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春秋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在春秋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这既表现为在史书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论述；更体现为《孙子》这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兵书的出现。它们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左传》军事思想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所著。后人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特别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因此，把它看成是同《孙子》一样的将帅必读之书，可见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左传》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反对“去兵”。《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议论进行了反驳。如子罕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轫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这里，子罕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它是威慑不轨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国家的“废兴存亡”，君主的“昏明之术”都是由战争决定的，这又怎么能“去兵”呢？子罕论证了战争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赢得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据成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90年，晋国调解了戎和周王室之间的矛盾，使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但周刘康公企图趁戎因媾和疏于防备之际而突然发起进攻，叔服就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昭公元年记载，楚灵公在篡位前为令尹，服饰、警卫有如国君，他的野心谁都可看出来，当时晋国大夫赵孟、叔向对他作了分析，认为他可以取得一时成功，但不会有好结果：“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传》还以“直”和“曲”两个范畴来说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的思想。
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当时不少人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的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探寻战争胜败的原因。晋、楚城濮之战后，有人分析楚国在此战中的失败原因：“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其一，主张及时掌握战机。齐鲁长勺之战，鲁军实力不如对手，但结果是鲁军一举获胜，鲁庄公尚在莫名其妙，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其二，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孺葛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攻击方向，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失败。其三，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了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自大轻敌。
此外，《左传》中还叙述了不少具有新的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包围战、迂回战、侧击战、袭击战，等等。
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历史巨著，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但还没有将其抽象上升到理论。清代李之春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局促于经验罗列，表明《左传》军事思想的不够成熟性。
孔子军事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也从未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军事活动不能不加以注意。这决定了他的军事思想应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
主张慎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论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可见孔子早时对斋戒、战争和疾病是持慎重态度的。孔子这一看法虽很简单，但却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强调教而后战。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不仅重视“文教”，也强调“武教”。他认为要让人民去替统治者作战，首先需让人民接受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从孔子弟子的作战成绩中，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如在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中，孔子弟子冉有任季氏将帅，与齐作战获胜，战后季康子曾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这一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开展与深入。
要求将领必须足智足勇足谋。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首先应具有“好谋”善思的素质。《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同时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也必须具有“勇”的品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一个人应有六种品德，其中就有“勇”。但他提倡的勇是“义勇”，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主张“义”和“勇”联系起来，以“义”规范“勇”，这同单纯提倡“勇”有所不同。孔子还强调军事将领必须“足智”。认为“智者不惑”。
主张“足兵”。孔子重视军备，他把“足食”、“足兵”、“足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项基本措施。《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孔子认为国家如能做到粮食、军备充足，老百姓对国家就有信心了。显然，孔子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之”的必要前提条件来看待的。其二是关于信、食、兵三者的关系，孔子把“民信”置于立国之首，把“足食”、“足兵”看成是第二位的。其三，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片面地认为只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国家便会安定，这是主观片面的。其四，尽管孔子提出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去兵”的思想，但孔子把“足兵”作为立国的三项条件之一，这仍是他的思想境界高明于当时其他人的地方。
孔子的军事思想虽远未形成体系，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还是产生过影响的。
《老子》军事思想
《老子》又称《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老聃，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老子》书中的个别文字虽然带有战国色彩，但就书的总体思想来看，应该承认它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人称为兵书，唐王真说：《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苏辙也说：“……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应该说，《老子》本身不是兵书，而是哲学著作，但《老子》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理论总结，这就必须涉及到对军事活动的认识，因此，其中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是自然的。
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老子》较早地探讨了战争起因的问题。它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的现象，完全是由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引起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此，《老子》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老子看到了战争的严重后果，指出战争一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是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杀人之众”。因此，老子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表明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但老子也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即“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的情况下，老子认为也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而应“恬淡为上”。他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所谓“果”是指胜利。如果因为战争中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总的来说，老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
“善胜敌者不与”。从“坏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观点出发，老子提出在作战指导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所谓“不与”，即不和敌人作正面的交战。这一思想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思想有一致之处。但老子同时又强调“不争”、“无为”、“不争而善胜”，“无为故无败”，甚至说：“以无事取天下”，这就走向了片面。
“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发制人的思想。在作战指导上，老子提出后发制人，以退为进的原则。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原理应用到军事领域，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进行退却防御，然后再寻找时机进攻。所以，他说：“进道若退”，如果只顾进攻，便会陷入死路，“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不过，另一方面老子又过分拘泥于后发制人的观点、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只注重防御，而不敢实行有利的进攻，这就把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凝固消极化了。
