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知识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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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文学史(4)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玄言诗本来就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人常常通过山水体会玄理,而登临山水也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到了宋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游遨”,所至“辄为歌咏,以致其意”,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山水诗仍是贵族生活的产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诗的腐滥,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仍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宋代出身寒微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重大改革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后渐重词藻、对偶、用事,以及声音的谐和。到了这时,声韵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颐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之说,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梁陈两代,帝王和世族的生活更加腐朽,精神也更为空虚。他们自然不再满足于山水的清音,而要寻求强烈的声色刺激。于是产生了宫体诗。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其中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在陈后主的宫廷中,也有一批宫体诗人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摘、徐摛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这些具有病态文化人格的作家,在诗歌形式上刻意求工,内容上则以反映宫廷享乐生活为主,诗风浮靡绮艳,形式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西晋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五胡十六国时期,几乎没有作家,到了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少数诗人,如北魏、北齐时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只不过是南朝梁陈诗歌的仿制品。梁末,诗人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打开新的局面。庾信原为梁代宫体诗人,经历了梁末的战乱,到了北方后,常常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使他能从宫体诗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在后期的创作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散文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从广义说,“散文”包括了散文、骈文和辞赋。

建安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时期。曹操为文不尚华词,多实事求是,无所顾忌。其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突破前代陈规,形成清峻、通脱的文风,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对当时及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曹丕、曹植的散文众体兼备,风格自具。曹丕之文,通脱自然之风近于曹操,而其文章之华丽则沿袭了东汉文风。曹植文章意气极盛,文采焕发,文质兼胜。孔融文章以议论为主,辞采典雅富赡,放言无忌。建安后期,文章讲究用事,重视辞藻,表现了由质而文的发展趋势。

西晋时期,骈文兴起,散文成就不高。西晋初年张华之笔札,信手挥洒,文风自然洒脱。东晋的王羲之、陶渊明成就较高。王羲之之文清新疏朗,风神摇曳,风格真挚而自然。陶渊明之文不尚偶俪,不近繁缛,语言清腴,风格淳真而淡泊。

南北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刘宋时期的鲍照是一位骈体文名家,他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也写了一些骈体写景之作,其文章以整饬的骈句为主,而时杂散句,兼有散文之长。齐、梁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骈文的发展达于极盛。齐代的孔稚珪、竟陵王萧子良,均为骈文作家。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王俭,其文辞采富丽,骈四俪六,且以数典为工,开齐、梁骈文以博富为长之风,表现了南朝骈文的本色。“永明体”的创建者王融、沈约以及任昉等人,均为骈文高手,他们将声律理论移植于骈文创作,使文章音律谐美,大大提高了文章的骈化程度。

梁朝骈文又有发展。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骈文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均为骈文的重要作家,特别是他们重辞采,重音律,重抒情,对提高文章的骈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庾肩吾文章传世不多,但颇能代表当时骈文“弥尚丽靡”的风尚,其文骈四俪六,对偶工整,通篇隶事,雕琢字句,标志着骈体文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此外,像陶弘景、吴均、丘迟、江淹、何逊等,都有骈文名作问世。齐、梁时期,骈体文统治了整个文坛,包括许多实用文体,无不骈化。但同时,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绮艳,格调卑弱,贵族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十分严重。陈朝沿袭齐梁遗风,依旧是骈文主宰文坛。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其《玉台新咏序》极尽工巧靡丽之能事。

北朝骈文远逊于南朝。北魏中期的袁翻、常景向南人学习骈文,尚处于学步阶段;北魏后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人的骈文标志着北朝文向南朝文的靠拢,但仍多模仿南人,缺乏特色。直至西魏末年,庾信、王褒等人由南朝北宋,骈文始盛。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骈文大家,他能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使骈文发展到了无施不可的地步。

骈体文是一种特别讲究艺术性和形式美的文体。用艳丽工巧的形式掩饰贫乏的内容,这是骈文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突出的弱点。骈体文在南北朝时期的畸形繁荣,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也使自己走人了死胡同。

