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戈林
1.一战中的戈林
赫尔曼·戈林于1893年1月12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一座温泉别墅里，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厄恩斯特·戈林博士时年64岁，是位海外殖民地总督。母亲范妮·蒂芬布鲁恩是老戈林的第二任妻子，比丈夫小20岁。
戈林自童年以来就形成了痹爱奢华和排场的特性。他童年的那些日子是在默特恩多夫宫殿和菲尔登斯泰因城堡中度过的。这些都是他那有着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富有的教父里特尔·冯·爱泼斯坦的财产。爱泼斯坦接纳了戈林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到自己的家中——并非出于无私的帮助，而是因为赫尔曼·戈林的母亲是他的情人。
少年时代的戈林聪明英俊，还不具有残暴冷酷无情的秉性，但是终归母亲高明，她说：“戈林不成为一个传人，便会成为一个罪犯。”
戈林虽然调皮捣蛋，但是学业成绩一直优异，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
1910年，他以优良的成绩升入号称“德国西点军校”的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在这里，他心甘情愿地接受着极其严格的普鲁士军训。第二年他通过了系列考试，并取得军训课最高分。1912年3月，戈林应征入伍，继续在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进修，并在第二年12月通过了军官考核。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戈林作为排长被派往前线。在纳尼、埃普诺尔和弗里雷的战斗中，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不久染病退出战场，疗养于弗赖堡。在这里，他结识了正在接受飞行训练的陆军中尉布鲁诺·勒歇泽，并燃起了对飞机这种新式装备的兴趣。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病愈后被派到达姆施塔特接受侦察飞行训练。
从1915年2月起，戈林和勒歇泽一直同飞一架飞机。
3月，在法国装甲炮群威胁的科特德塔上空，两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为德军的进攻提供了重要情报。为此，德皇亲自召见了他们，并授予他们一级铁十字勋章。
6月，他们驾驶着没有任何武装的阿尔巴特罗斯侦察机，设法迫降了一架法国轰炸机，这一壮举使他们两人声名鹊起。
1915年10月，戈林首次完成了作战飞行，并在11月第一次击落了一架法尔芒飞机。
1916年3月，戈林驾驶着一架300马力的C499号大型战斗机，同法国的3架大型飞机展开激战，击落了其中一架。
1916年11月，戈林在空战中挨了英机的一颗机关枪子弹，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把负伤的飞机开回自己的防区，此后疗养了3个月。伤愈归队后，戈林已成为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戈林在空战中勇猛果敢，胆大心细，经常孤军奋战，每次都能奇迹般地胜利返回。有一次，英机打掉了他的方向舵，他却安然返回防区。事后，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不知怎么回事，没有方向舵，我照样飞得很好。”
到1918年6月，戈林击落的敌机累计已达21架。与此同时，战绩辉煌的戈林又极为走运，获得了被视为德国空军军魂和象征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权。然而，还没有等他充分品尝权力的滋味，德国军队便节节败退。
11月，基尔港水兵起义，国内陷入了一片混乱。11日，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德国战败了。这对刚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空中英雄——戈林是何等的打击！他将往何处去？
每想至此，戈林便不由得心潮起伏，黯然神伤。
2.推动纳粹上台
此后，他带着伤痛曾先后到过柏林和慕尼黑，然而到处是混乱，失望之余戈林决定离开多事的德国，打道北上，到北欧去寻求发展。
在北欧，戈林为丹麦人做过试飞员和飞行表演，后来又来到瑞典当飞行员。
1920年2月，瑞典社交界名人埃里克·冯·罗森伯爵包租戈林的飞机。在罗克尔斯垮特城堡，戈林遇到了伯爵的妻妹卡琳·冯·福克女伯爵。两人相见恨晚，双双坠入爱河，不久即同居。由于卡琳本是有夫之妇，两人决定远走高飞，前去德国。
在魏玛共和国里，这位30岁的退役上尉对未来没有信心。出于窘境（而不是出于喜好），戈林在慕尼黑学习历史和国民经济。比起获取科学知识，这位经过斗争考验的飞行员更加渴求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结合，渴求英雄行为和一个能帮助德国重新夺回昔日权威的“强人”。
他于1922年秋天，在慕尼黑的国王广场上的一次集会上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皇帝”。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此后不久，戈林在对方接待时间里第一次坐在了他的对面。他要给戈林的人生指明新的方向。而这也正是戈林愿意听的：凡尔赛条约是一种耻辱，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要对这一切负责任，必须拯救祖国。这个人就是希特勒。戈林相信这个希特勒能将德国从战败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和听到他的第一声起，”两年之后他写道，“我便在内心深处完全从属于他了。”希特勒也对这位被授予过高级勋章的久经考验的勇士颇有好感：“妙极了！一位因为特别英勇而被授予过最高勋章的战斗英雄！请您们设想一下：绝妙的宣传素材！此外他还有许多的钱，所以不用花我一个芬尼。”
戈林的声望对年轻的纳粹党非常有用。一个是平易近人的勋章获得者，一个是狂热偏激的蛊惑民心者——这就像一个魔鬼契约。当希特勒把冲锋队的领导权委托给他的这位新追随者时，戈林感动得发誓说：“我将我的命运无条件地托付给您，即使要我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戈林曾经说过：“我没有良知，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政党和计划引不起戈林多大的兴趣。从作为冲锋队头目所做的单调的日常事务中，他只能获得很少的乐趣。尽管他在短时间内将一个管理不善的冲锋队变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私人军队，但他更愿意把精力用在令他愉快的方面。
他让人给他剪裁了第一套梦幻般的制服。他根本看不起纳粹党内那些“巴伐利业啤酒酒鬼和背旅行包的人”。他以高人一等的气势骄傲而又显示宽容和友善的声调对待像鲁道夫·赫斯或者阿尔弗雷德·罗森伯尔格这样的“党内朋友”。所以戈林在纳粹党内待着，却没有封建贵族般的领导权，这几乎是不足为奇的。对于戈林来说，意识形态是“无用的杂物”，他的政党叫做阿道夫·希特勒。他为他作好了冒生命危险的准备。他决心和希特勒一道在帝国中掌握权力。
1923年11月9日，天气阴沉而湿冷。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将要对权力和软弱无能作出决断。临近中午时，一队冲锋队和突击队队员启程向歌舞剧院开进。在队伍的最前列是希特勒、鲁登道夫将军和戈林。
观众们的欢呼声和“万岁”的叫喊声使他们希望这次夺取政权能够成功。但是在统帅大厅前只有几米处时，一颗子弹呼啸而来，随后大街上枪炮齐鸣，巴伐利亚州的警察们瞄准了行进队伍的第一排。枪战持续了60秒钟，死了14名暴乱者和3名警察。希特勒倒在了地上，戈林被子弹击中了腰部，身负重伤，一动不动地躺在大街的铺石路面上。在失去知觉几秒钟之后，他满身鲜血地挣扎着爬出了射击线。冲锋队队员们把他拉上了一辆卡车，送到犹太家具商人巴林的家中接受简单的照料，随后便开始了躲避警察追捕的逃亡。
