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孙子》的战略思想
第一节《孙子》与军事学
《孙子》一书从问世起，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战争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孙膑围魏救赵是孙子“攻其所必救”战法的典型运用，而马陵减灶再擒庞涓则是“能而示之不能”原则的生动实践。赵充国出镇西陲，上书数言兵事，多引孙子之言以为指导，终破羌人贵族。李孝恭因不听李靖“待其气衰然后奋击”之言而败于萧铣。马燧则因善于“制人”而大败田悦。辛稼轩以孙子思想为指导而著《九议》、《十论》，为抗金出谋献策。戚继光也以孙子思想为章本而练兵平“倭”。凡此等等，史不绝书。杜牧在其《注孙子序》中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失）。”此话虽不免有些夸大，但古来为将者却莫不把《孙子》作为“兵经”看待，这确是事实。战争无论胜败，我们大都可以从《孙子》中找到原因。
《孙子》中有关战略原则，亦即作战形式、方针、指导等，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思想为基石的。《孙子》把“知彼知己”看成是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战争指导者，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以及“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要深究熟知。能理智地估计、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愈精愈好，愈细愈明。这才能在战前从客观物质基础上判明谁胜谁负。才能接近实际地制订出好的或较好的作战方针。这本身就具备灵活性，而不是也不应当机械地生搬硬套。
《孙子》论“用间”，即是后人心目中之情报。其主张“爵禄百金”以得到敌军机要情报，“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把了解敌军内情看作是决定军队行动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战前，它十分重视“庙算”，即后人之预测。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在作战过程中，要求注意观察各种征候，并举出三十多种，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等。告诉人们要从敌人的行动中区别真象和假象，切莫为假象所迷惑，而要于现象深处发现敌人的真实意图。
众所周知，战争经常处在复杂纷乱、瞬息万变的情况中，加之敌方的伪装和佯动，比任何事情更带有不可靠性。因之，通过这样的情况，去分析探求敌方行动的意图，就更加困难而又更加结合需要了。为了判明情况，它还要求“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这是何等睿智！用心谋算得失利害，不能不谓之灵活，不能不谓之奇正相生，堪称万世师表。
古往今来，战争的启动与结局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孙子》强调“兵因敌而制胜”，这就明确无误地向人们揭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一定要灵活机动。它指出，作战双方，通常是用“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悉心领悟“奇正之变”是“不可胜穷”的。
事实上，作战部署要巧设计谋，“为不可测”，从而达到“巧能成事”。它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要求战法变化无常，计谋不断更新，出其不意，悖于理而又在理之中。我国古代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千古范例。敌方无法识破机关，驻军常常换防驻扎，进军多绕迂回之路，使敌方无法测出意图。
《孙子》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说到底，切不能千篇一律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梳理出“共性”，把握住“个性”。对贪利之敌“利而诱之”；对骄兵纵肆者则卑词示弱，让它松懈斗志而上当；若敌我悬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也就是处劣势时，取防御，兵力占优势，可用进攻。就是处优势时，也有区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对特殊情况，“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就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这里仅以火攻为例，《孙子》的火攻就有五种：一是火烧营寨；二是火烧积聚；三是火烧辎重；四是火烧仓库；五是火烧粮道。实施火攻必须有条件，火攻器材必须经常准备着。不必赘述，仅此一例，我们即不难看出《孙子》军事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无不包含着灵性，而其灵活应用之普遍，从理论上得力于辩证法。从先秦诸子到后世百家，从源流上说，中国之辩证法来自于兵家，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能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抓住事物的关键——二分法；高度的理性态度。
请读《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准确地说，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等具体氛围下，才有可能体现这种高度冷静的理性态度，因为任何喜怒哀乐的干扰，迷信观念的束缚，都可以导致亡国灭族。这务必要求，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变化和“天意”来替代和冲淡理性的谋划、判断。正因如此，古代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衍变，而且是要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利害与否为目的。仔细把握与感悟《孙子》的辩证法，灵活应用，就其本身而言，早已大大超过了战争，逾越了一切军事活动。这是今人务必要察觉到的。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作者曾写道：“军事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孙子》相当明确地指出政治应该统帅军事。它在多处虽然是讲军事，实际已经超越了军事。”它的确超越了本体，它的延伸、扩展，直至它的深度，使之成为后世的思想传统、哲学传统。它是中国辩证思维的大纲；它是辩证法的先躯；它的灵活运用正体现出它本体的独特性、广泛性。使之经久不衰，使之跨越国籍。
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他所著的《大战略》一书代序中“公认的战略创造者”一节里写道：“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那么，《孙子》的战略思想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去研究？按照今天战略的含义——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这个标准，对《孙子》用兵思想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认识，就会看到《孙子》的战略思想大致包括“先胜”、“知胜”、“全胜”、“速胜”、“守胜”、“致胜”、“因胜”七个方面，姑且称之为《孙子》“七胜”战略思想。《孙子》的“七胜”战略思想是用兵之经，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要旨。《孙子》自古至今为兵家所推崇，原因就在这里。“七胜”战略，条条重要。但“七胜”又不能等量齐观，而是以计为首，以“先胜”为要。《十一家注孙子》张预指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首。”计者，计于庙堂，先胜后战之谓也。“先胜”贯穿、统领其他“六胜”，没有充分胜敌的条件和把握，没有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筹策，就不能“知胜”、不能“全胜”、不能“速胜”、不能“守胜”、不能“致胜”、不能“因胜”。《孙子》十三篇，以《计篇》为首，先计、先胜为上，这也正体现出它战略思想之高妙。《孙子》战略思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它的许多观点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孙子》的前七篇主要讲的都是有关战略问题。孙子的战略思想似可主要归纳为如下四项原则。
1.“非危不战”——挽危而战的原则。孙子的“慎战”思想，几乎渗透了其《兵法》的所有篇章，他的许多观点似都可以从“慎战”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我认为最鲜明、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出现在《火攻》篇结尾一段中的“非危不战”这一观点（由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在编目上把《火攻》列为全书的最后一篇，故有人认为此篇具有概括全书的性质）。“非危不战”之“危”，无论解释为“危险”、“危急”，还是“危难”、“危亡”，其全句的本意都在于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战争或战斗行动的作用，主要用于保证国家或军队的安全不受威胁、利益不受损害。从较大的方面说，它们应当用于消除国家安全和利益所面临的一切危险；从较小的方面说，应当用于帮助军队摆脱在某些时候所遇到的困境——归根结底，应是为了“挽危而战”。不是到了情况紧急的非常时期，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关键时刻，不是到了非用战争或战斗解决问题的紧要关头，就绝不要兴兵打仗。
