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格竹子志向遭挫败,见唐寅初次悟良知
(一)
王守仁的家在余姚城武顺门西边,靠着龙泉山。
王家在守仁的父亲王华老先生中状元以前算不上大户,所以住宅的格局不算大,房舍也不多,一大家子人住不下,从邻居家租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取名叫“瑞云楼”,一家人都在楼里住。后来王华中了状元做了官,又在前院加了个小小的门厅,盖了一间轿房,修起砖雕的门楼儿,在瑞云楼后的空地上盖了几间罩房,样式朴素得很,看不出官宦人家的气势。
听说守仁迎娶新夫人回来了,王华的如夫人杨氏满脸笑容直迎到二门。
杨氏这年也就三十来岁,可身子已经发了福,又白又胖像个新箍起来还没上漆的水桶,脸蛋儿像个发面馒头,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儿去了。可她自己并不觉得,走起路来还像小姑娘一样扭着腰肢,平时说话也总是娇滴滴的,只有吵架的时候才拿出真正的嗓门儿来。见守仁他们在二门里下了车,杨氏抢上前来拉住宜畹的手亲亲热热地上下端详:“多俊俏的新娘子哟!咱家大少爷可真有福。”嘴里说着奉承的话儿,眼睛直往宜畹的身后瞟,见抬进来的嫁妆足有二十几大箱,把半个院子都占满了,又羡慕又嫉妒,提高了嗓门儿尖声尖气地说:“不愧是千金大小姐,瞧这嫁妆多气派,我看千金也不止呢!”
这句市侩的话说得好没意思。
这些日子宜畹早从守仁嘴里把王家上下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知道这个杨氏不是什么贴心可靠的人儿。
守仁的父亲王华原有一妻一妾,夫人郑氏是守仁的生母,五年前已经去世了。侍妾杨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守俭,一个叫守章。守仁的母亲去世后王华又续了弦,新夫人赵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名叫守文,女儿叫守让。现在王华在京城做官,赵氏夫人带着儿女跟王华同住,杨氏带着两个儿子和守仁一起住在余姚。
守仁的父亲不肯带杨氏进京,因为这女人实在不是省油的灯,事儿多嘴碎,时不时还闹点儿闲事出来。自守仁的母亲去世后,杨氏对守仁就一直不好,后来王华续了弦,杨氏又欺负新夫人老实,时常找茬子和她争吵,惹得王华挺烦,就把她扔在了余姚老家。眼下王华在詹事府做官,虽然服侍太子,可詹事府是个清寒衙门,除了每月十六石大米的俸禄,其他没有一两银子的进项。京城、余姚两个家都靠这点儿官俸支撑着,日子过得挺紧巴。杨氏是个势利的人,手里没有闲钱,她待守仁就越发刻薄,她的两个儿子和守仁也不亲近。这么一来,守仁在这个家里就没什么亲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直到宜畹进了王家,守仁身边才总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了。
宜畹年纪虽然不大,却聪明得很,知道杨氏这样的小人不能得罪,进门前已经给她备了份厚礼。现在听杨氏说话这么市侩,又特意找出两匹上好的苏绸、一枚分量重些的金凤钗,自己这边略一安顿好,就把东西给杨氏送过去了。
哄住了杨氏,把家事都安顿好之后,宜畹开始督促着守仁读书作文章,准备考试。
老父亲是位状元公,守仁也是出了名的神童,这样的人不做个像样的官儿岂不惹人笑话?宜畹对丈夫要求不多,可“官太太”还是要做的。现在守仁只是童生,要中举人、考进士才有官做,前头的路还长着呢。可王守仁脑子太聪明,这样的人永远不安生,时不时总要闹出点儿故事来。
这天宜畹正在房里做针线活,守仁捧着一本书喜滋滋地跑进来:“我刚看了一本书,很有意思。”说着忙叨叨地念了起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念了一大段,问宜畹:“这里说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圣人境界吧?”
守仁念的是南宋朱熹老夫子所著的《补格物致知传》里的一段话。
原来《大学》一书里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话,而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一句尤其要紧,专门写了一篇《格致补传》的文章,守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不是圣人境界?宜畹哪里知道。
对宜畹来说,“圣人境界”是天上的星星,摘不到手,根本不想碰它。何况手上正忙着,头也不抬地回了声:“不知道。”
夫人对这问题全无兴趣,守仁倒是兴致勃勃:“我觉得仿佛是这意思!”见宜畹头也不抬,也不回话,就自己琢磨半天,忽然说,“我觉得‘格物致知’是个大道理!你想想,若能好好用一番功夫,悟到一个至关紧要的大道理,对天下事来一个融会贯通,真到了‘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地步,明明就是个‘圣人’境界!”
一听这话,诸宜畹扔了针线捂着肚子笑倒在床上。
见夫人笑话他,守仁有些不高兴了:“跟你商量大事呢!你不懂就算了,笑成这样干什么?”
说真的,守仁读的这些书宜畹没读过,这些拗口的大道理她也确实不懂。可有些道理不用看书,只要稍用脑子想想就能明白,她说:“我问你,全天下除了一位孔圣人,还出过别的‘圣人’吗?”
“还有孟子称‘亚圣’……”
“还有吗?”
守仁想了想,摇头:“没了。”
看着守仁的呆样宜畹忍不住笑:“你知道没了就好!天下人都知道‘圣人’是做不成的,别说真去做圣人,就算在这上头想想也是多余的!”
——宜畹这话不止她一个人这么说。走到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不管他是士农工商、贤愚精粗,只要问他“想不想做圣人”,此人回答的大概都是这句话。
被夫人迎头泼了一盆凉水,王守仁也没了兴头儿,捧着书本走开了。
宜畹把守仁的话看成了玩笑,可守仁心里却没放下“成圣人”的念头。
官家子弟,状元公的后人,打小儿就被人捧着、哄着、宠着。加上自己又确实有些才气,人见人夸,十多年的“夸奖”攒下来,把个守仁惯得不知天高地厚。现在他脑子一热,真要从“格物致知”四字动手,一鼓作气成个“圣人”,别说宜畹劝他不听,就算老父亲来了怕也拦不住。
于是守仁不管不顾,下定决心要“格物致知”,找一件有意思的东西潜心研究,一直研究到大彻大悟为止。后来一想:自己一个人琢磨有些寂寞,就把这个主意跟平时在一起混的小兄弟们说了。结果一帮公子哥儿却把这话当了玩笑,只有一个叫钱若木的小子觉得有趣。于是守仁就把钱若木领回家,俩人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守仁家里有一片竹林,竹子这东西挺好,蕴含的道理很多,岁寒不凋、虚心有节……干脆,就选定竹子做“格物”的标本,直到悟出一个天下通行、融会贯通、无所不至、无所不明的大道理为止!
说干就干,两个年轻人一人搬把椅子进了竹林,往那儿一坐,对着竹竿儿发起愣来。
守仁和钱若木就这么对着一片竹林一天天耗下去。整个白天都在竹林里转悠,或者对着竹竿儿发呆,晚上也在那儿坐着不走,困极了就叫人搭个竹床胡乱睡下。
见守仁没完没了地发疯,宜畹心疼了。但她知道守仁的脾气,认定了死理儿就一条道跑到黑,谁也劝不住。只有让他折腾到实在无路可走,自己罢手,才能算完。可她又觉得守仁这毕竟是在琢磨学问,要是自己跑去阻止,以后守仁在学问上就不肯下功夫了。这么一想,宜畹也就不去过问什么,只在守仁回来吃饭的时候问一句:“还去‘格’竹子吗?”
此时守仁已经熬得魂不守舍,呆呆地点头,宜畹也就不拦着,任他去。
这么昏天黑地地折腾了三天,钱若木眼看不是路子,就说自己得了感冒,一路打着喷嚏回家去了,剩了守仁一个人还在没白没黑地冲着竹子发愣。
以前守仁“发疯”时还有个姓钱的陪着,如今人家都打了退堂鼓,只剩守仁一个人在那儿犯傻,就显得特别惹眼了。宜畹心里知道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跟守仁真心亲近,除了说风凉话的就是看笑话的。现在守仁这个样子,只有自己能替他挡一挡,干脆搬把椅子坐在守仁身后,手里做些针线活儿,就这么一整天地陪着他。家里的丫环仆人从这儿过,看这夫妻俩一块儿犯傻,都捂着嘴偷笑。宜畹只当听不见、看不到。
到第五天,守仁的“母亲”杨氏过来探望。见守仁脸色发青,两眼呆滞,愣愣地对着竹林坐着,见人来了只是茫然地点点头,连句问候的话都不会说了。就一脸紧张地对宜畹说:“这孩子八成是冲撞了什么,中了邪了,依我看,不如找个道士来家里做场法事。”
其实杨氏说这些话,一是讽言刺语,想拿守仁当笑话;二是出个歪主意,给守仁难堪。如果宜畹真的听了她的主意,找什么道士来“驱邪”,这事传出去准得坏了守仁的名声。这样的花招宜畹哪会看不透?可杨氏好歹也是长辈,宜畹不愿意得罪她。就笑着说:“那些做大学问的人都是这样,并不稀奇。孔圣人小时候自己和泥捏一些小碗小盘子摆在门槛上当成礼器,学着公卿的样子跪拜行礼,邻居们看了也说这孩子‘傻’。可见自古至今,成大事的人都要过这样的关。”
杨氏没读过什么书,不知道这些圣人的典故。可她也不能就此让宜畹唬住:“这么说咱家这位大少爷将来也要做‘圣人’?”
