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学史(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史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形成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创造期，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必须纳入到文化的综合动态的系统中来，将它置于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审视。例如，对史传文学、诸子哲理艺术散文的研究，即涉及到“史官文化”、“先秦理性精神”，以及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一系列文化问题；对《诗经》、楚辞的研究，亦涉及到南北文化、儒道源流及宗教、民俗等文化问题。而卓绝一世、彪炳百代的《庄》、《骚》的产生，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从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和时代精神氛围等与文化因素相关的方面，揭示其由于蓄势久远、积淀深沉从而以包罗万有、气象雄浑的面貌登上时代高峰的原由。可以说，先秦文学中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涉及到广泛的文化问题。因而对先秦文学的研究，离开了文化视角就无从切入和深入。

如果把我国文学的发展比喻为一条长河，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处于发源阶段；如果把我国文学比作是一座高楼大厦，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它的基石。因此，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认识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以及我国文学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远古口头文学除原始歌谣外，还有神话传说。古代神话丰富多彩，只因年久散失，未能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零星的片断，大都出于后世的传闻。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的神话较著名者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黄帝杀蚩尤》、《刑天与帝争神》和《羽民国》、《奇肱民》等，包括自然神话、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传奇神话诸类型。神话作为原始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和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形象地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神话还是人类永不复返的童年时代的艺术瑰宝。它以自身的壮丽奇伟和无穷魅力显示出高度的审美价值。神话又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以炽热的激情、神奇的幻想，表现了原始人类企图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愿望、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赞颂。

大约公元前21世纪时，传说夏禹的儿子夏后启建立了夏朝。有关夏朝的出土文物很少，古文献所载的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夏朝是否有文字，以及文字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约前14世纪），我国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夏、商都是奴隶制社会，当时的文学对阶级社会的某些现实已经有所反映。据《尚书·汤誓》所引，有两句夏代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反映了夏朝人民对夏桀暴虐统治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情绪。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前17世纪～前11世纪），这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大发展的时期。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中原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商旧都所在地）发现了大批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并且不能表达连贯的意义（不能组句），所以至今难于识别。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画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牧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雒邑（在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475）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周的国家性质，史学界说法不一。通行的意见，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但有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直到魏晋（甚至更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

周朝人在上层建筑方面所进行的开创更是商朝人所无法企及。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概就是指此而言。西周初期的文献资料保留到今天的就很多了，诸如《诗经》中的一部分《周颂》和《大雅》，《尚书》中的《牧誓》、《大诰》、《无逸》等十多篇，以及《周易》中的许多爻辞等。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周朝初年许多典章制度、文化措施的创立和周公联系起来，甚至说它们的许多篇章、许多条文都是周公制订的，于是周公遂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领域里的第一个大圣人。这种对于周公个人的迷信与崇拜，大约起源于孔子。这里面有夸张演义，但也反映了相当程度的现实。

西周时代的文学，今天所能见到的就是《诗经》的“雅”、“颂”和《尚书》里的一些篇章，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作品的内容也都是写的奴隶主，甚至大都是与奴隶主最高集团有关的事情。它们或者是歌颂某个祖先，或者是歌颂某个帝王，或者是某个有身分、有远见的大臣告诫某个年少的帝王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时代久远，所以文字都比较难读；但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是后代可以真正拿出来讲的我国最早的诗歌与散文。文学产生于劳动，这话不错；最古老的文学应该是口头传下来的歌谣与神话，这话也不错，但是记载那些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的著作出现得既晚，记载得又极简略，它们只能引发人的某种遐想，说明某种理论，而如果要把它们拿来当成一种作品读，那就不可能了。

西周后期统治集团的残暴腐朽和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情况可以从《诗经》“小雅”和《国语》的一些篇章中看到。西周政权终于在公元前771年被它西邻的“犬戎”民族灭掉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王朝的国都由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的镐京向东迁移到了今河南省的洛阳市，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周王朝的开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和文学都掀开了厚重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时代。

这个时期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周代的统治者为了制礼作乐和考察民情的需要，通过采诗和献诗的方式，搜集并整理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其中的民歌，题材广泛，诸如人民反对剥削压迫、不满战争徭役、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还有婚姻恋爱以及生产劳动等多方面社会生活都有所反映。《诗经》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如比兴的手法、整齐的章句、优美生动的语言、自然的韵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进步思想和艺术成就，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写实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就四言诗来说，《诗经》一出现便形成了一座高峰，几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它既标志着四言诗的开创，也标志着四言诗的完成，以后无论民歌还是文人诗的四言，就其总体而言，都不曾超越过它。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体散文《周书》、编年体历史散文《春秋》、语录体散文《论语》，除了以上三部书外，还有铸在铜器上的西周铭文等。《尚书》是一部古代文告和讲演录的综合集子，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和《夏书》，只能视为后人追记，《商书》中有部分属于当时文献，而《周书》则可全部视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告的真实记录，语言与《盘庚》一样，佶屈聱牙。《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大纲，它对春秋时期各国历史作了简要记载，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资料。《论语》是孔子言行以及孔子同其弟子们对话的记录。《春秋》和《论语》的记事记言，语言都简明平浅，不像《周书》那样古奥难懂。《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和汉儒纂辑的《礼记》被后代认定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合称“五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

战国时代是一个大混战、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迅猛发展，高度繁荣，英雄辈出，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士阶层的兴起与其在社会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之巨大。所谓“士”，原是指奴隶主阶级里的最下层的一部分人。但是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崩溃，这个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了，有些原是奴隶主中、上层的人，后来可能由于破落而降为了“士”；也有些原是奴隶或庶民的人，后来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升为了“士”。到了春秋末期，这个阶层的人物就已经相当有影响、相当可观了，例如孔子及其门徒就是这个阶层人物的杰出代表。到了战国的时代，随着贵族垄断教育的被突破，随着私人教育的发展，这个阶层里掌握知识、掌握技能，从而使自己具备文武才能的人物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类是属于思想家类型，这是沿着春秋末期孔子的那条道路发展下来的，如墨翟、老聃、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治理社会的方针，他们原来也是想与统治者合作，想有所作为，只是由于他们不被统治者所用，所以才只好自己关起门来著书立说的。他们这些著作的性质，司马谈早就在《论六家要旨》中说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药方”。即使现时没人用，他们也是希望日后能够有人用。这些人一般说来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他们到处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对于当权者却从不低头。他们宁可“以身徇道”，而决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所以这些思想家们大都是到处碰壁，在贫穷困顿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另一类相当活跃的“士”人是纵横家，所谓“纵横家”，其实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到处兜售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伙人的精神面貌各不相同，有的忠于某国，持论一贯，如张仪、陈轸；也有的没有固定准则，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有官做，政治主张可以随时变化，如苏秦、苏代等就是如此。除了这些以讲“合纵”、“连衡”闻名的纵横家外，当时还有很重要的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士”人出身的，如吴起、乐毅、蔺相如等。

战国时代还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下层“士”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平时也从未引起过什么人的注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见义勇为，做出了相当有声有色的令人感奋的举动，如鲁仲连、侯嬴、毛遂、荆轲等等就是如此。

战国时期的“士”人，大都思想积极，勇于建功立业，希望把自己的文武才干贡献给社会。他们敢想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不同学派的主张，他们敢于争辩，甚至彼此可以互相“攻击”得狗血喷头，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历史上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这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极其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