戈林带着卡琳越过边界来到了奥地利。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医院的医生第一次给戈林注射了吗啡——这种毒品使他后来成为了一个瘾君子，但也让他暂时忘却了痛苦。慕尼黑的失败使他在政治上的升迁突然停止了。现在巴伐利亚政府正在通缉搜捕他。尽管他和希特勒不一样，还逍遥法外，但是伤口的疼痛给他带来的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即使他在吸食吗啡。不论是戈林的私人医生拉蒙·冯·昂达尔查大夫还是长年照料他的护士，在战后都报道说他睾丸受了伤。自此后，戈林便认为自己没有了生育能力。
被监禁在兰茨堡的希特勒请求逃到奥地利的戈林立即前往意大利，和墨索里尼建立联系。戈林认为以恳切的方式和一枚闪闪发亮的勋章应该能激励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用20亿里拉帮助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遭破坏的“运动”。——但这完全是幻想，墨索里尼一次也没有接待过希特勒派来行乞的这位使者。
由于戈林的财产在本国被充公，以及埃恩斯特·罗姆接管了冲锋队，一无所有的夫妇二人只得极其失望地回到卡琳在瑞典的父母家中。可是赫尔曼·戈林摆脱不了他的伤痛，他几乎每天都让人给自己注射吗啡。从前瘦高、容貌英俊的他不久就肿胀起来，也就是变得肥胖了，深受记忆衰弱和没有毒品就活不下去的压力的折磨。戈林在戒除吸毒瘾的治疗中时常丧失自控能力，有一次竟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这种治疗便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被转到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良波罗的精神疗养院，这个疗养院专门接纳有生命危险的严重病人。
戈林依然依赖于吗啡注射。“意志非常薄弱的残暴的瘟病患者。”在瑞典的病历中这样写道。医生认为他很消沉，有自杀的危险，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一个“仇恨犹太人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25年10月7日被允许出院了，没有精神障碍的症状（正如奥罗夫·肯伯格教授确诊的那样）。戈林被正式认定痊愈了。但事实上他还是一个病人——一个每天给自己注射多达50毫克吗啡的瘾君子。除了卡琳，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生活在毒品的阴影里。但是他抛头露面的机会越多，有关国家最高层人物吸吗啡的流言蜚语就滋生得越多。
在那段时间里，戈林仍然远离他所渴求的权力。当他于1927年对政治犯大赦之后重返德国时，终于结束了作为坏人的艰难日子，从而寻求新的站稳脚跟的生活。他要从零开始，对于早已从兰茨堡监狱释放出来的“元首”来说，像戈林这样一个人当然是来得正好。这位国家的权势人物恰恰适合填补他最亲近圈子中那个急需填补的空缺。
戈林不像希特勒是个小市民，不像罗姆是个雇佣兵，也不像戈培尔是个亡命之徒。他所具有的，正是“运动”中的暴徒们所缺少的：出身良好的家庭、精炼的举止和引起人们好感的才能。此外，他所荣获的为奖励战斗特别英勇而设立的勋章便是他通往“朝廷”和财团们保险柜的通行证。
作为驻柏林的政治特派员，戈林奉命为希特勒赢得柏林上流社会的支持。而事实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为他的“元首”搞到了晋见德国总统冯·兴登堡的机会，还用克虏伯、图森、德意志银行、巴伐利亚摩托厂、汉莎航空公司、海因克尔、梅塞尔斯密特……的捐款填满了纳粹党的钱箱。
作为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成员，戈林不久便如鱼得水般地混迹于由贵族、金融巨头和工业家组成的最具影响力的圈子里。他用充满幽默的闲聊和自私自利的魅力为希特勒在上层社会赢得了胜利。虽然戈林在服用减肥丸后仍然越来越胖，虽然他深受失眠之苦，虽然他得克服卡琳于1931年10月17日去世给他带来的痛苦，但他仍然不乏用狡诈的手腕和肆无忌惮的诡计帮助希特勒越过通往权力的边界的巨大热情。
作为被选出的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他用各种许诺和礼物贿赂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军队拉到希特勒这一边，并在使人耗尽精力的谈判中促使年迈的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国务总理。
当戈林在1933年1月29日将不再有什么东西会阻碍夺取政权这一消息转告给希特勒时，那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戈林对这次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希特勒用一大堆职位来奖赏这位帮手的功绩：最初没有职权范围的国务部长，负责飞行的全权代表和普鲁士内务部代理部长。
希特勒的信任使戈林受宠若惊，他在日记中诚惶诚恐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
“当我被任命为普鲁士内务部长时，我告诫自己，必须接任这个难度最大的职务，因为这里是打通所有权力和职位的钥匙。我要狠狠地整顿一下，把那些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红色的或是黑色的观点以及为了镇压所有的民族奋斗而身居要职的人全部扫地出门。”
3.操纵国会纵火案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德国人民心中普遍存在的不满、绝望和彷徨，以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心理，在全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一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戈林被元首指定为纳粹议会党团领袖，当然也就成了议会议长，这是纳粹党迄今为止在国家公职中取得的最高职位。
当时纳粹党对总理府早已垂涎三尺，戈林就利用这一职位为纳粹党入主总理府潜心竭力，矢志以图。为此，他曾和当时的总理——巴本开了一个小玩笑。巴本由于在新选出的议会中遭到多数的反对，因而，他准备在新议会还没有开始工作时就解散它。为此，他已经从总统那里搞到了解散令。
9月12日，新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并第一次由一位纳粹党人主持。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弹劾巴本政府的动议。这使巴本着了急，他必须在议会表决之前就把它解散掉。他急不可耐地举手要求发言，但是议长却微笑着把脸转向别处。巴本举起那张解散令，并站起身来让会场的人看清楚。全场的人都看见了，只有戈林没看见。
巴本气得发疯，他大步走到议长面前，把那张解散令朝戈林一扔就怒气冲冲地走了。戈林还是不看那张解散令，他微笑着说：“如果没人反对就进行表决。”
结果，以530票对32票通过了这项弹劾协议。这时议长才“吃惊”地看到了面前的那张解散令。他宣读了一遍，然后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已被法定多数弹劾了的总理签署的，因而没有任何效力。”当然，议会最后还是接受了解散令。但戈林使用这种鬼把戏来达到目的，则刚刚是个开始。
1933年3月5日，德国又要进行新的大选了。从1932年最后一次选举看，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而共产党则增加了75万张选票。这使纳粹党极为紧张，他们要寻找一个办法遏止共产党的影响，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2月24日，戈林派秘密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然而，这是一个被共产党放弃了的办事处，戈林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戈林仍然宣布他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反映并不理想，甚至保守分子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很明显，他必须在3月5日大选前，找到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事件作为彻底打击共产党的借口。
