样的。虽然我绝没有这么想，不过班上都评价说你的脸长得像中国人。你呀，也确实不应该只和周先生一个人交往。班上的人在背后都把你的名字‘田中卓’叫成‘でんちゅうたく’（田中卓的一种类似中文的发音），而你却不知道。怎么样，你的名字变成了田先生。很不愉快吧？”
我倒是不太在意这种事。但即使迟钝如我也渐渐明白了为什么津田要把这次的事扯到我头上，还搬弄叫嚣着支离破碎的迁怒之词。津田终究还是不甘被矢岛抢走了班会干事的名誉职称，所以这个忧郁失意的小政治家一定是怀着——借此机会把矢岛的信闹成大问题，逼矢岛辞去干事职务，自己就可以再次和之前一样光明正大地炫耀印着头衔的名片——令人同情的企图来找我的。首先要煽动与周先生关系最好的我，我一激动就会像以前某次那样报告给藤野先生，这样一来，藤野先生就会错愕地叫来矢岛，大声训斥并剥夺其干事的光荣职务。我甚至怀疑他莫非梦想着事情可以这么一步步发展，才会这么大吵大嚷。这么一想，我终于感到了扫兴。
“为什么你从以前就知道这种种事端，却不向矢岛他们证明周先生的清白呢？”我噘着嘴问他。
“那是因为即使我说了也没用。他们认定我也是和周先生一伙的。我、你、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这四个人目前差不多就像是被告。简直岂有此理。连藤野先生的人格都怀疑，真是太过分了。所以怎么都得团结起来制订对策。总之你明天就去向藤野先生告状，我之后再去集合其他同伴。”
到底还是和我怀疑的一样。我感到很不痛快，想去揍矢岛的想法也全没了，我只想尽快摆脱这些愚蠢的政治斗争。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我的心情冷淡而顽固，“我明天会为此去藤野先生的研究室，在先生做出指示之前，能请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封信的事吗？”
“为什么？”津田的嘴拧成了一个“へ”字，他瞪着我问道。
“不为什么。”我努力微笑，“总之，集合同伴的事能等两三天吗？不然，我就是你的敌人。”
此刻我只是同情周先生。还有在周先生的学习上花了大力气的藤野先生也很可怜。我关心的就只有这些，其他无所谓了。
“是吗？”津田恨恨地扭向一边，“看来你不信任我。”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与你为敌，还对藤野先生说很多你的坏话。”
“那，岂非，很不讲理！”
“不讲理就不讲理。因为是敌人。怎么样，你能答应我吗？”我顺势逼他。
津田不情不愿地点了头。
“东北人真难对付。”他小声地说。
翌日，我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扼要地汇报了这件事。
“津田君也很愤慨，他说要等待先生的指示，希望能帮上忙。”我在传达的时候美化了津田的胸怀，当然也完全没有提矢岛的名字，只是请求藤野先生能为了周先生而消除这些误解。
“什么消除不消除的……”先生的笑容出乎意料地从容，“周君的解剖学是不及格。但因为其他学科的分数高，唔，才取得了那样的成绩。周君是第几名？”
“不清楚，六十名左右吧。”我们从第一学年升入第二学年时留级生多到异常。同一届学生里有三分之一，大概五十人都惨遭留级，我和津田也都是在八九十名的危险位置勉强及格。身为外国人的周先生却能够到六十名，是因为他聪明用功，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他理所应得的成绩，但对于不太了解周先生的人来说，说不定就会觉得这个六十名很可疑。特别是那些留级生，他们忽略自己读书不用功，而想着挑进级生的毛病，很难说周先生不会因此而被当作全体进级生的牺牲品，成为众矢之的。
“六十名吗？”先生似乎对这个六十名不满意，“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成绩啊。不更加努力学习可不行呀。总体来说，上学年你们的解剖学没学好。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如果没有学得很扎实，说不定有你后悔的时候。就是因为彼此怠惰，才会发生像这次这么愚蠢的问题。但若是互相鼓励，一起学习的话，既不会有误解，也不会有嫉妒了。所谓‘和’，绝不是消极的东西。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在《中庸》里也有写过吧。‘和’是天地跃动的姿态。是已经拉到紧绷的——”先生做出把弓拉成满月形的姿势，“嗖地射出的箭矢毫无差池地正中靶心，发出‘砰’的明快响声。那种感觉就是‘和’。发而皆中节。这个‘发’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要学习。有句话叫‘以和为贵’。所谓‘和’，并不是指要和乐地玩在一起，而是‘互相鼓励，一起学习’，这才是‘和’。你似乎是周君的好友，但他为了向中国传播新的学问才特地来到日本学习，所以你必须大大地鼓励他，忠告他要取得更好的成绩才可以。虽然我也有各种忧心，但第六十名太不像话了。他必须是第一、第二名。日本在古代也有学生去唐宋学习，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多方关照。现在日本必须回报当时的恩情，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教给那边的人。可是周围的日本学生们却只知道玩，一点儿也不学习，难得周君他们抱着高远的志向来到日本，却也会被卷入其中而懒惰。如果你真的是周君的好友，下次我来给你们两个人出研究thema(38)也成。裹足的Gestalt der Knochen(39)之类的怎么样？可能的话，最好是周君有兴趣的主题。但是，我现在手头也没有modell(40)，会不会很难？总之，必须让周君对医学更有pathos(41)。周君最近不太有精神吧？他是不是讨厌解剖实习这些？中国人对leichnam(42)有其独特的信仰，他们似乎不火葬，基本都是土葬。就好像《中庸》里也有写的‘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那样，他们对死后的鬼魂十分敬畏。或者，周君最近消沉的原因是我们对待leichnam毫不讲究，所以他对医学也感到了厌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这样告诉周君。日本的kranke(43)非常乐意自己死后能对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如果知道不久后还能对中国起到作用，甚至会感到光荣。你就这么说，给他勇气。要是做个解剖实习就变得脸色发白，那将来连个小operation(44)可都做不了。”先生一个劲儿地讲着周先生的事情。
“那么，信的事要怎么办？”