对势利小人一定要不卑不亢。现在杨氏得寸进尺,宜畹也就郑重其事地对她说:“圣人不是人人能做。可相公的才气大家有目共睹,现在他要做大学问,琢磨大道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看单凭这份志气,以后就算做不成尚书也能当个侍郎。”
这一句话可厉害。
杨氏对守仁没有什么好心,可守仁的才气本领半个余姚城的人都知道。现在宜畹一句话递过来,立刻打掉了杨氏的气焰。杨氏忙说:“做大学问也别急在一时呀,要是累坏了身子可不值得。”
宜畹笑眯眯地道了几声谢,把杨氏送走,回来看着呆头呆脑的丈夫,禁不住悄悄叹了口气。
真是笨人有笨人的可气,聪明人也有聪明人的可恨。这个不着调的家伙,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折腾到第七天,守仁到底躺倒了。
守仁的身子从小就单薄,这次发傻整整七天七夜,内伤于神、外感于体,一场大病来得好凶!竟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就这么乱糟糟忙叨叨,把他们新婚后的第一个新年给混过去了。
闹病的时候守仁自然没工夫读书。后来慢慢闲了下来,也懒得看书,把养病当成借口,只管和一帮小兄弟到处游荡。宜畹见了就说他:“你这个人脑子一热就发疯,心一冷又是这样,不想做‘圣人’了?”
守仁叹一口气:“这些天下了不少功夫,一丝一毫的道理都悟不出,看来‘圣贤’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圣贤’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有这句话,说明王守仁这场“成圣贤”的试验彻底失败了。后人看了王守仁“格竹子”的事情也许觉得好笑,其实从这件小小的“傻事”里折射出的问题很大,也很值得深思。
显然,年轻的王守仁想要从几棵竹子上头“格物致知成圣贤”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因为在办这件事之前,王守仁已经连犯了三个大错:他不知道什么是“圣贤”,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圣贤”,更不知道一个人怎么才能“成圣贤”。
这就是俗语说的“一问三不知”吧?
有意思的是,对王守仁“格竹子”这件傻事儿古人的评价却极高。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做的傻事儿可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原因也简单:成与不成且不提,单是这个“成圣贤”的勇气就已经无比珍贵了。
人,生而平凡,有几个敢说自己立下了“成圣”的大志?可人生不立大志,失去的东西会更多。于是后人给王守仁“格竹子”以极高的评价,赞的就是他这股志气和勇气。
至于说“格竹子”的事儿看起来有些可笑,正应了老子那句名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句话看起来有趣,品味起来,深邃。
丈夫在人生道路上摔了个跟头,诸宜畹丝毫也没感觉到。听守仁说这泄气的话,她心里倒踏实了。
宜畹只是个低头过日子的女人家,能把自家小日子过好她便再无所求。至于像孔子、孟子那样吃苦受穷、颠沛流离的倒霉“圣人”,丈夫真去做她还不肯呢!现在守仁扔下“做圣人”的念头,宜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她也摸到了丈夫的脾气,知道这个人软的不听硬的不怕,却最吃捧,就笑着说:“不做圣人就算了,书总还要读吧?将来你考个功名,做了官,我也沾你的光,过几天好日子。”
宜畹这些话是太太哄丈夫的“法宝”,只这一捧,王守仁立刻得意起来:“你想让我做什么官?”
只要守仁不瞎闹腾宜畹就烧高香了,至于做什么官,其实不重要,随口应了一句:“也不要太大的官,做到侍郎就够了。”
侍郎是个从二品!还不大?宜畹这话纯是玩笑。守仁也就笑着回答:“好,我就考个功名,做个侍郎玩玩!”
做侍郎的话当然是玩笑,可从这天起守仁好歹又把功课捡起来了。
这一年正是乡试年,秋天守仁就要到杭州去考举人。对读书人来说,科举是头等大事。老父亲也从京城写信来,嘱咐守仁用功备考。宜畹拿着老父亲的信来劝他,守仁却说:“考个举人有什么难的?这时候就‘苦读’起来,到考进士的时候还不累死?”他每天照样游逛,一点儿也不肯用功。一直玩儿到临考,才带了个书童晃晃悠悠去了省城杭州。
不久喜报临门,守仁真就轻轻松松中了举人。
这一下诸宜畹再也无话可说,只剩下高兴了。而王守仁连书也不看照样中举,又一次在所有人面前露了脸,更是傲气得不得了。
第二年正是大比之年,于是守仁又在家里玩儿了小半年,直到过了春节才告别妻子,满腹豪情直奔京城,准备考状元、做翰林去了。哪想三场考罢,名落孙山。守仁并不泄气,回家复习三年,又进京城再赴科场,想不到再次铩羽而归。
(二)
眼看守仁连续两次都没考中进士,整整浪费六年光阴,老父亲王华有点儿不高兴了,觉得守仁待在余姚整天荒废学业,毫无长进。宜畹不知规劝丈夫,也让老先生不满。到守仁第二次落榜,老父亲干脆不让守仁回余姚,就留在京城,踏实苦读。
在老父亲身边王守仁该不会搞什么花样了吧?未必。
这一年,京城附近发生了两次地震,闹得人心惶惶。年底,蒙古鞑靼部骑兵连续进犯甘州、凉州等地,和明军连番激战,宣府、辽东也发生战事,边疆警报频传。
听了这个消息,正在家里闭门苦读的王守仁又激动起来,心里萌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就把“四书五经”扔在一边,翻出《孙子兵法》看了起来。闲来无事,又弄来一堆瓜子花生之类的在院里空地上摆列阵法,琢磨步、骑兵进退攻伐的章法,虽然只限于纸上谈兵,倒也搞得有模有样。
老父亲王华原本对儿子的功课盯得挺紧,可现在守仁忽然扔下功课折腾起兵法来,王华倒没吭声。在这位老先生看来,国家正在多事之秋,守仁有心为国效命也不是坏事,反正离大考还有三年,也不急在一时,就任由守仁自己研究兵书,不加干涉。
可老父亲没想到,守仁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特别有热情,咬住就不放。现在闷下头来琢磨兵法,一用功就是整整一年!这么下去怕是又要耽误功课了。
这天守仁正在屋里用功,老父亲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平时父亲轻易不到自己屋里来,每次来必有要紧的话说。尤其老父亲平素不苟言笑,今天却是笑着来的,守仁心里更有点儿说不出的紧张,赶紧起身让座,自己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垂手而立,等父亲教训。
其实跟儿子聊天王华也有点儿紧张——就是因为紧张,才变得笑容可掬。在书案旁坐下,一时还真找不到说辞,就把堆在案上的纸头儿翻了一遍。然后尽量把语气放得平稳些:“又看兵书呢?”
听父亲这么问,守仁害怕父亲责备自己研究兵法耽误功课,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王华看出儿子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就问:“你研究兵法也有段日子了,有什么心得吗?”
见父亲并不出言责备,反而问得亲切,守仁的胆子大了些,张嘴就是一句:“父亲是否觉得本朝兵势之弱、将才之缺是历朝所罕有?像南宋那样的残破朝廷,还有岳飞、韩世忠、宗泽这些名将,可眼下咱大明朝连一员像样的名将也数不出来!再这么下去,早晚出大事。”
年轻人都会有这些偏激的想法,一点儿也不稀奇。王华点了点头:“说得有理,本朝名将不多,自成化年间就是如此……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对这些事守仁倒有想法,只是平时当着父亲的面不太敢说。现在听父亲问自己怎么办,犹豫了片刻,答道:“朝廷用人需在长远处着眼,先挑选一批有志向的公卿后裔、世家子弟,由朝廷委任文武全才之士加以培养,将来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世家子不至于毫无作为。”
守仁提的这个想法对边防颇有益处,王华微微点头:“不错。”
听父亲说“不错”,守仁的胆子大了些,接着又说:“兵部应该每年抽调官员到边境巡视,关防有了漏洞,当场着令士卒修补,边军将士有什么需要,也由这些官员直接向朝廷奏报。有兵部官员直接督促,边关的战备就能做得好些。”
守仁这话说得很实在,王华又是微微点头:“有道理。”
见老父亲连连赞许,守仁更来了兴致:“我觉得这些年边军最大的毛病就是行动迟缓。长城外的蒙古人有的是好马。听说一个蒙古骑兵上阵时可以配两三匹战马,轮换着骑,一天一夜能奔驰数百里。可咱们军中骑兵有限,步兵跟不上骑兵,战车火炮又笨重,结果是骑兵不够使,步兵跑不动,火器给养跟不上。遇到蒙古人偷袭,部队还没集结,敌人都跑光了,这个仗怎么打?”