然就在齐、梁骈文鼎盛之时,又有人起而批评骈文。在南朝而反南朝文风者,前有范缜,后有裴子野,他们反对骈俪,不尚淫靡之词,代表了文章由文而质的转变趋势。北朝散文虽受南朝影响,然自有特色。颜之推倡导古今文体合流,其代表作《颜氏家训》质朴无华,别具一格;郦道元的《水经注》骈散相间,以散为主,对后世山水散文的发展影响巨大;杨涄之的《洛阳伽蓝记》,工于描绘,文笔流畅,以散体为主,但表现了较重的骈俪习气。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之文(如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小说家之文(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一些传统的散文名篇,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散文发展的成就。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汉代大赋也表现了不容忽视的弊病与局限。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不少辞赋作家和优秀作品,并且汉大赋逐渐被抒情小赋所取代,赋的骈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建安时期的辞赋多为抒情小赋,题材亦渐趋日常化。曹植、王粲,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辞赋作家。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是这一时期抒情赋的代表作,在抒情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太康年间,赋作颇多,以小赋为主。但多数作品因袭前人,缺乏个性;雕琢太甚,较少情趣,总体成就不高,唯潘岳陆机、木华等人的部分赋作较有特色。

东晋辞赋又趋清新明快,最有成就的是陶渊明,其《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平淡自然,一如其诗,风格之独特为历来赋作所少见。总观三国、两晋辞赋,咏物抒情小赋占据主导地位,赋中整饬的偶句大增,辞藻渐趋华丽,骈化趋势明显,对南北朝骈体赋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辞赋转盛,名家名作颇多,而辞赋亦逐渐完成了其骈体化的过程。南朝赋仍以咏物抒情小赋为主。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铺排而不堆砌,风格清新明丽,是南朝咏物赋的代表作。鲍照是宋最杰出的辞赋家,其《芜城赋》最为人传诵,是南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齐赋作不多,较有影响的作家是谢朓。他的抒情小赋,由于声律理论的运用,在对偶精工和声律协调方面都更加留意,加速了抒情小赋的骈化进程。

梁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宫体诗人以同样的题材和风格来写辞赋,闲情艳语,华靡流荡,萧纳、萧绎为其代表。江淹是梁最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别赋》、《恨赋》最负盛名。其辞采精美,声韵和谐,用典繁密,笔墨纵横,将南朝的抒情骈体赋推向了成熟的阶段。陈赋作不多,唯徐陵的《鸳鸯赋》稍有名气。北朝辞赋虽代有所作,然名家名作极少。

在诗文辞赋发展的同时,小说的发展也引人注目。秦汉以来,方士活跃,神仙不死之说盛行,汉末又巫风大畅,加之道教、佛教的广泛传播,巫师、僧侣“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又使得老百姓极易接受封建迷信思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少记录鬼怪灵异的小说应运而生。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讲,多在宣传宗教迷信,但其中也确有一部分作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在这类志怪小说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兴起,清谈玄理之风极盛,而有钱有闲的士族文人、官僚又喜品评人物,于是以记录现实人物言行为对象的轶事小说,也开始跻身于文学之林。这些小说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级的生活、思想和心态,是人们了解和认识士族阶级的好材料。在这类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称出类拔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的幼年时期,虽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但也仅仅是初具规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技巧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六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理论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这一时期文学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把写人作为文学的真正主题,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迅速发展。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问世。曹丕的《典论·论文》,不仅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对各种文体加以分类,并对各种文体的特性加以概括;并且还运用文气说对不同作家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解释。这一切都表明了文学观念的更加明晰和文学在独立发展道路上的大步前进。这一时期,文学界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争论,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本身的深入研究。又由于南朝文学贵族化、形式化的倾向严重,也引起部分进步文人的尖锐批评和深入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勰和钟嵘分别写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这两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对文体、创作和文学批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诗品》不仅品评了汉魏以来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这两部著作,不仅有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鲜明倾向,而且把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萧统的《文选序》,梁元帝的《金楼子·立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表了对文学的看法。

综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成就卓著。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它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创造了文学的新形式,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技法,提高了文学创作的文字技巧,发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文体多样化、题材多样化、风格多样化,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创作自由的第一个春天。

隋唐五代文学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独具机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