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1933年春天，陕甘边以耀县照金镇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特委根据中央苏维埃《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关于“一切在暴动时期的地方和红军新占领的地方组织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规定，于4月5日，在耀县照金镇薛家寨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机关驻薛家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委员、粮食委员、经济委员、内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肃反委员和赤卫军总指挥部等。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被认为在西北苏区时期，建立的省一级苏维埃政府中较早的一个。同年8月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转移到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南梁地区开展活动。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劳动、财政、文化、军事、肃反委员会。

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转变临时政权，创造陕甘边区的中心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确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之时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

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妇女、工农监察等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红色西北报》编辑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及赤安县、华池县、庆北县3个直属县苏维埃政府。除了陕甘边区政府外，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是陕甘宁地区早期建立的一个省一级苏区政府。

1934年，陕北根据地初具规模，陕北特委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随后，安定、绥德、神木等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安定白庙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土地、国民经济、裁判、工农监察、劳动、军事、粮食、教育等9个委员会，不久各委员会改为部及保卫、贸易两局。此外，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还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赤源等7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

1935年11月，随着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西北办事处也随之成立成立。西北办事处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的领导，重新划分调整了苏区行政区划，设立陕北、陕甘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三边3个特区。

1936年3月11日至15日，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市召开，选举出新一届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3月16日，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下设财政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裁判部、劳动部、粮食部、教育部、内务部、军事部、保卫局等。

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向对应，还有一个陕甘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陕甘省委成立，与此同时，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机关驻甘泉下寺湾。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部、裁判部、财政部、粮食部、教育部、工农监察部。此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7个直属县苏维埃政府。

1936年3月，由于国民党东北军进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撤销，所辖县归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5月，陕甘省撤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中国共产党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机构辖区与原来相同。

不可否认，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陕甘宁地区的人民政权机关经常发生变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权机关依然为革命、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例如在直罗镇歼灭战中，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隐蔽部队，筹集粮草，还组织了数百人的游击队、担架队，及时护送、转运伤员和物资。

直罗镇战役后，陕甘省委7个委员一起聚在王家坪，召开了一次省委全体会议。省委认真研究了目前的情况，针对本省党员数量少，力量薄弱的实际状况，强调建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胆的，猛烈的发展党员，普遍建立支部。”与此同时，省委还颁发了《党支部及区委暂行组织大纲》等文件，进一步强调健全党的组织，创建模范支部，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同时，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结合陕甘的特殊情况，作出了分田的决定，组织群众打土豪，分配房屋，农具和土地，划分阶级成分。

对当时的工作，陕甘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坚持政策，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消灭富农，基本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在土地政策具体实施中，陕甘省委、省政府认识到，当地大多数人住在地势平坦和靠近河川的地方，这里离城镇近，土地肥沃，人口集中，村落也比较大。在这种地方，土地则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

针对上述情况，陕甘省委、省政府决定的分田和划分阶级成分，主要是针对各种阶级的现状实行不同的政策，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由于陕甘省委、省政府能够按政策办事，所以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红色政权在陕甘省广大区域里，稳固的扎下来了。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摆在当地苏维埃政府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当时，红军在陕甘省的驻军有10000多人，再加上各级党组织、团体和政权的机关，这么多的人要吃饭，牲口要草料，全得由陕甘省政府来供应。但陕甘省的区域很大，人口并不多，经常与管辖区域的土豪打仗，也花费了不少经费。在这种情况下，买粮又没有钱，中央也没有钱拨给我们。怎么办？

经陕甘省委、省政府分析研究，眼下要解决这个粮食问题，只有到白区去打土豪，并加强运输队的力量。为此，陕甘省政府组织了两支运输队，每队有近两百匹牲口，近百名队员。队员每人都配有枪支弹药。两支运输队轮番到白区去打土豪，这样，才基本上保证了粮食的供应。

在粮食的分配上，陕甘省政府的分配顺序是，先部队、后团体，再是省委，最后是省政府。就是出现粮食暂时接济不上的事，饿肚子的也基本上是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好在这种事也并不常有。

光从白区去抢粮，显然不能满足根据地的需要，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但要发展根据地建设，陕甘省政府还面临着一个困难，那就是缺乏干部。

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当时的干部，大体上有3个来源，一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从红军中调出来的；二是当地刘志丹、谢子长开辟根据地后培养的干部；三是从当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培养的。前两类干部毕竟有限，但根据地政府的需要量又比较大，所以，从当地选拔培养干部是非常必需的。

当时，由于陕甘省有不少地方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那里群众的思想还远远不够解放，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出来当干部，存在害怕的思想，怕红军会撤离该地区，国民党回来找他们算账。还有一部分人满足于现状，觉得眼下的日子还过得去，不愿出来担风险。

针对这种情况，陕甘省政府认为要靠宣传教育，靠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深入人心。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指引下，陕甘省政府主席朱开铨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随着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深入人心。这个矛盾逐步得到了缓解。

在开展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陕甘省委、省政府还认识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还要在群众中树立起一个形象，那需要这个政权真心实意地位当地群众谋利益。为此，陕甘省政府的领导同志要求，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各部门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

有一次，陕甘省下属的肤施县派人赶来近400只羊，陕甘省委收到后打算把它分掉，他们正在算这单位分多少，那单位分多少。就在这时，时任陕甘省政府主席朱开铨正好外出回来碰到这件事，就问那个管分配的干部：“这羊是哪里来的？”

这名干部回答：“是肤施县送的。”

朱开铨又问：“是谁叫你分的？”

这名干部说：“是朱书记。”

于是，朱开铨便找到省委书记朱理治说：“这批羊赶来后应该由省政府接下来，这样事你不经过我们就处理啊？”

朱理治说：“那你说怎么办？”

朱开铨说：“我们刚到这里，群众基础不深，我们不是提倡打土豪分田地，关心群众，搞好经济工作吗？这么多羊就吃掉啊？我建议分给群众。”

朱理治只好派人把羊都圈起来，后来在李富春、萧劲光等人支持下，把这批羊都分给群众了。

就这样，在陕甘省政府、陕北省政府及下辖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拥护，这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也为更为统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提供了条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西安实施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经过张学良同意，驻守在延安的东北军撤离延安，红军随即接防延安。1937年1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搬迁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心和党中央所在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了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日，1937年2月，党中央提出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主张。2月24日，任命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工作，开始着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

当年4月，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隆重召开会议，讨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5月12日，会议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与此同时，成立的陕北省委和陕甘宁省委随之撤销。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为主席。边区首府延安。自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