2.“非利不动”——战而趋利的原则。“非利不动”的原则，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思考战争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确战争的目的性，弄清战争的根本利益所在。对此，孙子提出的最高准则是“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即把人民和国家的利弊得失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并作为决策战争的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非利不动”的原则，还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思考战争问题时，必须懂得“杂于利害”，对客观形势做全面中肯的分析。
3.“非得不用”——战则必胜的原则。既然孙子主张“非利不动”，那么，一旦种种利益和有利形势摆在面前，是否就可以无条件地用兵呢？也不是。孙子在《火攻》篇中提出的“非得不用”的告诫，即后世兵家所谓“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城不必拔，不可以言攻”，集中反映了其决策和指导战争的又一个基本点：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4.“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胜的原则。孙子强调战则必胜，然而战则必胜却并非是他的战略指导所追求的最佳目标。他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由此可见，不战而胜，才是他的战略指导所渴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不战而胜的原则，是以采用非直接、非流血的军事手段迫使敌人屈服或让步，从而达到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为基本特征的。这一原则，在《孙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孙子全部战略思想中又一个颇具创见的基本点。
在《孙子·计篇》中，孙子首先赋予战略以明确的概念——“庙算”。我们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长期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理由之二，它具备战略的基本内涵。战略概念的基本特征，一是战，二是略，缺一不可。“庙算”完全具备了这两种属性。古代的“庙算”都是用于战事，谋划战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制定克敌方略，以指导战争的实施。而且是君臣议于朝廷，是对战争全局的谋划。这就是“庙算”的基本内涵。而与“庙算”同期使用也具有谋划含义的其他语词，如谋、计、策、术、韬等，虽然都可以用于战略谋划，但由于它们内涵浅而外延广，如果没有限制词或脱离语言环境，就不一定指战略决策。它们可以用于全局，也可以用于局部；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但都无法直接用以置换“庙算”。所以说“庙算”是唯一确切的战略概念。理由之三，古代的兵论始终把“庙算”罩于战略地位。先秦各种兵书多处论及“庙算”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与我们今天对战略的看法极其相似。“庙算”在《孙子》中出现过两处（三次），其论述与今天人们常说的战略学在军事学术中处于首要地位，战略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败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理由之四，“庙算”的使用具有普遍性。《孙子》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都普遍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历代注家对“庙算”的理解也完全一致。说明它已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固定概念。
一、以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慎战论
作为兵家的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十分冷静，十分明智。在一部《孙子》中没有一丝一毫黩武主义的气味，而是时时处处都不忘记兵凶战危，反映出谨慎从事战争的态度。他开章就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这句话与其说是孙子为着重视战争而强调研究战争，毋宁说是为着慎重对待战争而强调研究战争。
孙子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对待战争，是与他重民尊君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重民、尊君的观点乃是孙子慎战思想的立足点。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民本主义思想已经萌发，民众问题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左传·桓公六年》写道，季梁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十九年》又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以民为神，重民轻神，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一大进步，一大解放。
孙子继承这一重民思想，他从军事角度多次向国君呼吁要以民为主，考虑民众利益。在柏举之战前，孙子反对兴兵攻楚，回答吴王的理由之一便是：“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在《用间》篇中，孙子对于那些在使用间谍问题上，由于吝惜金钱爵禄，以致不明敌情，从而造成战争失败的将帅，深恶痛绝，说这种将帅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这里所谓“不仁”，即对民众不仁；所谓“非人之将”，即不是民众的好统帅。
重民，固然是孙子慎战论的立足点，但更为重要的立足点还是他那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尊君思想。而且，重民与尊君在孙子看来是一致的，因而他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他的名句“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就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既要保民，又要利主，这既是孙子考虑战争问题的出发点，又是他考虑战争的立足点。
在保民和利主的前提下进行的争霸战争，孙子的慎战主张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用武力而用伐谋、伐交的战略策略，达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顺而利可全”的政治目的。当然这既能保民又能利主，且又能实现取威定霸的目的，因此，是上乘的战略策略，上乘的慎战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当政治、外交的推进受到严重阻碍，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孙子对于战争决策、战争准备、战争实施直至战争结束，都是主张慎之又慎的。
首先，战争决策要慎重。
孙子在《火攻》篇的一大段论述集中地、完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话清楚不过地表明，孙子反对的是国君“以怒而兴师”，将帅“以愠而致战”，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
孙子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在他看来，发动不发动战争，进行不进行战争，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利。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就是他战争观的核心。什么利？“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军争》）兴不兴师，致不致战，就看对土地的扩占，对人口的奴役，对财物的掠夺利大还是利小。如果一场战争打下来，不能“安国全军”而是亡国破军，不是“分众”、“分利”而是一无所得，或者即使“战胜攻取”，但又“不修其功”，弄得天怒人怨，那么这样的战争孙子是反对的。总之，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决不主张做蚀本生意，而是要做费力最小却收效最大的战争交易。
其次，战争的进行也要慎重。
定下打的决心之后，接着而来的是付诸实施的问题。诸如战前准备要充分，“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九变》）；作战预案要周密完善，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作战行动要稳妥，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克敌制胜。孙子提出的“故自保而全胜”（《形》）就包含了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的朴素认识，也是他慎战观的具体表现。