“那个完全不用在意。不过如果因为这件事而让周君讨厌学校就不好办了，所以你要好好安慰他、鼓舞他。虽然信的事置之不理就可以，不过如果津田君多嘴多舌把事情闹大也很无趣，唔，我去跟干事说，让他们找出写那封信的人。不必向我报告是谁写的，不过写信的人自己去周君那儿，仔细翻看笔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坦诚地与周君和解，这样就可以了吧？这次的干事是矢岛君吗？”
正因为那个干事就是写信的人我才为难。不过我又想到先生偏偏派矢岛去找写信的人也颇为讽刺，说不定会出现很有意思的结果。
于是我就说：“嗯，是的。那么就请您去对矢岛君说吧。”我快速转过身，背后又传来先生的叮嘱：
“不只是周君，你们大家也都要更加努力学习！各人自发，方可称为‘和’。”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给周先生的内心造成了多大的冲击。那段时间周先生的态度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所以即使是在学校里碰上，彼此也只是微微一笑，说一些“你好吗”“嗯”之类十分懦弱的、不痛不痒的问候，像藤野先生叮嘱我的那些安慰激励的话一句都没能说出口。而且如果我冒冒失失地说了这些话，结果反而让敏感的周先生尴尬也很没意思，所以我假装对笔记灾难一无所知。
然而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周先生把头埋在外套里，全身雪白地来到了我的住处。
“来，快请进，来。”我因为周先生久违的来访而激动，飞奔到玄关去欢迎他。而周先生却莫名地犹豫。
“可以吗？你没有在学习呀？不打扰你吗？”他表现出从没在我面前露过的胆怯而客气的态度，我几乎是把他拽进了房间。
“我刚去了那边的美以美教会，回来的路上感到实在太寂寞了，所以就顺路过来看看，没有打扰到你吧？”
“没，我差不多总是在玩。不过，你说去教堂，这又是怎么了？”
周先生和我一样，对基督教的邻人友爱怀着敬意，对于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宿命的尊敬也没有落于他人。但是，他不怎么喜欢教堂里职业牧师那伪善家一样的悲怆表情，以及往来于教会的青年男女的做作态度，所以即使仙台市内分布着许多教堂，他都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认定，那些无论如何都想要做出像是基督教徒举止的基督教徒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他甚至说过就好像中国的儒学先生们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样，基督教的教义也因为外国的牧师们而堕落。然而，他却说他去了美以美教会。
周先生有些腼腆。
“不是，我最近是kranke(45)，所以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成了einsam(46)的鸟。但是，那个时候好开心的吧，我们一起在松岛过夜，燃烧着幼稚的气焰……”说到一半他垂下了眼，钻在被炉里沉默了片刻，才又忽然抬起脸，“实际上，昨天矢岛先生来我住的地方向我道歉了，还说那封信是他自己写的。”
事情的经过我也听津田说了，所以已经知道。矢岛接受了藤野先生请他搜查犯人的委托，还被吩咐今后也要照顾周先生，不知道是因为他毕竟有着东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洁癖，又或是他从信仰的基督教中感悟到了反省的美德，他突然哭着坦白说写下那封信的人就是自己，对这次愚蠢的误解深表歉意，还说要辞去干事的职务，并推荐了津田作为后任，津田也无法接受事情变成这样，结果，干事就由矢岛和津田二人共同担当。事情在各方面都圆满收场，津田拍着我的背直叫“军师，军师”。我哪里是什么军师，无非是我的无策之策出乎意料地奏效了而已。
“因为我总是请藤野先生修改笔记，所以引起这样的误解也是情有可原，我反而对他感到过意不去。虽然我以前不怎么喜欢他，但在互相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语带讽刺地问他：‘你是基督教徒吧？’他认真地点了点头，说：‘是的，但也不是说基督教徒就不会犯罪。反而是像我这样有着许多缺点，还总是犯下罪恶的坏人才会成为基督教徒。教堂是像我这样易犯过失的人的医院。是krankenhaus(47)。而福音则是我们herz(48)病人的krankenbett(49)。’矢岛君的话莫名地深深沁入我心里，我忽然也想敲敲krankenhaus的门。我现在的确是kranke，所以今天就糊里糊涂地去了教堂，不过，对于西洋风格的夸张礼仪我还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感觉很失望。今天的说教正好是《旧约》的《出埃及记》的几处，讲摩西把他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听到这些后，我不寒而栗。面对在埃及城市的贫民窟里过着喧嚣而怠惰的日子的百万同胞，笨嘴笨舌的摩西为了宣扬脱离埃及的理想而四处游说，反倒被大家视作麻烦。但他时而呵斥、时而劝慰、时而怒吼，总算带领着大家成功脱离了埃及。但在之后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却迷失在荒野里。脱离埃及追随摩西而来的百万同胞非但没有感谢摩西，还一个都不落地嘟嘟囔囔、诅咒摩西。他们说都是因为摩西多管闲事，情况才会变得这么凄惨，就算脱离了埃及也没有半点好事，啊，现在想起来还是在埃及的日子好，奴隶不奴隶的根本就无所谓，既能面包吃个够，肉锅里还咕嘟咕嘟地炖着鸭肉和葱。‘我们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炖肉锅的旁边，在尽情享用面包至饱时，即使死于耶和华之手亦是甘愿。你带领我们来到这片旷野，我们全都会因饥饿而死。’他们破口大骂，毫无理智地发着牢骚。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现在的民众，感到非常难受，因为实在听不下去这次的说教，就中途逃了出来，但因为感觉好寂寞，就赶到你这儿来了。绝望，不，绝望也是个令人生厌、故弄玄虚的词语。要说什么好呢？所谓民众，大致就是那样吧。”
“不过，虽然我对《圣经》里的事一无所知，但那个叫摩西的最后还是成功了吧？不是有他在西奈山顶，指着美丽的约旦河流域大喊：看到了故乡！看到了故乡！这样的记载吗？”
