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文学史(7)

唐代传奇的出现，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无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都着重表现人事，不同于旨在证明神怪不诬的六朝志怪。艺术上追求“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运用想象和虚构，曲折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一些优秀的传奇如《霍小玉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对后世的白话、文言小说及戏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词是隋唐之际新兴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体。所配燕乐，杂“胡夷、里巷之曲”，而以北朝隋唐间大量传入的西域音乐为主。它起源于民间，二十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曲子词，多数出自民间艺人和下层文士之手，作于天宝年间者为数不少。它们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灵活多变。中唐以后，文人仿作渐多，题材手法，均有模拟痕迹。在晚唐和偏安的西蜀，社会风气衰败奢靡，士大夫苟安于声色犬马、弦歌醉舞之中，产生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它们的题材，不出花前月下、闺怨绮思，树立了“词为艳科”的藩篱。风格上尽管各有所异，但大致以刻红剪翠、香软浓艳为共同点。稍后的南唐词，产生的土壤与花间词略同，为南唐君臣娱宾遣兴之作。表现手法上长于主观抒情，风格较为疏淡。《花间集》中的韦庄和南唐冯延巳为其中的过渡人物。南唐词的真正变化产生于南唐亡国之后，李后主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终日以泪洗面”，词的内容，变为表现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极沉痛深挚。在表现手法上，也以白描口语见长。至此，词从宫廷佐酒助乐的工具，变为抒情达意的文学形式，词的境界为之扩大，为宋词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三月，垂亡的唐朝君臣迫于压力，演出一场禅让的闹剧。四月，原是唐臣的朱温，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即帝位，国号梁，年号开平，昭宣帝降位为济阴王，李唐王朝正式宣告覆亡。早在朱梁开国之前，在南方已有杨氏的吴国、钱氏的吴越国、刘氏的南汉国。朱梁开国后，又封马殷为楚王，王审知为闽王。同年九月，蜀王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占据北方中原地带的五个王朝，政权更迭异常迅速。五十三年时间，换了五朝十三帝。最长的后梁十六年，最短的后汉，连头带尾不到四年。

从唐末开始就在文士、知识分子中日益扩散开来的离心倾向，此时更加浓重。许多人为躲避中原战乱，或遁迹于山林，或迁居南方小国。人材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五代中原地区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衰落不振的局面。

在这五十多年中，中原没有能够产生杰出的文学家。后唐庄宗李存勖颇具文采，且重视伶官、艺人，但所存作品极少。另一位比较著名的作家，是一生历仕五朝、有“曲子相公”之称的和凝。他官运亨通而又多产，曾有集百卷。从现存于《花间集》中的二十首词看，作风以香艳秾丽为主。据说他在后晋天福五年入相以后，曾设法销毁此类作品。这或许是他的作品大量散佚的一个原因，同时也就使今人难以全面地了解他。除此以外，能够入史的中原文学家就不多了。

与中原的情况相反，五代时期先后有九个小国偏安于南方（十国之中，仅北汉在北方，首都太原）。这些小国虽然据守一隅、形势逼仄，但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都能一定程度地采取保境安民、与民休息政策，有的国家且能保持二三十年和平环境，故而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在以往就比较优越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大量南逃的农民，为这些小国补充了劳动人手，那些避乱而来的士人则带来了文化、艺术，加强了南方诸小国的文学创作力量。

十国中文学最盛的自然要数西蜀和南唐。

西蜀包括王建建立的前蜀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王建之子王衍、孟知祥之子孟昶，虽都是荒淫昏聩的亡国之君，但在文学上均有一定造诣。西蜀山川险固，易守难攻，数十年间相对和平安定，这不但使统治者得以享尽声色犬马之乐，而且也养育出一批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在曲子词创作领域中成绩显著的作家。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辑晚唐以来词的选集《花间集》，共收录十八位词人的作品五百阕，绝大部分（十三人）是蜀产或仕于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

南唐在十国中最为富强。陆游《南唐书·元宗本纪》说它“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月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尤其难得的是几代皇帝都重视文化建设，建学校，兴科举，以致“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当时南唐的著名文人有韩熙载、李建勋、冯延巳、沈彬等。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作为皇帝极是庸懦无能，但作为文学家却艺能全面，才气横溢。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五代十国诗人较有成就者，多为晚唐遗老，如韩偓、韦庄、罗隐、贯休等。其余作者虽也有佳联隽句，而类不出晚唐窠臼，效白居易、贾岛、姚合者多，如黄滔有白诗的平易流畅而遗其讽谕，李中得贾岛的苦涩而峭拔不及。

五代散文更为寥落，竟无名家名篇行世。只有些稗史谈丛，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等。

真正反映五代十国《花间集》诗人和南唐词人创作思想的是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及刘昫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刘晌认为“世代有文质，风俗有醇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反对一味的“宪章《谟》《诰》，祖述《诗》《骚》”，推崇沈约“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功不在曹子建、谢灵运之下，肯定了南朝文学的贡献。对唐朝许多重要作家的评价，他也常从审美角度着眼。如对元稹，称其“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旧唐书·元稹传》），他赞赏柳宗元、刘禹锡曰：“其功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旧唐书·柳宗元传》）这正是五代十国文学思想的主流。

宋辽金文学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这时，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迭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宋王朝从建立到宋帝昺二年（1279）元世祖灭宋统一中国，其间宋朝共统治三百余年。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是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宋代三百年间，同时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先后存在的政权有：辽（907～1125）、西夏（1032～1227）、金（1115～1234）、大理，（938～1254）以及高昌（回鹘）、蒙古等。历史上称宋高宗南渡（1127）以前为北宋，都城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南渡以后为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浙扛杭州市）。从唐朝末年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便转向后期。宋代是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宋代政治的特点是轻武人，重文人。高度重视文治，高度重用文人，这是为巩固政权服务的。宋太祖曾云，文人“纵皆贪浊”，其危害“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为此宋王朝采取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等办法。取士的名额较唐扩大了数十倍，且“布衣草泽，皆得充举”，为平民入仕铺平道路，入仕后的俸禄也远远高出唐人。从此科举考试几乎成了通向权力与财富的惟一途径。

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宋代科举制的完备，为“寒士”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但这同时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入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四年（1044）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这就大大扩大了学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藏有上千上万卷的书籍。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而且喜欢借给人看。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私家著述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几十卷、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这不仅决定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同时是当时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