“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从孙膑以后的历代兵学家大都继承了孙子的慎战观。这一慎战观既区别于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又区别于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孙子安国全军、保民利主的慎战论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
二、以上智为间思想为基础的先胜论
关于先胜问题，孙子有一句名言：“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所谓“先胜”，从《形》篇本身的文意看，即指战前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方案，先有胜利的把握，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也就是他说的，作为将帅必须做到“料敌制胜，计险随远近”（《地形》），才是“上将之道”。如果广义地理解，“先胜”也可指在国防建设上必须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队、精锐的武器、完善的装备，等等。
孙子从先胜思想出发，把战略策略分为四等：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渊鉴类函》征引《孙子》的佚文又披露了一个上、中、下三略的说法：“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义，下略伐势。”（《武功部·谋策》）三分法硬好，四分法也好，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无论孙子讲“上兵伐谋”，还是讲“上略伐智”，核心都是一个“智”字。
智战战略问题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固然是国防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它在我国古代也同样为兵学家们所重视。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因而军事技术手段不同而已。但在重视人才、重视智力的开发、重视高超的智谋等方面却是古今相通的。
孙子的智战战略思想有两层含意：一是预见性，所谓“未战而庙算胜”（《计》）；二是智慧性，所谓“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这里的“制胜之形”，既可指作战方式，又可指战略策略。总之，是根据客观情况，随机应变，灵活处置。孙子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究竟有些什么奇谋妙策、龙韬虎钤，他一概采取引而不发的叙述，用他的话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
孙子主张以“上智为间”（《用间》），用那些睿智聪颖的智谋之士担当战略侦察的重任，这正反映了他对智战的重视。孙子竭力主张“未战而庙算胜”，后世的兵家甚至提出“贵谋而贱战”（《汉书·赵充国》），“以计代战一当万”（《晋书·杜预传》）。因为，这确是军事斗争中的一把利剑。
预知胜负是先胜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子对此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在《计》篇中分析了“五事”、“七计”之后，两次提到预知胜负的问题，先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后说“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现）矣”。这两句话在文意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指内谋于庙堂，即通过敌我客观条件的比较作出的判断；后者指外谋于战场，即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加上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所得出的结论。他强调说：“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虚实》）所谓“知战之地”，即预知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对我有利，对敌不利，为此就要预设战场、创造战场。所谓“知战之日”，即预知在什么时间同敌人作战对我有利，对敌不利，为此就要等待战机，创造战机，抓住战机。
那么，怎样实现“先胜而后求战”呢？这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去分析：
（一）要相敌察机，五间俱起
了解敌情，获取情报，掌握敌人动向，是“先胜”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要，孙子所论述的了解敌情的方法大体可以分成三种：
一是“相敌”。“相敌”（《行军》）就是观察判断敌情，“相”在此译为“视”。孙子在《行军》篇列举了对三十多种具体现象的相敌方法，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已大部分过时了；但是，孙子那种通过现象观察来认识本质的思维方法却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下面分类阐明之。
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观察以判断其作战意图。从言论方面看，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从行动方面看，如：“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轻车先出其侧者，阵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行动。如说：“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来者，营军也。”
通过对敌人活动状况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劳逸、虚实、士气和补给。关于劳逸，如说：“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知进者，劳也；”“吏怒者，倦也。”关于虚实，如说：“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关于士气，如说：“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关于补给，如说：“杀马肉食者，军无粟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孙子的相敌之法，用《六韬》的话说就是：“望其垒则知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来去”（《虎韬》）。在没有先进观察设备的孙子时代，将帅靠肉眼观察来实施当面指挥，相敌方法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二是派遣间谍。孙子特别重视间谍的作用，尤其重视具有“上智”素质的战略间谍，他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也就是说，他认为能不能实现“先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知敌之情”的间谍。孙子所指的这种起重大战略作用的间谍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伊挚、吕牙之外，战国时代的苏秦可谓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战略间谍。新发现的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实，燕国自遭齐国军队攻下都城、大肆杀掠，险些亡国的沉重打击之后，燕昭王为了防止齐攻燕以求发展壮大，便派苏秦到齐国进行间谍活动。苏秦受到齐国国君齐滑王的重用。他先是鼓动齐滑王发动合纵攻秦，挑起齐秦矛盾。接着又怂恿齐滑王灭宋，这不仅把齐国的战略方向引向齐国南面的宋国，转移了齐国对北面的燕国的注意，同时，还促使秦、楚、魏、赵等国一致反对齐国。于是秦昭王亲自出面组织燕、韩、赵、魏，发动了震惊当世的五国合纵攻齐的济西即墨之战，取得了辉煌战果。苏秦在齐国的一系列反间活动直到五国伐齐时才败露，他也终于被车裂而死。
苏秦这种间谍，孙子称之为反间。反间是五间之一，其余四间是：乡间、内间、死间、生间。在《用间》篇中，孙子对如何对待和使用间谍、五间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详尽的阐发，兹不赘述。
三是试探。孙子在《虚实》篇中谈到了四种试探敌人虚实的方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文中的“策之”即策动驱使敌人，“作之”即挑动激怒敌人，“形之”即示形引诱敌人，“角之”即以兵试攻敌人。这是临战状态之下为了获取敌人情报而采用的四种方法。通过“策之”，进一步比较敌我作战方案的利弊得失；通过“作之”，进一步察明敌人的活动规律；通过“形之”，进一步验证敌人的部署状况；通过“角之”，进一步探明敌人的强弱虚实。这四种试探的方法都是战争经验的总结，并在战争实践中屡试不爽。例如试攻，即今所谓火力侦察，一般都以吴蜀夷陵之战为例。吴将陆逊通过试攻蜀军一个营寨，侦知了敌情，从而掌握了破敌之法。其实，试攻之法也是孙武对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例如公元前555年的汾之战中，楚国令尹子庚就提出试攻的意见，他说：“臣请尝之。若可，君（指楚国君主）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左传·襄公十八年》）。又如，公元前516年的齐鲁炊鼻（今山东宁阳县）之战前，齐景公的大臣梁丘据说：“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若可，师有济也，君而继之，兹无敌矣；若其无成，君无辱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饶有意味的是，吴军破楚人郢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05年，秦国出兵救楚，秦将子浦不明吴军底细，“吾未知吴道”，因而不敢贸然进攻。于是让楚军先和吴军作战，以观察吴军的战术运用和作战部署，然后率军从稷（今河南桐柏县）同吴军会战，大败夫概王于沂（今河南正阳县）。举这几个春秋时代采用试攻战法的战例，旨在证明《孙子》中的这些战术都是在前人实践经验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的。