“是的，但是，在那之前的四十年岁月里，却得让同胞们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这种事办得到吗？不是五年、十年，是四十年啊。我已经弄不明白了。今年夏天我在东京得到的，还是对拯救这种民众的怀疑。今天又让你听我唠叨了。在松岛时燃烧着的幼稚气焰虽然很快乐，但今晚的告白却是暗淡的。”周先生笑了一下，“我刚才笑了吧。我为什么会笑呢？埃及的奴隶一定也会经常露出这种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笑。即使是奴隶也会笑。不，或许正因为是奴隶才笑。我在仙台街上散步时也会留意俘虏的表情，但那些人几乎都不笑。这证明他们还抱有某种希望。只不过是想早日回国的焦虑，还是要比奴隶强的。我偶尔也会给那些人卷烟，他们会一脸坦然地接过。他们还没有成为奴隶。”
那时，在仙台的俄国俘虏，多的时候达到两千人，分别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还有宫城野原的临时小屋等地方。从那年秋天开始，他们被允许在市内自由散步，虽然我不知道俄语的正确发音是什么，但他们经常表示想要papyrus，而那似乎指的就是烟草，就连仙台的孩子们也不知不觉地记住了“papyrus”这个词语。他们会去问俘虏们：“想要papyrus吗？”俘虏们点头后，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跑去烟店买烟给他们，还很得意。
“我给那些人烟，他们却很平静，感觉不好意思的反而是我了。我甚至感到了侮辱。难道这些俘虏看穿我是中国人了？他们知道中国马上就要沦为列强的奴隶，因此才会对我表现出特别的优越感？不，这的确是我的偏见。是的。这次我在东京领会到的就是这种偏见。我很不安。对于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非常不安。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在松岛的气焰非常幼稚。我在对自己当时的单纯幼稚感到怀念的同时，也觉得很羞愧。一想起来我就会脸红。我竟然沉迷这种不成熟的理论！那个时候，我自认为深知中国的现状，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自以为是。我什么都不懂。而现在，我越发弄不明白了。不要说是中国的现状，我连我自己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男人都搞不清。在东京的留学生同胞说我是日本迷，甚至说我是汉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谣传说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反感我呢？是因为我说中国的坏话、表扬日本的忠义哲学吗？还是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对于那些人的革命热情，我也是深有同感。如今黄兴派和孙文派也终于实现合作，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同盟会党员。据他们说，中国的革命似乎马上就要成功了。但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他们的气势越盛，我的心情就越发低落。你怎么样？从小我如果看到别人热烈鼓掌的时候，就会很不好意思地和他们一起鼓掌。听到磊落大方的演说，虽然我的内心很感激，但一看到别人热烈鼓掌飘飘然时，我就怎么都没法为这场演说鼓掌了。内心的感动越大，就越认为鼓掌好像是演说者虚伪的礼数，反而是失礼，我觉得沉默才是真正的敬意，还厌恶起鼓掌造成的喧闹。在学校运动会上给人加油时也体会过同样的心情。另外，关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几乎想着要入教。但教堂里那夸张的姿态却阻碍了我的信仰。虽然你也说过，我身为中国人却从没说过孔孟的话。这点对你们来说，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其实我在努力不说。我讨厌那些把孔孟的话像双关语一样挂在嘴上的人。连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在他说着古圣贤的话时我还是会捏把汗，心里希望他能停下。我们从小就被中国的儒学先生们强迫背诵古圣贤的话到腻。而我们也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我绝没有轻视孔孟思想。其思想的根本，或是‘仁’，或是‘中庸’，又或是‘宽恕’，说法各种各样。但我认为是‘礼’。‘礼’的思想很微妙。用哲学似的方法表达，那就是爱的表达方法。我认为人类生活的苦痛说穿了就是爱的表达困难。正是表达的不得法，才成了人类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这一点，那么君为君、臣为臣、父为父、子为子的秩序只要唱着歌就能自然形成，能把人类从所有的屈辱、束缚和痛苦中拯救出来。儒学先生们却把这些作为最细枝末节的行为礼数来教，反而使之堕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亲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这种倾向很早就有所表现。比如，魏晋时期竹林里的名士，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而逃到竹林，借酒消愁。他们的礼仪非常差，还时常赤身饮酒。当时所谓的‘道德家’们骂他们是无赖，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使是现在，优雅的正人君子们也会对他们的行为皱眉。其实那些竹林名士，似乎也没有认为自己的生活有多气派。但没有办法，除了竹林，他们无处可住。人们滔滔不绝地把‘礼’作为名目，给反对自己的人冠上‘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们，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一心信奉‘礼’本来模样的人们，在看到伪善者滥用‘礼’时，虽然会觉得很不平，但却无能为力。反正没有办法了，他们产生了某种愚蠢的倔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提半个‘礼’字，他们自暴自弃，反过来说‘礼’的坏话，还开始粗鄙地赤身饮酒。其实在心底把礼教当成宝物一般真心爱护的，只有当时的这些人。他们采取这种‘背德者’的态度是因为原来的坚守无法维持‘礼’的思想，当今时代的‘道德家’们表面上正派优雅，实际上反而是在破坏‘礼’的思想，他们全然不相信礼教。相信礼教的人成为‘背德者’逃入竹林，像无赖一样整天酗酒。我现在还不想逃入竹林，赤裸着身体喝酒，但我的心情还是在竹林中徘徊。我已经看透了儒学先生们伪善的举止。关于这一点，我应该已经在松岛的旅馆里向你无数次地坦白了，思想一旦被用来当作客厅的欢谈，那也就结束了。