王华微微一笑:“你有什么好办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练一支精兵。我看不妨从驻军每一万人中精选三千人留在边关外头,给他们配备最好的马匹、兵器、车辆,专门用来和蒙古人作战。其他人马调回来守关,这样既省了钱粮,又加快了兵马调动的速度。”
守仁所说的办法竟和朝廷从边军中抽调精兵组建“墩军”的思路不谋而合。虽然显出了年轻人对军国大事的无知——因为“墩军”制度早就正式推行了。可毕竟守仁这个想法是对路的。老父亲听了倒很高兴:“抽调回来的兵马如何安置?”
“长城一线地广人稀,有的是土地,可以把地分给他们,让军人在边境附近囤垦,种出来的粮食一半自己吃,另一半支援在前线作战的精锐部队。”
这个想法又和朝廷的思路完全一致。
说实话,王华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政事方面有这样的天分,谈起军政大事居然头头是道!心里十分高兴,不由得连连点头:“你这话都有道理。”
眼看自己说一句,父亲赞一声,守仁心里十分得意,嗓门也越来越高了:“眼下军队里人事浮滥,赏罚不明,很多边关将领不是靠战功升迁,而是靠裙带关系。这些人没有战功,胆子又小,到了任上只知道盘剥军士、勒索地方,打起仗来却不顶用。对这些无能之辈一定要严加整饬。”
裙带关系是天下第一大“关系”,要是随便就整饬得动,朝廷还会是现在这个局面吗?王华忍不住微微摇头:“这一条可不容易办到……你接着说。”
“我总结了这么八条。”守仁在桌上的纸堆里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来,“一是蓄材以备急,平时培养人才,战时就有将才可用;二是舍短以用长,那些有战功的边将往往粗鲁暴烈,身上毛病多,对这些人不要计较小节,应该量材使用;三是简师省费,裁撤老弱兵员,节省军费;四是囤田自足;五是严格军法;六是恩遇士卒以励士气;七是用兵之时舍小利以顾大局;八是严守以乘弊,平时坚守不出,待敌一露破绽,就集中兵力出塞攻打,务求犁庭扫穴,一鼓全歼!”
说实话,守仁所总结的这八条兵法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一个从未接触过政事的年轻人,可以“纸上谈兵”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难得了。
王华今天来是要劝守仁在“四书”上头多下功夫的。可他知道守仁聪明透顶,狂放热烈,颇有豪气,这是个成大事的性格,不能随便打击,最好是把道理讲通,让守仁自己改弦易辙。他手捋胡须沉吟半晌才说:“你这一年的书没白看,说的话都有道理。可你认为大明朝‘连南宋都不如’就偏激了。我朝立国之时谋士如云、勇将如雨,因为那时候太祖皇帝光复山河,百战强兵,练出一批名臣大将来。正统年间也没有名将,我军在土木堡大败,蒙古人直逼京师,一场决战,石亨、郭登、范广这样的名将就顺势而出了。本朝看似没有名将,主要是因为眼下没有大仗可打。”
父亲这些话守仁不太能接受:“这些年边境年年有事,怎么会没有仗打?分明是这些庸碌之才不敢出战。”
“有你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很多。可你想过没有,咱们既然已经修了长城,为什么还要轻易出塞作战呢?”
父亲话里有话,守仁不敢插嘴,老老实实地听着。
王华不急不躁,一字一句缓缓地说:“年轻人,一提到打仗,十个有九个要说‘开疆拓土’。可真正说到开疆拓土,那些适宜农耕的上好土地都在大明境内。长城以外不是草原大漠就是酷寒之地,大多不适合农耕,占领这些土地再开垦出来,能打几粒粮食?相反,为了经营这些新开之地,我们却要在塞外驻扎多少军马,迁移多少百姓去囤垦?就算我们出兵把蒙古人逐退,围了一块土地囤垦起来,可时间一长,蒙古人缓过劲来,势必反扑!这些新囤之地孤悬塞外,难以自保,那时候恐怕还要再建一座长城去保护新开拓的地方,这笔开销算起来该有多大?又劳民伤财到什么程度?”
这样一笔细账像守仁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愿意算的。王华也知道儿子的想法,就不跟他算这个账了:“咱们不说开疆拓土,只说‘开塞出击,犁庭扫穴’。长城以外有多大地方你知道吗?那些草原大漠加起来并不比大明的疆域小!这么大的地方除了荒山就是大漠,连一座像样的城池都没有。我们的大军出塞之后往哪儿开进?打谁?粮秣给养如何供应?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在明敌人在暗,派去的兵少,蒙古人就会集结几倍的人马来攻;去的兵多,他们一看不敌,立刻四散而去,一天一夜能跑出几百里,我们的大军在草原上转悠,连个人影都见不着,饭也吃不饱。等大军疲惫了,露出空子了,这帮家伙突然聚集起来,呼啸而至!结果是:只有他打你,你打不着他。你说这个仗该怎么打?”
老父亲几句话把守仁问得无言以对。半天他才嘟哝一句:“也不能老是凭借长城固守,这样太被动了。”
听守仁说出这么幼稚的话,王华笑了起来:“你这就没见识了,长城虽然不会动,可它本身就是一件兵器,凭借长城固守,就是世上最凌厉的攻势。”
老父亲这句话让守仁彻底摸不着头脑了,闷了半天,说了一句:“儿子不明白。”
既然守仁说他不明白,老父亲就得让他弄明白,他解释说:“长城以外的蒙古人分成很多部族,所有部族都想从大明这里得到好处。如果一个部族侵扰边境得了便宜,其他部族就会一拥而上,抱成团儿到边境来抢掠。可现在我军凭借长城,把所有钻得进来的口子都堵上了,不管敌人攻哪一点,只要烽火一起,援兵顷刻就到,敌军袭扰边境不但捞不到好处,反而常吃败仗。人都是讲究实际的,眼看这个部族侵扰之后没得到便宜,其他部族就不愿出手了。这些蒙古人只有打仗的时候才会抱成一团,平时不打仗了,他们就各过各的日子,有些部族之间互相还有世仇,杀来杀去。现在长城突不破,他们没有大仗可打,自然就不会轻易抱成团儿。只要他们不抱团,每个部族的势力就都不算很强,不会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
王华说的都是实话,可王守仁并不能完全接受:“近百年来蒙古人突破长城也有多次,父亲怎么说‘不是心腹之患’呢?”
王华摇摇头:“你只看到蒙古人偶尔突破长城,却没往深处想:一来,长城只是一道边墙,后头还有重重险塞。唐宋之时,敌军时常突入中原,可我朝建立至今,从没有一支敌军能够深入中原腹地,这才是要紧的;二来,这些年蒙古人此兴彼衰,当年那些强盛的部落没几年就或衰落或消亡,已经换了多少代?可我大明始终岿然不动!所以敌我之间孰强孰弱不能只看表面,要从根本处着眼……”
被父亲一提示,王守仁有如醍醐灌顶,连连点头。
守仁把这个问题弄懂了,王华才接着往下说:“我刚才也说了,有长城做屏障,蒙古人侵扰边境就捞不到油水。可他们又急着从中原搞到粮食、棉花、布匹、茶叶,还有盐和铁,不然他们在草原上的日子会很难过。既然抢不解决问题,他们就只好和中原做贸易,用牛羊、马匹换取粮食、棉布、茶叶,这么一来就是大明朝说了算了。这些部族对大明恭顺的就准他贸易,不老实,就断他的贡市!咱们把长城关卡的大门一开,他们就能做买卖;把门一关,他们就没钱赚,甚至没饭吃、没衣穿。这时候他们当然只好听话了。”
这些王守仁真是没有想过,不禁笑了起来:“这招厉害。”
“这还不算厉害。如果这些部族有一支侵扰了边境,咱们就把城门一关,然后告诉所有部族:‘因为这个家伙惹了事,我们不得不停止贸易。’其他的部族平白无故赚不到钱了,他们能答应吗?这帮蒙古人自己就会去收拾那个惹事的部族,咱们只要坐在长城的城楼上看戏就行了。”
老父亲说的话确实是一般年轻人想不到的。现在听他这么一讲守仁也开了窍:“这么说,正是长城防线使蒙古各部族不能合为一体?”
“对!几百年前蒙古人曾经集结起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灭金灭宋,建国立朝,其疆域之广简直难以想象。可今天长城以外的蒙古人全是一盘散沙,这都是靠了长城之利。我大明朝自立国以来一直花大力气整固长城,甚至把京师都移到北边来,这是有一番深谋远虑的。”
王守仁低下头来凝神细想:可不,还真是这样!就笑着说:“孙武子有言:‘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长城防线就是孙子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吧?”
见儿子总算开窍了,王华也很高兴:“你这话说得好。‘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天下事都是这个道理。蒙古人要和咱们做朋友,就真心结交他们;可他要和咱们打仗,大明朝有的是雄兵坚城,也不怕他。”
王华不愧是个状元,文韬武略非同小可,谈起兵法头头是道,不由守仁不佩服:“父亲也曾研读过兵法吗?”
王华淡淡一笑:“其实文官之谋、武将之勇的根本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弄明白了其中的关窍所在,则文官也能治军,武将也能治国。”
老父亲教给守仁的这些话句句都是箴言,将来王守仁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这些道理都用得着。
虽然老父亲所说的话句句在理,可王守仁那个天生的聪明脑瓜儿还是琢磨出一些问题:“长城当然有用,可我军这么多年始终固守长城,年年消极防御,几乎从不出战。我想这还是因为朝廷没钱吧?”