（二）要决胜料势，关照全局
通过观察、侦察以及其它方法搜集到的各方面情况，有真有假，有的可能无关紧要，有的甚至互相矛盾。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情报，全靠将帅卓谋独见，作出抉择。能不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看将帅善不善于进行创造性思维。从思维方法的角度阐述如何发奇想，定妙计，《孙子》中几乎没有论及，但是孙子本人以及历代名将却以他们惊人的智慧为后世创造了许许多多生动的史例。
竹书《吴问》篇中记载了孙子关于晋国六将军谁先亡、谁固成的预测，后来的历史实际证明，许多方面都被他言中了。又比如，他在公元前512年回答吴王能不能立即大举伐楚的提问时，鲜明地表示，当时条件不成熟，时机未到来，还必须创造条件，转变强弱，等待时机，联合与国。后来，伐楚之战按他的卓见推迟了六年，果然赢得了胜利。
中国的军事家十分重视奇谋良策的制定，在中国战史上确也涌现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战略决策。诸如孙膑减灶杀庞涓，田单火牛阵破燕军，陈平六出奇计，诸葛亮隆中决策，韩信料项羽，郭嘉论曹袁，李泌两军系四将，朱元璋先陈后破张……，这许许多多的英明决策无不表现出他们的天才预见，这些预见在战争中所产生的威力真可谓算不失筹，计无遗策。在这里，我们只须分析一个不太知名的史例就可看出决胜料势的重要意义和巨大的作用了。
西汉建立之初，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当时，将领们都主张立即发兵平叛。只有一位原来楚国的令尹薛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并且准确地预测英布可能作出的战略决策只是一种不足为虑的下策。他判断说：如果英布采取“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的方针，对英布来说，将是最有利的上策，那么，太行山以东将成为英布的天下；如果英布采取“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的方针，那么对他来说将是利害参半的中策，谁胜谁负就还有一番较量；如果英布采取“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辎重）于越，身归长沙”的方针，对英布则是最为不利的下策。薛公最后判断，英布出身囚徒，目光短浅，定将实行下策。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如薛公所料，汉军很快平定了叛乱。
古往今来的战略家们之所以能驾驭战争，稳操胜券，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全局在胸，头脑清醒，紧紧抓住战略枢纽，决不旁骛。所以，孙子告诫指导战争的人们：“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变》）“有所”也者，就是从局部看来：途虽可由而不由，军虽可击而不击，城虽可攻而不攻，地虽可争而不争，一切服从于战略目标的夺取，服从于战略枢纽的把握，服从于整个军事战略的全局，这便是战略指挥的核心问题，明乎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孙子谋深虑远的先胜论的真谛。
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旨的全胜论
孙子提出了一个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从今天的学术角度分析，这一战略思想是高于军事战略的大战略。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先从原文分析起，不然是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孙子在《谋攻》篇这样写道：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原来，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义指的就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按照他的主张，大至于敌国、敌军，小至于敌旅、敌卒、敌伍，都可以不战而使之屈服。也就是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一种战略主张，也是战役、战斗的主张。主要的，还是战略主张。
从字面上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并无文字障碍，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是，“屈”是自动词作使动词用，是“使……屈服”之意。因此，“屈人”不是“屈服于敌人”，而是“使敌人屈服”的意思。那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用交战而使敌军屈服。
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这个战字指导思想，并将其列为善战的最高标准，应当说是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独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孙子的“全胜”思想，就是用不流血的斗争方法，迫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以不损己方兵力财力、不破坏对方的兵力物力和将被屈者的兵力财力转化为已有的方式，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做到这样，就会使“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而“用兵之利”则“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从古代战争历史的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军事思想。它把战争从野蛮残暴的屠杀和毁灭的斗争行为，引向力求保全敌方的人力物力为己所用的比较文明的斗争行为。但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没有涉及战争性质（正义与非正义）对这一“善之善者”的用兵之法的影响。由于正义与非正义，特别是革命与反革命战争具有不易妥协的性质，在未经战场较量到一定程度时，一般是不会出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局势的。在此种条件下，正义的革命的一方，设法“破敌”，就由“次”变为“上”了。在“破”敌之中，能“百战百胜”，不能说不是“善之善者也”。因此，对孙子“全胜”思想，不能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滥用。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思想之一。它包含以下原则：（1）“威加于敌”的威慑原则。威慑，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必要条件。威慑，不是以直接的战争行动去遏制敌人，而是从心理上去遏制敌人。威慑，以物质力量为后盾，这是威慑具有可信性的基本条件。除了物质力量以外，主有道，将有能，士气强，得天时、地利、人和，同样也具备威慑力量。（2）“上兵伐谋”的智战原则。首先，孙子崇尚智战，主张以“伐谋”、“伐交”胜敌。其次，孙子不主张专恃武力，强调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3）“兵不钝而利可全”的效益原则。在战略战术上能以我之实力和谋略迫使敌人举国来降，举军来降，达到“全胜”，或迫敌退兵，弭兵止战，达到“自保”，是上策。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包含的效益观，不单纯是出于军事目的，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政治、经济、外交的战略目的。
《孙子》中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张的思想渊源是，春秋时期兼并争霸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孙武对战争本质的朴素认识。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争主要围绕兼并与争霸这两个焦点进行。由于战争是在周王朝没落和诸侯强盛鼎立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下进行的，因此把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结合起来，通过智谋取胜是当时战争指导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长期征战，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会导致国内政治危机。因此，要谋求“自保而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佳方式。孙武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强调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孙武并不是好战喜功，而是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能以“不战”的手段使敌屈服，就不要动用武力。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保而全胜”的目标原则。第二，谋求全胜全存，即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效果。第三，“威加于敌”的威慑观点。第四，“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智战观点。