我是想从那不洁思想的遗骸中逃脱，是憧憬着新学问才舍弃故乡去的南京。在那之后的事我也在松岛跟你说过。但我在这个夏天去了东京后，却迷失在了更痛苦、更深邃的竹林。我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不，即使知道，我也不敢明言。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或许我除了自杀就别无他路。啊，如果这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说得清楚些吧，我最近从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中，不经意地感到了那种不祥的、夸张的气息。或许不能配合他们狂热的行动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认为他们的运动绝对正确。我尊敬孙文，信奉三民主义并当作宝物一般珍视它。这是我唯一的指望。如果连这个思想也抛弃了我，那我就成了浮萍、奴隶。然而，我现在还是在紧跟竹林名士的命运。我很努力。留学生们的热情绝对没有错。‘我们一起呐喊怎么样？会说难为情是因为你虚荣。你身上有种不健康的虚无主义者气息。你的脸上流露着奴隶的微笑。你要当心！放逐你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没关系，去增添明亮的光吧！’我斥责、鞭策自己，想规定自己的航路，想牢牢把握住掌舵的方向，甚至想成为革命党员。可是……”他说到一半，然后不安地问我，“几点了？已经很晚了吧？”
我告诉了他时间。
“是吗？那我可以再打扰你一会儿吗？”他浮现出低下的笑容，“我最近越来越不理解别人的心情了。连中国人之间的都无法理解，不理解其他国籍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我到现在有些过分依赖你。不只是你，藤野先生也是，还有你这儿的房东夫妇也是，我有些太过得意了。矢岛先生的那封信反而给了我个痛快。他表现出的态度很明确，因为中国人劣等，所以不可能取得好成绩。这样一来，我也下定了决心，轻松了。温情让我难受得受不了。今后也请你对我直言不讳吧！我在这里和你谈到这么晚，你没有觉得厌烦吗？没有关系吗？”
我沉默了。我想：如果是这种客气得让人作呕的客人，或许连借宿处的人都会讨厌吧。
“你似乎生气了。但我好像只会对你感到安心。自松岛旅行以来，我让你听了我许多无聊的牢骚。医学救国吗？”说着他扑哧一笑，“就是拼凑起来幼稚的三段论法。那种东西也就是歪理。科学。为什么我会这么畏惧科学呢？小孩子很喜欢玩火柴吧，很可爱。但若是小孩子就这么去使用科学武器，会发生什么？或许会发生惨事。因为小孩子只想着玩。就算把病治好了，他们又会立刻去河里游泳，于是旧病复发。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新生的希望并为此努力，很快再引导他们对维新的信仰，这种东西甚至连三段论法都不是。只是一些不上台面的小聪明，都是歪理。我已经把科学救国论全部抹杀。现在我必须更冷静地重新思考。连摩西都花了四十年。不知为什么，我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必定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维新并不是靠科学的力量完成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从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开始，靠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另外，还有写了《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启蒙为开端，并没有把materiell(50)的慰乐作为教化的手段。这就是称明治维新为奇迹的原因。用科学的快乐来拯救本国国民是非常危险的事。那是西洋人以侵略为目的对他国民众的驯服手段。对本国国民的教化第一是要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肉体的疾病使其有了新生的希望，然后再精神教化，这种兜圈子的谋略一概不用。这并非事不关己，如果现在能领会像日本忠义的一元论那样明确直接的哲学，那我也就得到了救赎。舔冰激凌、含太妃糖、看无声电影，不都是只能让心情得到片刻放松的方式吗？日本的那个一元哲学，不用装样，而是任何时候都被默默地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实行，所以令我安心。对于自己深深信仰的事物，还是不过分狂热、张扬比较好吧。我在东京的朋友们，张口就连呼‘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好像那就是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暗号一样，照那样，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奉者不是马上就要去竹林了吗？不，虽然我觉得这一定是我扭曲的妄想，但我已经连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相信那些人的热情。不，是必须尊敬他们的热情。那些人正为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拼命呐喊。我的生存之道也就只有配合他们步伐一致地奔走。虽然我不是革命党员，但也不是胆小鬼。我做好了随时和他们一起去死的准备。我觉得不管我希望与否，我的船舵已经被固定在一定的方向。我现在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首先要做什么好呢？一想到这个，我的眼前立刻就浮现出忧郁的竹林。那些人说我是民族的叛徒，说我是日本迷。可是，我倒认为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也就是说，我不懂政治。对我来说，比起党员的增减、干部的排面，我更在意一个人心里的空隙。明确来说就是，比起政治我更关心教育。而且那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众的初级教育。我没有独特的哲学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贫弱的。我只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促使民族觉醒。仔细想想，我作为那些人的同伴所能帮到的小忙，也许就只有这种极其低微的工作了。即使是这样，对我这种无能之辈来说也绝非轻松的工作。如果我要当一名医生，那么在大家的帮助下或许也能当上。那如果我要当教育者会怎样呢？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我觉得对民众的教育最为有效的是著书，但我的文章完全不像样。我觉得比起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成为中国的赖山阳对我来说要难上百倍。到头来，不管是成为政治家也好，医生也好，教育者也好，我都没有希望。今天去教堂寻求krankenbett，却听了不吉利的奴隶的故事，因为震惊而跑来你这里，说了这么多傻话，我简直就像小丑，失礼了。你感到很无聊吧？小丑就此退场。你的房东好像还没睡，莫非正竖着耳朵听我说话？那个中国人在说些什么呢？恶心。不快点回去我们连门也关不了。真不注意、令人为难——他们是不是在这样想？我觉得只有你能理解我，是这样吗？最近我决定谁也不信了，那么，告辞。”
