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国时代的常胜名将：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1.辉煌业绩，坎坷一生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后来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嫉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击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击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瘞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瘞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起兵法》的译本。
2.军事思想，博大精深
《吴起》原名《吴起兵法》，两汉时为四十八篇，后在流传中不断散失。至宋时已大部亡佚，所以南宋学者、礼部尚书王应麟说：“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缺）亡多矣”。当时已有木版印刷本，即是现在通行的《吴子》。
两汉后《吴起兵法》虽不断散失，但始终传世未绝，被改称为《吴子》。三国时魏太尉贾诩曾为之作注，唐时户部侍郎陆希声曾为之编次。北宋时礼部侍郎、武学负责人朱服及中国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为之校正。清代以前，所有学者，从未有人说不是吴起所著。明代学者胡应麟，虽然怀疑为“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但仍认为“非后世伪作”。自清代学者姚鼐等提出伪书之说后，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相继指为后人伪托。至今两种说法也未得到统一。我们认为：《吴子》全书内容和基本精神，与其他先秦古籍如《战国策》、《尉缭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记吴起事迹及思想符合，是吴起所著兵法的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后人整理、编次，有所增删和润色，其中也有当代人记录的他的言论，其内容可以代表吴起的军事思想。
（1）“先和而造大事”与“战胜易、守胜难”——基本战争观
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三是反对穷兵黩武，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主张慎战。
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他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五种。实际上是初步地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他所谓的“义兵”，就是为“禁暴救（制止）乱”而发动的战争，属于正义性质；其他四种，则属于非正义性质。
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师克在和不在众”和孙武“令民与上同意”等的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将“人和”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地位上。他说：“不和于国（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意志统一），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军内不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临战各部各行其事），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上下左右不能密切协同），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发动战争）。”吴起把政治看做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和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起继承了孙吴“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他认为采取必要手段，在战争中获取胜利并不困难，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使战争不再发生，则颇不容易。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绝不能穷兵黩武。否则，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即使每战皆胜，也必将耗尽国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所以他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里所说的“五”、“四”……等，并非表示绝对数字，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467～1591年）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基本相同，但他晚于吴起两千年。
（2）“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的国防观点
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就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纲领性主张。他以“承桑氏（神农时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禹时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文德”与“武备”不能偏废的道理。文德即政治，武备即军事，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使二者密切结合，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国防。
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指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万民，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人民），使“百姓皆是（拥护）吾而非（反对）邻国”；“民安其宅，亲其有司（官吏）”，以达到国家、军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团结和睦。要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但在吴起生活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在对待奴隶主阶级的问题上，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和”的。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等“爱兵”行为，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主要是“要在强兵”和“先戒为宝”。他认为必须拿出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奉选练之士”，建设一支“其众可合而不离”，虽“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精锐常备军。并做好一切战备，才能巩固国防（固国）。
（3）“料敌”、“应变”、“因形用权”——主要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继承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视敌情判断（料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应变）。魏武侯魏击问他：魏国处于秦、楚、赵、齐、燕、韩“六国四守（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形势不利，如果发生战争，应如何进行？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陈治而不用”，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地理条件、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针对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以秦为例，他说：“秦性强（民众性格），其地险（地理环境），其政严，其赏罚信（政治措施），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士兵作战心理），故散而自战（作战特点）”。针对“散而自战”的特点，他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的基本战法。