“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它已成为现代战略的主要特征。“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之所以经历两千多年不失指导意义，就在于它是战争本质矛盾的客观反映。“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和平战略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广泛的重视。在战后世界产生重要作用的战略，无不体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特征。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思想，对于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以“威加于敌”思想为基础的伐交论
今天，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威慑战略，是在现代军事科技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而在孙子时代，武器远远不能步入战略之门，即使是强弓劲弩对战略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但这并不等于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对敌对国家的战略威胁，只是不可能是用战略武器对敌构成战略威胁，而是以军事、政治、外交等综合力量对敌构成威胁。在这一前提下，孙子提出了一种古朴的、原始的威慑战略，这就是所谓“威加于敌”的“伐交”理论。
我们既然把“伐交”的“交”理解为军事外交，并将它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那么，如果不对“交”字的确切含义作一番考究，整个论点便难以成立。
《孙子》中，“交”凡作为独立的词使用，都是指结交、外交，如“其次伐交”（《谋攻》）、“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军争》、《九地》）、“衢地则合交”（《九地》）、“则其交不得合。……不争天下之交……”（《九地》）等，皆属此类。而当“交”仅仅作为语素与另一语素构成合成词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如“交合而舍”（《军争》）、“交地则无绝”（《九地》）、“交地吾将谨其守”（《九地》）等等。以上是《孙子》中“交”的使用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其次伐交”的“交”显然是指外交而言。
孙子论述“伐交”，不是一般意义地谈论军事外交，而是把它提高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的高度来论述的。通过“伐交”而欲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目的，必须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因此，孙子提出了“威加于敌”的前提条件，从而形成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威慑战略”。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孙子》，主要体现在《谋攻》、《仇变》、《九地》等篇章中，其中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话就是：“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九地》）意思是：凡是霸王的军队，进攻大国就能使敌方的军民来不及动员和集中；把威力加之于敌，就使它不能同别国结交。因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结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合谋，只要显示自己的称霸意图，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拨取敌人的城邑，摧毁敌人的国都。这段话包含了威慑战略的深刻含义。但我们又必须看到，要全面理解孙子的威慑战略思想，仅仅抓住这段话是不够的，还必须联系全篇、联系“伐交”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获得明确的认识。
通观《孙子》十三篇，我们清楚地看到，孙子的伐交战略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强调实力地位，孤立敌国
“伐交”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策略思想。这里要强调的是，孙子不仅重视实力，而且主张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敌构成威胁，这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证明：一是我们要充分注意竹书《孙子·形篇》中的“称胜者之战民也”一句。传世本此句为“胜者之战民也”，“胜”字前无“称”字。二者虽仅一字之差，然而意思却因此而有极大差别。“胜者之战民也”，一般译作“胜利者之指挥军队作战”。而多一“称”字，意思就有了明显的不同：“称胜”是“综合力量比敌人占优势”之意，那么，全句的意思就是“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胜利者之指挥军队作战”。可见竹书更体现了孙子重视实力地位的思想。二是要注意孙子十分重视“威加于敌”，他说：“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九地》）就是说，以强大的军威兵临敌国，那么，其它诸侯国就会因慑于兵威而不敢与之结交。这完全是以实力地位迫使敌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俯首听命。
（二）强调亲仁善邻，反对四面树敌
春秋时代是军事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的时代，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看清国际形势、结交与国、联合对敌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战略策略。例如，五父对陈桓公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又如，晋国大夫庆郑指出：“怒邻，不义。”——使邻国发怒，不合道义（《左传·僖公十四年》）。再如，面对强大的楚国的威胁，季梁对随侯说：“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左传·桓公六年》）随国虽是小国，但由于采取了联合各姬姓兄弟之国共同对付楚国的策略，因而终于取得了“楚不敢伐”（《左传·桓公六年》）的积极效果。
孙子继承了前人成功的经验，提出了“衢地则合交”、“衢地吾将固其结”的外交策略思想。所谓衢地，就是除去我与敌国之外，还有第三国，乃至第四国、第五国的“三属”之地。孙子主张处此衢地之时，应当广泛结交毗邻的诸侯，并且要“固其结”——巩固其结交，密切外交关系，以求获得国际援助，从而在外交上孤立敌国。
孙子还十分重视看清国际动向，确定敌友，他认为“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九地》）。当时，诸侯列国互相争夺，互相兼并，尔虞我诈，各怀异志。孙子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在建交之前一定要预知“诸侯之谋”，以避免盲目轻信，误敌为友。孙子不仅告诫国君要预知“诸侯之谋”，还告诫国君要警惕“诸侯之难”——诸侯发难，发动侵略（《谋攻》）。他在《作战》篇中明确提出，在外交上反对四面树敌，在战略上要防止两面作战。因为，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实力衰竭，盟国离散，就必然会造成“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局面，到那时，“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作战》）。
（三）多方干扰敌国，使敌内外交困
广泛结交诸侯，把打击目标尽量缩小到最小范围，无疑是孙子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重要策略思想。多方干扰敌国，使敌内外交困则是孙子对于所欲打击的敌国进行“伐交”斗争的原则之一。《九变》篇中的三句话对这一原则作了最好的表述。这三句话就是：“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现分述如下：
“屈诸侯者以害”，曹注云：“害其所恶也。”也就是说，要迫使敌国屈从就范，就要用其所恶之事危害它。什么是敌国所恶之事呢？贾林的注解回答了这个问题：“为害之计，理非一途。或诱其贤智，令彼无臣；或遗以奸人，破其政令；或为巧诈，间其君臣；或遗工巧，使其人疲财耗；或馈淫乐，变其风俗；或与美人，惑乱其心。此数事若能潜运阴谋，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由此可见，收买、离间、诱惑、造谣等等都是危害敌国的方法，只要能达到迫敌屈服的目的，同敌人是无所谓道义与恩信可言的。
“役诸侯者以业”，曹注云：“业，事也，使其烦劳，若彼人我出，彼出我人也。”曹操的注解是正确的。此句意为要役使敌国不得安宁，就要用各种劳烦之事去干扰它。曹操举了一种措施为例，即“彼人我出，彼出我人”，也就是吴国疲楚战略的车轮战法：吴国三分其军，每次派一支军队去袭扰楚国边境。楚国闻警，便派军迎战。楚军一出，这支吴军便不战而归，楚军见吴军退归也就班师回朝。当楚军班师之后，另一支吴军又出动了，未得休整的楚军只好再度出动。吴国就是用这种“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的车轮战法去疲惫楚军、消耗楚军实力的。