“拜托你一件事，请你在玄关外面站一分钟。”
周先生的表情有些怪，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向房东他们的起居室大声喊道：“阿姨，周先生回去了哦。”
“哎呀，让他带上伞好了。”就这么一句。淡淡的，却合我意。
我去找应该在玄关外听到了我们对话的周先生，但周先生不见了，只有雪在黑暗中纷纷扰扰。
这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说自己的记忆准确无误，但我记得第一次从周先生那里听到“一个国家的维新不能依靠西洋的实用科学，而应该致力于民众的初级教育，如果不先改造他们的精神就很难成就维新”，的确是在那个大雪的夜晚。如果周先生是因为这个，不久后对文章产生了兴趣，到后来成为文豪鲁迅，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若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所谓的“幻灯片事件”令周先生的心里突然涌出这种疑问，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些出入的。虽说鲁迅自己也写了仙台时代的回忆，也明确说了是所谓的“幻灯片事件”才使自己弃医从文，但那或许是他因为某些情况而想要将自己的过去四舍五入、简明整理才写的吧。据说所谓人类的历史，经常会有要简明扼要地重编后才传递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使鲁迅一定要把自己的过去这样“戏剧性”地编排好呢？对此我也不知晓。只是，如果仔细地追溯他在叙述自己过去经历时中国的形势、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他作为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从这些方面出发并认真地追溯下去，或许可以得到令人首肯的答案。愚笨如我对此无法深究。戏剧里经常会有美女一转身就变成女鬼的戏码，但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能会有这么鲜明的转变。人内心的转变别人当然无法明白，甚至连其本人也不一定十分明白吧。很多时候，人是在意识到自己体内不知不觉地流淌起不同的血液后才会感到愕然的吧？所谓的“幻灯片事件”的确发生在第二年春天。但我认为那并不是他的转折点，应该说那只是让他注意到了自己体内血液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的小契机。他绝不是因为看了那个幻灯片就突然立志于文艺，用一句话来说，是因为他在之前就喜欢文艺。这是俗人平庸至极的判断，连我自己都觉得没趣，但对我这种人来说，只会这么想。我觉得他如果不喜欢那条路，是绝对走不下去的。而且我认为，点燃了早就隐藏在周先生心中的文艺之火的那个捣蛋鬼，与其说是那张幻灯片，不如说是当时沸腾在日本青年之间的文艺热潮反而更为直接。说起当时日本的文艺热潮，那也是非常了不得，有种“不谈文艺非人也”的气势。即使是在仙台，女学生们也会捧着诗集小说之类的昂首阔步（读没读过不知道），当时她们被称为“星堇派”吧，大多戴着眼镜，会有些神经质地皱眉瞪视粗俗的我们。文化剧也经常在仙台的剧场里上演，连我这种俗人最终也没能抵抗这股激流，偷偷地读起了藤村的新体诗。连东北的仙台都是这种盛况，那么花之都东京又如何呢？一定是我想象不到的样子吧。周先生暑假去东京后，最先感受到的就是澎湃的文艺海啸吧，是书店里洪水般淹没读者的文艺书籍吧，还有那些神情异常认真、游弋在洪水中的大群青年男女吧。他一定想知道那些人究竟在追求什么而与他们一起在书店里徘徊。事实上，他买了许多文艺书带回仙台，还说那些人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文艺的热情在他的心中徐徐燃起的同时，本国青年们的革命呐喊也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胸口。医学、文艺、革命，换句话说，科学、艺术、政治，他是被卷入了这三者的混沌旋涡里了吧。虽然我对周先生后来大量的著作几乎不了解，因此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所谓伟大鲁迅的文艺功绩，但我确实知道，他是中国第一个因文明而病的患者。我所认识的仙台时代的周先生，因为近代文明而烦心痛苦，为寻求病床甚至敲过教堂的大门，但是，在那里也没有救济的方法。他像往常一样退缩了。懊恼到最后，那个品质高尚的正直青年脸上甚至浮现起了无力的微笑。自我厌恶是混沌的特产品。凭他对文明的感情，难道还不能称其为中国那些令人心酸的先驱者之一吗？他不也使痛苦内省的地狱渐渐接近了堪称人间百感图的文艺了吗？那是他本来就喜欢的路。疲惫的他爬上这张病床后，是否有感到些许的轻松？但这只是我庸俗的独断。人的心理就连当事人也解释不了，像我这样才疏学浅的人就更不可能弄懂他人的心情了。但是，对众说纷纭的鲁迅的转变契机，我总觉得有那么些地方无法苟同，所以才这么大费周章地阐述了一通我所不擅长的理论。
那个大雪之夜后，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记得大约是明治三十九年正月。那时，因为周先生已经有整整一周没有在教室里露面，我就去问津田，知道是因为闹肚子而卧床了。于是我放学回去时就顺便去周先生的寝室探望他。周先生脸色苍白得确实有几分病人模样，他一看到我去立刻就起身，不顾我的阻止立刻叠了被子。“什么？我已经没事了。据津田医生的诊断，怀疑是pest(51)，宣告我没救了。但那是个特大的误诊，我只是因为正月里吃多了鲱鱼子。日本正月里净吃些鲱鱼子呀、豆子呀这类不精细的东西来庆祝，真是个痛快的国家啊。”