2月27日晚上，凛冽的寒风扫过柏林街头。黑暗中，一小队早已隐藏在戈林家里的冲锋队员揭开地下暖气管道的盖子，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这是一条直通议会大厦的地沟。这些冲锋队员每人都携带着易燃物品，迅速地来到了议会大厦下面。他们钻出地沟，把易燃物品撒在所有能燃烧的东西上，然后便悄悄地顺原路返回。不一会儿，一个几天前被秘密警察发现的、神经不正常的荷兰共产党员在秘密警察的精心安排下，偷偷地潜入议会大厦，脱下自己的衬衣把火点了起来。只两分钟的光景，议会大厦已是一片火海了。
戈林比谁来得都早。他头上冒着汗，嘴里喘着气，兴奋得有点失常。他立即断定，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他大声对秘密警察头子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不用说，戈林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纳粹党就这样为大选排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后来，在1942年的一次宴会上，戈林酒后露真情，他得意地吹嘘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还拍着大腿狂笑不止。
不一会儿，熊熊烈火在国会大厦燃起。在火光中，戈林露出了无比狰狞的面目。作为希特勒的帮凶，戈林为主子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
自从1933年2月28日以来，即通过《国会纵火法》实行持续的紧急状态以来，诸如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就被取消了。现在，公开的恐怖便是“合法”。戈林可以为所欲为了，根据他的命令，政治敌人们，包括同性恋者和信仰耶和华的人，被一道驱赶到了集中营。在奥拉宁堡和帕彭堡，戈林让人将这些管教和刑讯的场所建造成“改造营”。
到1933年7月底，即希特勒夺取政权半年之后，“改造营”中政治犯的人数就已经迅速膨胀到了2.7万人。戈林在纽伦堡证人席上夸夸其谈地说，这些逮捕和拘留都是“国家在受到非法进攻时采取的紧急自卫，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而且在集中营里肯定会有残暴、拷打和“粗鲁的行为”存在。然而戈林却又宣称：“我早已经下达了要阻止这类事情发生的指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就这样，戈林既为后来清除共产党立了首功，又为希特勒赢得了合法实行纳粹恐怖的尚方宝剑。
4.从组建盖世太保到解决犹太人问题
1933年3月23日，伴随着国会通过《授权法》，希特勒获得了立法权，这标志着德国从此进入法西斯专政时期。希特勒为了便于纳粹统治全国，他首先迫使总理巴本辞职，继而让戈林接替其位置，并且给予了戈林代理外交部长的职务。此后，戈林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不断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里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首先，他建立了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本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行为。希特勒发现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他的职务。戈林发现这个秘密特务组织非常合乎他的要求，因此，他将勒韦楚的组织划归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从此，盖世太保逐渐发展成一个无孔不入的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
其次，戈林创建了情报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幌子的情报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当时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戈林将研究所分为若干个语言区，监听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和附近的海底电缆，获得的情报可以使纳粹对国外的动态迅速作出反应，占取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使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在通话的高峰时间，戈林手下有多达3000余名工作人员在监听国务总理办公厅、各部委、党务办公室和大使馆的电话线。监听专家们昼夜不停地破译着密码文章并做着记录，用以满足他们上司对来自政治和私人方面的消息的饥饿感。不论是约瑟夫·戈培尔和莉达·巴罗瓦之间极个人的窃窃私语，还是外国通讯记者之间进行的政治讨论——戈林手下的监听人员都勤奋地逐字逐句地做着记录，尽管这种工作是如此的乏味。
纳粹力量的壮大，本来与冲锋队的鼎力相助有关，戈林就是冲锋队的最早队长之一。然而纳粹上台后，冲锋队变得无事可干，认为在权力分配时没得到相应的照顾。其头目罗姆迫切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企图将国防军并入冲锋队。反对这项计划的不仅有国防军的将领们，而且也有罗姆的党内对手，首先就是戈林。由于罗姆不断向戈林掌握的各机关安插特工人员，所以这两个纳粹元老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戈林极力劝说希特勒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罗姆及其冲锋队。
希特勒亲自领导了南部的谋杀行动。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和北德采取行动——对于戈林来说，这又是一个在希特勒那里毛遂自荐甘为刽子手的机会。在他曾经就读过的柏林利希菲尔德军官学校里，他让人枪杀了43名所谓的暴乱分子。这是纳粹政权实施的首次集体大屠杀。就是在纽伦堡，戈林也不为此感到懊悔：“冲锋队是怎样一群反常的强盗啊！我把他们消灭了是一件好极了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会杀死我们”。
希特勒非常高兴他“最忠诚的追随者”在危难时刻能作出如此“冰冷”的反应。戈林这位久经考验的勇士证明了自己是可靠的。他在意识形态上不是那么坚定并不影响什么。
他盲目地服从希特勒并享受着他的信任。仅仅是希特勒的到场就足以使他丧失判断能力。他曾对经济部长哈雅尔马·夏霍特说起过：“我努力克制自己，但是每一次当我站在希特勒的面前，都感到非常害怕。”这首先是对希特勒那使他成为甘心效劳的执行者的权力的敬畏。
戈林在内心里早已跪在了希特勒的面前，犹如献身于一个神祇般的崇拜偶像。“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们这里的情况，”他于1934年让人在他的《民族建设》一书中写道，“他都会明白当元首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多的权力。只有追随元首才可能真正地有权势，将国家强大的权力握在手中，但若违背他的意志，哪怕只是惹他不高兴，也会立即失去全部权力。元首的一句话可以弄倒任何一个人……”戈林的献身是值得的。
