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1405年帖木儿之死，乃是世界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一连串“世界征服者”都意图建立庞大帝国，将整个欧亚世界——“世界岛屿”——归于一统，而帖木儿就是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他死后不到50年，欧亚世界远西地区以葡萄牙为先驱的海洋国家，已开始探索航海路线——这些航线塑造了日后各个海洋帝国的关系网络与交通干道。本书正是要探讨帖木儿之后的历史。

乍看之下，大家会觉得那段历史已经耳熟能详。毕竟西方凭借着强大的帝国和繁荣的经济称霸全球，乃是我们历史认知的核心观念之一，统合着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这一观点似乎不可避免地充斥于正统的历史叙事之中。那是历史的阳关大道，而其他的观点全是小径或死路。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新兴的后殖民国家取而代之，欧洲本身则成为“西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世界性联盟）的一部分。本书的宗旨有一部分在于让读者了解，从帖木儿时代到今日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远比那则传说所显示的更为混乱，更受偶然事件的影响，更富争议性——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为了阐明这点，本书将欧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范畴里，放在欧亚世界其他地区建造帝国、建造国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间来探讨。个人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欧洲扩张的进程、本质、规模和范围，并且稍微厘清当下世界复杂性的源头。

若非过去20年有关“全球”史和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地历史的新作大量问世，本书不可能写成。当然，历史学家坚持从全球观点了解过去，并非今日才有，这一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希罗多德。大部分的历史著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理应已经发生的事，有着一套靠猜测而得的结论。然而，系统地探索世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却是较晚近的事。弗雷德里克·泰加特在《罗马与中国》一书中论道：“只有充分认识到各民族都有历史，体认到那些历史与自己民族的历史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世界里，体认到比较各个民族的历史乃是知识的源头，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成果。”这一挑战，由麦克尼尔（W.H.McNeill）以皇皇巨著《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1964年）承接下来。因书名之累，若未认真一读，会不知该书所探讨的范围之广，见识之精妙。但晚近，投注于全球史与西方以外历史的研究大增。“全球化”对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冲击，乃是原因之一。但或许同样重要的因素，乃是离散（diaspora）与迁徙的影响（创造出流动的、“反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原先把“历史”视为国家私产的许多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在新视角、新自由、希望从历史中得到新意义的新阅读大众的推动下，大量历史著作纷纷冒出。这一切所产生的影响，乃是为原先似只有一条探索路径（欧洲扩张的论述）的过去，打开全新而广阔的视野。这使今人远比二三十年前的人更容易看出，欧洲步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与欧亚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文化改变，有许多共通特色，看出欧洲在世界的称霸其实比我们往往相信的要晚，比我们往往相信的更有局限性。

我能写成此书，得感谢其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由每一章所附的注释可清楚看出。我认同世界史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我初次迷上这观念，乃是受教于已故恩师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门下之时。他的历史想象汪洋恣肆，无边无际。牛津大学帝国史与全球史研究领域的同事——朱迪斯·布朗（Judith Brown）、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格奥尔格·多伊奇（Georg Deutsch）和彼得·凯瑞（Peter Carey）——让我获益良多。牛津大学内外其他同僚的专业知识，也使我收获不少，他们的真知灼见，我谨记在心。我在经济问题方面的思索，因结识“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这个组织，而更为周全、深入。那是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所创立的组织，旨在提供一个论坛，来讨论全球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的经济变革路线。本书中的观念，有一些乃是在几场“巡回研讨会”上与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菲利普·巴克纳（Phillip Buckner）辩论时，激荡出来的——得益于如此之多的英才，我受的启发自不待言。而过去20年指导许多博士论文，也让我的历史知识大为增长。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朋友和同事，他们对本书各章的最初几版，提供了宝贵意见：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 Phimister）、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马丁·塞德（Martin Ceadel），以及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书中若有谬误、缺漏，责任当然在我。

我以柯林斯·巴塞洛缪（Collins Bartholomew）制作的“Mapinfo”程序为基础，画成地图草图。若没有博德利图书馆地图部门奈杰尔·詹姆斯（Nigel James）的指导、建议及耐心协助，我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地图定稿则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完成。鲍伯·达文波特（Bob Davenport）一丝不苟地编辑本书文稿，我要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若没有企鹅出版社西蒙·温德（Simon Winder）的热心和鼓励，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会艰难得多。西蒙的热心，令任何作者都不忍拂逆其好意，只有加紧努力以报答之。为此，也为了他在某些关键时刻适时提供的高明意见，我要大大感谢他。

最后，我能在俗务缠身的情况下，经历漫长时间写成此书，得大大归功于资源丰富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纳菲尔德学院为其研究员所提供的无比完善的研究与写作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