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四 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能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竞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士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竞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竞，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衅，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土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会。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有所得，则札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竞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读书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札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冈、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明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膻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
朱子作《传注》，其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其学便觉支离，《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便说差了。盖因有三个“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属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此“学”字说得甚大，盖即是“学为圣人”之学，即复其初就是除此外别无学。夫学而至于时时习之，则功夫无有间断矣。夫颜子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今时时习之，无有间断，至于中心喜悦，则完全是一个圣人体段。故程子曰：“义理浃洽于中则说。”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后面两节只轻轻说过去，以见圣人之全体。夫学已到至处，由是人知之则乐，人不知亦不愠，岂不为君子乎。盖君子即圣人，悦乐不愠三字是对待说，而“君子”一句总说到“学而时习之”。今朱子以为“人知之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则是以为到“不愠”，方才成得君子，是岂圣人之意哉？且学以为己，人之知与不知，于我何与？何不知而遂以为逆？以此分别难易浅深，终是未安。
大凡读书，须要通前彻后看，始得圣人之意。如《论语》一书，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又曰：“不有祝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盖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圣人之所取者，则曰“刚毅、木讷近仁”。盖刚毅则非令色，木讷则无巧言，正是相反处。又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悦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恶而痛绝之。至许仲弓以“南面”，则取其“居敬而行简”之一言。他日又称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重者仁，未尝轻以许人。想仲弓亦是个刚毅木讷，恭而有礼的人，故孔子以仁与南面许之。今世大率以柔颜媚语者为仁，以直言厉色者为不仁，其去圣人之意远矣。
门人之记孔子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盖温近于令色，厉则非令色矣。恭近于足恭，安则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称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于刚毅，实则何尝猛。合此数处而观之，可以见圣人之意矣。
《六经》之言含畜深远，如《庄子·逍遥游》，其言理性最活泼处，然反覆数百言，只做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孟子所谓“四端”，盖本于此。孔子但杂出之，未尝并论。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好仁者无以尚之。”盖人能全体得一个“仁”，此心纯是天理，则四德皆并包其中，盖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此是人心之生意，万善皆从此出，生生不穷。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谓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类是也。盖造化之妙，包于此中，而发生长养，皆从此出。以此言仁，亲切有味。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有若之言似孔子处。盖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则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为事亲，义为从兄，便觉又生一个枝节。及其说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处，学者体认此章，须到有不知手舞足蹈处，方是有得。
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为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继之曰：“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此是为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原盖出于此。虽佛家，亦以为第一义谛，然谓之曰“无”，便觉有着。
夫子许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盖二人皆简者也，其气质相类，因遂及之。夫子对以“可也简”，则未深许之也。夫简者，多失之诞傲，故夫子他日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问仁，夫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则居敬行简之对，其在问仁之后欤？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实际的说话。苟非身到其地，安能为此言？孔门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入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堕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入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闲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
程篁墩有《道一编》，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愚谓颜子最明敏，孔子称其“闻一知十”，则是颜子闻道以敏。又曰“参也鲁”，则是曾子闻道以鲁。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此皆道统授受所系。然禹以“拜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皆能上继道统，未必尽同。夫千蹊万径，皆可以入国。《易》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此之谓也。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安用强而同之哉！
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其门弟子甚众，都好讲学，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独王龙溪之言，玲珑透彻，令人极有感动处。余未尝与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论其辩才无碍，真得阳明牙后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