我看了看散在桌边的众多书籍，几乎都是文艺书。德国雷克拉姆的书最多，另外还有日本的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等人的著作。
“论文艺是哪个国家的好？”我和周先生面对面地钻进被炉，一如既往地问着蠢问题。
“这个嘛，”那天的周先生十分快活，“文艺就好像是那个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就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文艺看起来像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存亡没什么关系，但它的确能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可以说是无用之用吧，不容小觑。我想了解埃及、印度的文艺，几乎找遍了东京所有的书店，但连一本都没找到。印度这些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古老的文明，我觉得现在的印度，民族骄傲感应该已经在一些人心中觉醒，他们会尝试去写反抗其他民族压迫的文艺作品。我就光会说大道理，缺乏写诗和小说的才能，所以就想找一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中文，让我的同胞们读一读。可即便是翻译，文章写得差也不行啊。我在国内的弟弟作人，不好意思，他的笑容什么的和你有些像，他从小文章就写得比我好很多。我今后想向弟弟请教，兄弟合作，一点一点地试试文艺翻译。所以最近，我练笔写各种文章。”说着他从书桌的抽屉中取出一本笔记哗哗地翻开，“这种如何？不，就算请你看了，中文你也看不明白吧，我试着把这段译成日语吧。”
他在便笺上行云流水地写了数行，忽然满脸通红，然后犹豫着把便笺递给了我。我一读就觉得是篇好文。那天，我强行把那张纸带回去了。为什么呢？也许是留作纪念吧。虽然那时并没有清楚地预感到就快与周先生分别，但或许是出于某种直觉，我就是莫名地执着于那张纸片。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把那张纸片夹在笔记里，在教室里上课感到无聊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取出来，一边读一边怀念分隔遥远的周先生。但毕业的时候，那张便笺却被某个学友抢走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实在可惜。不过那是后话了。在当时我因为反复诵读，至今还大致记得周先生所写文章的内容，主题是文章的本质。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许会有两三处记错了，语气较弱的地方就请当作是我拿不准的，务必请想象原文是比这精彩十倍的好文。
短文的主旨，我觉得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那种文艺有些不同的方向，但是，“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到底还是会“用”，只不过，它没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有强力指导性，而是有能渐渐地浸润人心，并使之充实的东西，我想就是这种意思吧。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循着这样的方法，即使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也能隐约感受到其强大的实力。不知是那天又或是别的哪一天，周先生即兴打的比方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一名男子的船只失事，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后被拍打在海岸上。他拼命抓住了灯塔的窗沿。呀，真高兴！他刚要喊救命，但往窗内一看，只见守卫灯塔的夫妇正和他们的小女儿谦和而幸福地用着晚餐。啊，不行。男子瞬间犹豫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但立刻又有大浪打来，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去了远方。我们先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怒涛吞噬——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塔的人也一无所知，他们一定正和乐地吃着饭。如果是暴风雪之夜，那就连月亮和星星也看不到这一切。结局就是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但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着谁都不知道的事实。而且，很多时候，谁都没有目睹到的发生在人生角落里的事实，才会像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而文艺就是利用天赋的奇妙触角去把这些找出来。因此，文艺创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实更接近真实。如果没有文艺，世界将满是空洞。文艺可以自然地填满这种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
听了这番话，连我这样粗鄙的乡下人也理解了：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那么这个世界说不定就会像没有上油的车轮那样，无论一开始转得多快，也会马上嘎吱嘎吱地报废。另外，一想到热心指导周先生学医的藤野先生，我又会悲哀地深深叹息。那时，藤野先生还对此一无所知，依旧每周一次认真地用红笔为周先生修改笔记。但毕竟教书的人对自己的弟子很敏感，藤野先生似乎也觉察到最近周先生对医学研究渐渐没那么上心了，于是经常把周先生叫去研究室说些什么，而且我也被叫去了研究室两三次。
“周君最近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班里有人欺负周君吗？”
“你和周君商量过研究的thema(52)了吗？”
“他的内心是不是还在厌恶解剖实习？其实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对医学有贡献，反而会自己提出希望leichnam(53)解剖。这事你有好好告诉周君吗？”