“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强调在战争中要防止出现“轻敌”的思想。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敌我兵力相等，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有意甘心于居处不利的位置，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战胜敌方。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对范畴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和发展。在老子这里，还没有把“正”范畴运用到“用兵”方面，而是作为“治国”，即政治范畴看待的。运用“奇”、“正”的范畴，把“用兵”和“治国”在方法上的不同作了区别，体现了他对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同时，老子看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正复为奇”的命题。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但他提出“奇”、“正”范畴和“正复为奇”的命题，这对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充实与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范蠡军事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越国的上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的著作是作为兵书流传于世的。此书自汉以后失传。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吴越春秋》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
范蠡提出“随时以行”。所谓“时”，作为军事科学的范畴，是指时机或曰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范蠡的“随时”，“守时”，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勉强出兵作战，这时，应“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如果时机不成熟而盲目出兵作战，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能犹豫不决，而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因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之为灾”。
范蠡还提出“因”这一范畴。他说：“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所谓“因”，就是指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用则阴，先胜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原则的不同应用，都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就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他还说：“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是说，如果敌向我进攻，我在不利的情况下，应先固守，待有利时机出现，再作反攻，在对敌人反攻时，必须全面考察敌方是否遭到了自然灾害，以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等情况，以避开敌人的有利条件，然后再实施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蠡和老子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后的一面，而否认进、刚、先这一面。范蠡则主张应根据战争条件的不同，或进或退，或先或后，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是要全面正确得多了。
《孙子兵法》
《孙子》是春秋末年孙武的军事著作。孙武字长卿，齐国人，后因内乱奔吴，以兵法见吴王阖庐，任将军。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字左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较系统的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
“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孙子》开始就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孙武把战争同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
孙武将战争同“利”的观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由此出发，孙武把“合于利”还是“不合于利”作为国家是否进行战争的客观标准。孙武所谓的“利”，即物质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孙武重视战争，但并不主张好战，他对战争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好恶情感而轻率地发动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一语，即是孙了慎战原则的扼要概括。
对战争胜负诸因素的认识。战争既是“国之大事”，那么对它就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然而，又以哪些方面来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呢？孙武认为：“经之以五，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吾以此知胜负矣。”即通过对五个方面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从中把握战争发展的真实情况，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孙子所认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的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即后人所称的“五事”。对于“五事”，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柯与之死。可与之生，弗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由此可见，所谓“五事”，实际包含了政治、军事、自然条件等因素。孙武同时还认为战争胜负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一点他是通过分析“用兵之害”的角度加以深刻的阐述的。他指出：“用兵之害”最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耗费，他以十万部队出征为例，“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孙子强调如无一定的经济力量作为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很难打赢的。“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文”、“武”结合的治军思想。孙武说：“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所谓“文”，即指运用政治教化等手段管理军队；“武”即指用军纪、军法军令等来约束军队。认为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治理好军队。在“文”的方面，孙武主张“爱卒”，“善俘”。在“武”的方面，孙武提倡“信赏”，“赏其先得者”；“明罚”等等。认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得，则不可用也。”孙武还认为平时应注意加强对士兵的教育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将才思想也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孙武首先对将帅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其次，对将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要求。他说：“将得，智、信、仁、勇、严也。”这里所谓“智”是指知识、智慧、机智能力等，属于能的范畴；“仁”，指对士兵的爱护；“勇”即勇敢，属德的范畴；“信”指赏罚有信；“严”指严于治军，这既属于德的范畴，实现它又须凭将帅个人才能的运用。可见，孙武对将领素质的五项要求，概括起来即是才能和品质两方面。这也就是说，在孙武看来，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称职的将帅。
作战指导思想。《孙子》在作战指导上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所谓的“不战”，就是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他推崇“伐谋一伐交”的“全胜”战略。
但“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是不易实现的理想境界，孙子更为注重的还是在现实的作战之中如何进行指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作战指导原则：一是“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二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在作战中力争主动，避免被动。至于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途径，孙武指出有以下几条：首先，注重重于战略谋划，即“庙算”。其次，做到“先处战地”，即先敌完成作战部署，以逸待劳。再次，“示形”，即以假象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误。三是“因敌变化而取胜”，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胜敌者，谓之神。”四是“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
攻防理论。《孙子》对攻防理论的论述是比较深刻的。它认为防守是造成自己不为敌人所胜的最好作战形式，进攻则是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最好形式：“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理论依据是，首先，防守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这就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其次，“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同样的兵力，用于防守则兵力显得有余，而用于进攻则会感到不足。关于防守，孙武提出的基本原则是：“第一，防守要坚固、隐蔽，如“藏于九地之下”；第二，防中有攻，做到既“藏于九地之下”，又“动于九天之上”。关于进攻，孙武提出的主要原则有：其一，“避实而击虚”，即进攻的方向应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环节；其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即进攻要有突然性；其三，“众击寡”，即集中兵力；其四，“携手若使一人”，即动作协调一致，等等。
《孙子》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瑰宝，它的许多基本理论原则直到今天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给予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