8月2日，希特勒接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总理和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为酬报戈林，12月7日，希特勒签署两个命令，一是他不能视事时，戈林可全权处理一切事务；二是明确戈林为他的接班人。这样，戈林在纳粹党中的权威地位已不可动摇。
然而戈林的胃口却永不会满足。从1935年开始，他突然关心起了经济问题。为此，他排挤了纳粹的经济理论专家沙赫特，将德国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其本人也很快成为德国经济领域的无冕之王。
与此同时，他把空军作为自己的私有领地，不许任何人染指，并毫不隐讳地表明，他希望晋升为空军元帅。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希特勒于1936年夏天晋升他为四星上将。
早在夺取政权以前，戈林就已经作为快速扩充军备的极端拥护者而出名了。现在身为空军总司令的他，负责把耗资巨大的需要大量原料的空军军备生产推向前进，从而使希特勒拥有一个强大的进攻武器。“我作梦都想拥有一支空军，”他在飞行少尉们上路前的宣誓典礼上忠告他们，“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它便像一群复仇的野兽凶猛地扑向敌人。敌人应该在和你正式交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失败。”
在1935年夏天——时值刚刚公布了普遍服役义务——戈林便敦促希特勒将空军当时的实力扩大两倍，然而由于缺乏原料，那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打算。为了改善原料状况和“确保继续自卫反击”，希特勒于1936年4月再次授权他的多功能武器戈林，让他负责原料和外汇。
希特勒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4年内具有“随时可供使用的能力”，以及德国的经济具有“适合战争的能力”。对此他不允许有异议。对于希特勒来讲，经济问题是“意志问题”，而且他相信戈林具有这样坚强的意志。“他是我所有的人中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坚毅果敢的人，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并去实现它们。”
尽管戈林在经济问题上是个门外汉，希特勒还是于1936年10月在上萨尔茨山的一次散步中授予他一项职务，从而使得他成了国家中第二号权势人物。作为“负责4年计划的专员”，戈林根据最高当权者的命令，负责推动军备生产，“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到获取食物的自由”，但是首先应该搞到原料和外汇，以便为希特勒的“和平中的战争”作准备。
“不要黄油要大炮，飞机、坦克、轮船现在比个人消费或者比巩固的国家财政都要重要。”这就是戈林的指导原则。对于受人尊重的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主席哈雅尔马·夏霍特等专家们的警告，戈林则置之不理。他现在和实行独裁统治之初一样，用尽一切手段，不顾任何反对，强行推行希特勒的政策。只要一笔一笔地合计一下，就会看出：无节制的军备导致了被迫决定发动战争，以避免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崩溃。
“扩军备战的结果是不可预见的，”戈林1936年12月告诉工业巨头们，“如果我们胜利了，那么我们的经济将得到足够的补偿……不可以去计算花费了多少……我们现在是在以最大的投入作赌博。有什么能比接到扩军备战的定货更值得呢？”
1936年12月2日，戈林在空军领导层面前讲得具体些：“整个形势非常严峻，但愿1941年前能保持安宁。但是我们不得而知，纠纷是否会提前到来。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只是还没有开枪罢了。”这只告诉了一半的真实情况。
和希特勒一样，戈林也不愿意放弃沉浸在欢呼的海洋中的机会。他公开宣称随着德国军队的进入将有步骤地实现恐怖政策。他叫喊：“维也纳这座城市不能再称作是德国城市。这里有30万犹太人，所以不能称它是德国城市。”还在欢庆统一的时刻，戈林就下令立即仔细地使贸易“雅利安化”，并强迫犹太人流亡国外。现在这位“负责4年计划的专员”也在德国驱逐犹太人了。自从戈林作为国会主席于1935年9月在纽伦堡市颁布《种族法》，以及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将纳粹标志“卐”作为反对犹太人斗争的“神圣标志”以来，在法律面前，犹太人已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尽管戈林的反犹太主义还没有像那个约瑟夫·戈培尔一样极端到灭绝犹太人的程度，然而在宽容的表面后面仍然隐藏着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这种仇恨早于1925年在瑞典的精神疗养院良波罗就已引人注目，并使他在“第三帝国”中成为迫害犹太人的推动力量。
戈林甚至在老朋友面前也不掩饰这种仇恨。当一位过去曾受他指挥的歼击机飞行员的犹太珠宝商人向他忧心忡忡地报告仇恨犹太人的恐吓信时，最初他还表现得很友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但是当那位请求者随后表示要成为德国人时，戈林盛气凌人地斥责他说：“对一个从前的战友，我已做了一切，但是我要剥夺你成为德国人的权利。你永远也不是德国人，你是犹太人。”
根据戈林的观点，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太人从经济中清除出去。尽管他批评由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11月9日策划的在“帝国水晶之夜”中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这并不是出于对犹太居民们的同情，而是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更愿意你们杀死200个犹太人而不是毁坏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犹太教堂被烧毁的打砸抢之夜刚过两天，戈林就邀请所有参与了行动的部门到帝国航空部参加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以作为怀有恶意的骚乱的结束。在会上，他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直切主题：现在必须统一一致地总结“犹太人问题”并“这样或那样”地予以解决。“元首昨天通过电话再次向我指示目前起决定作用的集中统一的步骤”。于是戈林便担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按照他的话说，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广泛的经济问题”，他要通过经济的“雅利安化”“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戈林的主持下，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犹太人移民集中地”，并让德国的犹太人承担缴纳10亿马克的义务——作为对由冲锋队和党卫队造成的破坏的“补偿款项”。戈林显然非常满意地对与会者讲道：“此外，我还将再次强调说明，我不愿德国有一个犹太人。”
戈林在这段时间里，并不只是处理“犹太人问题”。刚刚“合并”完奥地利，他便瞄准了希特勒又一个外交目标：苏台德问题。他根据劫掠来的奥地利驻柏林、布拉格、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馆的档案以及他的“研究局”所作的窃听记录得知——英法两国是如何害怕战争。这些情况更坚定了他准备采用类似1933年3月对奥地利采用的强迫手段来解决苏台德问题的决心。
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实现。这一次是希特勒决定进展的速度。戈林又一次发现自己处在观众的地位。他打算把“欧洲的盲肠”——捷克斯洛伐克非暴力地切除，“并在波兰、匈牙利和德国之间进行瓜分”。他担心“摘取布拉格”可能会使得西方列强插入并挑起一场世界大战。