先生的这些堪称啰唆的质问如同箭雨一般，而我不得不沐浴其中。渐渐地我敷衍以对。周先生医学救国的信念动摇了，而且他进一步认真研究了日本的维新后，了解到是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导火线。但周先生觉得眼下还不能指望深奥的理论著作，他打算先要对民众进行初步教育，所以他着眼于文艺，此刻正在研究各国的文艺——一想到要是向先生说了这些如同晴天霹雳的状况，先生会有多么惊愕，又会有多么失落，笨拙的我也只能含糊其词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向周先生转达过一次先生的担心。
“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的课题，一起做吗？是关于缠足后的骨骼形状，很有意思吧？”
周先生微笑着摇了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切。那个时候的周先生虽然已经不再会有暑假过后那种令人心中发凉的充满恶意的表情，但总是好像住在与我们隔绝的世界里一般，见面时，大抵只是暧昧地微笑。对此，那个爱操心的津田也很忧烦。
“那家伙怎么了？在宿舍里也只是读那些无聊的小说，根本不碰学校的功课。那家伙也快成革命党员了吧？不，难道是失恋了？总之，他那样可不行。这次说不定会不及格。那家伙是被清政府选派来日本的人才，如果日本不教他像样的学问就让他回国，那对于清政府来说不就太丢脸了吗？我们这些朋友的责任也很重大。那家伙最近似乎把我当傻瓜，我试着给了他各种忠告，他都只是不出声地笑笑。我总觉得心里发毛。如果你和他说说，也许他会听。干脆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怎么样？叫他‘醒醒吧’，再给他几拳，说不定他会痛改前非好好学习！”
我现在很后悔自己在这部手记的两三处用了嘲笑津田的笔触。仔细想想，我甚至觉得最爱周先生的不正是这位津田吗？终于要和周先生分别，于是在我的宿舍里开了小型的送别会。出席的都是自己人，有爱喝酒的木匠和他十岁的女儿，津田、矢岛两位干事，我以及主角周先生。大家站着，完成了至今想起来仍能笑不可支的会聚了“歌唱大天才”的罕见合唱：
敬仰深深师恩
校园已历多年
回忆可爱岁月
眼下即将道别
素日亲密之情
别后亦不相忘
唱着唱着，忽然背过身哭了的人却是津田。虽然他嘴里总在说大话，但对和周先生分别却比任何人都难过。在我和津田的交往中，因为能看到他好的一面，所以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害怕和讨厌城里人了。还有那个之前被人误会是土绅士的矢岛，之后我试着和他打交道后，发现他也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就像周先生某天对仙台人所做的批评那样，仅仅是“因为感到东北雄藩的责任而变得顽固”。由于他拘泥于“仙台的面子”，所以与人初次见面时的寒暄由于生硬而显得妄自尊大。但如果我们不客气地戳破他，他就会突然腼腆起来，露出十分亲切的慷慨之处。我想他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软弱才会那么狂妄地和人打招呼吧。我甚至觉得，他之所以会给周先生写那么不合适的信，绝非因为觉得中国人劣等而表示侮辱，相反那其实包含着他对中国俊才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爱之情被生硬奇妙地倒错后，变成了不许侮辱仙台的对抗之心，于是才会写出那么糟糕的信。认真的人思前想后所写的信，字迹很容易就会变得潦草，文章也是蹩脚至极。简而言之，他是个认真的人。那个时候，看到周先生渐渐对学校的学习失去了热情，矢岛似乎还很在意是否是自己那封愚蠢的信成为周先生不学习的原因之一，于是就送给周先生一本《德语大辞典》，还帮他写作业。另外，在学校听课的时候总坐在周先生的旁边，像是在照顾他似的。可是，周先生还是没有顾及以藤野先生为首的大家的诚恳挽留，很快就离开了。
我想那差不多是在第二学年末的时候。雪融化了，榴之冈的垂樱开始盛开，校园里的山樱纠缠着褐色嫩叶，绽放出饱满的花朵。当我们正开始着手准备期末考试时，发生了所谓的“幻灯片事件”，周先生那令人怀念的身影忽然从我们周围消失了。正如我之前所说，周先生并不是因为看了那个幻灯片画面后立刻从医学转向文艺的，这个变化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在循序渐进。但是不得不承认，那个“幻灯片事件”至少成了让周先生最终下定决心的借口，可说是周先生离开仙台的跳板。
第二学年，学校给我们加了细菌学的课程，为了讲解细菌的各种形状特征，讲师会在教室里播放幻灯片。当完成了讲课内容还有多余时间的时候，课上就会放一些风景、时事之类的画片让我们欣赏。比如，华严的瀑布、吉野山等，那些美丽的色彩至今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时事片则有旅顺港封锁、水师营会见、奉天入城等，日俄战争的画面特别多。一出现那些场面，我们这些学生就会欢天喜地地拍手喝彩。那个学年末的一天，细菌学的课上照旧放了二〇三高地激战、三笠舰之类的画面，我们也闹腾着拍起手，这时，画面忽然变了，出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做俄国的军事密探而被问罪处刑的场景。听到老师的说明后，学生又鼓起掌来。这时，幽暗的教室一侧的门轻轻地开了，我认出了那个偷偷去了走廊的学生身影，我一个激灵，那是周先生。我觉得自己大概可以理解周先生的心情，觉得不能不管他，于是也跟着悄悄出了教室。但走廊里已经看不到周先生的身影了。授课时的校舍鸦雀无声。我从走廊的窗往校园望去，找到了周先生的身影。周先生正仰卧在山樱树下。我走到校园里，凑到周先生的身旁一瞧，他闭着眼，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正在微笑。
“周先生。”我小声叫他，他蓦地坐起身来。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不用担心。多亏了那张幻灯片，我终于下定决心了。我因为久违地看到我的同胞而再次打定了主意。我立刻就回国。看了那个，我没法再坐视不理了。我不懂那个当俄国军事密探的人的想法，不过，多半是被金钱收买了吧。但对我来说，比起叛徒，那些围在一起看热闹的民众的蠢样更让我受不了。那就是现在中国民众的表情。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对现在的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什么身体强健。那些看热闹的人不是个个都身体结实吗？我更加确信现在对他们来说，医学绝不是紧要的。要精神革新！要改善国民性！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将永远无法确立真正独立国家的尊严。倒清兴汉也好，立宪也好，都只是改变了政治口号而已，但东西的质地如果保持不变不就没有用吗？我因为离开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众好久，就明确不了心里的目标，一直都在各种迷茫。但是今天，我明确了我的目标。看到那张幻灯片是好事。我马上弃医回国。”