曹操注只举一例，李荃注又加了一例：“烦其农也。”杜佑注则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能以事劳役诸侯之人，令不得安逸。韩人令秦凿渠之类是也。或以奇技艺业，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内役，诸侯若此而劳。”确实，正如杜佑所言，秦国郑国渠的修建，韩国是包藏着祸心的。韩国派水工郑国去秦国进说秦王动员人力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其目的是所谓“欲疲之，毋令东伐”（《史记·河渠书》），企图使秦国劳民伤财，增加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秦国对韩的注视，减轻来自秦国的军事压力。
“趋诸侯者以利”，文意明晰，略加训释。杜牧注指出：“言以利诱之，使自来至我也，堕吾画中。”这里所说的“利”，既指军事斗争上用小利诱敌，也指政治外交上用小利诱敌，目的都是调动敌国敌军去忙于争利，疲于奔命。
（四）采用离间之计，使敌分崩离析
孙子在《计》篇中说过一句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的话，这就是“亲而离之”。曹注云：“以间离之。”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敌人内部亲密团结，就应派遣间谍、散布谣言，以使敌人分崩离析。
“亲而离之”是一种离间敌国、敌军的策略，目的是分化瓦解敌国的外部联盟以及敌国的内部团结。从军事外交的高度看，“亲而离之”乃是“伐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代，军事外交上采取离间战略的事例不胜枚举，现仅以孙子所在的吴国为例。公元前583年晋国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当时，迅速崛起的吴国严重地威胁着楚国后方，晋国能在楚国的后院烧起一把火，迫使楚国陷于同晋吴两面作战的被动境地，这一战略构想是有远见卓识的，申公巫臣“教之叛楚”的离间策略也是成功的。
孙子亲身参加的吴楚柏举之战，也是成功地采取了争取唐、蔡，使之背叛楚国而投入吴国怀抱的离间之计，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战略利益。
当然，“亲而离之”的原则虽然孙子提出来了，但丰富和发展它，却需要时间。到了战国秦汉以后，军事外交的舞台上便演出了许多“亲而离之”的活剧来。齐国田单之离间燕将乐毅与燕惠王，秦国派遣间谍收买赵王嬖臣郭开之离间赵将李牧与赵王迁，均皆属之。正因为战国时代广泛使用间谍、开展了形形色色的外交斗争，于是，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六韬·文伐》总结了十二条文伐的方法。《文伐》篇这样写道：“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问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八曰，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危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这十二条不仅是对孙子“亲而离之”这一策略的发展，而且也是对他“伐交”思想的深化和丰富。
五、以虚实之道为核心的易胜论
孙子在军事战略上提出一个高难课题，他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地形》）在他看来，最高妙的战略，必须超出一般人的策略思考，超越通常的胜利形式；那种通过浴血奋战才能实现的战略，才能取得的胜利，不过是力能举秋毫，目能见日月，耳能闻雷霆，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他所要求的高妙战略呢？孙子提出了两个方面，一曰“胜于易胜”，二曰“胜已败者”。“胜已败者”较好理解，就是战胜那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或说战胜那已露败形的敌人。比如以至强击至弱，或以累胜击累败，兵锋所至，摧枯拉朽，胜负立见分晓。至于“胜于易胜”，则是战胜那易于战胜的敌人，换言之，即攻击那好打之敌。诸如弱敌、乱敌、怯敌、饿敌、劳敌、兵力寡少之敌、戒备松弛之敌，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虚敌”。要把握孙子胜于易胜的军事战略，必须抓住虚实之道这个核心。
关于孙子的虚实理论，郑有贤《孙子遗说并序》中有一段绝妙解说。他认为《虚实篇》：
“一篇之义，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但文辞差异耳。其意所主，非实即虚，非虚即实，非我实而彼虚，则我虚而彼实，不然则虚实在于彼此，而善者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也。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谓待敌者佚者，力实也；趋战者劳者，力虚也。致人者，虚在彼也；不致于人者，实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于虚也；害之也者，养我之实也。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佚、饱、安，实也，劳、饥、动，虚也；彼实而我能虚之也。行于无人之地者，趋彼之虚，而资我之实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实而击虚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实而备虚也。敌不知所守者，斗敌之虚也；敌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实也。无形无声者，虚实之极而入神微也。不可御者，乘敌备之虚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实也。攻所必救者，乘虚则实者虚也；乖其所之者，能实则虚者实也。形人而敌分者，见彼虚实之审也；无形而我专者，示吾虚实之妙也。所与战约者，彼虚无以当吾之实也；寡而备人者，不识虚实之形也。众而备己者，能料虚实之情也。千里会战者，预见虚实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虚实也。越人无益于胜败者，越将不识吴之虚实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虚实之术也。……不能窥谋者，外以虚实之变惑敌人也；莫知吾制胜之形者，内以虚实之法愚士众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敌制胜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虚实变化不常之神也。五行胜者，实也；囚者，虚也。四时来者实也；往者虚也。日长者，实也；短者，虚也。月生者，实也；死者，虚也。皆虚实之类，不可拘也。”
这一番鞭辟入里的议论，把孙子《虚实》篇的层次、要义、方法分析得清清楚楚。从部署说，“寡而备人者”是虚，“众而备己者”是实；从力量说，“趋战者劳”是虚，“待敌者逸”是实；从军情说，“动”是虚，“安”是实；从态势说，“失、静、死、不足”是虚，“得、动、生、有余”是实。总之，敌我双方有虚就有实，有实就有虚，既无无虚之实，也无无实之虚，“非实即虚，非虚即实，非我实而彼虚，则我虚而彼实，不然则虚实在于彼此，而善者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也”。从古至今，战争中的虚实是永远存在的，高明的将帅就在于能够预见虚实，分辨虚实，善于充分发挥能动性转化虚实之势。
孙武子“避实击虚”的思想，为其后代孙膑所继承、所发展。在实践上，围魏救赵、批亢捣虚是千古传颂的佳话；在理论上，可以从《孙膑兵法·威王问》所记载的田忌与孙膑的讨论中得到证明。
“避实击虚”的要义就是打敌要害、打敌关节点，这一点已如上述。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避实击虚”又是孙子“全胜”思想在“伐兵”斗争中的延续。我们知道，在《谋攻》篇中，孙子在作战思想上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种境界之最圆满最理想的结局是通过“伐谋”、“伐交”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是，作为军事学家的孙子，作为军事学著作的《孙子》，毕竟不能把“伐谋”、“伐交”作为唯一的手段，也不能把“伐谋”、“伐交”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在《孙子》中大量的还是研究作战问题。
我们看到，即使在战场斗争中，孙子同样主张以智胜愚，以巧制拙，试图用力少而收功多。
在孙子看来，无论敌我，有实就有虚，有虚就有实，虚与实是互相依存的。以防御而言，他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也就是说，此处设防，彼处兵力就会不足，彼处虚；反之，彼处设防，此处兵力就会不足，此处虚；处处设防，就处处兵力不足，处处虚。虚与实既然存在于战争运动的全过程中，因此，孙子提出的“避实击虚”就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就是一条重要的军事原则。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逢虚就击，见实就避。这是因为，一则，交战双方无不竭力荫蔽企图，巧饰伪装，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因而“难知如荫”。再则，虚与实又相反相成，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此时是实，彼时是虚；此处是实，彼处是虚；虚可变实，实可变虚。比如，为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重点设防、重点守备，次要方向就少布兵力，表现为虚。但是，尽管兵力不足，却并不影响全局。敌人即使夺占，也不能动摇我整个防御态势。孙子说过：“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从虚实角度来理解，这几个“有所”就是：途虽可由而不由，军虽可击而不击，城虽可攻而不攻，地虽可争而不争。那么，由何途，击何军，攻何城，争何地呢？孙子的主张是：“夺其所爱。”（《九地》）