这句话说到要紧的地方了。
长城固然有利,可自正统朝至今,明军几十年间凭借长城消极防御,局面搞得这么被动,说穿了,实在是因为军费不足。没钱,怎么打仗?
儿子说的话涉及朝政的根本问题,王华反而不想往深里说了:“这些年国内灾荒太多……”
这样的话就说服不了王守仁了,他毫不客气地抢过父亲的话头儿:“我看不是灾荒太多,而是朝廷开支过大。”
半晌,王华勉强应了一句:“开支也大……”
“可老百姓这些年没少缴税!为什么税收得越多,朝廷反倒越穷?”
是啊,为什么?
其实王华知道原因,可他从心眼儿里不愿意说。
见老父亲不吭声了,守仁就自己往下说:“当年鲁哀公因为饥荒要对鲁国百姓加征赋税,向孔圣人的弟子有若问计,有若不提增税,反而劝鲁哀公减税,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咱们大明朝怎么就不出几个有若这样的贤臣呢?”
发了一会儿愣,王华低声道:“早就有人劝过,不听……”
听父亲这么说,守仁的火气也上来了:“朝廷这些年收了多少税,边关将士却没饭吃,老百姓还是照样饿死!都说弘治朝是‘盛世’,可这几年没少饿死人!盛世还能饿死这么多人吗?”
“……是啊,钱都养了宦官,养了贵戚,养了王爷了。”
这是自家院儿里,关着门和儿子聊天,否则王华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大明王朝施政严酷,太祖、成祖、仁宗、宣宗都是英明之主,国势方强,还维持得住。到英宗、宪宗两朝就渐渐走了下坡路。如今弘治皇帝继位,为人慈和敦厚,是位有道明君,可惜办起事来优柔寡断,一味守成,不能进取。成化辛丑状元公王实庵先生是个正直纯臣,面对积弊忧心如焚,这几年也在皇帝面前委婉地劝说过几次。可朝廷痼疾已深,积重难返,王华的劝说起不了什么作用。
现在当着儿子的面,一向沉稳的王实庵意外地说出一句偏激话来。可王华知道,单凭偏激改变不了朝局,紧随其后的,只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见老父亲叹气,王守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好端端养那么多宦官干什么?都是祸国殃民之辈!当年太祖皇帝还专门立了铁牌,严禁太监干政,后人怎么就不听呢?”
要在平时,王华早就不往下说了。可今天这位老先生也动了感情,话多!扳着手指给儿子解释起来:“本朝的朝政架构向来如此。司礼监、东厂、锦衣卫是皇帝的耳目亲信……”
东厂、锦衣卫是皇家耳目,这是好听的话。其实天下人都称这些家伙为“鹰犬”。对这些走狗王守仁厌恶至极:“太监到了地方每每胡作非为,御史和地方官奏报上来,皇上又护着这帮阉子……”
王华微微摇头:“你这话错了。天子最担心的是乱政的叛臣贼子,所以安排亲信耳目监视官员。对这两股力量皇上一定要折中处置,抑其强,扶其弱。处理朝政、治理地方的权力在各级官员手里,太监没有实权,所以太监的势力是弱的,这么一来皇上就会打击朝臣,庇护太监。”
王华有些激动了,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这位城府极深的老先生居然把这些牵筋透骨的实话说出来了。
听了这些话守仁坐不住了:“皇上这样的搞法,太监一旦坐大,就会迫害朝臣,为祸作乱!”
王守仁年轻,话说不到点子上。王华轻轻摇头:“前朝曾出过王振、曹吉祥、汪直这些大宦官,一个个权倾朝野!可天子一旦感觉到太监为祸,只要一弹指,这些权阉立刻灰飞烟灭。为什么?因为太监只是个阉人,出了皇宫就没有他们的活路,皇上要杀这些人太容易了!所以天子不怕太监作乱……”
这一下子守仁有些明白了:“也就是说我朝的制度是朝臣提防太监,太监效命天子,天子敬重朝臣。”
王华点点头:“本朝制度环环制约,这是历朝所没有的。”
听到这儿守仁又明白了:“就是说只要皇上敬重大臣,朝政就清明;如果皇上不敬大臣,朝政就昏暗?”
父子之间,说些犯忌的话也无妨。王华点点头:“也可以这么说。”
一听这话守仁直跳起来:“说来说去,原来我大明朝的一切权柄只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他明则天下明,他暗则天下暗!”
听守仁把话头直指到皇帝身上去了,王华不由得沉下脸来。守仁吓了一跳,低下头不敢吭声了。
其实王华不高兴,并不是嫌守仁说得不对,恰恰相反,是自己这个聪明的儿子一语道破了玄机。
大明朝已经把治国之术发挥到了极致!正像王守仁说的:天下尽掌在天子一人手里,明倚内阁,暗操独治。天子明,天下明;天子暗,天下暗。
默然半晌,王华忽然沉声说道:“天子明决,是社稷之幸;天子不明,就是儒生没有尽责,未能辅弼朝廷。所以我们这些读书人一定要好好读书,要考功名,要做官!然后做诤臣,做谏臣,做忠臣!为了完成一谏,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王华说的是什么?他把孔圣人的两句名言放在一起说了。这两句话一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二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夫子把皇权比作猛虎恶犀,把人民利益比作玉璧。于是孔子认为:皇权如同猛兽,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如果皇权冲出笼子,人民利益因此受损,就要由儒生们承担责任!
怎样承担?
杀身成仁!
王实庵先生说的是孔孟儒学真正的内涵。
孔、孟二位圣人的话从没有藏起来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在眼前摆着呢!儒生们谁不读《论语》《孟子》?哪个不看《大学》《中庸》?看过这些书,就必然看见了这些能改天换地的大道理!至于看完之后懂不懂,懂了之后敢不敢照做,那就难说喽。
王华这人性格严厉迂缓,是个有城府的人。可这位老先生心里有那个“把皇权关进笼子”的想法,事到临头,也有“杀身成仁”的胆气。能得这两个真谛,说明王实庵不是奸佞小人,不是庸腐禄蠹!
至于守仁,和父亲如此深谈,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看到老父亲那个坚强执着的内心世界,令他又敬又佩。老父亲这些话对他一生事业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王实庵并不是个会表达感情的人,见儿子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里都是崇拜的意思,倒有点儿局促起来了。于是换了个话题:“有句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高’字你怎么看?”
“市井之人大概觉得当官的人作威作福就是‘高’了。”
王华摇了摇头:“这么说就偏了。读书人的高,就高在一个‘理’上。天下只有读书人肯思考,思考了才能明理,明理了才能做事。做什么事呢?不是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是尽忠职守、为民请命。当年孔圣人在齐国、鲁国求官,后来又周游列国,都是为了求得官职,因为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能真正去办大事、办正事。你将来要想报效国家、为民请命,就得先做官;要想做好官,现在就得多读书,从书里多做学问。学问做透了,才能把官做好。你说对不对?”
发了一会儿呆,守仁低下头来,老老实实地说了一句:“父亲指教得是。”
由这天起,王守仁抛开了年轻人的空想,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开始思考“从政”的意义。明白了原来考科举不是为了在人前显贵、升官发财。儒生们出来做官,是要为天下人做一番大事的。
也是从这天起,守仁真正把一切闲心都放下,连苦读了一年的兵书也都搁下,一门心思做起科举的学问来了。
(三)
转眼到了弘治十二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
这一年王守仁已经二十八岁,为了应付这次大考,他足足下了两年的苦功,把一部《四书集注》烂熟于心,平时又和父亲评论时事,在京城交朋结友,讲谈学问,自己在屋里也试写了无数文章,只觉心胸豁然,文思日进,对这次春闱大比已是志在必得。
能不能考得功名,有一半儿是运气。但守仁年纪也不小了,不管这次能否及第,该让他在京城名流面前露个脸了。状元公王实庵就在府里办了个诗会,邀请文坛名家来赴雅宴,希望守仁能和这些世伯、世叔多亲近,攒个人脉。
王华这个人诚朴厚道,很受弘治皇帝器重,学问又好,在京城有人缘,面子大,诗会这天凡被请的客人差不多都到了。一时间府里高朋满座,诗赋雅集,场面十分热闹。王华早早就在门口迎客,一边招呼客人,同时眼睛往街上看着。
没多久,一乘小轿抬了过来,轿里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穿一身简单的蓝布袍子,看起来很是朴素,甚至有点儿土气。老头儿个子不高,体态清瘦,眉毛疏淡,眼睛不大,微微眯着,嘴唇挺薄,习惯似的紧抿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着倔头倔脑的,走路的时候微微弓着腰。一见此人来了,王华几步迎上去,离着老远就拱手笑道:“西涯先生肯赏光,寒舍今日真是蓬荜生辉。”
来的这个人叫李东阳,王华今天办这个诗会,请来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就是他。
李东阳号西涯,湖广茶陵人,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机务。这位老先生能办事,敢劝谏,是位出了名的耿介直臣,而且才气极高,诗词文章冠绝一时,平生著述多至上百卷,是大明朝最著名的“台阁体”诗风领袖,京城文坛第一流的人物。人也好,不犯倔的时候很随和,跟王华是莫逆之交。
见李东阳到了,满屋子的客人都抢着过来和他打招呼。
眼看重要的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先到的人也写了几首好诗出来,把气氛搞得很热闹了,王华就把守仁叫过来和前辈们见礼。冲着王华的面子,那些官僚文士对守仁自然也十分客气,这个夸他的相貌,那个赞他的礼仪,哪句话好听就说哪句。
见大家把儿子夸了一顿,好听的话说得差不多了,王华才叹口气,对李东阳说:“这孩子不成器,至今未得功名。”
听说守仁没考上进士,李东阳微微一笑:“我看令公子不俗!以他的才气,今科必定得中状元!”