具体战役、战斗的敌情、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化，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所以吴起在“审敌虚实”的基础上，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善于捕捉战机，以乘敌之危。他举出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前八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相对稳定的战机。如敌军因冒酷暑、严寒、狂风等恶劣气候，昼夜兼程急行军，以致士卒饥渴、军队疲惫时；又如敌军兵力不多，所处位置又水源缺乏，地形不利，以致人马染病，或粮尽援绝，军心动摇时等。后十三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如敌军远来新到，部署未定，设防之前，或过度疲劳、涉水半渡时等。经过一定时间，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这种战机瞬息即逝，所以必须“急击”。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概括为一条原则：“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起不但举出了敌人处于不利的危境时应当“击之”或“急击”的若干情况，而且也举出了当敌处有利地位，我处不利形势时应当“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如敌军在兵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精良时，敌人内部团结，纪律严明，将领贤能以及有“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时。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交战，保存实力。
依据敌情，采用“击之”或“避之”等不同的战法，吴起概括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本来是春秋以前的军事专著——《军志》中的一条原则，他不仅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加以发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见可而进”的“可”，这里已不是单指力量对比，而主要指的是战机。当时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时，坚决发动进攻，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难而退”的难，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是指即使经过主观努力，暂时也难以获胜的情况，这就应当退避一步，以等待或创造“可进”的战机。这种思想，已近似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
吴起不仅重视对敌军的一般情况判断，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并据之以运用谋略。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他认为这样才能“不劳而功举”。他举了十一个例子，如“其将愚而信（轻信）人，可诈而诱”；“轻便无谋，可劳而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阻断大路，开放险路），可邀而取”等等。总之，根据敌将品质和才能，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情况，分别采取欺诈、贿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和伏击、追击、袭击、火攻、水攻等战法，战胜敌人。当不了解当面敌军将领情况时，吴起还提出了战斗侦察的办法。派遣勇敢而身份较低的军官，“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败退），无务于得”，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从而判断敌将的智、愚，再据以决定自己的行动。
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料敌”、“应变”，根据敌情（包括敌将素质）及地理、天候等条件的不同和变化，采用灵活多变的不同战法去争取胜利。从军事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是带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
（4）“戒教为先”，“以治为胜”——军队建设思想
吴起极为重视军队建设，他主张建立一支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又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他认为兵不在众而在精，精兵三千，则“内出可以决围（突破重围），外入可以屠城（攻破城邑）”。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戒教为先”，“以治为胜”。也就是要狠抓教育、训练、纪律、组织这四个环节。
吴起认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作好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也就是说，只有先用新兴地主阶级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礼，来教育军民。用符合这个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义，来激励官兵，使他们懂得光荣与耻辱，才能使他们为争取光荣和避免耻辱而去为统治阶级战斗。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严刑明赏”固然重要，但“非所恃也”，不能完全依赖它来获取胜利。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吴起激发士气的办法，是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用。物质鼓励，就是对立功者赐以官爵田宅；精神鼓励，就是使有功者感到光荣。例如他曾建议魏击，在宗庙召开庆功宴会，座分前、中、后三行，“上功坐前行”，食上等酒菜，用贵重餐具；“次功坐中行”，待遇稍次；“无功坐后行”，一切从简。并将与会人员的家属，也召集到宗庙门外开会，不仅让他们看到自己夫、儿、兄、弟的座次情况，而且也同样按功给奖。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有功者必感光荣，无功者也会引以为耻，既鼓励了有功者，也激励了无功者。据说：“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万数”。吴起请求魏击，“试发无功者五万人”由他率领与秦作战，魏击同意了他的请求，授予他“车五百乘，骑三千匹”，结果“破秦五十万众”。人们评论说，“此励士之功也”。由此看来，吴起颇懂得一些军事心理的学问。
吴起在军队建设上，十分重视训练工作。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不会战斗技术），败其所不便（不熟练战术）”，因而，虽然常备军的士卒都是考选而来的精壮之士，仍需进行严格的训练。吴起提到的训练内容相当全面，既有单兵动作，如跪下、起立、行进、停止以及转法等（“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又有队列教练，如解散、集合、列队及队形变换等（“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而方之”），还有行军、宿营和掌握指挥信号以及保养马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训练方法，大有创新。他不用一般的同时集中训练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先训练少数骨干予以提高，再训练多数人员予以普及的办法。他说：“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先进的。