然而在此期间，希特勒已经在较高级的文武官员们面前表达了他那“不可改变的决定”，即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一场军事行动来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戈林作为惟一的一个人提出了谨慎的想法：把帝国高度武装起来以减少遭受进攻的危险不是更好吗？希特勒把他追随者的意见当作耳边风。他打算进攻。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前奏。
尽管如此，希特勒自1922年以来就对外公开了他认定的随从。这位国家首脑在南斯拉夫保尔王子面前宣称：“我并不感到孤独。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有戈林。”埃米·戈林由于希特勒未婚而成为帝国的“第一夫人”，当她令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生下一个女孩时，希特勒便做了孩子的教父。这个女孩按照墨索里尼女儿的名字也取名为埃达。然而教父是希特勒也没有改变对戈林家这位新添人口戏弄性的评论。埃达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呢？民间的笑话是：永远感谢那位副官。（译者注：埃达德文为ED-DA，正好是永远感谢那位副官中各词的首位字母的组合）小型歌舞演员韦勒·芬克嘲弄说，那个孩子原本肯定是叫哈姆雷特，他的或不是他的。戈林认为他在搞卑鄙的恶作剧，于是芬克进了集中营。然后戈林这位举足轻重的乐天派也表现出如此贴近人民的幽默——谁取笑了他，谁不久便没什么可笑的了。
当戈林1936年在“德国装甲战舰”由于晕船而在甲板上呕吐时，两名莽撞的少尉授予他“帝国喂鱼大臣”的头衔，还同时给了他相应的网眼衬衫。这个玩笑也是以逮捕结束的。
5.二战中黯然失色
1939年9月1日，即第二次世界开战后的第一天，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如果我在这场战争中遭遇到什么不测，那么我的第一继承人便是党内的戈林同志。”这副“安慰膏药”最终收买了戈林，也注定了他对希特勒的从属和依赖。只要希特勒活着，他就得向他保证忠诚，他就不愿意被剥夺继承权。宣布他为继承人的公告于1941年6月29日被书面公证，这使他成了驯服的工具。对于希特勒来讲，规定继承人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对于戈林而言，却表明他又被划进希特勒身边最亲近的圈子了。只是对有朝一日继承“元首”的职位的指望，换来了在战争期间令人感到屈辱的权力丧失以及“他的”空军的失败。
受关于空军装备状况的虚假数字的迷惑，以及被负责空军武器试验的工程师们主观臆造的“建设成就”的蒙骗，戈林对他的飞行部队寄予了不现实的厚望。但事实上，戈林的骄傲还缺少远程重型轰炸机以满足一场持续较长时间的空战的战略要求。这支空军是为针对波兰或者法国的“闪电战争”而装备的，但却不能胜任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战斗。只有4架型号为“巨88”的轰炸机可以投入使用。远程轰炸机还只存在于罗斯托克、马林埃尔那些海因古尔手下的设计者们的绘图板上。
戈林本人曾于1937年4月29日把建造远程轰炸机一事暂时搁置起来了。肯定的是：要取得轰炸机战略进攻的决定性胜利，是不能指望这支空军的。战争的爆发毫不留情地使空军陷入了绝境。
戈林总是设法在世界上显示自己的空军。在西班牙，他的秃鹰军团已经充分地表演了一次。但这一次还是使全世界为之一震，戈林痛快极了。空军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他对空军也十分信任。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加促使他要展示他的空军威力。1939年9月1日破晓，戈林的空军先于其他兵种乌鸦般地向波兰扑去。几分钟后，波兰的所有重要目标都遭到了来自空中的闪电般的袭击，所有作战设施几乎成为灰烬。1940年5月，在征服法兰西的战争中，他的空军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不仅成功地摧毁了军事目标和交通线，而且在摧毁法国人民抵抗意志、造成战争恐怖方面也作出了贡献。戈林特意在飞机上装了一种凄厉的尖哨，每当飞机俯冲时就发出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嚎叫。这种声音简直把法国人吓坏了。那些拥挤在公路上向后逃跑的军民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像见到了魔鬼一样乱作一团，任何重要的军事运输都不能照常进行。
但是，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戈林的空军有点每况愈下了。正当敦刻尔克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胖元帅感到有些不舒服，他看到在整个战场上出风头的尽是陆军和装甲兵，而他的空军却没有得到单独显示力量的机会。
眼下已到了决战关头，不能眼看着陆军把全部勋章都挂到他们身上。于是，戈林跑去警告那位一向疑心很重的元首，如果这场战争最终是由陆军取胜的话，那么元首的威信将大大下降。他建议，由他的空军来最后解决那些陷在重围中的可怜虫。结果，这就成了希特勒突然下令A集团军的坦克停止前进的原因之一。
被蝗虫般的坦克追得溃不成军的英法联军突然绝路逢生。他们在海边的一块弹丸之地——敦刻尔克扎住了阵脚，准备在这里与德军背水一战，以待对面英国接应撤退的船队赶来。等到德国重新开始进攻的时候却遭到法军从未有过的顽强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时，从英国本土开来的大批救应船队，一批又一批地把英法军队从这块弹丸之地接走，9天时间一共抢救出34万名英法士兵。那么，威力无比的戈林战鹰哪里去了呢？一是由于气候恶劣无法出动，二是遇到了英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
结果，戈林不但没有解决掉这些残兵败将，而且让他们从自己眼皮底下逃走了。这是戈林，也是纳粹德国第一次最严重的失败。然而，戈林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空军的信心，他要在未来与英国决战的时候报这一箭之仇。
8月15日，戈林的“鹰计划”开始执行。“鹰计划”是德国入侵英国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掌握制空权，为入侵铺平道路。但是，在戈林元帅心目中，入侵是多此一举，单靠他的空军就足以使英国人屈服。为此，他决定倾巢出动，一举荡平英国空军。他非常谨慎地告诉人们，他可以在4天内消灭英国南部的空军，在稍长一点儿时间里使整个英国空军失去战斗力。
德国空军确实不同凡响，在西班牙、在波兰、在法国都曾独占鳌头。此次收拾英国也不会有多大麻烦。其实，英国已经是戈林的手下败将了。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战在狭长的英国蓝天上展开了。
戈林做梦也想不到，在陆地上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人，在天上竟如此英勇。特别令人意外的是那个叫做“雷达”的新式武器，使德国飞机没有到达之前英国人就能了如指掌。他们总是等候在预定地点，德国飞机刚一出现，便给予沉重打击。戈林的空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尽管如此，戈林仍然屡屡得手，但两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使他功亏一溃。他本来知道英国“雷达”的厉害，但却没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稍加打击之后就放弃了。此外，戈林曾集中力量打击英国的战斗机群。这一战术措施突然使英国空军遭到重大伤亡，战斗机大量损耗。丘吉尔担心，再这样持续下去，英国空军将面临崩溃的危险。然而，戈林却突然改变了作战方案，开始倾全力夜袭伦敦，从而使英国空军绝路逢生，获得喘息之机。等戈林回过头来再想对付那些战斗机，则为时已晚。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空战，戈林无法获得制空权。希特勒对这样无止境的消耗战已经厌烦，下令停止。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也因此无限期推迟。对英空战的失败，是德国自开战以来最重大的失败，也是戈林听到的第一声丧钟。