孙子在阐述战略进攻、突然袭击时也强调“敌人开阉，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九地》）。什么是孙子所说的“爱”呢？曹操解释为“夺其所恃之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击那对全局有震撼作用的局部，也就是所谓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战场上，这种关键的局部一般是营阵中的指挥部，部署上的结合部，态势上的突出部。在军情上，或孤军深入，或地形不利，或孤立无援，或弹尽粮绝，或翼侧暴露，或立足未稳，或昼惰暮归，或仓皇无备……，诸如此类都是敌之所“爱”，也都是可击之“虚”。攻击敌人此类之“虚”，既省兵力，又省时间，用力少而收功多。所以，“避实击虚”是“胜于易胜”、“胜已败者”的具体体现，是孙子全胜思想在“伐兵”中的延续。
必须看到，在战争中要实现“避实击虚”的原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必须依靠指挥员的能动创造。孙子说得好：“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只有正确地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多方面地采取“示形”之法，广泛地实施战场机动，才能使我方由虚变实，敌人由实变虚，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乘敌之隙，以石击卵，攻虚击弱，战而胜之。
六、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为要义的致人论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提出了一个千古名句：“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是关于战争中争取主动权的最古老的表述。自此之后，许多兵学家都十分重视这一命题。例如，《尉缭子·战威》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鬼谷子·谋》说：“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唐太宗指出：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的莫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李卫公问对》）。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受制于敌，结果就只能是失败。
孙子强调保持力量的强大优势，这是主动权的客观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又可以直接作用于力量的优劣强弱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因此，他十分重视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部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处于自由行动的环境之中。
主动权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战争全过程的中心问题。因此，要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发挥主观努力，从获取情报、作出判断、定下决心，一直到灵活用兵都要驾驭战争，掌握主动。可以说，这些方面，孙子都注意到了，都论述到了。孙子在关于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方面带有原则性的论述，大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争取先机之利，形成主动态势
孙子在《虚实》中指出：“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见，他是把先机之利当作争取主动地位的首要条件来看待的。先机之利，不仅表现为“先处战地”——先敌准备、先敌部署，它还表现在其它各个方面。正如《白豪子兵氾·先》发挥《孙子》文意时所说：“治气则先，治心则先，治力则先，治变则先；隘则先居之，险则先去之，爱则先夺之。”在先机之利中，最重要的是先发制人。先发制人是进攻作战的灵魂。孙子在《九地》篇论述战略进攻时强调“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要求在开战之后就率先夺占敌人战略要点。对于野战，他也强调先发制人：“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意思是说，即使是同兵强马壮、阵形严整的敌人作战，只要“先夺其所爱”——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云：“或积聚所居，或救援所恃，或心腹巢穴所本者，皆是所爱”——敌人就会陷于被动，就听从我摆布了。
（二）示形诱敌，创造主动条件
战场上两军对阵，主动与被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动者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脱出被动，争得主动；主动者如果无所作为，也会丧失主动，陷于被动。关键就在于指挥员能否广施权变，着着争先，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孙子认为敌人的主动地位是可以剥夺的，他指出：“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要使敌人由休整良好变为疲劳沮丧，由给养充足变为饥饿困乏，由安守自固变为疲于奔命，就必须巧施计谋，诱使敌人上当受骗。方法就是“示形”与“诱敌”。
所谓“示形”，就是隐真示假。例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等等，示形运用到出神人化时，就能达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的地步。这是最高境界，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我军就处处主动，敌军则处处被动。
“兵者，诡道”。战争中，同敌人是没有任何信义可言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能迷惑对方，谁就有主动权，谁就能左右战局，从而夺取胜利。示形诱敌是一门艺术，一门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可以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战国中期的齐魏马陵之战，孙膑用的是减灶示形之计；一个是东汉时代的武都之战，汉将虞诩用的是增灶示形之计。他们都达到了示伪形于敌的目的，从而赢得了胜利。
（三）调动敌人，形成主动地位
调动敌人，孙子称为“动敌”，这也是争取主动地位的重要方法。孙子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这段话表明孙子具有调动敌人于运动之中加以歼灭的原始的运动战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它的大意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然听从我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必然上钩。用小利去调动敌人，用重兵去伺机攻击运动中的敌人。从孙子这段话可以看出，为了创造主动作战态势，他主张采取“利而诱之”的方法把敌人调动出来，使之脱离其有利阵地，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然后用重兵突然发起攻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很显然，这不是阵地战而是运动战。古代有没有运动战，过去这个问题是一个禁区。其实，运动战只是相对于阵地战而言的。由此可证，孙子的上述观点正是早期的运动战思想的反映。
（四）战胜不复，多方创造主动条件
采取多样化的作战方法和作战形式，是创造主动态势的重要手段。孙子说过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意思是：根据敌情而取胜，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还是看不出来。人们只知道我是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但是不知道我是怎样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所以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式，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战争中战法的变化和创新是没有穷尽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几种老一套的打法还蔽帚千金，那么，在战场上就根本没有主动权可言。
在《孙子》中还提到了一些争取主动权的手段，它既讲了阵地战也讲了野战，既讲了包围也讲了迂回，既讲了火攻也讲了水攻，既讲了奇袭也讲了强攻，等等；而且，它还讲了心理战——“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尽管孙子不可能尽述所有的作战形式，但他“战胜不复”这一句话却高度概括了古今中外一切战法的灵魂。过去要“不复”，现在要“不复”，将来也要“不复”。只有战略战术日新月异，才能争取到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自由权，才能最终赢得胜利。
七、以速战速决纵深突袭为主的突袭论