鼓励人的话嘛,当然就得这么说。这句夸人的话一出口,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七八张嘴一起说:“西涯先生法眼,一定不会看错。”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李东阳也有心试试守仁的才气,就站起身来高声笑道:“今天蒙实庵先生做东,京城名士到了一多半,正是盛会雅集,连厅堂里的风都带着墨香。我看就趁这机会让我这侄子作一首《状元赋》,大家观摩一下如何?”
一听这话王守仁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但在父亲面前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连头也不敢抬,只是拿眼角儿偷瞄着父亲。却见父亲笑而不语,似乎微微点头。
王华对自己的儿子非常了解,知道守仁才思敏捷,吟诗作赋都是拿手的,正想趁这机会让他在众人面前露露脸、扬扬名。至于文章优劣倒在其次,反正有李东阳在这儿托底,也出不了什么漏子。
见父亲没有阻止的意思,守仁也不客气,铺纸提笔一挥而就。李东阳拿过这篇《状元赋》看了一遍,高声赞道:“天才!天才!”
李东阳如此盛赞,可不得了!王华大喜过望,赶紧说:“西涯先生可把这孩子惯坏了。”
听李东阳赞守仁是天才,在场的人都争着拿过守仁的文章来看,也都一个个挑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今天这场盛宴王守仁只是个“借东风”的年轻人,李东阳才是真正的贵宾。现在守仁已经在众人面前露了脸,自然有人出来捧李东阳:“西涯先生是文坛泰斗,何不作一首供我辈追摹?”
一听这话李东阳赶紧拱手谦谢。
捧场的人既然张了嘴,自然要把场面一捧到底,哪里肯听,自行铺纸研墨,把李东阳硬拉过来,李东阳也不再推辞,略一沉吟,提笔录了一首:
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
李东阳不是个毛头小伙子,早就没有那股子狂放劲儿了,在这样的场合,他录的只是一首旧作。可不管新旧,这诗果然是好,词句孤淡苍陌,柔缓冲和,清逸雍容,毫无戾气。“文坛泰斗”四个字名不虚传。堂上宾客齐声喝彩,争相传阅。这种时候自然是谁身份高谁就站在前头,身份低些的在一旁帮衬。在一群老先生面前,守仁这样的后生晚辈自然就被挤到边儿上去了。
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这些吹吹拍拍的事儿。见没自己的事儿了,王守仁也就悄悄退开。一回头,见临门的桌上坐着个粗壮的年轻人,穿一件蓝葛布衫子,长着颗狮子一样的大脑袋,高颧骨大下巴,重眉毛小眼睛,一副厚嘴唇,两只招风耳,粗手大脚样子挺丑,一个人坐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头也不抬,似乎并不打算来凑这个热闹。
守仁并不认识这个人,可看他的样子觉得有趣,正犹豫着是不是过去打个招呼,已经有人走过来高声说:“西涯先生是文坛巨擘,献吉老弟是新进翘楚,也作一首让大家开开眼吧。”
听这人提到“献吉”二字,王守仁心里一动:难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才子李梦阳?
想不到父亲还真有面子,在家里办个诗会,居然把李梦阳都给请来了。
李梦阳,跟李东阳名字很像,一字之差。可这两位在诗文方面却是对头。
李梦阳字献吉,陕西庆阳人,二十一岁得了陕西乡试第一名解元,继而考中进士。这年才二十七,比守仁还小一岁。这个李献吉出了名地好喝酒,爱打架,刚直狂放,才气逼人,进京没多久就以诗词文章名动京师,几乎和李东阳比肩。凡是在京城住着又读过些书的,没有不知道这一老一少“二阳”的。
不过这老少二阳并不是朋友,他们在诗文方面的看法是对立的。
中国诗歌兴于魏晋,盛于唐宋,后来渐渐失去活力,到了明朝,竟演化出一种专门以凑合字数、追求漂亮、宣扬盛世、歌功颂德为主流的诗歌体裁,内容贫乏无趣,只追求文字华丽。因为这种无聊诗风在朝廷官员里特别盛行,所以被称为“台阁体”。如今大明朝君明臣直,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正合于时,更是把持了诗坛的主脉,把一切新东西都湮没了。
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位陕西才子李梦阳。
李梦阳这个人才气极高,脾气很大,对陈腐讨厌的“台阁体”恨之入骨,早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对着那帮专写“台阁体”的“老家伙”们开骂了。等到中了进士,入朝为官,更是无日不骂,无时不骂!一边骂,一边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诗风,结交了一大群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大家凑到一块儿边写诗边骂人。结果诗也出了名,骂也出了名。
而被李梦阳他们骂得最狠的就是内阁次辅李东阳。因为李东阳是京城里的文坛泰斗,当朝“台阁体”第一人。理所当然,他就成了这帮年轻人嘲骂的对象。
其实李梦阳骂李东阳,李东阳这位文坛前辈却不记恨。今天这个诗会,就是李东阳跟王华说了,专门把李梦阳请来的。不然王华哪会让这“二阳”在自己府上见面?这不是给李东阳难堪吗?
李东阳从年轻时候学的就是“台阁体”,到上了岁数,他自己也觉出“台阁体”不好的一面来了,平日写了不少拟古的诗作,虽不敢说日新月异,毕竟这推陈出新的意思还是很明确的。
可惜,在年轻人看来,“老家伙”的改变永远不够。
结果是李东阳这个“老家伙”一边自己下功夫,一边想跟李梦阳他们拉拉关系,不管文坛上也好,朝廷里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话,对这些年轻人提挈一把。可惜李梦阳他们根本不买账,一点儿不把“老家伙”放在眼里。今天李梦阳应王华之邀来赴诗会,眼看一帮当官的都围着李东阳溜须拍马,这个穷山沟里撅出来的愣杆子在一旁暗暗冷笑,满心想着要给这帮“老家伙”们一个难堪。现在有人请他“也作一首”,李梦阳也不推辞,抬起头来略一琢磨,挥笔就写: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大才子就是大才子,这首诗写得天雷滚滚,浊浪沉沉,格局雄健,气势逼人,真就把李东阳那首盖过了,在场的人没法儿不喝彩。
哪想到一个好儿还没叫完,李梦阳抓过诗笺两把扯个粉碎,往地上一扔,操着一口土腔说了句:“啥嘛,根本看不成!”转身回到桌前又自斟自饮喝起酒来。
这是成心找别扭……
李梦阳这一下把所有人弄了个扫兴。好在这些都是人情世故的老手,眨眼工夫又找到话题聊了起来。只是再没人搭理这个浑了巴叽的愣小子了。
一片热闹中,守仁笑呵呵地凑了过来:“献吉先生好,在下王守仁。”
李梦阳看了他一眼,随口说:“好呢。”
“咱们一块儿喝两杯?”
李梦阳还是一句:“好呢。”倒了杯酒一口喝干。俩人就这么默默地对坐了一会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互相不熟,加上刚刚闹了一场别扭,眼下李梦阳对王华没什么好气儿,对守仁自然也有点儿看不上的意思,不太想搭理他。见守仁坐在面前不走,就故意说:“听说你两回都没考上进士?”
李梦阳话里的意思是给守仁添堵,故意气他。守仁倒不以为意,微微一笑:“别人都以考不上进士为耻,我却以考不上进士就心急为耻。”
这句话答得挺妙,也合李梦阳的口味,对守仁的敌意立刻减了几分,又问:“你是李西涯的学生?”
守仁赶紧摇手:“家父和西涯先生是朋友。”
李梦阳在这里已经待烦了,觉得和守仁还对脾气,就站起身来:“这地方闷得慌,我知道一个地方不错,王兄有兴趣吗?”