不列颠空战不利的局势使不可一世的戈林变得垂头丧气，他甚至没有心思去关心前线的战局，而是在法国搜括各种各样精美的艺术品。
戈林一直在法国呆到11月初。在此期间，希特勒加紧制定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将战略重点转向东方。对此，戈林竟一无所知，直到12月18日才得到希特勒的正式指令。“巴巴罗萨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利用巴尔干南翼国家，作为德军的集结地和后勤供应基地。为此，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戈林出动了300架轰炸机袭击贝尔格莱德，酿成1.7万人死亡的惨剧。两周后结束希腊战事。而在此以前，墨索里尼的军队在6个月里都没使希腊人后退一步。
6月22日，德军在波罗的海至黑海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大规模攻势。戈林派出2700架飞机参与行动，目标是对方布置在边境线上的4000多架飞机和1000多个雷达站，然后全力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德军的打击使得苏军节节败退，似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纳粹党徒们欣喜若狂，一场权力角逐随即在上层拉开。
戈林一再提醒希特勒，要注意刚得到党务部长一职的鲍曼的“野心”。希特勒则安慰说，戈林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第二天，即6月29日，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秘密指令，确认戈林为他死后的“唯一”接班人，并且可以作为他的“一切事务的代表”。戈林心花怒放，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状况欠佳，尤其是心脏。于是戈林将注意力放在疗养上，甚至懒得关心时局。
进入8月份以后，军备不足的德国空军不再能充分地配合陆军，不免使戈林脸上无光。希特勒任命米尔希为新的空军军械局局长，飞机的产量才大有起色。然而随着冬季的到来，前线的情况不断恶化，希特勒对戈林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1942年2月，希特勒剥夺了戈林主管军备的权力，此后，戈林的4年计划系统慢慢被施佩尔所架空。
1943年1月底，由于戈林的空中运输不力，在斯大林格勒陷入重围的德国第6集团军经过绝望的顽抗后被消灭。3个月后，北非战场也陷入灾难。在国内，戈林的空军似乎从天上消失了，而敌机则在德国实施不断升级的毁灭性轰炸。
当英国空军在3月对鲁尔区进行了一次地毯式轰炸，以及在1943年6月24日至30日的8天之内进行的5次大空袭中用成千上万的燃烧弹在汉堡点燃了熊熊大火时，希特勒对戈林的恼怒又升级了。大火使街道上的沥青地都炽热地燃烧起来。戈林本来希望伦敦遭受的灾难突然落到了汉堡的头上。英国皇家空军用锡箔使雷达监视系统“迪泊尔希特莱劳”陷入了瘫痪，这样德国空军整个夜间行动就变得盲目了。帝国在夜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戈林既不能抵抗英国和美国的袭击，又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反击。
英国飞行部队在夜间几乎一刻不停地袭击着德国城市，而且其战略进攻也越来越准确。曼海姆、纽伦堡、达姆施塔特、海尔布隆，每一座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成了潜在的目标靶。“欧洲要塞”的“屋顶”对空中大敞着。那段时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在佩内明德发疯般生产着的“复仇武器”上。当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中，不仅柏林，而且那个秘密的导弹试验中心也被轰炸了时，希特勒的暴怒几乎达到了极点。必须得有个替罪羊。希特勒原本是冲着戈林发火的，但他不打算损害戈林的威信，他把罪责推给了总指挥部头目汉斯·耶肖雷克大将。后者反正已经对戈林喜怒无常的脾气，对他的愚昧无知和过分自信失去信心。受指控的折磨，耶肖雷克也和乌德特一样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在他遗留下来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我不能再和帝国元帅共事。元首万岁！”
就连希特勒也和戈林的联系越来越少。大量粗暴的侮辱和伤害不仅仅只在私下里发生。“您的烂摊子空军”，希特勒这样批评戈林，却不愿承认空军的能力是不能胜任分配给它的任务的。“戈林！空军毫无用处。这是您的责任。您太懒了！”
一段时期以来，希特勒在注意戈林在卡琳厅、罗明膝或是在弗尔登斯坦因城堡中拜占庭式的生活风格时，就已经越来越表示出反感了。就在德国空军为生存而战的同时，戈林邀请斯德哥尔摩新任公使汉斯·托姆森去打猎，紧接着又到卡琳厅去观看时装表演。“早晨穿着17世纪时的紧身上衣，并带有凸出的白色衣袖，”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描述道，他对戈林滑稽可笑的装束持反对态度，“白天换了多次衣服，晚餐时穿着蓝色或紫罗兰色的日本和服和镶着毛皮的睡鞋……次日早晨他又在腰间佩戴上了一把金制短剑，领带上别着一个镶满宝石的别针，缠在他那肥胖的身体中间的是镶着许多宝石的宽腰带。其外表的华丽和戒指的数目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希特勒仍然让戈林担任总司令——正如他对海因茨·古德里扬大将所讲，这是出于国家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民众对由他指定的继承人的喜爱程度依然未减，这对于政权是有用的。所以戈林首先仍然是一个不能低估的权力因素，因为希特勒从来也没有打算完全抛弃他在斗争时期为自己创作的关于那位“老战士”的图画。
墨索里尼倒台后，在1943年7月25日的形势讨论中，希特勒像在催眠状态中一样热情洋溢地谈论道：“帝国元帅和我一起经历过非常多的危机，他在危机中是冷酷的。在危机时期不可能有比帝国元帅更好的建议者了。他在紧急关头残忍而冷酷。我总是看到，当进行殊死斗争时，他便是一个毫无顾忌，如钢铁般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得不到一个更好的。他还帮我渡过了所有的危难时刻，他总是变得很冷酷……”尽管有失望和不成功，但“元首”和他“第一位追随者”之间的纽带看来是不可割断的。
约瑟夫·戈培尔的副官鲁道夫·塞姆勒于1943年8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从政治上看，戈林可能已经死了。已经有关于他死亡的谣传了。所以希特勒建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戈林在他那里还享有很高的威望——帝国元帅应该重新在公众场合露面，以重新赢得大家对他的喜爱。”
应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对于像戈林这样一个人来说并非不危险。但是步行柏林大街一事表明，由于戈林的同情心以及他的魅力，他仍然可以令人吃惊地获得人民的好感。尽管有个别行人以“迈尔先生”的称呼来问候他，因为他曾说过，“哪怕只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进入帝国领空”他便叫“迈尔”。但是他倒不必忍受比对他夸口的这个嘲讽性的影射更多的批评。
很显然，对空袭和作为空军领导而失去作用的责任被推到了别人的身上：大多数人认为“领导层”应该对此负责任，但却不是这位“肥胖的人”。对于空袭中绝望的牺牲者来说，戈林与其说是出气筒，倒不如说是一个滑稽人物。群众嘲讽说，戈林和“腾格尔曼”相似——在每一个城市里都遭到失败。而关于空军则是这样说的：“只要戈林的歼击机在空中，空袭肯定已经结束了。”