突然袭击的理论，在今天可分为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春秋时代没有这样的区分，特别是没有战役这一个层次。但是，从宏观上去把握《孙子》，我们看到，孙子讲突然袭击是从战略学的高度去阐发的。当然他也讲到一些奇袭的原则，比如他的名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奇袭原则是一般原则，无所谓战略、战役、战术之分。对于孙子的战略突袭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称之为速战速决的突袭论。更确切、更具体地说，则可以称为纵深奔袭的战略突袭论。
孙子的突袭论有如下要点：
（一）速战速决，反对持久
这个思想在《作战》篇讲得十分明白，如说：“其用战也贵胜”，“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这些关于贵速的言论，不同于一般讲兵贵神速，它是针对进攻作战中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言的，而一般讲兵贵神速则是指军队的行动要敏捷快速。
进攻作战要速决，这是战争的通则，古今没有什么不同。孙子看到了久战要消耗国力，影响生产，乃至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随着战争的发展，现代的战争一旦突袭不能达成速决，造成的危害将会更大，甚至演成长期的战争。
（二）秘密伪装，出奇制胜
从战略进攻角度强调突然性，《九地》篇便是论述这个问题的一个专篇。从秘密策划、周密准备、窥测战机到突然袭击等一系列内容，都在该篇的结语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述：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人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这段文字，是《孙子》中论述实施突然袭击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在这里，孙子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突然袭击，才能“敌不及拒”。“敌不及拒”，既包含敌人仓皇失措，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也包含敌人斗志瓦解，精神崩溃，失去进行抵抗的战斗意志和失去战斗力这两方面的意思。
由于突然袭击具有如此重大的作战效力，所以孙子对实现突然袭击的手段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首先，要搞好战略伪装，迷惑敌人。战略伪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伪装，所谓“趋诸侯者以利”（《九变》），即玩弄外交手段之类；另一类是纯军事的伪装，“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引申而言，凡属战略性的军事行动，诸如战略展开的时间和范围，主攻方向以及发起突袭的时间等等，都要严密地伪装，不使敌人察觉，以保障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成功地实现战略突袭。
其次，要隐忍待机，果断行动。孙子说，发起战略突袭之前，要“静如处女”，一旦打响之后，要“后如脱兔”。“静如处女”，比喻不动声色，不露痕迹。从军事上说就是部队隐蔽要静如处女，部队的集中也要静如处女。“静”是为了“动”，只有“静”到神不知鬼不觉，才能诱使“敌人开户”——麻痹大意，放松戒备，露出破绽，从而为“动”——“后如脱兔”，创造条件。
再次，抓住战机，夺敌要点。孙子说，“敌人开阖，必亟人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敌人开阖”就是战机，战机一旦出现，就要不失时机地捕捉它，以神速的行动乘敌之隙，夺占敌人要点、要地。孙子所说的“先其所爱”的“爱”，除可理解为要点、要地之外，还可理解为要害。指挥部是要害，粮道、仓库乃至接合部都可能因一定的条件而成为要害。
（三）采取纵深突袭的作战指导，达成战略突袭的目的
从《九地》篇中可以看到，孙子主张战略突袭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正确的战略主张。我们知道，在春秋以前，所谓守险指的就是防守国都或城邑，在伺都之外是不设防的。这当然不是说在野战的过程中不利用险要的地形，而是指平时不在险要地形上派兵守备或配备防御设施。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中著有《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他说：春秋时列国用兵相斗争，天下骚然，然是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险塞之处没有设防，这在客观上就为突然袭击提供了条件。这一历史事实十分重要，它不仅是《孙子》成书于春秋末期的一个证明，更重要的是它说明孙子战略突袭理论的提出有其坚实的客观基础。
我们必须看到，孙子的突袭论是以纵深奔袭为核心的突袭论，这是我们研究《孙子》必须把握的一个要点。不明白这一点，就势必同一般的突袭论纠葛不清。
《九地》篇中三次提到九种“地形”。先是指出九地的概念及其内涵。即：一、散地——“诸侯自战其地”；二、轻地——“人人之地而不深者”；三、争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四、交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五、衢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六、重地——“人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七、圮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八、围地——“所由人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九、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对于以上九种地形，孙子在论述战术要求时分别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即“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孙子兵法浅说》一书中指出：以上九种地形，大别之可分为两类：一是自己国土内的“散地”，一是别人国土内的“绝地”。小别之，“绝地”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在敌国浅近纵深作战的轻地、争地、交地；二是深入敌国腹地的重地；三是因地形而异的死地、围地、圮地和三国交界的衢地。按照这样的分类，孙武的作战指导就是：以坚决果敢的行动，迅速把军队插入敌国腹心地区。为达此目的，他要求：一、在三国交界的衢地行军要搞好外交；二、在敌国浅近纵深的‘轻地’要迅速通过，不作纠缠。他甚至说，即使是敌人战略前哨或要点的‘争地’，也要巧妙迂回，决不旁鹜。三、实行脱离后勤保障的无后方作战，依靠对敌国的掠夺来补充军食，即所谓“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不难看出，孙子纵深奔袭的突袭论乃是为了达到一战而胜、力求速决所提出的一种战略进攻的构想。显然，它与后世的突然袭击，特别是现代的突然袭击是不尽相同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进攻的一方不须考虑有一个乃至几个突破敌人防御的阶段，因为当时无所谓马其诺或巴列夫之类的防线，也无所谓长城、边墙或其它绵亘的防御设施。所以，孙子的战略指导是“顺详敌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九地》）。为了实现这一纵深突袭的战略构想，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外交上，“衢地则合交”，同时又要使敌人“其交不得合”（《九地》）；后勤供应上，完全依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至于“诸侯之谋”、“山林、险阻、沮泽之形”和“乡导”都要妥善处理，所谓“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九地》）。
问题还不止此，最难解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快速机动，二是士气控制。关于快速机动，孙子多次强调过“兵之情主速”（《九地》），兹不赘述。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部队开进究竟能有多快的速度？史书记载，一般都说春秋时三十里一舍。正常情况下，一天只走三十里，即使是“日夜不处，倍道兼行”，也只有六十里。
关于士气控制，归纳起来，孙子的观点主要是三方面：一要主帅坚定沉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异国作战，孤军在外，指挥员的政治军事素质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如果遇到危急情况将帅就惊慌失措，势必导致战争的失败。二要欺骗士卒，“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三要“甚陷”士卒，所谓“兵士甚陷则不惧”（《九地》）。孙子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使然，他十分强调也十分迷信“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九地》）这——整套愚兵政策和欺骗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纵深奔袭的突袭理论，其军事心理学的理论依据就是这样一句话：“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九地》）认为愈是把士兵深深地陷入只有拼死奋战才有生路的境地，士兵就愈好控制。即使不作任何动员工作，也会“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九地》）。
孙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提出了突然袭击战略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是前无古人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