吴起虽然认为胜利不能专恃“严刑明赏”，但并非不重视军队纪律，而是极为强调。他说：“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因而，他要求士卒必须“任其上令”，绝对服从，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他处死未奉命而斩敌首级之卒的事例，足以说明他执法之严。他还规定作战时“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在军队组织上，吴起主张精锐部队应按照各人的特点进行编队。例如将“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编为一队）”，“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等。这样编队，有利于根据战术需要部署部队。在各队的编组上，吴起也主张量才使用，按士卒具体情况分配战斗任务。例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同时还吸收了管仲组军的精神，注意“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使同乡邻居之人编在同一什、伍之中，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
（5）“总文武”、“兼刚柔”——军事人才思想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提高。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具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据说一次战斗前，吴起的“左右进剑”，他说：“将，专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事也”。这很能说明他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要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和指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强调统军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强调到一人之去留，关系国家之兴亡，就未免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可见，吴起在军事人才思想上，和孙武等多数古代军事家一样，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因素。
3.军事科学，贡献发展
吴起的军事思想，是继承前一代、特别是孙武的军事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吴起对军事科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在战争观问题上有新的认识
孙武在战争观上，虽然已较前有所进步，认识到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还没有从性质上对战争进行研究。吴起则对战争发动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根据他的认识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两种类型，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但他的认识已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见解，比同时代的墨翟也有所深化，使我国的军事理论，在战争观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2）在思想工作上有新的方法
吴起吸取了春秋时宋襄公（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大夫子鱼所提“明耻教战”的基本精神，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教育军民，使他们愿意为封建统治作战。最可贵的是，吴起不仅仅采用上述属于理性号召的教育手段，而且还采取了属于感情号召的思想工作方法。他针对人人皆有自尊心、荣誉感，喜欢受人尊敬，不愿被人耻笑的心理，在大型宴会上，按照战功的有无、大小，规定三种不同的待遇，这对与会人员来说，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引起积极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将各人的父母妻儿也召集来参加大会，并使之享受同样的分等待遇，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荣誉感。尤其是对那些无战功的人员，绝大多数会产生想通过积极的作战行为表现，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观感的愿望。这种崭新的思想工作方法，不但在当时曾起过良好的效应，即使在现在，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3）在军队训练上有新的创造
吴起继承了春秋以来即重视军队训练的优良传统，对训练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军队训练置于关系到将士生死、战争胜败的高度上进行考察，并在晋悼公（公元前572年～前558年）曾经实施过的、分科训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全面的训练内容。特别是在训练方法上，创造了类似现代“几何基数累进式、扩散式”的训练方法，对我国军事训练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4）其他方面的新发展
除上述三点外，在战略战术思想、军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吴起也有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地方。例如孙武曾列举了“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征候，但他没有进行归纳。吴起将这些现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并总结出在何种情况下应“急击”或“击之”，在何种情况下应“避之”等。这就更加明确和条理化。又如孙武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吴起则要求得更高、更全面。不仅要求具备“威、德、仁、勇”和“理、备、果、戒、约”等基本条件，而且要求在作战指挥上能掌握“四机”。“四机”的内容，都是孙武提到过的，但将它们概括为四个关键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应视为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再如孙武虽然极为重视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但由于春秋时期仍以车战为主，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他的论述，在对地形的利用方面，稍有消极成分，对复杂的地形，往往主张“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求迅速通过离开（如圯地）。吴起则较为积极，他认为兵力少时要战胜敌人，一定要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他说：“用少者务隘”；还说：“以一击十，莫善于呃，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甚至还涉及到水战。这些理论比孙武时代又前进了一步，是吴起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贡献。
从史籍所记吴起一生事迹看，他极为重视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军事历史知识。他与魏斯、魏击等谈话时，经常引经据典，以史例来论证他的见解。据专家学者们的考证，我国最早的一部大量记录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历史的名著——《左传》，也与吴起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学者、中垒校尉刘向在《别录》中说：《左传》一书，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清代学者、刑部郎中姚鼐在《左氏补注序》中说：“《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增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现代学者童书业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郭沫若则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熟悉。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叫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孙开泰、徐勇两同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确认《左传》草创于左丘明，而编定于吴起。他们说：“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这样，吴起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也应该是我国先秦时期优秀的军事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