这些黑色幽默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1944年5月，每天有2000架盟军的飞机进入帝国领空。落到化工厂、炼油厂以及军备企业的炸弹一天比一天多。1944年冬天，情形看起来完全绝望了。德国空军正处在瓦解状态，德国城市陷入废墟之中。戈林辱骂他的歼击机就像胆小该死的乌德特对空军军备生产中的混乱状况一样无能。戈兰德建议将达到成批生产水平的喷气式飞机“梅塞尔斯密特”262作为截击机立即投入使用，戈林拒绝了，为的是维持他和希特勒之间易碎的和平，因为希特勒荒唐地要求将其作为轰炸机使用。
有关此种第一批生产的喷气式飞机投入使用的纠缠持续了数月之久。直到1944年夏天才将“梅塞尔斯密特”262作为“闪电轰炸机”和阿拉多234（一种装有2个喷气式发动机，时速达到800公里的轰炸机）供应给空军，但以此来对付德国上空的盟军空军已经太晚了。这些先进的飞机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地消失在了盟军大量密集的炸弹中。
1944年，武器车间提供了3.8万架飞机（1941年1.1万架），但是化工厂被轰炸后，这些歼击机由于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它们现在才大量地从工厂车间滑行到停机场，在那里毫无保护地遭到了轰炸。
戈培尔1944年6月6日在日记中透露：“我们在空战中的劣势简直是灾难性的。元首对此非常痛苦，特别是考虑到戈林肯定对此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但他又不能采取反对戈林的行动，因为这样一来，帝国和党的威信将会蒙受最严重的损失。”
就是在空军内部，对这位总司令的信任也在逐渐消失。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与最高勋章的战斗英雄曾经是年轻飞行员心中的偶像，但他却远离了空军的困顿和担忧。
当戈林1944年11月7日在柏林瓦恩湖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再次漫骂到场的参加过战斗的飞行员是“胆小鬼”，以及让所有歼击部队在唱片上听到这次侮辱性的讲话时，这次公开的侮辱差点导致了一场暴动。由此可见这位总司令和他的军官们之间的关系遭受损害的程度之深。当戈林为了解释自己的不妥行为而召集30名重要军官举行“空军会议”，并在会上责备“代表们”“在批评空军中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时把我除外了”时，气氛仍不见好转。
“1945年1月中旬到月末，”他在纽伦堡说，“就不再有任何希望了”。戈林已身处绝境：不管是在希特勒那里，还是在他的军队那里，他都得不到支持。
6.纳粹极端分子的灭亡
1944年，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法西斯德国陷入东西夹攻之中。希特勒狂吼乱跳依旧难解决任何问题。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对德军连续发动10次快速纵深的攻击，使德军节节败退。第三帝国岌岌可危之时，作为法西斯党徒的戈林的政治生命也该完结了，但是元帅的野心不减当年。
当1945年2月苏联军队移近肖夫草原的世外桃源时，戈林派人将夫人埃米和女儿埃达带往巴伐利亚。在德累斯顿陷入地狱的同时，他关心的是将首批着陆的艺术珍宝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山间隧道里。在那段时间里，他最后一次萌发了和平的希望。他打算和盟军进行一次和平谈判并由于对形势完全错误的判断而相信“在不分胜负的平局中还有机会”。然而私下里他也预料到了最糟糕的结果并写下了他的遗嘱。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最后一次生日，戈林最后一次启程到国务总理办公厅，目的是再一次站到那个他在所有罪行中都以盲目的忠诚助纣为虐的人的面前。戈林在20多年前就发过誓，他将至死都对希特勒保持忠诚。现在他却决定尽快离开他的“元首”和已被包围的帝国首都。阿尔伯特·斯佩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戈林解释说，他在南部德国有万分紧急的任务需要完成。希特勒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他向戈林伸过手去，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戈林随后来到卡琳厅，亲手将这座庄园炸飞，自己逃到了上萨尔茨山。他有着吸毒的坏名声，像水母一样昏睡而肿胀，像希特勒一样身体极端衰弱，但却怀着有朝一日实现人生最大目标的希望：从希特勒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继承他的职位，最终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关于希特勒所谓的神经崩溃的消息再一次使他发疯似的忙碌起来。希特勒真的死了吗？还在当天，即1945年4月22日，戈林在晚上10点钟通过海底电缆向希特勒在柏林的住所发去一封后果严重的无线电报。电文前几行的内容就把希特勒的脸都气红了。原文是这样的：“我的元首，您同意我按照您1941年6月29日发布的公告作为您的代理人立即接任帝国的全部领导权，并对内对外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吗？”
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就已经使希特勒感到受了侮辱，那么接下来的文字便注定了他和戈林之间的关系最终破裂。“如果直到晚上10点30分还没有答复，那么我就认为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然后我将视您公告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立并开始为民族和祖国的幸福而行动。”
鲍曼不必考虑过多，他深知这是最终击败他的内部敌人的大好良机。“戈林背叛了您！”他向希特勒强调说。“对他我早就看透了，”他晃动着脑袋叫喊道，“我知道戈林很懒，他毁了空军。他贪污腐化，他干的事使营私舞弊在我们国家成为可能。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个瘾君子。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了。”
不多久，党卫队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行刑大队长贝恩哈德·弗兰克就接到了鲍曼匆匆忙忙亲笔涂写在纸上的命令：“立即包围戈林的住所并逮捕至今为止还是帝国元帅的赫尔曼·戈林，任何反抗都应该被制服。由阿道夫·希特勒签名。”
1945年4月23日晚将近10点时，弗兰克在戈林位于上萨尔茨山宫殿般的乡村别墅里鞋跟相碰地向这位假定的叛变者行礼并坦白相告：“帝国元帅阁下，您被捕了！”
6天之后，希特勒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命令：“我在死前开除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出党”。他谴责戈林背着他和盟军谈判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鲍曼达到了他的目的。
这位得力干将，纳粹元凶，为第三帝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想到，他亲爱的朋友希特勒在最后的时刻抛弃了他，他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囚徒。这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而这时已沦为阶下囚的戈林认为自己被希特勒误解了，自己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尽管不是他，而是海军元帅邓尼兹接任了希特勒的职务，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惟一有合法权力决定德国命运的人。他要和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对等的谈判。