李梦阳的“地方”守仁当然有兴趣,就跟着他出来了。
李梦阳带着守仁一直走到德胜门里,在崇教坊后头一条小胡同深处有个挺破的茶馆,门上挂着一块木板招牌,上头写着三个字:“谪仙居”。
谪仙,就是唐朝诗人李白。
招牌上这三个字写得敞手敞脚,歪歪斜斜,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细品却颇有风骨。守仁刚才看见李梦阳写诗,写得一手好颜体书法,现在一眼就认出,这三个乡巴佬一样又丑又倔又个性的字是出自他的手笔。
进了门,就闻着一股刺鼻的煤烟子味儿,一间厦屋里摆着五六张油漆斑驳的破桌子,十几条歪歪扭扭的烂板凳,茶博士在柜台边上缩着头打瞌睡,也不招呼客人。屋里散坐着十来个年轻人,扎成四五堆儿,每张桌上一壶茶,也没人去喝,一个个指手画脚地吵吵嚷嚷。见李梦阳进来,这帮年轻人有的起身拱手,有的只是随便挥挥手,胡乱问候一声。李梦阳走到柜上自己拿了一只茶壶、两个缺边少角的破茶碗,抓一把茶叶末子扔进壶里,拎过茶炉上烧着的大铜壶冲了一壶茶,给守仁和自己都倒上水,这才把桌边坐着的年轻人一一介绍给他:河南才子何景明,陕西来的康海、王九思,山东才子边贡,江南才子徐祯卿、顾璘……
好家伙!敢情半个大明朝的青年才俊都在这个不起眼的破茶馆里窝着呢!
这帮年轻才子们摊手敞脚地坐在烂板凳上,喝着又苦又酸的茶末子,粗声大嗓吆三喝四,狂放傲气旁若无人,一点儿虚文俗礼的假客气都没有。现在李梦阳一来,茶馆里头更热闹了。
一落座,李梦阳就跟大伙儿讲今天怎么折腾了李东阳这个“老家伙”一下,一帮年轻人都给他叫好。李梦阳喝了口水,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冲一帮兄弟们喊叫:“朝廷里的‘老家伙’比粪坑里的苍蝇还多,我一个人拾弄不过来!你们这帮家伙赶紧考中进士出来做官,咱一块儿跟这帮老家伙们斗!”
李梦阳的老乡王九思说:“满朝都是这帮老头子,一个个占着茅坑不拉屎,就知道混事!等老子将来做了御史台,非把他们一个个参倒不可!”
何景明笑着说:“你一个小小的御史想参当朝阁老?人家李东阳一抬手,先把你给参了。”
李梦阳把话接了过来:“我要是做了御史,可不打算参李东阳,咱们这位阁老诗写得烂,人品还不错。”
这倒是句公道话。诗好不好且不论,李东阳是位正直老臣,人品极好。
“那你想参谁?”
李梦阳拍着桌子吼着说:“我要参,就参张鹤龄那狗日的!”
寿宁侯张鹤龄是当朝张皇后的兄弟、大明朝的国舅爷。
弘治皇帝和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同,是个非常专情的人,后宫除了张皇后之外没有任何嫔妃。因为皇帝和皇后感情太好,国舅张鹤龄就仗着皇后的势力胡作非为,名声很臭,却没人敢参他,也参不倒他。
“参不倒?参不倒也要参!越是这种癞狗越要追着打,打断他的脊梁骨!”李梦阳操着一口陕西土腔高声说,“你这伙知道啥是个李梦阳?李梦阳就是‘胆’!咱这人天生就是个愣杆子,脑袋是用石头做的,不管他有啥势力,只要我看不顺眼,就拿脑袋去㨃!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把这污浊官场㨃几个窟窿!”
听李梦阳放出这样的话来,一屋子的人都给他叫好!王守仁也在一旁暗暗点头,觉得跟李梦阳他们在一块儿挺对脾气,就往边儿上一坐,听他们谈论古诗,随口批评朝政,或者口无遮拦地骂着“老家伙”,倒也爽快。
(四)
这一坐就一直坐到下午,却见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站在茶馆门外向里张望。
这年轻人戴一顶四方平定巾,穿件天青色绸衫,腰里系着绦子,高挑身材,生得长眉入鬓,目若星辰,唇似丹珠,俊朗帅气,仪态清雅,让人见了不由得多看两眼。江南才子顾璘一眼看见,赶紧迎了出来,把这个年轻人让进茶馆,高声说:“各位停一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吴门唐寅,我好不容易请过来的。”
好家伙,苏州才子唐伯虎到了!
唐寅这人可了不得,这一年刚刚三十岁,只比守仁大两岁,却成名已久,号称“诗画双绝,江南第一”,头年乡试考中了应天府第一名解元。虽然这一次唐寅还是头回进京来考进士,可他的诗画、名气早就传遍京城。所以唐寅一到京师,达官显贵都给惊动了,每天都有不少人捧着银子在他住的客栈门外等着,或求一画,或求一诗,也有名流士绅拿着名帖登门拜访,不为别的,只想和唐解元在一块儿坐坐,清谈几句。结果唐寅住的客栈门前车马如流,每天酬酢无虚,忙得一塌糊涂。今天顾璘还是摆出同乡的面子,好不容易把这位唐解元请到他们这个诗社里来。
这么一位人物到了,茶馆里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纷纷上前和唐寅见礼。唐寅这人儒雅得很,满脸带笑,话也不多,自己找个空位坐下,静静地听别人谈论。
这时候李梦阳又高谈阔论起来。三说两说就说到诗风的“复古”上头来了。坐在边上的何景明也喝了两杯酒,叫着“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大发感慨,众人齐声附和。
热闹之中,唐寅忽然慢声细气地说了句:“‘复古’是好,可惜二十年后也就俗了。”
这句话声音不高,却一语惊动四座,所有人都往这边看过来。李梦阳高声说:“魏晋风骨、盛唐气象过一千年也不会俗!”
唐寅笑吟吟地回道:“古人的‘风骨气象’自然不会俗。可今人写的诗再怎么也不会变成‘唐诗’。今天大明朝流行‘台阁体’,复古的诗风是一股新潮流,当然有几分真精神,等二十年后大明的学子们人人‘复古’,那时难免流俗。”
唐寅这几句话说得更不中听了,李梦阳顿时虎起脸来:“你认为大明的诗风应该如何?”
“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诗,心里要真诚,句子不妨直白些,意思不妨简洁些,写完了也不必非要给别人看。”
唐寅说“不给别人看”是孤芳自赏的清高意思。可李梦阳是个争锋弄潮的性子,唐寅这份孤傲自赏他接受不了,气呼呼地问:“不给别人看,写来干什么?”
唐寅跷起二郎腿,操着吴侬软语不紧不慢地说了句:“烧掉……”
一听这话李梦阳气不打一处来:“说这些没用,你写几首诗我看看!”
唐寅把手一抄,淡淡地说:“在下并不怎么会写诗。”
只这一句话,在座的人各自扭头去说自己的话题,再没人理他了。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人、北方人脾气性情大不相同。唐寅和李梦阳脾气相反,一个内敛一个外放。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狂放不羁、傲气十足!几句话不投机,弄僵了。这茶馆子是李梦阳的地头儿,结果唐伯虎让人家孤立起来了。
和唐寅一样,王守仁也是个“新来的”,看别人都冷落唐寅,守仁正好悄悄坐过来跟他打个招呼。守仁在江南颇有才名,唐寅也知道他,两个人就慢声细气地聊了起来。
聊来聊去,守仁问唐寅:“唐兄觉得献吉他们提出的‘复古’诗风不好吗?”
唐寅轻轻摇头:“倒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主要是看以后如何发展。”
在这方面守仁的看法倒和李梦阳相似:“唐宋以后文风确实不佳,本朝的‘台阁体’又庸弱……”
不等守仁把话说完,唐寅已经截住了话头:“‘台阁体’不好,都是应付人的空话,只知道歌功颂德,这样的诗,稍有心胸的人不屑于写它。献吉他们说‘复古’,是想找一股雄壮之气洗掉‘台阁体’的虚冗,这是对的。而且李献吉刚强勇猛、才气逼人,写的诗真的很好。咱们这些人诗不如他,做事也不如他。”
本以为唐寅对李梦阳很看不起,想不到他对李梦阳评价这么高。这一来守仁倒不明白了:“那唐兄怎么说献吉的诗将来会俗?”
唐寅连连摆手:“李献吉是个奇才,他的诗断不会俗!我是说这‘复古’的诗风很快就会俗起来。你想,以李梦阳他们这些人的才华勇气,将来必成一代文坛领袖,等他们成了大名,别人自然都来学他们,这一模仿,当然就俗了。”
原来唐寅说的是这个意思,李梦阳他们先前倒误会了。王守仁笑道:“那就不是献吉他们俗,而是别人要‘流俗’了。”
唐寅点点头,并没再说什么。可守仁这里回头一品,却有了感觉:“唐兄是说复古的诗风没有出路?”
唐寅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李献吉、何景明这几位的大名我在江南就听过。今天一见,倒觉得献吉他们太霸道,一味只称赞魏晋盛唐,对后人都不承认,表面上似乎是要打破俗冗,锐意革新,其实骨子里却把‘复古’二字看得太重,太强调古风古韵,这就成了泥古不化。可咱们毕竟是‘今人’,怎么也变不成‘古人’。所以这‘复古’诗风从根子上说是假的!一旦泛滥,就会变成另一种‘台阁体’,照样是拘束人心的东西。”
——“复古”诗风是假的……
唐寅这话可真让王守仁吃一惊:“依唐兄之见,若是复古之路走不通,今后诗词的出路当在哪里?”
唐寅沉吟片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李梦阳说前人‘古朴’,后人嘛,当然没法变成‘古’,可咱们就不能做到一个‘朴’字吗?现在的人说话越来越直白,我们写诗也应该直白,在直白里求一个‘朴’字,就是‘我’,有了‘我’才有意思。学摹古人,学来学去,‘我’在哪里?”