我想我已经不应该再阻止他了，但嘴边还是滑出了一句：“那藤野先生……”
“啊，”周先生低下头，“是啊，我辜负了先生的期许，我很难受，可以说我在学校里磨蹭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可是——”他抬起头，“可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看到那些同胞的表情，我已经再也不能左顾右盼。日本的忠义一元论不也是这样吗？是的，我终于领会到了那种哲学。回国之后，我首先要为了改变那些民众的精神而发起文艺运动。我的一生都将奉献于此。总之我先要回国，和故乡的弟弟商量后一起做文艺杂志，对了，杂志的名字，我今天，就是现在也已经定下！”
“什么名字？”
“《新生》。”
他说了这么一句后微笑了，他的笑容中再也找不到半丝周先生自称“奴隶的微笑”的卑屈影子。
老医师的手记就到此为止了。我自己（太宰）又附加了如下数行，仅供读者参考。
让全世界引以为荣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于昭和十一年秋天，大约在此十年之前，也就是鲁迅先生四十六岁的昭和元年，他曾发表过题为《藤野先生》的小品文。选摘部分如下：
（前略）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的我的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后来当日本要出版鲁迅先生的选集，日本的编辑向先生征求选哪部作品好时，先生说自由选择就好，但《藤野先生》一定要收入集中。
后记
这篇《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小说。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的委托，这也是我总有一天想要试着一写，并搜集材料、构思了很久的小说。搜集材料时，我的前辈小说家小田岳夫先生给了我诚恳的意见。小田先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谓无人不知。没有小田先生的赞成和援手，笨拙的我无法下定决心着手创作这种耗费心力的小说。小田先生创作的《鲁迅传》是一本如春花般甜美的名著，虽然珠玉在前，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动笔之前，竹内好先生也把他刚刚出版的如秋霜一般冷峻的名著《鲁迅》惠赠于我。我与竹内先生虽然未曾谋面，但曾拜读过竹内先生偶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虽然自知狂妄，但也觉得他的文章很好，暗中觉得他前途大有可期。我甚至想过找哪天拜托小田先生介绍我跟竹内先生认识，但后来就听说竹内先生出征了。因此，竹内先生煞费苦心创作的名著也是在他出国期间出版的。大概是竹内先生出征前交代过：“这本书出版后，请给太宰送一本。”因此，出版社也附上了写有“依著者所托，敬赠阁下一部”的送货单。仅凭这点，就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恩宠了，未曾想那本书的跋中竟还记载着这位中国文学俊才似乎从前就对拙作颇为青睐的事实，不禁让我诚惶诚恐、面红耳赤，感奋于这奇缘，我才能如少年一般鼓足勇气，开始这项工作。
如您所阅，书完成了，但我是否报答了小田先生的鼎力相助，以及竹内先生来自远方的支持呢？我甚感担心。
另外，在着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为了调查仙台医专的历史，请东京帝大的大野博士和东北帝大的广滨、加藤两位博士为我写了介绍信；为了了解仙台市的历史，承蒙仙台河北新报社的好意，我得以从头翻阅该社珍藏的贵重资料，这些都为我的工作起到莫大帮助。像我这样几乎无名的作家，能够得到这样的便利，当然是借助了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力量，但是，能够爽快地为我这种外表邋遢的一介穷书生写介绍信，让我自由地阅读秘藏的贵重资料，各位的深厚情谊我永远难忘。
最后，我无论如何都要说明，这部小说无非只是一个名叫太宰的日本作家凭着自己的责任感，自由书写而成。情报局和报国会都不曾对我的写作提出哪怕是一句啰唆的、限制的提醒。而且，在我完稿交至机关后，只字未改就通过了。也许是“朝野一心”吧，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
(1)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吗？出自《论语》。
(2)德文“安静”。
(3)德文“庄重”。
(4)德文“孤独”。
(5)德文“候鸟”。
(6)德文“乞丐”。
(7)德文“蛮横地主张”。
(8)德文“花”，文中“叫花子”的“花”此处被译为“花朵”。
(9)德文“幽默”。
(10)德文“虚荣”。
(11)德文“血液”。
(12)德文“完全”。
(13)德文“贵妇”。
(14)德文“蠢女人”。
(15)德文“标牌”。
(16)德文“他是男人，她是女人，他是小孩”。
(17)德文“好打扮”。
(18)德文“肺病”。
(19)一座：歌舞伎、戏剧中表示整个团体、剧团的名词。
(20)太夫元：主办方的负责人。
(21)德文“病人”。
(22)德文“歇斯底里”。
(23)德文“没有”。
(24)德文“浪漫”。
(25)德文“多愁善感”。
(26)德文“精髓”。
(27)德文“纯粹”。
(28)德文“一”，可理解为“统一”。
(29)德文“统一”。
(30)德文“变成肉”，引申为“消化”。
(31)德文“净化”。
(32)德文“军事行动”。
(33)德文“精神错乱”。
(34)德文“象征”。
(35)德文“觉醒”。
(36)德文“乡村纨绔子弟”。
(37)德文“好打扮”。
(38)德文“主题”。
(39)德文“骨骼形态”。
(40)德文“模型”。
(41)德文“激情”。
(42)德文“尸体”。
(43)德文“病人”。
(44)德文“手术”。
(45)德文“病人”。
(46)德文“孤独”。
(47)德文“医院”。
(48)德文“心理”。
(49)德文“病床”。
(50)德文“物质”。
(51)德文“瘟疫”。
(52)德文“主题”。
(53)德文“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