1945年5月7日，这位帝国元帅带着妻子埃米和女儿埃达在前往和美军会面地点的途中，在拉德施塔特附近的一条山路上被美军俘虏。这应该是赫尔曼·戈林最后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见到他的家人了。他的评论意味深长：“我至少有12年是体面地活着的！”
被俘后戈林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他被艾森豪威尔送进了普通战犯的牢房。帝国元帅被俘以后似乎很潦倒，他经常向人要药片，他说没有药片他就活不了。在美国人的牢房中，戈林没有享受到昔日荣华富贵，但是和以前相比他得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处，他戒掉了毒瘾，而且体重也下降了，不像以前那样胖得令人恶心，倒还显得神采奕奕了。不管怎样想，戈林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尽管一百二十个不情愿，但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赫尔曼·戈林对此丝毫没有准备，但是这位被告没有让人觉察出什么来。当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被告席第一排的椅子上时，他看起来很困倦。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只是偶而抬起头来，草草地向左边看上一眼。他的左边是纽伦堡司法大楼600号大厅的正墙，在那里的两扇宏伟的大门之间挂着一幅电影银幕。大厅内差不多漆黑一片，只有被告席和法官席像舞台上一样由探照灯照明着，没有任何声响。
这是一种被惊呆后的沉默，其间偶尔夹杂着一声抽哽和叹息，就好像整个大厅正经历着一场恶梦。但是戈林一点也没动声色，他避开那些用作证据的电影记录附言所展示的画面，但是他通过耳机在听翻译人员翻译那个美国发言人的描述：“在这个莱比锡附近的集中营里，有200多名政治犯被活活烧死。这个集中营原来有350名犯人，其余的犯人在从简易木板房冲出来时，被开枪打死了……”这部长达1个小时的官方记实片为美国于1945年11月29日指控集中营里的犯罪——谋杀行为——提供了证据。就是赫尔曼·戈林这位“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也要为此承担责任。戈林生硬地否定了这一指控，将自己掩藏到一幅和蔼的老实人的假面具后面。
为了逃脱罪行，他选择了厚颜无耻。“这个下午原本是如此的令人愉快，”他晚上在小牢房里诉苦道，“我的关于奥地利事件的电话谈话被当众宣读，大家都和我一块儿取笑了这件事。然后就开始放映那部糟糕的影片，把一切都败坏了。”
那些让人不能忍受的镜头不仅仅是败坏了戈林的情绪。它们首先是摧毁了厚颜无耻的幻想，即认为用口头上的假相去掩盖，甚至是否认自己那无以复加的罪行是可能的。
在58小时的发言时间里，戈林还将被同意给予在诉讼双方对证人的发问中充分发挥演说才能、魅力和厚颜无耻的机会。但是言语却不能胜过那些图像，他自己大概也清楚这一点，于是便躲进了佯装无知的小天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人。
这位从前的权势人物自称对集体大屠杀一无所知，尽管他介入了每一个歧视人性的暴力行动，尽管几乎所有的敌视犹太人的法律、条文和谋杀命令都由他签署，而且他还授权帝国安全总局头目莱茵哈特·海德里希，为“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作准备。当戈林被证明参与了奴役和屠杀1150万人的时候，他摘掉了耳机。不，他说他什么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了。他要使一位辩护人相信，“地位越高，对下面所发生的事情看到的就越少”。
其余的战犯有的和戈林一道坐在被告席上，有的在证人席上就民族大屠杀的问题在接受审问。戈林要求他们也对各自的罪行保持沉默。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支配别人。当党卫队埃里希·冯·登·巴赫·切列乌斯基将军公开谈到集体大屠杀这一名称时，戈林便狂怒得不能自制。一时间，他显然失去了理智，跳了起来，士兵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控制住他。“老天啊，这个卑鄙无耻的该死的叛徒，猪猡！”他破口大骂道，“这个下流的无赖！该死，再死一次，妈的，狗日的！他是整个该死的团体中最邪恶的凶手。这只令人作呕的、散发着恶臭的猪狗！出卖灵魂，只为保全他那卑鄙无耻的性命！”
在破口大骂时，戈林给人的印象有些异常，过于肥大的马裤以及不带勋章和等级标志的蓝灰色茄克衫像无风时的帆布穿在他身上直晃荡。戈林以前体重为150公斤。在监禁期间，他减去了80磅。现在他已经戒掉了吗啡瘾。在强制疗养之后，他看起来好像又恢复到了最好的身体状况，现在的戈林再也不像那个“幼稚的微笑着的软体动物”了。在监禁之初，美国监狱长布尔通·C·安德鲁斯就是这样看待他的。
在纽伦堡法庭上，戈林的目光再次证明了他冷酷的决断力。正是这种决断力为希特勒铺平了通往权力的道路，并毫不留情地肃清了政治敌人。他表现得如此自信，几乎就像一个胜利者，尽管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绞刑架。这次审判将是戈林最后一次出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为自己和国家社会主义竖立纪念碑——不是作为位于希特勒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而是正如美国报纸所写的那样，作为“第一号纳粹分子”。
在出庭作证时，戈林千方百计想炫耀自己，企图取悦听众。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甚至检察官杰克逊也感到难以对付。但是诡辩不可能掩盖铁的事实，戈林的罪状主要有以下4点：策划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危害人类。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来说，戈林令人无法忍受的罪行是毫无疑问的。判决中称：“没有可使罪行减轻的证据。因为戈林经常，几乎总是推动力量，而且他只站在他的元首后面。在一系列进攻战争中，他都是领导人物，既是政治上的，又是军事上的领导；他是奴役工人的领导人和针对国内外犹太人以及别的种族的压迫方案的制定者。所有这些罪行他都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在令人难以置信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全部的审判材料里都找不到能宽恕这个人的地方。”
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宣读判决书之后注意到：戈林第一个走下来，面孔呆板，眼睛由于恐惧而凸出来，然后拖着长步，回到他的房间。当他一屁股坐在木板床上时说：“死刑！”尽管他试图表现得漫不经心，但他的双手在颤抖，他的双眼湿润，呼吸沉重，好像他正在强忍一次精神上的虚脱。当天晚上，德国狱医路德维希·普夫吕吉尔大夫因为他心率过快前来为他看病。大夫说：“判决使他太激动了。”
戈林曾对某翻译说：“每个人都得死，但是作为烈士去死，就会永垂不朽。有朝一日，你们会把我们的尸骨放进大理石棺材里。”辩护人有违他意愿地提交了赦免申请书。戈林本人是不愿向胜利者们请求赦免的。尽管如此，他仍写下了3封信：一封给监狱牧师，一封给他的妻子埃米，另一封给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存在于1945～1948年）。他在给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信中强调道：“我原想让人立即枪毙我！而用绞刑处决德国的原帝国元帅是不可能的！为了德国我不能容忍这样，所以我选择了伟大的汉尼拔（约2000年前北非反对罗马帝国的首领）的死亡方式。”
1946年10月15日晚10点45分，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监狱第5号牢房里咬破了1粒氰化钾胶囊，这样的一个纳粹凶神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