唐寅这番高论在守仁听来真是别开生面:“早听说唐兄的诗名著于江南,何不就作几首,让献吉他们看一下呢?”
唐寅淡淡一笑,仍然说了句:“我不怎么会写诗。”说着就把两只手一抄,微微仰起脸来,坐了片刻,又说,“也不怎么会骂人……”
想起李梦阳那老虎一样的气势,守仁不禁笑了起来:“我也不怎么会骂人。”
一句话把唐寅也逗笑了。
这天剩下的时间守仁就和唐寅清谈起来。
其实唐寅是个极淡泊的人;而守仁自幼家学渊源,是个一心求上进、要建功立业的人,这两个人在很多事的见解上并不相同。不过眼下在李梦阳的诗社里,这两位都是坐在边上插不上话的,所以私下一聊,倒聊得挺投机。
说来说去,王守仁忍不住问:“唐兄刚才说了一个‘朴’字,一个‘我’字,似乎大有意思?”
“不是两个字,只是一个字。‘朴’就是‘我’。”
唐寅说的这些话让守仁颇感兴趣:“能不能多讲讲?”
唐寅略想了想,慢条斯理地说:“说起儒学,早在汉唐就是天下显学,可真正把儒学当成大学问苦心钻研却始于宋。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几位前辈,到南宋又出了两位大儒,一位是朱熹老夫子,认为天下至理都在事事物物上,做学问应该从“格物致知”入手,广学博论,皓首穷经,读数不清的书,做数不清的思考,从而求得一个能把天下万事万物融会贯通的大道理,从此一通百通,达于‘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他这一脉后世称为‘理学’。另一位陆九渊先生和朱夫子是朋友,他认为天下至理皆在人的心里,心即是‘理’,讲究的是一切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思考所得就是道理,书看不看倒在其次。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后世把陆九渊的学问称为‘心学’。宋孝宗淳熙二年,这两位大宗师会于江西广信鹅湖寺,各展胸襟,纵论圣学,史称‘鹅湖之会’。”说到这里抬头望着守仁,笑问,“朱、陆两门学问,你觉得谁对谁错?”
朱子理学、陆子心学是儒学的两大流派,凡读书人,要么认同“理学”,要么认同“心学”,两者都认可或者两边都不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守仁的学问是“成化辛丑状元公”的老父亲督促着做的,他认同的当然是被朝廷推崇的朱子理学。于是点头答道:“我听父亲说过,朱子理学是微言大义;陆子心学‘近禅’,多半不通。”
王守仁和唐寅在性格、志向方面本就不同路,现在守仁这句话把两个人学术上的差异也给揭出来了:王守仁是朱子理学门徒,唐寅的学问功夫却在陆子心学上头。
大明朝廷推崇理学,贬抑心学。至于为什么发扬“理学”贬抑“心学”,这里面其实有一番不可告人的心术。对这些王守仁平时从没想过,偏偏聪明透顶的唐伯虎知道内幕。
今天这个破茶馆子里都是热血的年轻人,虽然话不投机,其实心气儿相通,意气相投。唐寅的话也就比平时多了:“朱、陆二位先生的理论都有道理,若仔细论起来,陆九渊的‘心学’更高些,也就因为这个‘高明’,后世人反而‘扬朱抑陆’,只推崇‘理学’,把‘心学’扔到一边去了。”
唐寅这么一说守仁就不明白了:“儒学是治国的大道理,为什么不用高明的,反而用浅显的?”
唐寅淡淡一笑:“我只是一点儿愚见,就当说着玩儿吧。朱熹让人多读书,多做学问,从书里领会出一番道理来,这样领悟出来的道理也许没有那么深、那么大,可读书人读什么书是朝廷规定好的,书里的字句如何解释,都是经过钦审钦议的,这样‘解释’出来的道理必是铁打的‘纲常’。读书人把‘纲常’认定了,思想统一了,大家才能坐到一起办国家大事。”他把那碗茶末子喝了一口,让自己的思绪略沉了沉,“读书人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些官员凑在一起就成了朝廷。朝廷嘛,自然是个办事的地方,办事的地方最讲规矩!所以想做官的读书人都得按‘理学’的路子走,道理上一致了,谁也不敢出格了,朝廷就有了规矩。这就像下棋一样,‘直车跳马架子炮’,这些全是规矩。有了这套规矩,随便两个人坐在一起就能‘下棋’,是输是赢,一切清清楚楚。所以朝廷推崇朱熹,不用陆九渊,就是要拢住人心,维持这个‘规矩’。”
听唐伯虎说出朝政的内情,王守仁恍然大悟。接着就想道:“可大家的思想都被拢在一套‘死规矩’里头,很多高明的主张岂不是……”
唐寅点点头,接过守仁的话:“很多高明主张都被搁置了。”
这一下王守仁就不懂了:“高明的主意反而不用,岂不是很可惜?”
王守仁这一声质问,是天下年轻人都会问的话!唐寅自己何尝不这么想?可他是个知道内情的人,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微微摇头:“是可惜。可治国未必要用最高明的主意,最重要的是讲究实际,何谓实际?就是一个‘忠’一个‘孝’,依此二字进去就错不了,若是出了这个格,则不问‘高明’与否,皆不可用。”
大明朝治理天下只在一个“忠”一个“孝”。“忠”就是忠君;“孝”就是孝顺父母——而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父亲”。所以忠、孝二字最后都落在“忠君”上头,除去这两个字,其他皆不可用。这就是朝廷的规矩。
朝廷这套“规矩”其实还有更多内情,只是再说下去未免过于敏感,所以唐伯虎不愿意说,王守仁也没有再问。
半天,唐寅又缓缓说道:“陆九渊的‘心学’也是个大学问。他认为天下事无不发自‘人心’,人心就是‘天理’,这是对的。人生在世,要有心,有思想,有见解,有‘自己’,不然就成了行尸走肉。可你有这么多思想和见解,处处特立独行,时时要破‘规矩’,这不是惹朝廷讨厌了吗?所以上头的人虽然也承认‘心学’是个学问,却认定陆九渊的学说‘近禅’,是瞎蒙乱猜、胡说八道,扔到一边去了。你想,读书是为了考功名,不依‘朱子理学’做学问就考不上进士。这么一来读书人都只认‘理学’,谁肯下功夫去讨论‘心学’呢?”
一听这话守仁笑了:“我看唐兄在‘心学’上头下的功夫就不少。”
唐寅笑着摆手,指着自己头上的帽子开玩笑说:“哪里哪里!我也是‘理学’门徒,不然哪来的这个‘解元’?”说着俩人都笑了。
“唐兄不妨再说说这个‘我’……”
唐寅想了想:“当世有儒、释、道三家。释和道,咱们姑且算它是一家。儒家讲究一个‘进去’,要做事;释、道讲究一个‘出来’,要放下,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你想,天下事纷纷扰扰,尔虞我诈,若进去了,污浊得很,把自己染黑了,不值;若说一切抛下,走出来,难免曲高和寡,孤苦难耐。怎么办?只能折中取势,有出有入、时出时入。要想进得来、出得去,就必须先找一个‘自我’。找到了‘自我’,就在心里树一间静室,随时把‘自我’养在里面。如此一来,世间一切纷扰都成了心外事,不至于污染身心。”
唐解元这些话王守仁闻所未闻,细想又觉得极有道理:“唐兄说的这个‘自我’究竟是什么?”
唐伯虎用手指轻轻点着桌面,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人心里的良知。”
“良知?”
“对!那些私心人欲皆是邪门歪道,不算‘自我’;咱们一说‘自我’,指的一定是良知!天下人只要懂得人事儿的,个个都有良知,若说一个人全是私心人欲,一点儿良知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这句话守仁倒能接受:“唐兄说得对!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由此可知,天下人皆有良知。”
唐寅脸上挂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良知是你我心中天生地造的赤子之心。人生在世,莫贪名利,莫缠世情,莫问得失,莫寻出入,只要牢牢守住这颗赤子之心,一尘不染,万事无碍。”
唐寅关于“人人都有良知”的话说得好。可他那个把良知“养”在静室、“一尘不染、万事无碍”的主张却片面了。
找到“自我”是很重要的。可想把“良知”养在静室却不容易。因为天下事纷纭复杂,不可能完全避过。就像强盗,你躲在屋里,他可以踹开门闯进来,那时怎么办?所以培护良知不能全靠“静养”,而是需要磨炼、磨炼、再磨炼。
不管怎么说,唐伯虎这番关乎“良知”的道理算是给王守仁打开了一扇窗,让他在理学之外得以另辟蹊径。至于“磨炼良知”,就要等守仁自己去悟了。
而唐伯虎,后来却在“静养良知”上头摔了大跟头。
(五)
从这天以后,王守仁渐渐成了李梦阳诗社里的常客。至于孤傲的唐寅,再没到诗社里来过。
一个月后,王守仁下了科场,三场考罢,点中二甲第七名进士。
进士及第,就是鲤鱼跳过了龙门,这一下王守仁终于放下心来了。就成天和李梦阳他们一帮年轻人混在一块儿,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喝了酒高兴起来,就把“老家伙”们拿出来损上一顿。可惜从上次见面之后,守仁就再也没见过唐寅的面。只隐约听说唐寅这场春闱落了榜,估计此时已经回苏州去了。
这天,一帮子年轻人又混到一起,写诗填词,议论朝政,吵吵嚷嚷大发感慨。正聊得热闹,李梦阳的老乡康海从外头进来,嘴里大呼小叫:“你们听说了没,唐寅让锦衣卫的人抓起来了!”
这一声咋呼可真厉害!所有人都停了话,一起往这边看来。守仁第一个问:“怎么回事?”
“听说这个唐寅,哦,还有他一个苏州老乡叫徐经的,这两个人花了大把的银子贿赂今科的副主考程敏政,从他手里买了考题……”
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居然贿赂考官!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奇闻。
“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
“我也是听人说的。”康海坐下喝了口水,“程敏政这个老家伙你们知道吧?”
程敏政大家当然知道,这是大明朝一位出了名的神童,十三岁就被皇帝特诏送进翰林院读书,十九岁得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二十三岁高中榜眼,从此平步青云。如今担任礼部右侍郎,皇上有什么诏令敕书都交给他写。名气之大仅次于李东阳,是京城文坛坐第二把交椅的“老家伙”……
顾璘在边上问:“我听说这老家伙傲得很,人倒挺正派,不至于出卖考题吧?”
顾璘是唐伯虎的老乡,说话难免向着乡亲。康海立刻冷笑一声:“他正派?你看见啦?!”
守仁赶紧说:“你们先别斗嘴,说事儿。”
康海喘了口气,又说:“唐寅和徐经俩人是一起进京的,这个徐经家里有的是钱!不知托了谁的关系,从程敏政手里买了考题,事先做好卷子让姓程的看过,等上了考场,徐经和唐寅就按事先准备好的卷子照抄一份,往上一送。程敏政看见卷子当然知道这是徐经,这是唐寅,然后红笔一勾,这不就中进士了吗?结果这个程敏政也真废物,硬是把事儿给办漏了。阅卷的时候一眼看见这两份考卷,老家伙一激动,当着所有考官的面顺嘴说出一句:‘这准是徐经、唐寅的卷子!’就这一句话,让给事中逮个正着,立刻参了他一本。这不,程敏政、徐经、唐寅都下了大狱了。”
康海这一句话引得众人齐声叫好。何景明说:“我早看出姓唐的是个骗子,上次来咱们诗社,一首诗都作不出来。”
康海对唐寅也有些看不惯,高声说:“这回可没他的好果子吃了!犯了这么重的罪,至少也得流配三千里,那个程敏政估计脑袋要搬家了。”
在座的才子们又是一片哗然。有叫好的,也有人觉得惋惜,还有人说几句风凉话,逗个趣儿。正闹着,忽然边上有人插了一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们哪知道实情?”众人一愣,扭头看去,却是山东才子边贡说话了。
边贡字廷实,也是位大才子,诗词文章和李梦阳、何景明不相上下。而且边贡运气好,二十岁就考中进士,今年才二十三岁,官已做到太常博士,茶馆里这帮才子就数他的官儿大。
现在这位太常博士忽然插话,似乎知道“内情”,王守仁赶紧凑过来问他:“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边贡把在座的人都看了一眼,掩着嘴神神秘秘地说:“跟你们说,这个事咱们哪儿说哪儿了,绝对不能传出去,不然就是给我找麻烦!”
一听这话所有人都点头:“行,我们保证不外传,你说吧。”
边贡又左右看看,这破茶馆里就他们几个人,这才压低了声音:“唐寅这事上头已经查出眉目来了,是个冤案。”
“怎么叫冤案?”
“早先阅卷的时候,那个程敏政不知吃了什么药,拿着两份卷子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这准是徐经、唐寅的卷子’,身为春闱主考,犯这样的大忌实在出人意料,结果让给事中把他当成‘舞弊者’给参了。皇上知道这事以后马上把程敏政调离考场,派李东阳去复查,你猜怎么着?唐寅、徐经这两份卷子都没录中。”
边贡的几句话把大家都搞糊涂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唐寅和徐经压根儿就没考上,都让程敏政给刷下来了!”
“就是说……”
边贡把两手一摊:“根本就没人作弊!你想啊,程敏政要是舞弊,这俩人咋会给刷下来呢?”
“那程老头阅卷的时候瞎叫唤什么呀?”
“吃饱撑的呗!”
一句话把所有人都说乐了。
其实这事儿并不奇怪。
科举是为国选才,并非文章写得精彩就一定能录中。有时候文章精彩,可是阐述的道理不合时政,或者略有犯忌之处,也可能被黜落。唐寅、徐经的文章被考官当众称赞,却没录取,应该是这方面的原因……
守仁最关心唐伯虎的情况,赶紧又问:“后来这事怎么处理的?”
边贡又把声音压低了些:“现在呀,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程敏政这事是个冤案,可问题是这事儿已经传出去了,天下的举子都听说了,所有人都在骂!这时候你说程敏政没舞弊?举子们不信!”
“那咋办?”
是啊,那怎么办呢?
这帮年轻人只有骂“老家伙”的本事最拿手,真正碰上这种朝廷要事,他们一个个都没主意。
边贡咂咂嘴:“进士大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太重要了。如果因为一个‘舞弊案’把名声搞臭了,失信于天下读书人,对朝廷是个不小的打击!所以上头已经定了:无论如何,就把这个案子当‘考场舞弊’来办!”
一听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帮年轻人志大才高,论本事个个都不得了。可他们毕竟是年轻人,单纯脆弱,现在听说有人受了陷害,而陷害他们竟是为了给朝廷赚一个“公平清廉”的名声,这几个年轻人心里都觉得难以接受。
为了“公平”而毁人前程?为了“清廉”而污人清白?
可是,如果不毁这三个人的前程,天下人就不信“公平”;不污这三个人的清白,天下人就不信“清廉”。这就是现实……
好半天,还是守仁问了一句:“朝廷怎么处置唐寅他们?”
“唐寅、徐经削籍,永不准再入科场。至于程敏政嘛,虽然罪不至死,丢官罢职是难免的,也许还得判个流刑,发配边关。”
听了这个消息,守仁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老天爷似乎有意为难唐寅,像他遇到的这桩冤案在史书上都找不出先例来。江南第一才子就这么倒了。
说真的,在这个诗社里还真没有人把唐寅当一回事。因为唐寅太孤傲了,这间诗社里的所有人他都没看在眼里,不肯当着他们的面写诗来证明自己的“才华”,甚至都没和这些才子们正经说几句话。这些人里只有王守仁和唐寅聊了几句。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已经让守仁知道:唐寅其人盛名无虚。因为他一句话就点中了李梦阳他们的要害。
——复古,复古,表面上是在反对“台阁体”。可是说了半天空话,发了半天牢骚,把“老家伙”骂来骂去的,说到底,这些年轻人非要写“古诗”,不是创新,而是在“守旧”……
想到这儿,守仁心里一动,忽然明白了唐伯虎被程敏政黜落的原因所在!
唐伯虎说对了:朝廷要的不是第一流的人才和最高明的主张,大明朝廷要的只是一群严守纲常、中规中矩的理学门徒。像唐寅这样特立独行的人,虽然写出的文章足以令考官惊叹,可这个官,轮不到他做。
怪不得李梦阳他们这么强势,唐寅却倒了。原来李梦阳的“复古”是理学,是纲常,是正宗;唐寅的“良知”是心学,是左道。在官场上,只有李梦阳这样的人才能站住脚。像唐寅这种孤僻清高的思考者,是一定会被击倒的。
唐寅就不该来考这个科举,因为他根本不适合当什么官。
看着李梦阳他们喝酒,写诗,手舞足蹈,高谈阔论,守仁忽然想:要是这位恬淡得像一团柳絮的唐寅又来了这个场合,他会怎么样呢?
估计这一回他不会再和李梦阳争执了。只是跷起二郎腿,抄着手坐着,微微扬着脸,两眼望天,带着一抹自得其乐的微笑,既不说话,也不写诗。
既然不说话,不写诗,那唐寅何必再来这个诗社?
也对,后来唐寅确实再没到这个诗社来过。
京城里这些年轻的才子们继续谈他们的复古诗风,骂着李东阳和他们那帮“台阁体”的老家伙;而老家伙们此时大概正在内阁签押房里写奏折,处理着天下大事。
回了家乡的唐寅,又在干什么呢?
唐寅是否已经找到了“自我”?王守仁不知道。可守仁却知道李梦阳他们并没找到“自我”,李东阳他们这帮办大事的老家伙们,似乎也没找到。
而守仁自己,也没找到。
到哪儿去找“自我”?王守仁不知道。可守仁却知道:闷在这个小茶馆里写复古诗,怕是永远也找不到……
发了一会儿愣,王守仁站起身来冲李梦阳拱拱手,走了。此时李梦阳正和别人吵得不亦乐乎,没工夫回答,只冲守仁挥了下手。
从这天起,这个当时大明朝最高级的诗社,守仁不怎么来了。
考上进士的第二年,即弘治十三年,守仁被任命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整天忙着公事,那个诗社,就再也不去了。